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杰哈德家住在加沙地带南端、与埃及交界的拉法难民营，当地武装人员时时同以军发生冲突。白天，他和朋友们制作类似手雷的土制炸弹，晚上向驻守在边境的以色列士兵投掷当然这很冒险。“我们要赶走他们，”杰哈德解释这样做的目的。以色列军方认为，这种土制手雷可以致命。“我们听到这种说法都笑了，”杰哈德说，“其实土制手雷爆炸时声音大，但炸不死人……10米之内炸伤是有可能的。”他说自己总共做过500多个手雷，每个造价7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5元）。卖炸药的商店为了表示支持，往往降低价格。钱从哪来呢？大家自发拼凑。“就象我们凑钱买足球一块踢一样，”杰哈德说。
海滩上还有其它派别的训练营。插着黑旗的是“圣战”组织，黄旗的是法塔赫。每个训练营前都有几十个孩子，年龄不超过18岁，最小的只有8岁。
两个年龄大些的男孩走过来攀谈。20岁的哈立德和22岁的穆撒在这里协助教练管理夏令营。他们的家在加沙北部比特·拉海亚难民营，难得到海边，很开心。聊天时，时不时有小孩跑过来要求照相。哈立德和穆撒商量了一下，决定邀请我到海滩边的“鱼”饭店坐坐，以便交谈。我知道那家饭店很贵，婉言谢绝，但来自难民营的两个小伙子似乎毫不知情，执意相请。
坐下来后，他们对服务员说，不要别的，三杯百事可乐。服务员有些为难地看了我们一眼。
他们俩都在学校里被发展成哈马斯成员，但不属于哈马斯军事组织。“军事训练营是全封闭的，我们也不能进去，”哈立德说。
哈马斯领导机构由七人委员会组成，分管政治、军事、保安、组织、宣传和监狱等部门。正式成员约2万多人，分“公开”、“秘密”和“军事”三部分。公开部分包括具有合法身份的人员，秘密部分指负责组织、动员游行和斗争的领导成员，军事部分则是训练有素、专门从事暴力活动的武装分子。哈立德和穆撒属于“公开”的哈马斯成员。
哈立德说，哈马斯物色军事成员时最看重他的心理素质，看他有没有准备好成为“烈士”。多起自杀爆炸被挫败或中途流产主要原因是执行者心理准备不足，关键时候退缩或乱了手脚。
“你们将来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呢？难道不想生活在‘和平’中吗？”我问这两个20出头的青年。穆撒坚定地看着我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永远没有和平，直到世界末日。”“为什么要杀平民呢，他们和你们一样啊……”“因为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平民，” 哈立德说，“还有，袭击军人难度更大。”
服务员递过来12谢克尔（约人民币25元）的帐单，他俩的表情有些意外。“街上一大瓶才4谢克尔，”哈立德对穆撒嘟囔了一句，转过来请我先到门外等候。我猜，他们要凑钱，不想让我看见。
萨达姆与萨达姆
杜拉家墙上由上至下挂着三张像：亚西尔·阿拉法特、萨达姆·侯赛因和穆罕默德·杜拉。萨达姆那张下面写着“伟大领袖萨达姆：和平缔造者”。
杜拉家庭在巴勒斯坦无人不知。2000年9月30日，巴以流血冲突爆发的第二天，巴勒斯坦警察同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南部尼茨萨利姆犹太人定居点路口交火。年仅12岁的穆罕默德·杜拉和父亲路过此地，不巧遭遇激战。情急之下，父亲拽着杜拉缩在路边果园墙根下的一个水泥管后，躲避右前方以军岗楼的枪弹。但是，直径80公分、高不足1米的水泥管，没能挡住子弹。最后，杜拉连中8弹，死在父亲膝盖上。
一名记者拍下了杜拉遇害的全过程，画面传开，震惊世界。为了纪念少年杜拉，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把每年10月1日定为“阿拉伯儿童日”。
2002年11月29日，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日”这一天，杜拉家又一个小生命诞生。为了怀念遇害的杜拉，父母再次以“穆罕默德·杜拉”命名新生儿。母亲艾玛尔说，“这是穆罕默德·杜拉生命的延续。”
而杜拉家的另一个儿子，正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发射导弹那天出生，父母起名“萨达姆”。我请“萨达姆”站到萨达姆的画像下面，拍了一张“萨达姆
与萨达姆”。
临街墙壁上，画有大幅杜拉肖像以及他在父亲身后躲避以军子弹的场景，下面写着“穆罕默德·杜拉：‘阿克萨起义’烈士。”
后来，我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边境曾经遇到一个名叫“萨达姆·侯赛因”的孩子。他家所在巷子里，贴满了萨达姆宣传画，大部分是青年时代萨达姆。“萨达姆”的父亲告诉我，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许多巴勒斯坦人将新生儿命名为“萨达姆”。
最爱戴萨达姆的也许不是伊拉克人，而是巴勒斯坦人。过去三年中，巴勒斯坦烈士家庭得到伊拉克政府提供的巨额经济补偿，同时巴勒斯坦人没有直接遭受到萨达姆暴政的伤害。另外，萨达姆敢与美国叫板的形象，更符合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叫“萨达姆”的孩子，一出生就背上历史；而更多背负着暴力冲突阴影的孩子，已经拿流血当游戏。
一个平常的日子。天天经过的道路旁边，多了群举着旗子玩耍的孩子。我停车观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拍摄。他们擎着黄色的法塔赫旗帜“哗啦”就围过来了。
“给我照相！”一个孩子说，“明天我要当烈士啦！”他笑得好像明天要去看一场电影。
“怎么当烈士？”
“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
“哪个定居点？”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尼兹萨利姆”。
“炸药哪里来的？”
“别人给的。”
“怎么训练？”
“不用训练，给我炸药就行了。”孩子们笑作一团。
随便拍了几张，我准备上车。他又过来拍拍我，挺起胸脯说：“再给我照一张，明天要登报纸的！”
几天以后，两个巴勒斯坦儿童在犹太人定居点附近涉嫌“为武装人员勘测地形”遭以色列军方逮捕。我不知道是不是见过的那几个。阿马德说不太可能，真正的袭击计划事先不会让别人知道。
而在约旦河西岸，终于发生了少年直接背起炸药的惨剧。2003年11月2日，一个刚刚过完16周岁生日的巴勒斯坦少年，2000年9月流血冲突爆发以来最年轻的“人体炸弹”之一，经过两天的跋涉，终于抵达距离以色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然而搜捕他的以军士兵已经出现在眼前。
以色列少校法因戈尔多说，萨希卜突然向军车奔来，并引爆了腰间的炸药。军车有装甲保护，爆炸只造成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萨希卜当场死亡。
萨希卜的父亲获悉后，斥责那些鼓动儿子实施爆炸的“阿克萨烈士旅”成员。他接受电台采访时说，以色列也许不会来推倒他的房子，因为萨希卜没能炸死任何人。
那天夜里，写完有关萨希卜的稿件，我站在地图前比划，发现他辗转了一个大三角，才来到爆炸地点。有报道说，对面出现以色列士兵的时候，他已经两天没吃饭。
无法想象他的绝望：前面是重兵，头顶是直升机，只好向装甲车冲去。
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受害者将是谁呢？
没有多少媒体报道萨希卜的故事，主要因为他没有炸死其他人。
我在地图前站了好一会儿。
“并非因为定居点比军队更能保证安全，而是没有定居点我们就无法维持军队在这些领土上的存在。”——以色列前国防部长 摩西·达扬
不做害怕的，就做可怕的。——韩国俳句《第十三个孩子》
“可怕的”还是“害怕的”？
曲阳向我说起，她的雇员穆罕默德家是加沙地带中部黛尔·拜莱赫村距离犹太人定居点最近的一户人家，经常在睡梦中被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推醒，要求出示身份证。我眼睛一亮，马上要求到他家里借宿一晚，实地体验与定居点为邻的滋味。
穆罕默德的母亲兴奋地接待了我。吉普车沿崎岖的土路颠到他们家门口时，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围了上来看热闹。水泥围墙砌出一个7、8个平方米的长条型院子，一头连着羊圈，另一头是一间平房，隔成三个卧室、卫生间和厨房，家徒四壁，灯光昏暗，气味浑浊。目光越过半人高的围墙，看见一片荒芜的田地，200米外就是犹太人定居点卡夫尔·达卢姆的势力范围。
6时半，穆罕默德一家十几口人围坐在一张凉席前吃简单的晚饭：奶酪、自制大饼、切成碎末的蔬菜。因为有我这个客人才炖一只鸽子。鸽子是客人的专利，孩子们只能眼巴巴看着。最小的孩子伊哈卜上小学二年级，盯着鸽子蠢蠢欲动，遭到父亲低声呵斥。我主动把鸽子放到他盘子里，伊哈卜露出了笑容，淘气地回敬父亲一眼。
然而，晚饭后坐在院子里纳凉需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比邻定居点，以色列军方规定每天晚上7时以后，全村实行宵禁，而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与定居点内以色列士兵的冲突几乎天天在宵禁之后上演。一旦枪声响起，便不能再坦然纳凉。
阿拉伯语中有个词叫作“撒哈勒”，意思是“夜谈”。每天晚饭过后，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通宵，被视为阿拉伯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大概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在沙漠中游牧，太阳落山后，酷热消散，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聊天。许多诗歌、音乐也就是在“撒哈勒”中产生。
今晚，穆罕默德家“撒哈勒”的中心自然是我这个外来者。男人们坐在一边，保持距离。女孩们略带害羞地把我围在中间，问长问短。伊哈卜和妹妹坐在门槛上，双手托着脑袋，忽闪着大眼睛听我们说话。父亲在地上铺了凉席，拿来两只绣着金顶清真寺图案的枕头，半卧着。晚风吹过，很是惬意。
“‘因提法达’（又称“阿克萨起义”，即2000年9月底爆发的巴以流血冲突）之前，我在犹太人定居点打工，一天150谢克尔（相当于300人民币），”一家之主、父亲法里克说。现在，加沙地带一名普通公司职员的月薪不过1500谢克尔。“因提法达”开始之后，犹太人定居点不再允许巴勒斯坦人进入，法里克失去工作，成了加沙75％失业率中的一个小数点。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整齐的歌声和拍手声。原来是十几个巴勒斯坦工人下班回村。因为已经进入宵禁时间，他们齐声唱歌、拍手，为的是“通知”以色列士兵他们不是企图接近定居点的武装人员。几个星期前，4名工人提着建筑工具走过定居点附近，被以军士兵当作手持武器的武装人员开枪打死。
伊哈卜拿出作业本来给大家看。第一篇作业是抄写：“我们的祖国巴勒斯坦，东起约旦，西临埃及，北接黎巴嫩，南面是沙特。”
“那么以色列在哪儿呢？”我问。
“没有以色列啊！”他一脸天真。
7时半，夜空中忽然升起一个耀眼的火球，悬浮在那里，一动不动。穆罕默德的母亲说，那是以军发射的照明弹，用来查看附近村庄情况。突然，“啪”一声枪响。坐在门槛上的伊哈卜和妹妹希巴好似受惊的兔子，一下子蹿进屋里。大人们也赶紧起身，收拾起毯子和餐具，宣告纳凉结束。
母亲关上院子和房间之间的铁门。枪声更稠密了。小妹妹希巴忽然想起自己的拖鞋还在院子里。母亲说，算了吧，别出去了。
屋里又潮又热。穆罕默德说，从枪声判断，不是交火，而是以军士兵开枪警告村里人不得外出。“他们经常在半夜胡乱开枪，吓唬村里的武装人员；”他说，“有时整晚不停，害得我不得不吃安眠药。”
可是，一旦发生交火，吃什么药都睡不着了。穆罕默德说，为了抓捕攻击定居点的武装人员，以军士兵多次半夜破门而入，查看全家人的身份证。交火激烈时，以军出动坦克向村庄开炮，穆罕默德家在最前沿。虽然炮弹不曾落到家里，但恐惧、惊吓却无时不在。由于宵禁，不能跑出房子躲避炮弹，穆罕默德的母亲说，“一旦开炮，我们全家就趴到厕所的地上。”因为厕所是这个50平方米的住宅内离定居点最远的一个角落。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土地就是财富，他们的钱财大部分用来买地。搬离一块土地，到别处生存，意味着倾家荡产从零开始，加上定居点附近的土地很难出售，穆罕默德一家没有搬离这个地方。
父亲法里克突然开口：“其实，定居者不是可怕的，而是害怕的。”他说，对面的犹太人定居点里住着200多名定居者和上千士兵，加沙地带17个主要定居点一共4000多名定居者。而仅仅黛尔·拜莱赫的巴勒斯坦人口就有9万，整个加沙地带150万。定居点，其实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以色列士兵之所以胡乱开枪，正是给自己壮胆。
入夜，整个村庄在黑暗中沉默了。外面由远及近传来“沙沙”声，地面微微颤动。穆罕默德的母亲把我带到窗户旁，掀起一角让我看。一辆巡逻的以色列坦克缓缓驶来，炮筒后的一束灯光划过窗口，穆罕默德的母亲赶紧把我按到地上。坦克顺着墙过去了，四周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穆罕默德的母亲把床让给我睡，并铺好了一床新被褥。我执意推却，最后在床边的地上
躺下。
夜里，几次被枪声惊醒。穆罕默德的母亲也我醒了，在床上平静地说，不要紧，只要不是开炮。
公鸡报晓，终于把村庄从噩梦中唤醒。穆罕默德围着屋子转了转，发现羊圈的铁皮房子上多了一个枪眼。早晨7时，宵禁才解除，但伊哈卜和妹妹必须6时半出发，赶到几公里外的德国援建小学上课，途中还要经过定居点附近。“定居者允许巴勒斯坦孩子沿定居点旁的公路去上学，但不能有大人跟着，”穆罕默德的母亲说，“但谁放心让孩子单独穿过定居点呢！”
晨光里，背书包的孩子们三五成群走向学校。他们脚下的泥地上，昨晚坦克履带碾过的痕迹清晰可见。
“魔窟”还是“世外桃源”？
在黛尔·拜莱赫度过一夜之后，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犹太人定居点是“魔窟”。加沙地带17个主要定居点的位置可谓精心选择，从南到北把整个加沙地带“管”起来，而且垄断了最好的水源、最肥沃的土地。这里的定居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盛产鲜花，行销世界各地。欧美市场上热门的以色列鲜花，一部分就产自加沙。17个定居点的面积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47％左右。而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数目统计十分混乱，只能说大约200个（不包括东耶路撒冷）。
在从北京到特拉维夫的飞机上，我结识了以色列人多佛拉赫。她的儿子扎黑住在加沙地带北部定居点埃里·西奈。由多佛拉赫牵线，扎黑一家允许我前去采访。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内的犹太人定居点，具有军事意义，没有熟人很难进入；而以色列境内的定居点则对外开放，出入平常。
乘坐以色列牌照出租车去埃里·西奈的路上，我有些紧张。因为这是一条专供定居者使用的公路，悬挂巴勒斯坦牌照的车辆禁止入内。享有“特权”的同时，行驶在公路上的定居者汽车也屡屡成为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伏击对象。
一路上，巡逻的以色列军车穿梭不断，枪口全都冲着外面。定居点入口处关卡，一男一女两个士兵检查了我的护照后放行。两扇大铁门前，以色列牌照的出租车停下，司机告诉我，这就是“埃里·西奈”。
一进门，我的脑海里只有四个字“世外桃源”。与纷乱嘈杂的加沙相比，这里能听见小鸟啁啾；加沙很少见到绿色，主干道欧麦尔·穆合塔尔中间一排棕榈树，总是垂头丧气，枝叶枯黄，而这里，满眼都是鲜花绿草，落英缤纷。唯一把我拉回到现实的是间或传来的炮声。
“别担心，那是士兵在操练，”扎黑的妻子加尼特到入口来“认领”我。这才知道我之所以顺利过关，进入定居点，是因为她在前一天已经把我的名字、护照号码、到达时间上报军方。
加尼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这也许是定居者的生存本能。她没有如我所愿地带我参观整个定居点。我只好在去她家的路上，四处打量这个想象中的“魔窟”。 83户定居者的小别墅整齐排列，一色白墙红瓦。这让我想起在国内采访过的江阴华西村所有楼房的外观一模一样，显示出某种一致的追求。整个定居点被铁丝网包围。加尼特说，以前巴勒斯坦人可以进来打工，但自从有人溜进来杀害定居者以后，一道铁丝网搁开了彼此。住宅区外围是大片农田，隐约可见高高耸立的了望塔。军车往来不断。
站在高处，可以望见加沙。咫尺之隔，居然天上人间。
加尼特的家是一栋两层小楼，摆设十分西化，跟以色列本土人家别无二致。5岁的小女儿坐在沙发上边看动画片边乐，看见我这个陌生人，有点害羞。那个动画片我在加沙也看过，不过是阿拉伯语对白，巴勒斯坦孩子看的时候也是咯咯直笑。
加尼特全家人住在这个定居点里，而工作的地方则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什克隆工业区。根据以色列政策法规，定居者可以低价购买住房，价格往往是以色列本土房价的1／4到1／2，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低息贷款、减免赋税。加尼特却告诉我，她选择这里居住的理由只有一个：“图清净”。
她的父亲，现年59岁的阿维·法拉汗，是埃里·西奈的创建者之一。这个定居点的建立始于另一个定居点的消失。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签订后，西奈半岛的14个定居点和2个中心城镇根据协议全部撤离，3000多城镇定居者和500多户农业定居者在1982年4月之前被陆续安置到西岸和加沙地带。加尼特一家就在82年最后一批离开西奈半岛的行列中。强行拆除定居点的当天，全家人哭着喊着恳求以色列警察不要拆除他们的家园。一名记者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