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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
庆贺。②
与此同时，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 １３５１ 年夏发生决口。民众
的起义接二连三，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土匪，宗
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们一地又一地占领城市、抢劫店铺、
杀害官员，向地方上复仇。关于这些起义，剑桥中国史另有详述，③这里只简
略提及。脱脱及其追随者对这种动乱的爆发十分警觉，马上迎战，设法对付，
到 １３５４ 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控制了局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权把
全国范围的平乱看作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并已充分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有些人认为元朝的正规军由于腐化、管理不当等原因，已蜕化到在动乱
时不能保卫王朝了。④这一说法可能含有不少真实性。但事实上，无论军队的
条件或训练状态如何，并没有要求一支随时保持充足兵力的元朝正规军来控
制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那些把中国都燃烧起来的暴动。一些蒙古军队起初没
有纪律，缺乏准备，但如果说他们开始时曾败给起义军的话，那么他们很快
就赢得了很多胜利。元军各部队由各族人组成，服役是强制的。特别是在中
国南方，地方民防组织必要时招募汉人，很大程度上靠他们来镇压起义，此
外别无他法。①
脱脱不但能设法创造一个全国性的镇压机器，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它，这
点的确很不简单。时不时地建立与解散较大的军事组织，经常不断地将军队
将领从一地区调到另一地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王侯任命的头目都不允许
左右一次较大的行动，精心地从组织上将后勤保障与其他军事行动区别开
② 关于脱脱第二任期的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95—118 页。
① 元代钱币是个重要课题，西方文字的研究力作还是＇127＇傅海波的《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近年的研
究成果有＇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② ＇653＇《元史》，卷 66，第 1646—1654 页。据我所知，这篇文字还没有译文，但在李约瑟：《中国科学
技术史》第 4 卷有简略的介绍，见第 325、344 页。亦见＇551＇杨联陞：《汉学综览》，第 222—223 页。
③ 见牟复礼与崔瑞德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撰写的章节。
④ 如萧启庆就持这一观点，见＇195＇《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63 页。
① 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104 页等。
来。依靠上面几条，脱脱能够防止军权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军队将领
在行省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动，至少是那些最具
象征意义的行动，脱脱都是亲自指挥，如他成功地于 １３５２ 年重新占领今江苏
西北的徐州这个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复了秩序。
当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来自南方的漕运停止了。脱脱不与仍旧活
跃的海盗方国珍谈判恢复漕运，而是决定在京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个决
定与脱脱一向把行政管理权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相当庞
大、极端昂贵的行动，新发行了价值 ５００ 万锭的纸钞作为拨款，相当于黄河
改道工程费用的两倍半。
元朝时期中国北方异常潮湿，提早进行的试种证明了那里确实可以种植
水稻。分司农司于 １３５３ 年建立，从南方招募了 ２０００ 名修堤者和种稻农民，
发给他们钱钞，在这里工作一年，作为当地农民的技术指导，因为当地农民
不会种稻。另外，又从山东迁来一些农民以增加当地人口。国家还在河南行
省及辽阳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由于脱脱政治上的骤然倒台以及内战的继
续，这些国家所属的屯田实际上成功与否并不很清楚。但是企图一夜之间就
将中国北方千年农业传统改换过来的大胆计划，是脱脱认为振作起来的政府
有无限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１３５４ 年底，脱脱亲自率领了第二次军事大讨伐。这次是进攻扬州北面大
运河附近的高邮。高邮被原盐贩子张士诚所占领。这次讨伐成了脱脱最后一
次的官方行动。如果这次围攻高邮实际上能迫使张士诚投降（它几乎成为现
实），那么全国起义的支柱毫无疑问将会遭到破坏。果若如此，那些仍在活
动着的起义者，就会因被追捕而东躲西藏，他们几乎不可能幸存下来。然而，
就在围攻进行之时，妥欢贴睦尔出人意料地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做出一个错误
的判断，他下令将脱脱解职，并将其流放。很不幸，脱脱出于对朝廷的忠诚
而服从，高邮之围因此而解。元朝丧失了军事与政治的主动权，几乎马上就
要平息的起义又采取新的形式复苏了。而正是在这一反复中，一个新王朝明
朝出现了，１３ 年之后，明朝重新统一了中国。
脱脱为什么被解职？似乎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已成常规的政府
每五年一换班的周期所致。每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晚元统治集团的各派系
中，腐化、宠信以及个人感情的嫌恶似乎就达到某种严重的地步。脱脱的周
期也不例外，正是他自己的一个不忠的追随者哈麻在宫廷角逐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导致了他的垮台。而且，脱脱雄心勃勃的举措已走上正轨，目标几乎都
已达到，黄河被驯服，各处的叛乱活动几乎被摧毁。在脱脱的国事日程上，
除了一些细节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换届的时候到了。
在这一点上，人们还应认识到，那些在政府中反对脱脱的人，与其说他
们是出于个人的立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应当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目标，
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脱脱大刀阔斧的行动要求纪律与中央集权：御史台
受到控制，行省和地方官员几乎没有主动性；军事将领在行动中也仅有最小
限度的行动自由。有明确的证据证明，１３４４ 年至 １３４９ 年在职的行政官员中
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脱脱的严密控制，并对脱脱向忠于他的那派人给予的
保护有怨恨情绪。这些人现在要求恢复到分权的统治状态，要求在制度上给
地方和个人以更大范围的主动性。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使人想起北宋晚期改革
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妥欢贴睦尔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撤换脱脱。脱脱像他的前任、他的叔叔
伯颜一样，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或许是由于不经心，他未能及时表示
同意将爱猷识理达腊册立为皇太子，从而显露了他的这种权势。对此，妥欢
贴睦尔极为恼火和不满。是什么破坏了丞相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呢？
当时妥欢贴睦尔 ３４ 岁，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已进入一种半退休的状态。
①他跟他圈内的一些人一起定期带着宫中舞女们举行藏传佛教的密宗仪式。他
至少有一次资助 １０８ 名和尚游皇城。另外，他还亲手制造了一条样船，下令
据此建造一条大型游船在皇宫的海子里游玩。他本人还参与设计、制作了一
个相当复杂的大型宫漏计时器。②或许是为了这条新船，一项十分糜费的疏浚
皇宫水道的工程开始了。
同时，妥欢贴睦尔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让长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并担负起
一些统治方面的责任。１３５４ 年爱猷识理达腊约 １５ 岁，他 ９ 岁时曾学过回鹘
文（畏兀儿文），１０ 岁学汉字。之后不久的 １３４９ 年，在举行了精心准备的
隆重仪式后，特别为爱猷识理达腊在宫内修建了一所特殊的汉式学校，有九
位老师任教。其中资格最老的李好文特地为他年轻的学生编写了与汉文主题
有关的四册课本。
四年之后妥欢贴睦尔又为继承人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 ８３ 名官员与办事
人员。此外，爱猷识理达腊的独立办事机构掌管着一个礼仪卫队以及两个卫
军机构，爱猷识理达腊个人有 ２５０ 名怯薛歹。他们得到 ２．７５ 万锭的补助，而
爱猷识理达腊的夫人则得到 １０ 万锭以上。一座没有使用过的宫殿经过修缮后
让爱猷识里达腊居住。爱猷识理达腊还有特权任命自己的宫员。１３５４ 年年底
（脱脱在外征讨）爱猷识理达腊被授权审理所有上报他父皇的官方奏折。总
之，妥欢贴睦尔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宫内创造了一个新的、大的、昂贵的、有
影响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继承人为首。只剩下举行册封皇太子的正式典
礼了。
脱脱拖延这个典礼，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爱猷识理达腊的崛起对他是一
个威胁。但事实上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童年是在脱脱家
度过的，他 １０ 岁时的启蒙汉语书是《孝经》，他的导师是脱脱家的家庭教师
郑深。①不仅如此，脱脱个人还捐了 １２．２ 万锭，修建大都北门外的佛寺，为
的就是不断地为爱猷识理达腊的健康祈祷。
拖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爱猷识理达腊不是正宫之子，脱脱认为他不够
格。爱猷识理达腊的母亲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宫女，出身高丽。妥欢贴睦尔很
宠爱她，１３４０ 年立她为“第二皇后”。当时不少人反对这一举动，因为蒙古
人给予高丽人的地位从来很低，她的新地位对元与高丽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产
生影响。②妥欢贴睦尔的正妻是一位谦卑的蒙古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在婴
儿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详，但如果在 １３５３—１３５４ 年他仍活着的话，那么，
脱脱对皇太子问题有所踌躇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很可能
脱脱只是忙于处理帝国的危机而没有抽出时间来安排此事。问题的症结在于
皇帝怀疑拖延是有意的。１３５５ 年春，脱脱被撤职之后，终于举行了庄严的册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在脱脱第一次任职期间（1340—1344 年）对朝政的兴趣达到顶峰，见＇150＇藤岛建
树：《元顺帝时代》。
② ＇343＇李约瑟：《计时器：中世纪中国的大型天文钟》，第 140 页。
① ＇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 49，6b—11a。
② 关于高丽对此事的记述，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 231—262 页。
封皇太子典礼。
元朝的瓦解
也可能皇帝认为撤掉脱脱是很正常的措施。以往他曾多次采用这类措
施，结果并未妨碍王朝的完整。但撤掉脱脱事实上却结束了作为一个完整的
政治体系的元朝。原因主要在于，与 １３４４—１３４９ 年间的地方分权时期不同，
此时中国很多地方已创建了各种新的军事、行政机构来对付 １３５１ 年以后的暴
动；这些机构在人力与财力两方面都能够独立行动，并在不久后确实这样做
了。大都的权力机构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以一个具有中央特权的实体去任命
地区及以下的官员了。中国各行省都落到有自主权的地方人物（可能把他们
称作军阀更为合适）手中。这些人有些是早先的造反者，有些是镇压造反的
军队将领。从 １３５５ 年至 １３６８ 年，元朝中央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让那些在地方
上已自主的将领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朝廷，并且与诸如方国珍、张士诚这些名
义上投降的造反者进行谈判。同时，其他起义运动领导人如陈友谅、朱元璋
在脱脱倒台以后崛起并且建立了更有力的地方割据，从整体上持续地对元朝
采取敌对态势。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元政府成了一个只能控制京城及其周
围地区的地区性政府了，尽管直到最终它还作为全中国的政府残留着它的正
统性（参见第九章）。
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１３５５—１３６８ 年）中，最重要的发
展就是奠基于南京的明朝的兴起，特别是 １３６０ 年明与儒家道德—政治革命
（实际上是原教旨主义的革命）的领导人的联盟。这场革命是在晚元统治这
个总的条件下，在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 年的暴动中，在脱脱倒台之后王朝解体的过程
中形成的。
要说明这个道德革命的根源，还需要多一点笔墨，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史、
家庭史、税务与财源开发、法律史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等等敏感的话题。①
这个革命可以说是从基层积聚起了力量，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它早期
的一个表现可以追溯到 １３４２ 年，在财政收入无足轻重的绍兴，一项具有方向
性的赋税改革取得了成功。
然而，这是个处于庞大组织结构上的小裂缝，在这里，那些在朝和在野
的具有儒家思想的活跃分子克服了许多障碍，他们通过将改革与道德的重新
觉醒结合起来，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分派。通过恢复古老的乡饮酒礼，当地乡
民被有目的地分为好人与坏人两极，在这个仪式中，自私与不服管束被揭露
出来，公开遭到耻笑，而良好的德行则受到尊敬。１３５０ 年这一做法在金华与
衢州也得到恢复。余阙作为官方代表进行了指导。他是 １３３３ 年的进士，前面
谈进士题名录的非汉人部分时曾提到他是一个唐兀人。这种活动颇费精力；
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几近于零；以及它是在官方等级制度的如此低的级别上进
行（与脱脱的中央计划的压力毫不相关），所有这些都导致朝廷没有注意到
它。但是此举在当地儒家的著述中，是被作为道德上的一大胜利来庆祝的，
这些著述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影响。如果说元大都的统治者对这个影响几
乎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明朝的开创者则是马上给予了关注。①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研究成果，有＇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86＇詹尼弗？霍姆格伦：
《尤重于财产转移的早期蒙古与元代社会的婚姻和继承关系研究》；＇276＇兰德彰：《蒙古统治下金华学派
的政治思想》。
① ＇83＇窦德士：《1342—1359 年元代末年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和集权》。
在各地儒者的著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公众”对群众暴动以及 １３５５
年元朝中央权力崩溃的反应。一般认为，暴动是公众对元政府的规模、开销、
腐败和由此产生的繁重的不公平的财政需求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为了
修正这些错误做法，一般都认为政府应大幅度削减支出，官僚机关应严惩腐
败（元朝在这些问题上从未有所作为，最终还是明朝将勤俭建国作为其指导
方针）。
关于 １３５５ 年以后元朝统治的地区化，儒家的看法不一，确实很难正确评
价。当时一些儒者提出任用割据一方的军阀如方国珍或张士诚等人为元朝省
一级官员的做法与周朝分封制是合拍的，因此可以认为是正统的，只要这些
人服从朝廷、严格按照伦理标准做事。持此观点的人相信只要儒者给他们施
以足够的道德压力，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观点丝毫不切合实际，
但它可以保证减少武装冲突，并吸引足够的力量来保持直到 １４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还存在着的对元王朝的忠诚。
可是也有一些儒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力颇大，他
们是道德革命的代表。依他们之见，地方化没有任何好处，它不过是为横行
不法、贪得无厌、自我扩张以及由来以久的徇私偏袒和腐败堕落穿上了永久
的伪装，原先就是这些丑恶现象造成了元朝现在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一个
给予罪犯高职和荣誉的王朝必然会丧失社会道德方面的领导权。
这派之中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物是刘基，他是 １３３３ 年进士录（５０ 名）
汉人中的第 ３８ 名。刘基在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在地方和省级的几个较低职位上
任职。这期间他发现他的上级中有许多人胡作非为并着意掩饰，这助长了他
的不满。他早就是方国珍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朝廷为维持和平决定招安而
不是镇压那伙海盗之后，他一度被投入监狱。后来，刘基于 １３５６ 年在江浙行
枢密院担任一个不大的官职——经历。这个部门是新在杭州建立的，也是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危机中元政府机构膨胀的众多例子之一。作为经历，他立即被派
到浙江内地，他在那里的上司是石抹宜孙，担任几个州的行政助理。接下来
便发生了元末历史上很特殊和关键的一幕。
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所以很有必要将当时的情景重新描绘一
下。远在大都的元朝中央政府尽其所能正在对付极为复杂的全国形势。当时
行省官员都握有很大的自主权。１３５６ 年 ３ 月，对地方官员的民族限制都被取
消了。造反者放弃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原淮河地区，以期在其他地区建立根据
地：朱元璋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领导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派别的运动；
由于脱脱被皇帝撤职而在高邮得以幸免的张士诚，现在南下，占据了苏州。
江浙行省平章达识贴睦迩是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康里贵族，他采取非常的权
宜之策，试图挑起军阀的互斗，先是与一个军阀合作，然后再与另一个军阀
合作。１３５６ 年，他诱使方国珍援助了一场抗击张士诚的战斗。江南行御史台
很喜欢这一策略。但是江南行枢密院坚决反对，部分原因是行省平章本人常
常任命憎恨方国珍的人在这个部门任职。各个机构均有自己的军队。另外还
有互不统属的乡兵武装，这些人经常出乎意料地变换立场，造成更为模糊不
清、复杂难解的局面。这就是 １３５６ 年元廷面临的支离破碎的局面。
刘基、石抹宜孙及其同僚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体系中只占了靠近底层的地
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有着明确的道德洞察力，在省内
公开宣传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并以此作为真正地长久地复兴元朝在中国统治
所必要的努力的惟一可行的实践样板。在省政权内部，善与恶判然分明，几
乎就像摩尼教的善恶两极那样，人们都滑向了两个极端。所有善的都是利他
的、中央集权制的；所有恶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搞地方独立的、地区化
的。要取得地方上的平定，就要将一切资源和领导权都集中在善的力量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