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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眼泪根本就不由她做主。
她把枕头都哭湿了。泪眼矇眬之间看见窗外有月亮照进来，月亮既不是圆圆的满月，也不是弯弯的月牙儿，就是平常一抬头就看得见的那种普普通通的样子，不过却很耀眼，就像天上点着一盏很明亮的灯。
哭过了唐冬青心头清爽了很多，她想起了罗瞎子给她的二十块钱。她伸手摸一摸，贴肉的裤子口袋，一只里面是崭新的哗啦哗啦响的两张大票子，另一只里面是揉得烂疲疲有好几道折痕的两张黄草纸。她的心慢慢定下来。她觉得今天的这些事情真像是一场梦，不过心里倒微微地觉得有了一些依靠。她硬起心肠想，反正是一样的日子，妈妈在是这么过，妈妈不在也还是这么过。
不挂窗帘的日子（1）
现在回想起70年代初期的日子，有一股子纯净而透明的劲儿。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很年轻，刚刚三十出头，放在现在正是泡吧、上网、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很疯的好时光。他们那会儿可完全不同于如今的时尚青年，他们牢记着为人父母的责任，一日三餐，按时按点，日常开销，量入为出，勤俭谨严地过着每一天，很少有随意放任的时候。
那时候中小城市的楼房还不多，有一两处两层楼就算是全城最显赫的建筑了，普通人家住的都是沿街而建住过几代人的老房子，屋脊上长着灰紫色的瓦楞草，台阶和背阴的墙壁爬满了青苔，即使是正午时分屋里的光线也是幽暗的。新一些的是成排成片的平房，基本是公房，一样的开间，一样的大小，房子的模样也是一样的方头正脸。那时候不管是住老房子还是住新房子的人家，只要有人在家，各家各户的房门都是敞开的，街坊四邻一迈腿就进了别家的院里和房里，极少有敲门的习惯，顶多在门口大声咳嗽一声。孩子们更是没拘没束，不仅在自己家各屋乱窜，在邻居家也一样出入自由。
一到晴好的天气，一大清早家家户户就把洗好的衣服、床单等等高高地挂到敞阳的地方晾晒。在那些滴答滴答往下滴水的衣物中，袜子、裤衩、胸罩甚至更见不得人的物什都堂而皇之地占据着一席之地，一律用木夹夹在铅丝或临时拉起的晾衣绳上，在风中无所顾忌地飞扬着。即使是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仰望或眺望那些洗净的衣物，也不由要浮想联翩和想入非非，可是那些做了父母的成年人却反而是一派天真，在飘拂的衣裤下面穿行，毫无感觉的样子。
那时候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二十几岁的人不分男女差不多个个结婚，偶有不嫁或不娶的，单位同事邻居朋友七姑八姨都会凑上来关心你，一副真心地替你着急，替你操心，替你张罗。他们嘴里说着“只有剩粥剩饭，哪有剩儿剩女”，一边热情洋溢地把不知从什么地方翻拣出来的歪瓜裂枣的剩男剩女一个一个领过来花言巧语连蒙带骗地塞给你，他们绝对有办法让你在半年之内把终身问题解决掉。那时候结婚的多，离婚的少，而且结婚一年左右家前屋后就会有万国旗般一串串的尿片子挂出来。除非是实在生不出来，那也会领养一两个，家里没有孩子大概就像如今家里没有电视和电话一样——即使人家不说什么，自己也会很不自在。
那时候的人好像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也喜欢照着别人的样子生活，人家有的自己都要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看到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心里就十分踏实，而看到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忍不住要品头论足议论纷纷。反过来你若不想遭人非议，你就要尽量地和他人保持一致。
那时候的高人是隐于人堆里的，聪明人都是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左右逢源，“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人处事都留有余地，随时随地准备好了调头转弯，绝不会像如今一些腕儿或者还不是腕儿的一开口便是我是中国最好的什么什么，也不像那些涉世不深无家无业的青皮后生那样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论。那个年代的人满腹心思深藏不露，一眼看上去似乎都没有什么隐私，表面上一片干净。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似乎左邻右舍都不挂窗帘，从窗外经过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里面的生活场景——不过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倒也没有看见过什么不堪入目的场面。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一起忆旧都说小时候从来没有撞到过父母做爱，真不知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在那样高透明度的日子里是怎么避开众多子女们的耳目的？那个时候据说绝大多数的新郎新娘直到新婚之夜依然保持着处男处女之身，放到今天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熟视无睹的那些生活细节简直令人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其实时光仅仅过去了三十来年，三十年发生了多少细微和深刻的变化！三十年前的一切已然成了陈年旧事，犹如一本书页发黄变脆的老皇历，一帧生了锈斑的老照片，一张遗落在抽屉角落里积满了岁月尘土的老唱片，让人触景生情，感怀良多。
1971年秋天我从江南的外婆家来到我父母工作的江苏盐城。那年我八周岁，还不懂得公元纪年，不过并不影响我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判断。盐城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是一个白花花的盐堆得像山那样高的城市，也不像我在外婆家常听邻居说的是个“苦地方”，相反，我觉得盐城不错。
早晨五六点钟我妈妈就买回了滚烫的烧饼和油条，我家还订了一瓶半磅的鲜牛奶。那时候物价很低，五毛钱的肉够一家人中午美美地吃一顿，两毛钱的虾子也足够炒韭菜的了。盐城的东西也还算丰富，只要有钱，鸡鸭鱼肉都可以买到。我妈妈的菜篮子里常常装着鱼、河虾、小公鸡、鸭翅膀、排骨、豆腐、青菜、茨菰和蘑菇。秋天的梨也是尽吃的，我妈一买就是满满的一大篮，也就几毛钱，吃得慢还不行，眼看着就一只一只烂光了。
冬天农闲了，有生意头脑的农民挑着爆炒米的炉子进城来，巷子口生着火的炉子多起来，嘭的一声巨响，半条街都是爆米香，招得嘴馋的小孩子急匆匆奔回家用茶缸舀上大半缸子米端过去，付一毛钱，炸好了拿回家足足有半面粉口袋。除了大米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可以炸，比如玉米、黄豆、蚕豆、山芋干和年糕干等等。炸过的山芋干和年糕干是最好吃的，那份香味简直无可比拟。如果能再放上一点猪油和白糖，简直就是腐朽了。据说还有人家把面条和粉丝也拿去炸的，可惜在我家，如果孩子在吃上头如此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话肯定是要招骂的。我和弟弟都是大人眼里听话懂事的乖孩子，似乎与生俱来就懂得趋利避害，知道大处着眼，懂得自我克制，清楚必要的时候要牺牲小我利益去换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在享乐的方面，更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那个欲望被自觉掩盖起来的年代里，这上面很容易授人以柄，并由此遭到批评和惩罚——连父母对孩子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绝不会为了一口吃的而鲁莽行事。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没有饿到那个份儿上。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像我家这样的经济状况，应该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些拿工资少孩子又多的人家，就要拮据得多。不少人家一个月能吃上一两回肉就不错，有些人家一天三顿都是稀粥，桌上的菜就是萝卜干和咸菜。那时候街上的馆子很少，像样些的馆子就更少了。
那些饭馆不分菜系和风味，都是做些炒菜、米饭、面条、包子等等，而且一律都是国营店。我印象中饭馆喜欢起名叫“大众饭店”，好像一起这样的名字大家就敢进去了。不过那会儿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离改革开放还远，中国的有钱人寥寥无几，差不多人人都是“大众”，也差不多人人都没有足够的钱能随随便便下得起馆子。
从我家到学校一路上只有一家饭馆，叫做“双龙饭店”，很小的门脸，里面大概放得下四五张方桌。一进门就是大灶，火烧得旺旺的，几口大锅里下着面条和馄饨，热气腾腾的，都是现吃现做。因为用的是高汤，所以面条和馄饨都鲜美异常，远比家里做出来的要好吃得多。在面条和馄饨的大锅边上，有一口平底锅，是专做锅贴的。常常是一个大师傅同时操作，动作娴熟而漂亮，一边忙着下面条下馄饨，一边在平底锅里利索地抹一层薄油，把饺子一圈圈地码进锅里地煎。大锅里兑冷水的时候，平底锅里喷了一层水，盖上盖子焖一小会儿。面条馄饨熟了，平底锅里的锅贴也是金灿灿的了。因为锅贴是纯肉馅的，所以是比面条和馄饨更加“金贵”的美食。趁着滚烫的时候咬下去，会有一股油油的汤汁冒出来，一下子就烫着了舌头，把舌尖烫得麻麻的。锅贴卖得最贵，所以吃到的机会少。
不少孩子每天上学放学从饭馆门口经过都看见做锅贴，能闻到平底锅里冒出来的阵阵香气，但从来也没尝过锅贴的味道。也不光是锅贴，许多见过的食品，比如商店柜台里的糖果、糕饼等等，可能都没有尝过，这在当时是非常正常的事。
我到盐城的第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记忆中城市的街道和房屋都还算整齐干净。我家住的是素有江苏名校之称的盐城中学的教工宿舍，青砖瓦房，一共三排，二十一户，不管每家的人口多少，房子的户型和面积都一模一样。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池，是各家各户每天的必到之地，也是交流信息传播是非的一个平台。我们的邻居都是盐城中学的教职员工。家家门前都有一片十多平方米的空地，用篱笆围起来，种着蔬菜和花草。有麻雀在房屋之间啁啾着飞来飞去，空气里飘荡着晚饭花馥郁的香气，那些同样喜欢幽暗光线的花朵也在暮色里竞相盛开。打开后门有一条水流还算清澈的小河，河面上飘着青碧的水浮莲，有几只漂亮的大白鹅悠闲地游弋着。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样的居住环境大概算得上是“高尚住宅区”了吧。
到车站来接外婆和我的是妈妈和弟弟，一路上我听我妈对她妈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呢？”口气里好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外婆一下子就没有了笑意，向我妈解释因为我身体不太好，长得瘦，又一天天大起来了，应该送回来了。外婆尽量把话说得在理而且柔和，态度有一点唯唯诺诺。外婆在家里也是一个处处做主的人，看她这样我的心情顿时低落下去，就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一样。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我从小家里人就对我说“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所以外婆和妈妈又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太留意。
天快黑的时候妈妈把我叫到里面的房间。她一脸正色地问我想不想爸爸。我从生下来就没怎么和父母一起生活过，也就是寒暑假他们回去时才见上一面，而他们也并不是每年都回去。说实话我对我爸爸印象模糊，不过听妈妈这么问，我还是很乖地点点头。妈妈告诉我爸爸被关起来了，不能回家。她说：“你要是想去看他，就和弟弟到食堂的路上去等他。”我问她：“爸爸怎么啦？”我妈显然很难向一个八岁的孩子解释清楚这里面的原因。她用一句简单的话对我说：“他们说他是‘五一六’。”我又问：“什么叫‘五一六’？”妈妈没有说话，忽然间眼泪就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我和弟弟一起到食堂的路上去等爸爸。我们一路走一路蹦蹦跳跳，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其实心里对当时的处境隐隐约约、多多少少还是明白的。小孩就像小动物一样，对身处的环境和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总会本能地有所感知，他们的聪明常常超过成年人对他们的估计。特别是那些大人们遮遮掩掩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孩子们尤其敏感和好奇，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去看一看爸爸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个想念和不想念的问题，我很想去看一看被关起来的爸爸是什么样子。
暮色四合的时候爸爸出现了。他夹在一队人中间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和爸爸走在一起的大约有七八个人，也许更多。他们横着走成一排，看上去就像是肩并肩在校园的林阴道上散步。说实话当时我没有马上认出哪一个是爸爸，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已经很久没和他见过面了。我是从爸爸的眼神里认出他的。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加快了步子朝我这边走来，在我面前他停下来，对我说：“你来啦。”也好像是：“你怎么来啦？”爸爸的表情是平静的，没有太多的惊喜之色。爸爸几乎一生都是这样，处变不惊，也不喜形于色，许多时候看上去有一点冷。他是家中的独子，备受宠爱。尤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读书好，有才气，被保送上大学，偏偏又阴差阳错没能进入理想中的院校，养成了孤傲、清高的脾气，多少还有一点怀才不遇的消极和隐遁。人到中年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变得比较入世和随和。他做老师，不少学生都非常惧怕他，在路上远远地看见他就赶紧溜掉，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
我妈妈的学生常有到家里来玩的，有时候还成群结帮，我爸爸的学生就很少到家里来。偶尔有一两个上门的，一看就是很有气质很有主见的，不是寻常之人。我小的时候比他的学生还要惧怕他，因为我的惧怕比他们的更加具体和切肤。别看我爸爸文质彬彬一介书生，平常话不多，但他一样会发脾气，发起脾气来一样会打人，而且出手很重。我爸爸打孩子是从来不需要“给个理由先”的，对他和他那一代人来说，用打来管教孩子天经地义，打本身就是教育方式的一种，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孩子更是一件管教与宣泄一举两得的事情。
而在那种时代背景之下爸爸心情不好比刮风下雨还要平常。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弟弟从出生起就一直跟着爸爸妈妈，又是男孩，爸爸从不打他。比起我弟弟，我没他听话，也没他柔顺。爸爸打我最生气我跑掉，也绝不允许我那样做。他把打了逃掉叫做“贩桃子”。他这样威胁我：“你贩桃子我砸断你的腿！”爸爸常有这种新颖和神来的表达，即使在生气和发怒的时候也不例外。而且他的许多说法还都有“出典”，有的很精深，有的很民间，常常是雅俗杂陈，让人听过不忘。
我第一次听他说“贩桃子”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从来没敢问过他“贩桃子”作何讲。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火透了，气得要爆炸，即使他平息之后，我也不敢上去旧话重提。我自己琢磨，估计桃子，特别是我们家乡盛产的水蜜桃极易腐烂，不便运输和贮存，“贩桃子”大概有拖得时间越久越不好办的意思在里面，或者干脆就是指赔本吃亏的买卖，反正是一句威胁性的话。
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并无所谓，只要一听我爸爸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出来，即使他说的是拉丁语、阿拉伯语或者是塞尔维亚语，我也明白“贩桃子”的后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我也确实被他吓住了，宁吃眼前亏，不敢等到他秋后算账。所以他打我从来不跑，做出坚强的样子，死扛到底。不过我承认我的确是被他打怕了，或许本来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内心驯顺的人，结果反而变得叛逆了。
在昏暗的暮色中我见到爸爸，但我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样的见面有什么不寻常，当然更不会想到，随后我和他不到十年的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中他对我的种种影响，包括让我一次次尝到他巴掌的滋味。我和弟弟站在高大的法桐树底下，在爸爸走近的时候我们齐声对他说：“你放心！”这句话是妈妈教我们说的，她只让我们说这一句话。可是我们开口一说出来显得那么前言不搭后语，孤零零的一句话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悬挂在空气里，让我们一时有点窘迫。好在爸爸听了并不觉得奇怪，他很知情地点点头，脸上也是明了的表情。那显然是一句他听得懂的话，是他与妈妈之间的暗语。我们刚说了这三个字，那些跟爸爸一起走路的人就围过来，不耐烦地催促他快走快走快走。短暂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里妈妈问了我和弟弟许多，只要是关于爸爸的一切她都特别感兴趣，问完之后她神情抑郁，让我和弟弟到外面去玩。我直觉她是要一个人躲起来哭一场，心里既害怕又恐慌，也不知道如何宽慰她，很想找到外婆，可是外婆不知去向。弟弟好像也知道妈妈要哭了，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屋子。到了外面他悄悄对我说：“妈妈肯定在哭，她很爱哭。”他还告诉我有一次妈妈去市场买鱼，她花一块钱买了一条鱼，却让小偷偷走了二十块钱，回到家里她一句话没说就哭了起来。等妈妈打开房门的时候我们看见她两个眼睛红红的，不过她已经洗过脸了，脸上的表情很镇定。她在厨房里忙晚饭，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过几天，我和弟弟看到妈妈当着我们的面哭了一次。
那天有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他们来得很快，就像一阵龙卷风一样，突然就出现在家门口。他们之中有学校的当权派，有工宣队，还有几个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个个都板着脸，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里面领头的一个是住在我家前面一排房子的邻居，平常见面都要跟我们聊上几句，态度非常亲热。这天他忽然冷若冰霜，比别人似乎还要凶狠一点。这群人走起路来虎虎生威，带着嗖嗖的冷风。
妈妈一见到他们肯定是马上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她还是对他们笑脸相迎，说着寒暄的话，尽量地把他们当成是正常的来访。可是她笑得十分局促，脸上的笑容是僵硬的，我在一边都看得出来。我有一种灾祸临头的恐惧。这些人在门口略站了站就涌进了我家，他们好像还算客气，没有动手翻箱倒柜。妈妈赶紧自己过去一只一只地把箱子打开，让他们检查。
最后怎么收场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吧。其实那个时候就像书中说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略有点儿嫌疑的东西早就处理干净了，烧的烧，砸的砸，哪里还会等到别人来查？我记得还是在外婆家的时候，有一天一大清早还在睡梦里就听见院子里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响，起来一看，满院子都是碎瓷片。有几个青花盘子砸成了两半，还对在一起，如果没有中间那道裂纹，看着就像好的一样。我问外婆这是干什么？她说是在“破四旧”。我也见到过妈妈在后门口烧书，那些硬封皮的书还真不太好烧，她用火钳翻动着，股股青烟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