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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忽必烈 １２６４ 年至 １２９４ 年间的年号一模一样。伯颜的用意显然是通
过改年号重现元朝初年的盛世。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伯颜的个人经历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他和他的祖先都曾担任怯薛歹，世
代充当大汗一家的家仆。伯颜年轻时是皇子海山的卫士。他在草原战争的最
后阶段（１３００—１３０６ 年）表现英勇，传统的诸王大会忽邻勒台授予他拔都（勇
士）称号。后来海山当了皇帝（庙号武宗，１３０７—１３１１ 年在位），伯颜历任
朝中的高官和汉地军队中的指挥官。１３１１ 年以后，他在行省任职并卓有成
效，这期间他将皇帝赏赐给他的大片农田捐献给怯薛以及元朝宫廷喇嘛。１３２８
年他成为海山之子图帖睦尔（文宗）即位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至少在初年，
②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 111 页。＇653＇《元史》，卷 181，第 4180 页。
③ ＇666＇万斯同（1638—1702 年）在《庚申君遗事》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① ＇653＇《元史》，卷 138，第 3337 页。
伯颜像《元史》本传所描写的那样：“弘毅深沉、明达果断”。②所有这些似
乎都描绘了一个有长期广泛经历的贵族的肖像，他对元朝这一蒙汉混合政权
中的蒙古一方有着深深的忠心，从个人、民族以及制度角度看都是如此。
显然，伯颜相信自忽必烈去世后 ４０ 年来朝政一直在向并不理想的方向发
展，他要重新恢复以往的局面。但是下诏改元，重新采用“至元”年号意味
着什么，解释并不明确。有关上谕模糊地提到上天警告的预兆，说尽管国家
仍享受着繁荣与和平，天象观测者们已注意到异象，这些异象要求政府要重
新恢复忽必烈统治下“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的旧典，以改进政府管理。③
换句话说，当官方宣布“海宇清谧”的时候，最重要、或许是令人痛苦的变
化就要发生了。由于普遍缺乏危机感，由于伯颜要做的事没有得到广泛的道
义和政治上的支持，也由于他的计划缺乏清晰的定义，伯颜很快就不得不用
强迫手段达到其目的了。
下面要弄清伯颜自己的想法，并把它与他的众多汉人和非汉人对手所认
定的他的想法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
伯颜的改革有两个主要部分。其一，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是他基于在中
国进行管理的相当多的知识与经验，为减轻贫困，从总体上改进生活状况为
目标的改革。宫廷支出被缩减（有时以忽必烈朝的开支水平为标准）；盐的
专卖比例减少；同时有意识地、不断地对全国各灾区提供及时的、适当的赈
济。至此，一切都还不错。
伯颜所作努力的第二部分，是试图重建他认为是忽必烈最初规划的统治
制度，但这最终证明是不可行的。这主要要求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严格实
行民族区分。依伯颜之见，这是元朝统治中国的绝对基础。为达此目的要将
历史倒推半个世纪，显然伯颜在一开始没有料到这将会多么困难。
这时候蒙古人、其他外族人与南、北汉人上层之间文化、社会关系方面
曾经十分单一的民族划分早已变得模糊了，它已随着复杂的民族融合而不复
存在。许多有心往上爬的汉人采用蒙古名字（伯颜对此颇为不满）、学习蒙
古语、与蒙古人结婚，以及通过其他方法使自己逐渐而巧妙地进入蒙古人的
权力机构。而另一方面，许多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则与汉人意气相投。
例如，蒙古克烈部人阿荣（死于 １３３３ 年），也同伯颜一样给海山当过怯
薛，是一位能力很强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总之，表面上看，他的情况很像伯
颜，但在文化上他与伯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他喜欢赌博、打猎、
打球，他也学习中国的历史，喜爱南方葱郁的山水画。他在湖南有一所被称
作“梅月村”的闲居，在那里他种了几百棵梅树，①并与汉人文士谈得来，关
系融洽。伯颜要实行民族区别，给阿荣这样的人在民族间的个人交往上，也
在升迁和事业上蒙上了阴影。所以，伯颜的计划对阿荣等人来讲毫无吸引力
（阿荣曾经很伤心地跟虞集预言，伯颜不久会取消科举制度）。在上层文人
当中，外族人与汉人不再能被清楚地加以区别。这是伯颜的计划在政治上遇
到麻烦的核心所在。
具体地说，伯颜重申了在中国的外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当然还包括
没收汉人（高丽人也在内）的武器和马匹。他还要从此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语
② ＇653＇《元史》，卷 138，第 3335 页。
③ ＇653＇《元史》，卷 38，第 830 页。
① ＇620＇宋褧：《燕石集》，卷 8，13—15 页；＇653＇《元史》，卷 143，3420—3421 页。
和其他外族语言，尽管这一措施不久就取消了。他规定官僚机构中许多领导
职位只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与其说是伯颜本人，倒不如说是那些头脑
发热的地方官，下令没收所有铁制农具，并严禁演出汉人传统戏剧和说书。
人们普遍相信，这位丞相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括所有未婚的童男女，并诛
杀五大姓（译者按：张、王、刘、李、赵）汉人。这虽不是伯颜实际上执行
了的政策，但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民众的心理，反映了他的政策在汉人中引
起的恐惧。
伯颜引起精英阶层强烈不满的实际措施之一，是他在 １３３５ 年取消了科举
考试。这实际上影响了各族考生：汉人、南人、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这不
但使受过教育的汉人，也使住在汉地各省的、与怯薛或在京城有影响的人沾
不上边的年轻的蒙古人与其他外族人在事业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他们的生
活和精力大多都已集中在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上了。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取
消这一制度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呢？
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取消科举的谕旨没有大胆地说出一个理由。
以后问起来，伯颜也未能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但他主意已定，１３３６ 年和 １３３９
年都没有举行科举考试。
反对科举的人当中最能言善辩的不是伯颜，而是阿儿浑部人彻里帖木
儿。他年轻时也跟伯颜一样当过怯薛，后来事业成功，当上高级行政长官与
军事将领。彻里帖木儿并不极端，他有学识、有能力，在赈济方面尤有经验。
关于科举，使他困扰的是财政问题。他曾目睹行省在乡试时动用驿传和紧缺
的财政资源。他还要求将提供给学校贡士的庄田租转供怯薛歹衣食之用。①
但问题要复杂得多，绝不仅仅是个开源节流的问题。忽必烈从未举行科
举考试。自从 １３１５ 年实行科举以来，新登科的进士开始受到一定优待，不必
在政府低级职位上与那些年轻的书记、通事们不公平地竞争，他们有（或被
认为有）更好的继续晋升的机会。有了进士头衔，就是对怯薛优越性形成威
胁的开始。但是进士头衔并不保证有行政才能，这是伯颜和其他很多人所目
睹的。取消科举则是强调贵族世袭特权并显示实际经验重要的一种方式。在
准备入仕时，虽然不排斥学习儒家经典，但已被降至次要的地位。
改革不过如此。根据贵族习惯，伯颜升为大丞相之后即开始积攒个人巨
额的财富。对伯颜持否定态度的汉文文献有谨慎而详细的记载。他占有头等
投下分地，同时兼管许多中央、皇宫的机构和卫军，以及世掌斡脱。１３３８ 年
为伯颜祝寿的官员们拥塞了街道，以致一位年老的汉人官员几乎被踩死。②
大丞相通过京城街道时，由诸卫队精兵充当导从，盛大而威武，相比之下，
皇帝的仪卫要寥落得多了。或许可以说，伯颜起码在表面上达到了他政治上
的目标，但他也开始自满与腐化。
然而他的地位仍不牢固。伯颜很快地就发现在贵族的更上一层还有敌
人。他杀掉了四个具有皇族血统的对手。其中之一名叫彻彻秃（郯王），在
蒙古草原指挥军队。他于 １３３８ 年被捕，送至大都，在东城门外被公开处死。
这被认为是极为不义的行为。彻彻秃在京城享有广泛威信，在南方儒士当中
的地位也不低，因为他有段时间曾在自己府邸任用一名南方学者，并十分尊
① ＇653＇《元史》，卷 142，第 3403—3406 页。
② ＇648＇杨瑀（1285—1361 年）：《山居新话》，17a。该书被傅海波译成了德文，见＇115＇《杨瑀》。
重这位学者的建议。①
在汉地各省社会的底层，不祥的动乱引起了伯颜的注意。河南、广东、
江西几次爆发小规模平民起义，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了下去，但伯颜很快怀疑
他们背后有更大的阴谋。１３３９ 年底，一个名叫范孟的不得意的汉人书吏杀死
了一批官吏，占据河南首府汴梁。虽然马上他被捕处死，但伯颜坚持认为这
一事件后面有一场更大的汉人阴谋，他下令进行最严格的调查，并要求检举
每一个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他还对占据敏感的政府职务的汉人进行了一场
普遍的清洗。
这做得太过分了。树敌过多，伯颜的丞相也就做到了头。把伯颜赶下台
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侄子脱脱，伯颜曾给予种种优待的年轻人。１３４０
年 ３ 月，在一场精心安排的突然事变中，伯颜所有的职位一下子都被革除，
首先黜往河南，又徙南方边地，４ 月他死于被放逐的路途中。
① ＇657＇危素（1303—1372 年）：《危太朴集》，卷 8，8a—9b。
脱脱及其对抗势力，１３４０—１３５５ 年
驱逐伯颜的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蒙古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反叛，
他们比老一代更适应中国社会。随着伯颜的消失，重现忽必烈时代的努力作
为一种政治理想已经消亡，政治冲突转移到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战场上。
脱脱约 ２６ 岁，脱颖而出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被描绘成一名
高大强壮、武艺出众的弓箭手。他当过 １０ 年怯薛，曾在内廷担任要职，对幕
后阴谋活动很内行。从他的南方汉人家庭教师吴直方那里，他也受过儒学训
练。
脱脱后来两次任右丞相，一次从 １３４０ 年至 １３４４ 年，另一次从 １３４９ 年至
１３５５ 年。事实表明，在中央一级，晚元政治史发展有一定的周期循环，呈现
出不同的行政管理集团相互接替的现象，各自采用一套不同的指导思想，平
均周期约五年。自伯颜 １３３３ 年至 １３４０ 年当政之后，接下来的脱脱，任期为
１３４０ 年至 １３４４ 年。从 １３４４ 年至 １３４９ 年这段时间内，主要是别儿怯不花当
政，然后脱脱又重掌朝政，时间为 １３４９ 年至 １３５５ 年。１３５５ 年以后，这种节
奏中断，那时元朝已开始土崩瓦解，内外交困的中央政府已不再能有效地对
国家进行政治统治，但即使在朝廷已不再直接管理的那些地区，元朝还是被
看作是正统的，还是人们效忠的中心。
乍看起来，这些关于对伯颜之后的政府的研究似乎对理解元朝的即将崩
溃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当政人物没有一位缺乏主见或精力，全都愿意解决重
大问题，拯救危机，作出改革。伯颜倒台以后的当权人物个个精力旺盛，有
眼光，有能力，不气馁，也不倒退。脱脱执政时在政治上力争中央集权，而
别儿怯不花时期则相反，尽可能给地方以权力，发挥地方上的主动性。元朝
崩溃的责任由谁来负似乎极成问题：到底是当政者个人还是制度的缺陷，抑
或中国的危机过于严重，以致政府根本不可能控制。
脱脱的首任期肯定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年轻的首脑人物迅速表现出
他的统治与伯颜完全不同。新年号的制定就是为表明这一点。伯颜实行的清
洗被制止了，那些伯颜规定汉人不能充任的职位又对他们开放了。许多名儒
曾自愿引退或被放逐，现在又返回京城。科举恢复。伯颜的旧部下被解职。
伯颜解职之后仅仅一个月就死于放逐的途中。
在为中央政府指出一个新的正确方向上，脱脱显示了某些早期迹象。他
带头尽力修建一条从大海经大都到山西（译者注：应为西山）山下的海运之
路，由于技术原因没有成功；①此后的又一项规划——筹款修撰长期未完的
辽、金、宋正史，以大功告成。②
这个政府也使皇帝妥欢贴睦尔得以以新的面目出现。现在他 １９ 岁，在策
划反伯颜的事变中起了次要的作用。１３４０ 年 ７ 月年轻的皇帝对其已故的叔叔
图帖睦尔进行了谴责，撤掉了他在太庙中的牌位，将皇太后卜答失里（即他
的婶婶）逐出流放，将堂弟，也就是预定的接班人燕帖古思也安排流放，接
下来的暗杀也有可能是他安排的。他将自己尚是婴孩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交
给脱脱家抚养。现在这位统治者亲自主持国家的祭孔典礼，聆听儒家经典的
讲解，举行国宴。
①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79—80 页。
② 关于三史的修撰，见＇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地方性的起义之后，皇帝于 １３４４ 年 ６ 月接受了
脱脱不寻常的辞职请求。③１３４４ 年至 １３４９ 年几个短命的政府相继登台，他们
根据某些无可辩驳的理由，而采取了与脱脱截然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国各地连年自然灾害积累的结果，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匪活动和其他造成社
会动乱的迹象，都要求中央政府特别重视行省与地方行政管理的改善。主要
要做的两件事是：其一，委派合格的能干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职；其二，给这
些人以便宜行事权来处理赈济等问题。事实上是把国家赈济的工作分散到了
地方。
这时期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别儿怯不花，他做过行省长官，十分得力。在
对 １３４１ 年杭州大火进行善后处理时，他体会到，为了赈灾，有时不得不违反
中央制定的规章，不然就来不及了。①与此类似，为了对付流窜的土匪，地方
驻军需要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处理灾荒或地方动乱时，地方官需要少
受干扰，而作更多的努力来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１３４５ 年，中央派出 １２ 个
调查组，每组以一个汉人、一个非汉人共同领导。他们赴全国各地纠正错误，
为民“造福除灾”。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土匪，在河南重新细致地划分
了各区域的界限。②
妥欢贴睦尔也在这个新举措中参加了一些方面的工作。他亲自告诫新上
任的地方官要有所作为，他也参预了对那些在地方上政绩卓著者的奖励与晋
升。
然而这些行政上的新尝试并未使元代中国的问题减少，反而在 ４０ 年代日
益增加，其性质、规模使得那些地方官或安抚地方的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他
们只能做到零敲碎补。中央政府现在还面临着持续不断的财政收入下跌。海
道漕运大幅度下降，由 １３２９ 年 ３３４ 万石的高峰降到 １３４２ 年的 ２６０ 万石；此
外，自 １３４８ 年起，方国珍弟兄为首的海盗活动持续不断，政府对他们镇压不
下去，只得试图安抚。③不仅如此，连绵不断的大雨使黄河河水猛涨，冲决堤
岸，终于开始改道，泛滥成灾。④应采取不同的行政策略似乎已提上日程，经
过官僚机构内部一些复杂的斗争，１３４９ 年 ８ 月皇帝将脱脱召回任职右丞相。
他们要寻找和实行激进的措施了。
脱脱以及他那一派人很积极很热心。据记载，
脱脱有意兴作，盖为前相无闻，其礼乐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
有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于无穷也。
这些话是否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乐观情绪还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在中央政府的圈子里存在着一股坚定的信念：危机是能够解决的，只要从上
层下达命令，一夜之间就可以重建一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就不会有
③ 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80—81 页。
① ＇656＇宋濂（1310—1381 年）：《宋文宪公集》，卷 49，6b—11a。＇648＇杨瑀：《山居新话》，35a—36b；
＇653＇《元史》，卷 51，第 1100 页；卷 138，第 3366 页。
② 见＇621＇苏天爵（1294—1352 年）：《滋溪文稿》，12a—15a；＇625＇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 4，9a—10a。
③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88—89 页。
④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87 页。
① ＇652＇权衡：《庚申外史》，19a—b。这段文字有完全不同的译文，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
第 96—97 页；＇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译本《庚申外史》，第 56 页。
后来的任何努力。
脱脱所有的新措施都是要保证中央的指导与控制。②他们也欢迎从下面来
的建议，但一经采纳，便由中央政府推行。地区与地方上的主动性则受到严
格的限制。
若按年代顺序，脱脱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必须立即广开财源。但他认为
增加土地、盐业、商业等传统税收的税率是不可行的，这些税收大多都在不
断收缩。接着是 １３５０ 年底决定印行新纸钞（但却并没有财源作后盾），１３５１
年首批就印行了价值 ２００ 万锭的纸钞，政府就靠这些纸钞的流通来支付劳工
与材料的费用。①
政府急迫地应付了经济问题之后，于 １３５１ 年 ４ 月宣布了治理黄河的计
划，决定重修黄河下游河道，使之再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反对此计划的意
见不少。脱脱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还从没人干过这样的工程。但在通过发
行纸钞而筹集的资金基础上，１３５１ 年 ５ 月就开始了黄河河道工程，同年 １２
月胜利完工；１７ 万兵士与乡民参加了修河。欧阳玄代表官方撰写纪念文章—
—《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
庆贺。②
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