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自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以来，阿拉法特面临的最严重威胁。阿拉法特官邸内的绝大部分建筑已经被以色列推土机摧毁，只有他的办公楼孑然独立。
9月24日。以色列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停止围困阿拉法特的决议。
同一天，我和同事聂晓阳再次来到卡兰迪亚前“闯关”。我可怜兮兮地站到以色列士兵跟前，告诉他有两名同事被困在拉姆安拉，“没有食物，没有钱，我们必须去救人……”士兵白了我一眼：“别跟我讲故事！听得太多了！”
悻悻退到一旁，我们并没有放弃。不断跟士兵搭话、求情，或站在那里静静等他发话。过了很久很久，士兵突然说：“把证件拿来！”我心头一喜，赶紧递上护照和记者证。“如果进去，今天不可能再出来，”他合上护照，交还给我们说，“Have a nice day（再见）！”
闪念之间，我理解他说“再见”意味着放行，可以进入拉姆安拉。拽起同事，拔腿就往关卡里面走，一口气走出好几十米，我和同事对视一眼说：“进来了。”
事后同事告诉我，他认为以色列士兵说“再见”应该指禁止通行，要我们离开关卡。仔细一想，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无论如何，走向拉姆安拉时我想，士兵在背后开枪之前，至少会喊一句“停下！”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
附：围困最初，无法进入第一现场，我辗转联系到阿拉法特身边的一名卫兵阿里（非真名）。
他通过手机讲述了自己在被围官邸内的经历，内容还只限于当地时间9月20日：
“透过窗户，我看到以色列士兵开始在阿拉法特办公楼周围铺设铁丝网。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我觉得好像一只掐着脖子的手，越勒越紧……推土机的声音震耳欲聋，官邸内的绝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推倒。从19日午夜到20日上午，以军用炸药炸毁了一栋4层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住所和近10间阿拉法特卫戍部队营房。以军坦克还发射导弹摧毁官邸内的几十辆汽车，包括阿拉法特主席的专用救护车。”
“其实我现在站到窗户旁相当危险。昨天，一名来自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同事下楼时，被从窗户外射进来的子弹击中身亡。另外两个人受了伤。阿拉法特办公楼对面残存的几栋建筑里遍布以色列狙击手。任何人走出官邸或有异常举动，都会遭到射杀。今年3月官邸第一次被围困时，还没有这种情况。”
“官邸外围的40个人投降了。但更多的人还在阿拉法特身边。外面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阿拉法特拿起了他的WZ63型冲锋手枪。几十个卫兵守卫在他周围，大家齐声说，‘主席，我们用生命保证您的安全！’一名卫兵激动地对主席说：‘我要为您战斗，直到最后一滴血！’主席微笑了，他走上去亲吻那个卫兵的额头，然后对大家说：‘真主保佑，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去耶路撒冷’……”
一过卡兰迪亚检查站，十几名出租车司机一拥而上：“去官邸吗？”
“不是戒严了吗？”我问。有个叫纳比尔的司机一拍胸脯：“走吧，我知道怎么绕开坦克。”
街上人来人往，说不上繁华，但丝毫没有“戒严”迹象。正在疑惑，纳比尔说：“这里
是拉姆安拉郊外，还算是耶路撒冷。”又往前开了五六分钟，眼前出现一座“米黄色”的城市。与圣城耶路撒冷一样，拉姆安拉的绝大部分建筑外墙采用米黄色耶路撒冷石，依山而筑，错落有致。
但你绝不会错把这里当作耶路撒冷，因为街上的景象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不见行人，不见车辆，也没有亮着的交通指示灯。所有商店关闭门户。垃圾当街，被炸成废铁的汽车随处可见。无主车辆长时间停在街上，巡逻的以色列士兵便当作汽车炸弹引爆。看得见的活物只有野猫野狗，探出围墙的花朵提醒你，还有生命存在。这时，纳比尔说：“拉姆安拉到了。”
“拉姆安拉”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真主的意愿”。
今年3月以军展开大规模入侵西岸的“防卫墙”军事行动时，外国记者把封锁下的拉姆安拉比作“阳光下的鬼城”。
每次开到路口，纳比尔都要减速观望一阵，确信没有坦克后继续前行。戒严期间，以军坦克上街巡逻，打击任何移动目标。突然，纳比尔猛打方向盘，汽车“嗖”的一声向后退去，掉头拐进一条街。回头看，一辆土灰色坦克从背后缓缓驶来，后面跟着一个两层楼房高的庞然大物…推土机。这个家伙的翻斗就有一人多高。21日以军摧毁阿拉法特官邸内绝大部分建筑后决定撤出大部分推土机。
纳比尔说自己早就习惯了和坦克“捉迷藏”，但神情还是紧张。戒严下出车，也许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我有孩子要上学，不挣钱怎么办？”他无可奈何地说。他为冒险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00谢克尔（大约等于200元人民币）。沿途看到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爬山路上学。拉姆安拉绝大部分学校已经停课一星期，只有一所名为“耶路撒冷”的学校还照常上课。为什么不走大道呢？纳比尔说，虽然上学不受戒严限制，但哪个家长放心孩子们在炮口下行走呢？
继续上路，来到拉姆安拉市中心麦纳尔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石狮雕像，一部分被烟熏黑。沿街墙壁上满是涂鸦。“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沙龙将付出代价”、“巴勒斯坦终得解放”……奇怪的是，这里倒有零星几个行人，还有人在街边自动取款机上取钱。刚想上前看个究竟，隐约传来“隆隆隆”的声音，纳比尔大喊一声：“上车！”取钱的人抱头跑开，来不及抽回取款机里的磁卡。
又是坦克！
这次是迎面而来，扬起满地垃圾和尘土。见我们迅速逃逸，它似乎也无心追赶，因为它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威胁。
100米外拍官邸废墟
纳比尔在一处山坡尽头停车，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两边楼房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白天也拉着窗帘。“脚下就是官邸，”他轻声说。一棵青松挡住视线。纳比尔指着近处一栋4层建筑说：“我的朋友住在里面，他家阳台离官邸只有100米远，是最近的拍摄点。”
进那栋房子需要穿过一条三四米宽的小街。纳比尔在街这边站了足足10分钟，因为官邸四周的高地全在以色列狙击手射击范围之内。街上没有任何遮挡，空气肃静得可怕。终于，他不徐不疾、一鼓作气走到街那边。食指在背后一勾，示意我们跟过去。
男主人的母亲似乎很不高兴，担心在他们家拍摄官邸会招来以军炮弹。男主人反复劝说，中国记者拍照是为了向全世界反映巴勒斯坦人的境况，老母亲这才勉强点头。
长焦镜头里，官邸废墟一览无余。石堆瓦砾之中，只有阿拉法特办公楼依然站立。土黄色的外墙伤痕累累，几处焦黑。窗户都没有玻璃，以沙包或是铁皮汽油桶填充窗框，挡住可能飞进来的子弹可以想象，官邸里的空气也因此很难流通。办公楼呈长条状，高3层、宽约百米。现在，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大约250人被困其中，断水断电。以军导弹20日命中官邸顶楼，现在绝大部分人员集中在2楼和底层。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和卧室在2楼。
一辆坦克趴在废墟上，现在它可以横扫一切了。
男主人说，围攻官邸的最初3天，以军也看上了他家的绝好地形，派兵进驻。晚上，以色列士兵睡在床上，他们全家7口挤在阳台里。但士兵们除了掰断几根楼梯护栏之后没有破坏家里的设施。家里有个1岁的婴儿，被窗外的爆炸声、炮击声吓得整夜哭闹。他的3个哥哥也惊恐万分，直往爸爸怀里钻。
男主人掀起主卧室窗帘一角，大约三四米远处是一栋更高的建筑。男主人说：“那里是狙击手呆的地方。”
以军在办公楼周围筑起3米高的铁丝网，大楼形同监狱。而这座大楼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恰恰就是一座监狱。
西红柿比命更贵
如果说阿拉法特官邸形同监狱，那么整个拉姆安拉城就是一座大监狱。每星期只有一天解禁，其余几天不准出门。
纳比尔带我们离开官邸，来到拉姆安拉唯一的菜场。未进菜场，恶臭扑鼻。几个菜摊横七竖八挡在门口，腐烂的茄子、西红柿、洋葱扔了一地。这个菜场分为室内、室外两部分，解禁时可以容纳200多个摊位。今天，只有稀稀拉拉的5个菜摊开张。
现年62岁的阿布·伊哈布住在紧邻菜场的楼里。围困官邸前，每星期至少有几个小时的解禁期，但现在已经宵禁6天了。“家里实在没吃的，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来买点西红柿、土豆，”他说，“这回多买点，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买菜呢？”
年近七十的老太太乌姆·迪亚布支起小木桌卖薄荷叶。这些薄荷叶已经存了将近一个星期，因为没法出来摆摊，眼看都蔫了。“再不卖掉就坏了，我今天冒险出来，卖一点是一点
。”她说。解禁期间，她一天能挣一二十谢克尔（合40多元人民币）。今天的生意更惨淡。卖西红柿的纳赛尔把我们拉到室内菜场，这里蔬菜腐烂的臭味更加浓重。角落里整筐整筐的西红柿、茄子蔫了、烂了。四个星期前，他从约旦进口这些蔬菜，一旦宵禁，所有生意都断了。“我的菜卖不掉，有人却没菜吃。”纳赛尔说。
48名记者同寝
听说戒严，还要往城里赶的一定只有记者。拉姆安拉新闻中心里云集各大世界媒体记者。楼下停着一排12辆贴着“ＴＶ”标志的汽车。戒严期间不得上街，记者们只好自己动手在新闻中心的临时厨房里做饭。一个30平方米的演播室成为记者们的临时卧室。主任艾哈迈德说，有一晚，这里同时睡了48名记者。
在一间工作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今年4月在这座城市里中弹身亡的意大利记者拉法奇的大幅海报。海报上印着一句话：“纪念为新闻自由献身的烈士”。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电视台的女记者曼说：“太累了，我希望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休个假。”目前拉姆安拉的记者们大多在新闻中心吃住，他们自己做饭，像一家人一样挤在狭小的厨房聚餐。我们来到新闻中心的时候，正是中午11时多，他们刚刚做好早饭，因为所有人都是在凌晨才睡觉。
24日夜，我和同事没能离开拉姆安拉。黄昏时，在市郊一所宾馆门前碰到戒严下散步的巴勒斯坦女孩。她一脸轻松，满不在乎地说：“戒严？我根本不怕。士兵一端枪，我就往回走，反正已经习惯了。”看到我们，她显得很高兴：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能在大街上看到外国人，说明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并没有被遗忘。
第二天，我和同事上街继续拍摄。当时携带的防弹背心没有反光标志，我们把新华社制作的、贴在汽车上的红色不干胶“CHINA PRESS（中国记者）”一撕为二，我贴上“CHINA（中国） ”同事拿了“PRESS（记者）”。当天，以色列宣布解除戒严数小时，供当地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也得以离开拉姆安拉。
2002年10月20日，经过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检查站时，心里没底。9月24日第一次进拉姆安拉，这座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在戒严下一片死寂，只有以军坦克四处出没。很难想象解禁之后，“鬼城”是怎样一番景象。
“鬼城”重现生机
还是约了上次的出租车司机纳比尔。曾经共患难的人见面，犹如重生。
纳比尔眼睛里闪着光，兴奋地说：“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
车子开进拉姆安拉，我们无暇注意街上的垃圾，炸成废铁的汽车，房门是否紧闭，院子里的花是否寂寞地开…因为满眼都是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西服的，戴头巾的，摩肩接踵在眼前晃动。年轻女子虽然不穿袍子，却还是长裤长衫。车子走得很慢，因为到处是小商小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汽车声和音乐声混在一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充实。卖水的人背着一人多高的尖嘴铜壶，壶顶上插着红红绿绿的假花。倒水时一弯腰，花儿一颤，一杯橙黄透明的甜水就端到你面前。车窗外飘来食物的香味…街边一口直径近1米的大油锅里煎着“菲拉菲莱”。图
孩子们穿着绿色或黑白条的校服走在回家路上。不用为了躲避坦克，磕磕碰碰地翻越山坡了。记得戒严期间，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拉姆安拉小学生们在上学路上听到坦克开炮、四散奔逃的情景。当时一个梳两根辫子的女生在记者话筒前放声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今天，我没有看到眼泪，反倒是她们因为见到外国人，露出怯生生的笑容让人心疼。街上仍然遍布涂鸦。但已经成为人来人往的背景，不像上次，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鲜红的标语平添了不少诡异和恐怖。
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人！虽然一道戒严令，几辆坦克可以使一座15万人口的城市变为“阳光下的鬼城”，但任何形式的禁锢都挡不住生命汩汩的涌动。
纳比尔告诉我一个坏消息：9月29日阿拉法特官邸解围后，24小时的戒严取消了，但每天下午5时过后全城依旧宵禁。
修复中的官邸
一只巨大的绿凤凰昂首向天，翅膀下是红色的熊熊烈火…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一堵倒塌的墙壁上，巴勒斯坦艺术家们画上了这幅“凤凰涅槃”的图画。巴勒斯坦人相信，凤凰是一种“不死鸟”，即使被大火烧毁，也会重生。
水泥匠奥马尔站在一个比他人还高两倍的大窟窿前说：“我们会让所有的建筑重新站起来。”几乎没人相信这片废墟还可以被修复。上月19日至29日，以军坦克、炸药和推土机将阿拉法特拉姆安拉官邸内除了办公楼以外的所有建筑夷为平地。高大的楼房成了碎石瓦砾，残存的墙壁上满是窟窿29日解围那天，有些人不是从大门，而是直接从窟窿跳出来的。
当我再次站在被毁的阿拉法特官邸大院里时，眼前已不仅仅是一片废墟。“叮叮当当”的榔头声，“轰轰轰”的冲击钻声告诉人们，一切正在修复中。
官邸入口只有一个士兵把门，也不盘查过往人员，似乎谁都可以进去。所谓的“入口”实际上用一排铁皮汽油桶围出来的，原先的院墙已经被以军铲平了。
重建工作在以军撤出后马上开始。几十名当地建筑工每天在此工作10至11个小时。“要不是非得赶在每天下午5点全城宵禁之前赶回家，我愿意一直干下去，”奥马尔说。重建工程由一家私人公司承包，工人们的工资不会比从事其它工程高，但因为在这里工作，他们感到骄傲，也体会到责任重大。
工人们看起来很愉快，有的边干活边唱歌。看见有外国人经过，他们就高声打招呼“欢迎来巴勒斯坦！”到官邸来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记者，还有些“旅游者”。29岁的德国人马克举着相机好奇地在官邸大院里拍这拍那。他跟随一个国际救援组织来西岸工作，阿拉法特官邸成了他的“必游之地”。
官邸损毁程度相当严重，修复难度很大。光是清理废墟，就让工人们大伤脑筋。“几十辆被炸成废铁的车子一时没法挪走，我们想把它们摞在一起，作为纪念品永远留在官邸里，”工头艾敏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人士在汽车上张贴标语，呼吁双方开始对话。
办公楼周围的铁丝网还没有搬开。因为重建刚刚开始，还无暇顾及。办公楼旁，一个崭新的接待厅已经初具规模：明亮的电灯、雪白的墙壁、光洁的大理石地面……架在两座办公楼中间的通道也将在一周内修复。以军为了切断办公楼内被困的人通向外界的出路，铲断了这条“空中走廊”。
官邸内人士预计，重建整个官邸需要1500万至2000万美元。目前，伊斯兰发展银行提供了一部分资金，但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只能先修复主席办公室、会议室、团体接待室和机房，”这位人士说。
一排摄像机架在黄沙、石子和钢筋旁，正对着办公楼入口。入口处依然堵着沙包，一面硕大的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其上。每天，数十名记者在这里“守候”阿拉法特主席和进出官邸的巴勒斯坦官员。虽然官邸被毁，重建工作刚刚开始，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工作依旧在一片废墟中继续着。
突然，记者们一拥而上，原来是阿拉法特主席下办公楼送客。商量好了似的，手持话筒的电视记者们全部“趴”在台阶上仰头提问，以免挡着后面的摄像师拍画面。只有摄影记者们“不知趣”地插在中间。我在后排高声问，“您何时将宣布新内阁名单？”阿拉法特没有回答。这些天，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巴勒斯坦新内阁的组成。但由于部分人选一直定不下来，阿拉法特屡次推迟宣布名单
一个记者问：“您如何看待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特使不准备会见您？”阿拉法特两眼放光，用手指着那个记者说：“我没有要求见任何人，你是在跟阿拉法特总统说话！”今年3月，官邸被围困时，阿拉法特以同样的口吻回答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ＣＮＮ记者的提问…“你是在跟阿拉法特将军说话！”
泪别拉姆安拉
赶在5时宵禁前出拉姆安拉的人不少。司机纳比尔指着离卡兰迪亚检查站20米远的一条山间小路告诉我，一些没有通行证的巴勒斯坦人从这里“溜”出去。当然，他们十有八九会被以军抓回来，扣留几个小时然后放走。极个别“偷渡”成功的人中可能有潜在的自杀爆炸者。
检查站的两大特征是铁丝网和水泥路障。一个带刺，一个冰冷，令人望而生畏。过检查站的人一多就有些乱，一个穿绿军装的以色列女兵站在街心维持秩序，和那些围白头巾的巴勒斯坦男子、头顶行李包的妇女推推搡搡，大家都用阿拉伯语叫嚷着。
隔着我站立的铁丝网，一个穿月白底色红绣花长袍的老太太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买菜。小女孩很淘气，老太太一路走一路数落她。过了检查站，我追上她问，为什么特地到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检查站买菜？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