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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两个人真看对了眼儿的其实也有，哪个时代这样的事都会发生，没有例外，即使是表面上特别“纯洁”的70年代。但是中学时代的爱情能开花结果的不多，有的因为年少羞怯没有表露，一份稚嫩的感情便自生自灭了；有的尽管表明了心迹，但因为后来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各自遇到了另外的人；只有极少的几对最终结成了夫妻——这实在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曲径分岔，能够走到一起实在是相当不容易。有的尽管走到了一起，其实各自都已经在外面绕过了好大的一个圈。我真不知道那些在初中和高中就开始谈恋爱的人是怎样面对当时的环境和压力的。他们拥抱吗？接吻吗？还有其他更加深入的身体行为吗？关键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之下，他们如何能够做到有了这些行为之后还能坦然处之，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呢？我很好奇，也很佩服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是出于鲁莽草率和一时冲动，他们实在都是些相当有勇气和敢作敢为的人。
也有出事的时候。在高中听说有一个女生怀孕了，很快大家就知道了那个人是谁。我在课间操时看见过她，她长得高挑漂亮，头发又长又密，就像画上那种妖娆的南方女子。她做广播体操极不认真，人也不站在队列里，完全是一副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样子，举手踢腿就像在跳舞一样。我看不出她腹部有什么变化，以为“怀孕”只是一个谣言。可是没过多久她就不来上学了，听说被家里送到乡下去了，从此再没有在学校里见到过她。偶尔有关于她的消息，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挣十几块钱，也不好好上班，是个流里流气的人，成天游手好闲招鸡斗狗的。女同学的爸爸得知她做出这种有辱门风的事情狠狠地打了她，把她撵出了家门。后来听说孩子生下来了，但她还在乡下，因为家里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如此惨痛的代价，让我们听着就觉得害怕。我们就像那些少小出家的和尚，未经繁华富贵，就自觉自愿地过起了一种清静简束的生活。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我们在中学时代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经历过爱情，哪怕只是一个序曲，短暂而怅然；哪怕只是浅尝辄止，甜蜜而苦涩。可是没有，实在遗憾。
许多年之后我读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且听风吟》里的一个片段，我觉得如果把里面的《朝日新闻》改成当时我们每个班级都订阅的《中国青年报》，完全可以用来填补记忆中的那段空白。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日报版的《朝日新闻》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我不知道小虹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为此有过遗憾？这个问题我和她从来没有交流过，尽管我们在中学时代分享过一个又一个的秘密。中学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两个太密了，如影随形。我们没给别人留出机会，也没给自己留出机会。
我和小虹中学毕业之后都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们都在北京做记者。我们时常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遇见，她依然靓丽，活力四射，讨人喜欢。我们在会议和饭桌上比肩而坐，就像两个同行一样谈笑风生。不过我们再没有那些只属于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也不再说那种只有我们自己才心领神会的小暗语。同行和朋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曾经有过那么深的友谊和渊源。
成年以后的小虹是别一番的风情。她漂亮，但不再是小时候的那种漂亮；她明媚，也不再是小时候的那种明媚。她把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发展了，她还是她，只不过我对她已不再了解和熟悉。我说不出她到底哪里不一样了，但肯定是变了，而且变化也是相当明显的。我再也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她和我有什么相同或者相似之处。我们完全不一样，无论在别人还是在我们自己看来，我和她分明是两个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人。小虹结了婚又离了婚，后来听说她去了美国，并在那里找到了新的爱人，又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孩子。她在一家报社工作，干的还是老本行。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一个很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女人该有的她都有了。她曾经回国探亲，好多从前的老同学都见到过她，不过我和她没有遇上过。
倒是时常梦到她。梦里的小虹并不是少年时代的模样，也不是她实际年龄的模样，而是二十岁上下，长得和她本人也并不十分相像，比她要瘦削俊俏，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时候似乎是在外面受了挫折回到家里来疗伤，有时候是正要从家里出门远行。这些梦令我忧心忡忡，牵肠挂肚。分别这么多年了，在潜意识里我竟然还这么为她忧虑，还这么放不下她。而且在梦里，我时常分不清楚这个人究竟是我还是她。在小虹的身上，或许我依然混同了相当一部分的自己，在对她的担忧里，或许我也混同了对自己的深深的忧虑。
而实际上，自从她离开北京去了美国，我们再没有见过面，而且再没有联系过。
70年代从表面看艰苦、贫穷、沉闷、单调，然而却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枯燥和刻板，相反民间生活同样喧嚷而生动，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时代鲜有或没有的生活项目，比如吃忆苦饭、开万人大会、看露天电影、住防震棚、退休顶替、排队买肉、打鸡血针、喝红茶菌、做甩手操等等。70年代的星空格外明亮，一抬头便能清晰地看见卫星的运行轨迹；70年代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寒冷，夏天比现在的夏天炎热；70年代人们普遍都没什么钱，也不像如今这样物欲膨胀……远去的70年代能够引发感慨的东西真是不少，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70年代。
到70年代末期，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就如同春天里的万物，皆在萌动之中，蓄势待发，就像一条解冻之中的河流，早已是暗流涌动，春潮澎湃。而更多的，还是悄然的改变和悄然的递进。收录机、蛤蟆镜、电子手表、交谊舞、港台流行歌、披肩发、喇叭裤、连裤袜等等不过是表面现象，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新三件”替代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也不过是物质上的更新换代，更深远更有影响的变化是发生在人们——尤其是社会精英们的心灵和观念之中的。中国正一步一步进入到一个开放活跃的全新时期。作为我们父母的人生韶华和我们的豆蔻年华的70年代，画着尽管曲折却是一路上扬的曲线走完了不容忽略的十年时光。
时光如水流过1
去年秋天我回了一趟盐城，在一排排面目相同的楼房中我已经不能准确地辨认我父母的家。盐城我回得很少，因此对我来说变化是巨大的。记得读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一个人乘火车回到家乡，脑子里的火车站还是三十年前的景象。我循着记忆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找到出处。我到盐城的感觉大致与这个人相似。回去的当天妈妈陪我去了我读书的中学，还特意去看了我们以前的家。中学大体还是原来的模样，至少仍是中学这一点没有改变。里面多了许多新的建筑，而我看过之后就忘记了。
现在我闭起眼睛，学校还是从前的样子，教室、操场、图书馆、花园、走廊、池塘、凉亭……还是我上学时的模样，那是我的学校，它顽固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无论现在是否建设得更加美丽和实用。而我们从前的家连房子都拆掉了，那片地方被开发商盖起了一座座的楼房。那条蜿蜒的小河已经填上，上面砌了一道围墙。原来疏阔、通透的住宅区被弄成了一个院子，就像我们大中小城市里无数的家属院一样，拥挤、逼仄、灰头土脸。我实在没兴趣走进去看一看。
家后面原来天高云淡空旷无比的体育场也不见了，同样被“开发”成了一座座间距极小的楼房，火柴盒式的建筑，说不定那些鸽子笼里还住着老少三代人。正是晚饭时分，炒菜的油烟从许许多多个厨房里飘出来，在街道上扩散。我想如果没有记忆，这一切世俗、热闹也许还说得上亲切、美好，可是因为我是一个知道“过去”的人，而且正在进行着某种怀旧之旅，我的目光和情绪无疑是挑剔的。在我看来，如果说以前这里是一只新鲜饱满的水果，现在已经被七手八脚制成了果干。或者说以前这里是一块鲜肉，现在是一块硬邦邦的冻肉，让人毫无胃口。有时候人类的活动令人生厌，也不光是我的家乡如此。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将眼前的景物一一复原。
时光如水流过2
我知道对现实不应该过于苛责，实际上我也正是尽可能地以宽容之心对待一切，虽说常常做得还不够理想。我也知道对于一直生活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人来说，这些变化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就像一个人一点一点地老去，具体到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这种变化微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他们是适应的，不像我在乍一看之下觉得那样的触目惊心和难以接受。
还好，本质上我还不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况且在长期的生活训练中学会了面对现实。而且，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透视生活表象之下的渴望，这令我似乎拿着一把坚硬的凿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剔除生活表层那层钙化了的物质，直接面对里面柔软鲜嫩的质地。
换一种说法，这样的渴望也使我学会了逃避现实的方法，就如同掌握了一门逃生术一样。我不断地在心里构想另一种现实，它不同于现实也不同于梦境，它既是复制又是重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否存在过，但我知道如果它没有存在过，那它一定永远不会存在。在我看来，所有的作家都在竭尽全力地描述他心中的那一种现实，当然我也不例外。
时光如水流过3
在我小的时候，总觉得时光过得很慢，生活非常非常平淡。记得上小学那会儿，每天我宁肯绕一点路也要从县中的大操场上经过，因为那里住着一个杂技团，小演员们每天在门口的空地上训练。我看得心醉神迷，常常忘记了时间。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个杂技演员，在灯光明亮的舞台上表演令人惊叹的高难度的节目。这个理想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我才慢慢把它忘掉。在读到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的《母亲》时，我才对自己幼时的这个理想有了一个明确的理解。《母亲》里的伊丽莎白·威拉德在做姑娘时有好几年一心想当演员。安德森写道：
在那些日子里，这又高又黑的姑娘脑子里是乱糟糟的。她心里极不平静，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一种心神不定的欲望，盼望变化，盼望她的生活有某种巨大而明确的变动。使她爱上舞台的便是这种感情。她梦想参加一个戏班子，漫游世界，永远看到新人物，自己也演出一些东西来给一切人民观赏。她有时在夜里想得如痴如狂，但，当她设法和来到温士堡、住在她父亲的旅馆里的戏班中人谈起这件事时，她却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他们仿佛不懂她的意思，即使她当真表达出了一些她的热烈向往之情，他们也只是哈哈大笑。“不是那个样子的，”他们说，“就跟这里的事一样无聊和乏味。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和伊丽莎白一样，非常渴望生活能有某种巨大而明确的变动。不过当时我不会想到其实这种变化正在发生着，而且一直在发生着，从不停止，只不过需要在时间中加以累积，方能达到所谓“巨大的”和“明确的”。现在，我无疑已经看到了这个结果，尽管它并不是我所喜欢的。除此，对舞台的向往大概是因为不甘寂寞和不满现状。舞台就像搭建在生活之河上的码头，突出于河面之上。它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用来尽情表现的一方天地。而且舞台上的表演凝炼而光彩，所有的节目都是事先反复排演过，熟练到了不会失手的程度的。有什么比这样的展示更令人把握十足和充满快意？况且展示过后还能收获掌声与荣誉。不过，有意思的是走南闯北的戏班子里的人告诉伊丽莎白“不是那个样子的”，无情地一语道破了真相。
时光如水流过4
有一个孩子她也十分向往舞台，她就是《十周岁》的主人公唐冬青。她渴望到舞台上去表演，好容易得到了机会，可是机会就像一条浑身滑溜溜的鱼一样，到手了又溜走了。忽然有一天她有了一个更好的机会，终于站到了舞台之上，在万众瞩目中成功地展示了自己。可是，这样的展示对她又有多大意义呢？第一并没有对她贫穷和平淡的生活带来多少改观，第二对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多少可期望的影响。倒是舞台之外的人生还是那样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一个一个的日子和日子里的磨折与委屈，都是冷暖自知。
唐冬青最辉煌的一刻是登台忆苦思甜，更准确地说是登台作忆苦思甜表演，而实际上她自己的苦是从来不对别人说的。——这是我对这个人物最初的也是模糊的感觉和理解。唐冬青这个人物不是来自于一个形象，我也从来没有在生活里接触过类似的原型，她来自于某个思考，也可以说来自于一种语感。我的一位同学离开北京时把一本《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留给了我，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的，杨念群主编。我写《十周岁》就是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启发。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的第三编是“历史记忆与中国基层社会”，这一章的作者是方慧容，里面提到了“诉苦”。如今在我生活的都市和交往的朋友中似乎很少听到单纯的“诉苦”，即便有苦，顶多也就是“倾诉”。我想这与我们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应该是分不开的。而在我童年与少年时代，时常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诉苦”。“诉苦”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景象，就好像女人和女人凑在一起免不了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也好像左邻右舍你端一盘点心过来我端一盘果子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事，却也是不太留意的事。
回想起来，大约与当时的居住条件有关，那时候大多是平房，大家有串门的习惯，还有就是当时物质贫乏，生活很差，大家的确有许多的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性。但是，“诉苦”作为一个概念正正经经地提出来，我还是头一次在书里看到，顿觉头脑一亮。文中提到：“诉苦”口述文本是在访谈中所能收集到的有比较完整的叙事的文本。另外，在“诉苦”的书面文本中，叙事形式和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感”有高度吻合，即它们一般都有比较完整的情节、一定程度的明确的时空定位。书中这样定义“诉苦”：
“诉苦”的所指可以极为宽泛，也可以极为狭窄。最狭隘意义上的“诉苦”就是最标准的“诉苦”……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则基本上就可以按此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即人们讲他们的苦处，他们往往并不像标准型“诉苦”那样要传导什么历史意义，而只是要说明他们有多么的苦。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据我们估计在现代农村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妇女的言谈中，并不少见。
作者列举了妇女们在“诉苦”时除了诉“事”还包含了许多“苦”的修辞：“属我苦”、“那叫怎么苦啊”、“拉起我那苦，说不尽”。她们说的“事”既包括单一事件，也包括一种状态，两者互涵和交叠，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苦”感。我原来以为“诉苦”不过是一种发自本心的最最朴素的表达，读了此书我发现自己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我在书中找到两处材料，颇觉有趣，摘录如下：
那么，“诉苦”为什么要诉“事”呢？首先要指出的是“诉苦”实践，尤其是早期土改中的“诉苦”口述实践，要比我们今天想当然地认为的诉“事”的“诉苦”宽泛得多。如《冀东日报》1947年1月10日《怎样翻心》的文章所推荐的三种“诉苦”的方法：
1、说旁人，比自己。
2、会场喊口号的作用。
3、发挥妇女易动感情，“诉苦”细腻感人的作用。
另一段材料仍然与《冀东日报》有关：
《白泉家庭道苦会的故事》——摘自1947年9月4日《冀东日报》一段婆媳对话：
“你说咱们娘们那时不和气是因为什么？”
“妈，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脾气不好。”
“咳，不是，是咱穷没吃的，饿的心烦就要生气，不见这时怎么也不吵了。”
“对了，就是因为穷的过，妈，你看咱万沟这些穷人家还不一条心。”
“是，以后就要出去和他们说，让他们诉苦，把咱穷人家都弄成一条心，一家人一样。”
一个“翻心”让“诉苦”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内涵丰富。“诉苦”实际上被当作了一种特殊的与人沟通的方式，可以交流和传播信息，包括传播流言蜚语，可以用来重建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重塑和刷新过去。人们通过“诉苦”重新提取和组合事件，让已经发生的其实是无法更改的事情通过言说变得尽可能好接受，同时也对难以消弭和提升的日常性的事情和摩擦给出一个漂亮至少也是说得过去的说法。在我看来，“诉苦”除了具有唤起别人同情心的表面作用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超越日常和常规的意义：它用过去的一种经过强化了的苦试图去覆盖所有别的苦，同时也试图去消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的苦。而实际上，生活中那部分未被言说的苦也许才是更大的、真正的苦。
唐冬青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诉苦”，比较特殊的是她诉的都是别人的苦。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钱，花的都是别人的钱。等于是唐冬青通过“诉苦”，占有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资源。而她本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诉苦”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生活图景？这是我所关心和饶有兴味的。
时光如水流过5
在《十周岁》里我想写一写70年代的日常生活。因为受到“文革”那段特殊岁月的影响，70年代的生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