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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再也不打游戏了，并且真的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打过。但这次他没有喝酒，只是不停的抽烟以消除困倦，搞的宿舍里整天乌烟瘴气的。
开始他不过想借此吸引自己的注意力以减少对这件事的思考，从而减少痛苦。但随着对那些简单的打杀，复杂的算计的入迷，他除了每天晚上习惯性的向那女孩子表示一下之外忘记了生活中的其他快乐以及痛苦。大家发现他这已不仅仅是一种消遣，纷纷劝他不要如此，他却总是叹一口气说：“唉，不想闲下来，上课也没意思。”他知道这些劝告都是出于好心，心里总有一份感激，言语之间也总透着一些无奈和感伤。
不知道是他对游戏的投入忘记了那份感激还是大家对他失去了信心在先，总之二者最后都不存在了。他严重的影响了他们几个的生活，于一飞最先忍受不了宿舍里的烟味，脚臭味，没洗的饭盒，午休时噼哩啪啦的声音以及他总不打开水，便果断的停止了这种没有回报的容忍。他的失败不是大家的错，不应由大家来承担这些后果，在把劝说由平淡变得激越甚至大声吼叫也无济于事时，终于有一天他坐到了他的身边，用一种平淡而又自以为很有威慑的声音说：“别打了，该睡觉了。”而马龙的回答却是“操，又踩雷了。”于一飞轻轻的摇了摇头，“啪”的一声关掉了电源。
“操你个蠢货，这样就全废了。”
“我知道。”
马龙完全从那个下士踩地雷的失败中走出来，意识到了这是怎么回时，吼了一声“你想干什么？”于一飞根本就没把他那恼火而无神的目光放在心上，仍用极平淡的口气说：“找茬，应吗？”马龙还未及出手便被大伙拦住了，然后他们又夺下了于一飞高举的凳子。于一飞举凳子是在马龙被拦住之后，他不是要砸他的脑袋，而是要砸微机，“既然大家都用不成，它只能用来影响休息，”他说，“那还不如把它砸了，我再赔大家钱。”
马龙那些更为亲近的朋友把劝说持续到这件事后不久也停了下来，基于大学之前对学习的认识，他们对他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极为反感，把它看作一个堕落，空虚和无可救药的人，即便打游戏遇到了难题也不去找他，他们宁可找那些业余的。
情书被退回来那天晚上马龙就进行了战略调整，他把方式变成了电话求爱，而她也只是把看完第一封情书后的话又给他重复了一遍，“……我们可以做个很好的朋友，亲如兄妹……你不要再这样了，长痛不如短痛……”那女孩子远不如于一飞深刻，只能讲出这些普通的道理，但就连于一飞的理论都没能改变马龙，可见这并不是一个遗憾。女孩子的耐性一般都很有限，这种劝告持续没几次她便感到了厌烦，开始说一些诸如“你真无聊”的难听话，后来连这也懒得说了，听到是他的声音就直接挂掉，再后来她们拿了一盒听力磁带，接到他的电话使便放给他听，而他为了表示痴情也就听着，或者忙于打游戏时干脆把话筒放在桌子上任由他响着。但他这样做影响了别人打电话，因而遭到了反对，他便到楼下的值班室里去打免费电话，这样在没有了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他把这种做法持续了好长时间，那女孩子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天晚上马龙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注意——假装他男朋友去打电话，但也只说了三个字“你听我——”。由于天冷，打完这个电话二十分钟后大家基本上都睡了，一声清脆的玻璃破裂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一块砖头准确的飞到他们屋里，在桌子上弹了一下落到了地板上。七分钟后来了一个马龙的电话，一个平淡的声音问他有没有砸错别人的窗子，对方从话筒里听到的混乱判断出了结果，没等他回答就把电话挂掉了。
外来的欺负有时候能促进内部的团结，但他们都认为马龙已失去了为之一拼的价值，便选择了妥协，但为了保险起见张开还是叫上了李兴。事后张开对自己那样的紧张感到好笑，那女孩子的男朋友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对不起，”他上去就先道了谦，“我当时实在是气极了——怎么会有这么无赖的人，而没有任何针对你们宿舍的意思，实在是对不起，玻璃我明天去买一块给你们安上。”张开没料到就这么简单，但还是把自己的准备的开场白稍加修改说了出来：“那我也就不推辞了，恩怨是你和马龙之间的——他现在跟我们已经没有了关系，玻璃是我们的，装上去是你应该做的，你什么时候去装通知我一声，我会不让马龙在旁边的。”第二天上午那小子买了一块玻璃亲自过去装上，而张开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没有让他在那里看到马龙。
马龙深为找到这种可以和那女孩子讲上三四个字的方法而高兴不已，只歇了一天便又继续干了。第三天晚上他买快餐面回来走到那段路灯坏了的走廊时一块砖头砸在他的肩胛骨上，待他想回过头来看个明白时迎面过来的拳头把他一颗漂亮的门牙打的向里倾斜，第二天早上去医院检查后他明白即便已经把它扳回了原位也无济于事，那颗牙要永远的留在那里了。也许因为牙掉了说话不清楚，马龙没有再打过电话，他找那个女孩子一个人的时候向她跪了一下以示爱她。这时对于马龙来说追到她已不仅仅是爱情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子问题，用她来挽回在人们眼中失去的尊严——他要用自己的双膝换回这些。那女孩子发出了极为惊恐的声音引来了见义勇为的人，他们也自然承担起了传播这件事的义务。这种新闻由于罕见而生命力顽强，最后竟然能传到于一飞耳朵里面，跪是中国古代时一种极高的礼节，他便借此对自己在大学里见到过的人跪进行了总结。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时考试作弊的那个学生，第二次是口语课上由于大家都不说，外教老师急得没办法就在堂上跪下去求大家说，但他认为外国人并不了解跪在中国人理解中的含义而减少了其侮辱性——就象你对一个外国人骂“你是猪”他却听不懂一样，而中国学生还受宠若惊，显然是上了当。
马龙的双膝没能换回来尊严，却让他相信是再也得不到她了，在那一瞬间他把过去的爱尽数转化成了恨。从此他不经别人的提醒就能想起她当初只不过是玩弄一下自己或象别人说的那样为了她男朋友更爱她。马龙当初找那个女孩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最后却落得了一个她快乐，自己痛苦的结局，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其实这时候“她快乐”只是他的一个猜测而已，而他却亦不能忍受，却又没有胆量去破坏它，便只好在每天晚上熄了灯之后和中午别人不让打游戏的闲暇里独自发泄一下心中的痛恨。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她，模仿着三级片上学来的各种叫声，再想象着她在那时痛苦挣扎的情形来对她进行报复。这些引来了弟兄们的笑声和脏话，马龙也便找到了所在似的大讲她和他那一点极为有限的经历。他说她之所以不答应自己肯定是因为她已经不是一个处女，所以害怕被他发现之后抛弃了，“考四级以前还是一个人，”他分析说，“而恋爱这么短时间便失身了，可见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他表示这样的女人他肯定不会要，只不过是想找来玩玩而已，他回想起那次看见她从小包里掏出来又马上放进去的东西是个避孕套，而为错过这个莫须有的看穿她的机会悔恨不已，一个人大发了一通脾气。
马龙这样暂时给宿舍带来了欢乐，他们大都为他加油，只有想睡觉的时候才要他停下来。而于一飞却对此反感之极，终于有一次他不顾被说假正经的危险把马龙大骂了一顿，质问他现在这样又何必当初，说这更多的是对自己曾经的感情的侮辱而不是那个女孩子。马龙没有搞明白于一飞到底什么意思，但他说自己受了侮辱，这不可以，便嘲笑他没有恋爱的经历知道什么。然后他大义凛然的宣布在离校之前他一定会强奸那个女孩子一次，并详细计划了要用的动作和让她阴道口撕裂的长度。
就象回光反照一样，在彻底绝望之前于一飞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连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想法——再拿自己的理论去劝马龙一次，在他看来只有把最重的病人医好了才能说明他的医术是最有用的。马龙大为感动，说现在还能有人瞧得起他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又说他如何对不起兄弟云云。
“这些都是次要的，”于一飞毫无表情的说，“关键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爱情观，弟兄们以后各奔东西了，只要你能过好，记不记住我们倒无所谓。”
“不，”马龙也急切想和他们和好，满是豪气的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怎么能这样说呢。”
“断了手足顶多你是个残废人，可如果光着屁股在外面走，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她现在就是光着屁股站这儿我也不会看她一眼了。”
“哇”，于一飞感到胃里猛地一收，还没冲出门口便吐了出来，他推开过来扶他的马龙，拿过水匆匆的抹了一下嘴自己走了。佛门广大，只渡有缘，马龙积怨太深，他于一飞是无缘以渡了。于一飞这次彻底绝望了，他宁可不实现自己夸下的海口，也不愿再做这种没意义的事。
二十四
其实在劝说马龙之前于一飞就对在得不到时爱会不会转化成恨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但并不是为了劝说他，所以热情一来去做这件事时显得有点仓促，但这也使他在失败之后没有停止它，甚至失败促使他更加努力的去思考这中间的道理。然而那时候他对爱情的理解完全基于他对薛霞的那种爱——一切都为了她好——的思考，还不知道这人世间的爱还会不一样，所以把和他对薛霞的感觉不一样的不视为爱情——他知道好多人结婚和恋爱都是那样的，比如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但马龙不是这样的，他知道当初他曾经真的爱过，这不免使他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
这时候他已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处失去了信心，况且由于人太熟了有些问题他也不想讲。那次在火车上的经历使他感受到把心里话说给一个陌生人的快乐，于是他想到了热线咨询。他在一个晚上的十一点半下去守在一个IC卡电话机旁——尽管他自己认为这是新潮或文明的表现，但他知道在别人看来这是精神空虚，于是在嘲笑和寒风之中他选择了后者。他也并不把心理咨询都在一个人的时候进行作为他并不懦弱的借口，这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电话系统是毫无知觉的，他的辛苦并不能感动它，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拨通，他不想告诉对方他是在外面以免他们感动或得到同情性质的优待。但久处寒风中的冷和接通电话的兴奋产生的热相激使他一下子忘了该如何开口，对方问他是不是羞于开口或不知道该如何说，又温柔的鼓励他大胆说。这温柔消除了他一些紧张，但同时也把等电话时的激情一下子融化了，就像一个拼命复习了一年的学生拿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一瞬间精神马上垮了一样，他感到现在已忍受不了寒风的冷，便匆匆的把那些问题说了一遍，连声谢谢都没说就挂了电话跑回去了。
看来只有写信，这样可以把想问的东西系统的写出来，而不会像打电话那样一下子全忘了。于是他给《深夜有约》栏目寄出了一封信并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收听这个栏目。是马龙揭穿了他，由于对梦中的情人的思念和仇恨，他常常失眠，便在于一飞听到回音之前看到了这些，又当众揭穿了他。由于激动他发出了过大的声音吵醒了别人，这招来了抱怨，但很快被于一飞深夜听收音机所取代，这小子常骂那些说黄色笑话的人无聊，却又做这种事。
“是不是《深夜有约》？”
“是，管你屁事。”于一飞对他大呼小叫得极为不满，连撒谎的兴趣都没有了。
“哈……于一飞呀于一飞，”马龙笑说，“我早说过嘛，一个成熟的男人谁不想这些事，你整天装的一本正经，却又听这个，嗨，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谁不知道谁呢，做人何必如此虚伪。”
“就是啊，你还说做人要真性流露嘛，”大家都被吵醒了，纷纷跟着起哄，“你又何必假装，岂不正是你说的难为自己让别人不高兴。”
“你们懂个屁，”于一飞骂他们道，“我这是听知识呢，你以为谁都象你一样无聊。”
“你不是说性是人类仅次于吃的第二大需要嘛，怎么又说他是无聊的？”
“性本身并不无聊，但由于你们是以一种无聊的心态去说性，所以是你们而不是性无聊。”他知道说自己不是在听那些东西他们非但不会相信，还会引来更多的非议，便照直说了出来。
于一飞没有因这件事而停止听那个栏目，这更说明他心虚，只是好长时间没能听到对自己的问题的回答，实在不能忍受那么晚不睡觉带来的疲劳才不得不放弃了。而这时对文明活动月的思考已经取代了这个问题在他心中的地位，便也不再为此苦恼了。
早在刚进入大学那一年于一飞就热情的参与了那次校园文明活动月活动，他积极响应各种呼吁和号召，认真的对待各种检查和调查。那时候他认为如果自己回答了一张调查问卷，那么由此项调查所带来的文明程度的提高之中就有他的一份成就，他又十分常崇尚那种不为功名的那种事业心，而对是否有人知道这是他的成就并不在意，成就是他自己的，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他还在这个活动结束后对一些不好的地方发了一些感慨，这当时曾得到很多的赞同。
在参与完第二次文明活动月并亲眼目睹了其过程他才发现这件事原来毫无意义，于是认为这是一个骗局，但又终因想不明白发起者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否定了这种想法。这是在很久以后，而当时则由于他以前对那些宣传，呼吁和号召的相信和认同使他得出这个结论要比别人晚，因而在感叹之中也包括了对这让自己浪费经历的抱怨，但这没有引起任何共鸣。
这已经是第三次经历这个活动，他已不准备再做任何形式的参与，只是由于和张开这个主要领导人关系的原因他才得以知道了一些内幕，因而重新产生了兴趣。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常常得不到理解和接受，于一飞并不象好多人那样反对形式，有时候假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接受，那么便可以通过它达到一些目的。希特勒说“把谎言说一百遍就是真理”，那么把真理说一百遍当然也是真理，而只要能使人相信从而发挥作用，真理倒大可不必不屑与谎言为伍而不用这种方法，那么说的前九十九遍当然就是形式。他认同形式的原因在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让人们相信从而发挥作用，而校园文明活动月似乎没有，他从没给校园留下什么，也没带走什么。它在每一年中过程的不同在于那些活动的先后次序和展板的色调及其上照片与日期的变化，而结果的不同仅在于结束之后地面能保持几天干净，然而这只取决于那时候的天气及受其影响的落叶的状况而不是活动本身的效果。
亲眼目睹张开决策那些活动的一些过程他知道了办那些事的难处，以及个人感情原因他对这次活动给予了一些谅解，其表现是牢骚少了一些，当然这中间也有他个人发生了变化的因素。他也明白了这个活动之所以进行仅仅因为以前曾进行过，当然他没能体会到没了这个活动学生会将没有一点事情因而显得更加没用。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要发表讲话的人起草讲稿的全部过程，他边抽烟边说脏话的情形使他再也没有相信过任何类似性质的东西。他觉得他不是在简单的骗人而是在进行着说和做这两套全不相同甚至不相干的生活——一心二用，就象周伯通打空名拳一样。他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子，也无法找出自己同这些人的差距，但对这些事情理解的差异已经证实了这是存在的。
他问张开听别人讲话时是不是真的相信，又问他讲话时有没有想过下面的人是否都相信了。他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对母子给动物园的猴子扔香蕉时母亲对儿子说：“你看那猴子多傻，我们只不过扔给他一些自己不要的东西，他们就高兴得给我们表演。”儿子便微笑了；然而他们却没有听懂老猴子也正用“猴语”对小猴子说：“你看那些人多蠢啊，我们只不过胡乱蹦了两下而已，他们就以为真的是在给他们表演。”讲完后他问张开想没想明白这中间到底是谁玩了谁，张开一下子变得深沉起来，好久才说：“听别人讲话时我不相信，但自己讲话时没想过下面的人信不信，也许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玩着别人，却又同时都在被玩着，谁也逃不出这个圈子。”
这些事情使于一飞对自己对形式的独特的见解产生了怀疑，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诚相对的话也许就不必要形式了，尽管他也知道即便对于自己来说这也是一种理论状态。于是他也开始象平常人一样认为有些形式是不应该的，便想写一些东西来批评它以尽一下时代青年的责任，也出出胸中这股鸟气。当然他不会拿文明活动月做例子，学校肯定不会给发而外面的人又不明白怎么回事，得找一些社会上的东西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刚好那期学了一门社科方面的课，他便去找了那个老师。
作为一个教着一门学生总从后排往前排占座位的课程的老师，除了考试结束之外，其他时间有人找是很奇怪的，所以热情非常。听明白他是想找几本书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他要考研，于一飞却说只是想写一篇文章，老师更加奇怪，问他是不是有关系，准备参加什么评比，于一飞无以解释，只是说想写而已。老师也觉得问得太多了，便把话题转向了资料上，“现在资料很难找呢，”那老师叹了口气，仿佛有点不平，“现在的书都没有什么新内容，出书都互相抄——找几本书，从每一本中找出一部分摘出来在合成一本出了好升职称，当然如果埋头苦干几年也能出一本有价值的，可这样太慢了，别人升到教授了你还只能当个讲师。”
“哧，”于一飞忍不住笑出声来，又忙止住了解释说他觉得这是大学时代相互抄作业得高分留下的后遗症，那老师对此不置可否，他便又继续问了下去，“难道领导就不知道这些事嘛，抄的书也给升职称？”他很赞同前几年宣传市场经济时说的那些：计划生产的扣子常和社会需求相脱节，诚然，全国人口太多，现在有的人爱穿中山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