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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刘欣必须与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姬一刀两断，不能随便见面。
到了次年，也就是绥和元年（西元前八年）正月，刘骜召大司马王根、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等人入宫议事，讨论太子人选。刘骜问众人：“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欣这两个人，哪个合适？” 王根、翟方进、廉褒、朱博等人认为定陶王刘欣合适。惟独御史大夫孔光不识时务，他说：“按照《尚书》中‘兄终弟及’的记载，中山王刘兴更合适！”刘骜不悦：“中山王没有才能，不堪造就。按照礼制，兄弟二人相继做皇帝，将来要是入庙祭祀的话，牌位怎么摆？”刘骜当场否决了孔光的意见。就因为这一句话，孔光不仅丢了官，还得罪了一大坨人：刘骜、赵飞燕姐妹、傅太后、刘欣。
二月九日，刘骜颁诏，册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加封中山王刘欣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加益中山国采邑三万户，以安其心。又令执金吾任宏署理大鸿胪，持节到定陶国征召刘欣入京。刘欣倒也很谦虚，上奏谢恩：“以臣侄之才，不足以充当太子，不敢窃据太子之宫。臣愿住在设于京师的定陶王官邸，早晚进宫给陛下请安。等到陛下有了亲子，臣即马上回国就藩。”二月十四日，刘骜看到了刘欣的奏章，作出了批示：“已阅”。孔光因为忤逆了皇帝之意，被刘骜从御史大夫的位置上拉了下来，降职为廷尉。御史大夫一职，由何武继任。
刘欣在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姬的陪伴之下，即日启程，前往京师长安，做他的太子去了。他们一行到了京师之后，暂时都居住在定陶王官邸里。傅太后真是春风得意，高兴合不拢嘴。这年八月九日，中山王刘兴在封地去世。傅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更是兴奋。她知道，再也没人能够抢走孙子刘欣的太子之位了。
十一月，刘骜颁布诏书，将楚孝王之子刘景改封为定陶王，作为刘康的后代，以延续刘康一脉香火。按理说，太子刘欣已经是皇帝的儿子了，与刘景改封为定陶王毫无关系了，这道诏书没有必要再发给太子看。可刘骜还是把这道诏书发给了太子一份。此举的用意是在试探刘欣。如果刘欣“识相”的话，应该无动于衷。要是他敢上奏谢恩，那就要敲打敲打他！
刘欣接到诏书，有点为难了。按汉法，皇帝若是下诏封赏某人的亲属，这个人应该按规定上书谢恩。另外，皇帝下诏给某人，若是此事与这个人有关，也应该上奏答谢。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太子要不要向皇帝写奏章谢恩呢？刘欣没了主意，就去咨询身边的两位老师：太子太傅赵玄、太子少傅阎崇。阎崇认为：“殿下现在已经是皇上之子了，再也不能顾念私亲。此事与殿下无关，不应谢恩！”而太傅赵玄却认为：“不管怎么说，定陶王还是殿下的生父，应该谢恩！”刘欣岂能忘了他的亲爹？不顾后果地就向刘骜上了一道谢恩奏章。
如果刘欣不上这道奏章的话，刘骜绝不会怪他。因为他就是不想让太子再挂念他的生父！当刘骜看到这封奏章，一股无名火从心头涌起，大发脾气。他派人追查，去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赵玄被降职为少府，而改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子太傅。
此事发生后，刘骜非常恼火，认为这都是太子身边的一些人教唆的结果。为了将太子与原来的亲属、亲信隔离，他下令让太子刘欣搬离定陶王府邸，改到东宫去住。并且发出严令：禁止太子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姬与太子相见！
太子刘欣进宫之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又见不到祖母、母亲，闷闷不乐。王政君知道以后，觉得这样做也有点过火。她担心，如果把太子逼的太狠，事情做的太绝，将来太子一旦掌了权，就会记恨自己。倒不如把缰绳放的稍微送一点，给他一点自由。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始作俑者王政君，这时却做起了“好人”。她主动去找儿子刘骜，去为刘欣说情，她说：“可以让傅太后、丁姬她们每隔十天去探望太子一次。”刘骜不同意：“太子已经继承大宗之位，理应奉养太后陛下，而不应顾念私亲！”王政君说：“太子从小是傅太后养活大的，如果允许她去探望，不过像个奶妈一样，这又有什么妨碍呢？”刘骜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就同意了。此后，太子刘欣的亲属之中，只有傅太后一人，每隔十天可以进宫去看望他一次。其余人等，包括刘欣之母丁姬在内，都没有探视的权力。
按理说，太子刘欣得到了每十天见一次祖母傅太后的机会，应该感谢皇太后王政君才对。可傅太后却大为不满，她在宫里呆了几十年，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于傅太后来说，刘骜的这道旨意，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正在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的傅太后全然不知，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皇太后王政君在背后作祟，正是她向皇帝建议这么做的。春风得意的傅太后，冷不丁却突然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让她顿时好像跌进了冰窟窿，浑身冰凉。她在孙子面前发牢骚，大骂王政君、刘骜冷酷无情，她愤愤地道：“是我把你千辛万苦养活大，又让你做了太子。现如今你富贵了，我和你母亲倒成了外人了？”
刘欣从小就是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姬一手拉扯大的，彼此之间的感情很深。要刘欣放弃这些，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在他的心中，就埋下了对王政君、刘骜等人怨恨的种子。刘欣发誓，要是自己有朝一日掌了权，一定要让傅家、丁家过上比王氏更好的日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就在刘欣为了此事而幽怨不已之时，朝中却出了一桩滔天波澜，忍无可忍的王莽，这次终于出手了……
（七）一鸣惊人
在刘欣被册立为太子的绥和元年（西元前八年），朝廷里发生了一起大案。在宫中宿卫多年，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王莽，突然向朝廷揭露了一个惊天的大案，震动了整个朝廷。这年十一月，他向皇帝刘骜当面上奏，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向皇帝揭发了权势熏天的外戚之一——卫尉、侍中淳于长的严重罪行！
大司马、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由于年迈体衰，疾病缠身，多次向皇帝请求辞职，退休回家。按照惯例，首席辅政大臣的位子，一般都是由当朝太后的娘家人担任的。王莽虽然非常渴望得到这一职位，但由于资历太浅，又没有什么功劳，没有在被考虑的候选人之列。对于王根的请求，刘骜一直迟迟没有批准：王家没人了，怎么办？
当年十月十四日，大司马王根患病，被免职回家休养。刘骜在皇后赵飞燕姐妹的怂恿之下，内定淳于长为新任大司马、骠骑将军，接替王根的职务。只是由于时间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下诏任命。淳于长、翟方进得到王根病重的消息，大喜过望。他们认为，王氏族中后继无人，这大司马一职肯定是淳于长的囊中之物。他要是上了台，我等就好办事了！
淳于长要是当上了大司马，还有王家的活路吗？王莽急了，眼下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之时，要是现在再不说的话，那可真就晚了！
情急之下，王莽连夜跑到七叔王根的府上，趁着探望病情，在伺候叔父王根服药之机，当面揭发了淳于长的累累罪行。他说：“淳于长看到大司马久病，心中欢喜，认为自己必将代以辅政，甚至已对士大夫及贵族子弟谈论到任官设署等事。”接着，王莽一一历数淳于长的罪过，他说：“淳于长犯有四项大罪：贪赃受贿、卖官鬻爵、私通贵妇、暗结废后。”王根大惊：“到底怎么回事？快讲！”于是，王莽就原原本本地历数了淳于长的犯罪事实。
王根听后又惊又怒，厉声责问：“你既早知，为何现在才说！”王莽低下头：“侄儿不知道叔公是怎么想的，一直不敢说！”王根急了，赶紧吩咐：“去！快去禀告太后！”王莽立即入宫觐见太后，详细讲述了淳于长的罪状。王政君大惊：“真没想到，淳于长竟然放肆到这种地步！你赶快去禀报皇上！”王莽又立即跑去报告了刘骜。不过，王莽在向刘骜汇报时多了个心眼。他并没有说出淳于长与许废后的姐姐私通的事。
刘骜也是惊愕万分。他也觉得淳于长确实有点过分了，处置一下也好，也可让他稍微收敛一点。由于淳于长是王政君的外甥，“不看僧面看佛面”，还是应该从轻发落。他颁布诏书，免去了淳于长的全部职务，令他回国闭门思过，不得在长安逗留居住！
在皇帝的包庇之下，淳于长如此重大的违法犯罪案件，就这么轻易地处理到头了。对这个结果，王莽大失所望。本来，他一心想着让皇帝严厉处置淳于长，自己也许能够得到机会。现在，他出面弹劾淳于长的事情闹的沸沸扬扬，不可收拾。如果有朝一日，淳于长一旦东山再起，自己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王莽真是追悔莫及：早知如此，还不如一股脑儿全说了算了。事已至此，再去上奏的话已经晚了。眼下，王莽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王莽的揭发，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深不可测的朝局深潭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朝廷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正在王莽顿足捶胸、后悔不迭之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转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王家老六、红阳侯王立，却不合时宜地跳了出来，公然为淳于长辩解、说话。王立的胡搞，意外地给王莽带来了巨大转机！
王立为何要为淳于长说话？他不是与淳于长是死对头么？难道他失心疯了不成？
这就要从王立的心思说起。当初王家老五——王商死后，本应是老六王立接任辅政。不料在翟方进暗中指使下，丞相府司直孙宝出面弹劾下，王立的首辅梦想化为泡影。最终，王家老七——王根坐上了首辅的宝座。
这一事件令王立耿耿于怀。自打孙宝一出面指控他犯法，他马上就明白了，这肯定是淳于长、翟方进一伙在背后联手整他。他认为：“要不是淳于长这狗才在皇上面前诽谤诬陷，就凭区区一个孙宝，岂能动得了我王老六？”王立的看法没错，这当然是翟方进与淳于长联手炮制的杰作，而举报人——丞相府司直孙宝，也正是淳于长的亲信！故而他对淳于长深恶痛疾，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大骂淳于长无耻。
此时，淳于长已经被王莽参倒，正准备收拾行李黯然回籍。而王立却节外生枝，想要狠狠地出一口恶气。他派嫡长子王融跑到淳于长家中，向犯官淳于长勒索马匹、车辆。
真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淳于长有些失魂落魄。他明白，王融的到来，分明是看自己的笑话，无非是在痛打落水狗，为过去的旧恨复仇。不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淳于长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满面堆笑，向王融认错赔礼，他不仅把所有的好马、好车都给了王融，而且还让他捎回去了大批珍宝重礼。淳于长对王融说：“过去，我有眼无珠，冒犯了红阳侯他老人家，还望恕罪。这些都是我孝敬他的，还请笑纳。我如今犯了错，被皇上责罚要回封地去。如果有机会的话，请红阳侯在皇上面前为我说句好话，把我留在长安侍奉老母！”
王立见钱眼开，在得意忘形之下，做出了傻事。他一反常态，竟然密奏皇帝，请求宽恕淳于长：“陛下既然在诏书中说了，由于皇太后的缘故，不应该加罪于淳于长。那么，现在就不应再对他有其他惩罚。”
王立真是一块不可雕琢的朽木。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建议刘骜开释淳于长，还建议把他留在京师，无异于火上浇油，只能是适得其反！说得严重一点，简直是眼看着火坑往下跳！刘骜正在气头上，一见王立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竟然胆敢为淳于长求情，顿时大怒。他认为，王立与淳于长过去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今却主动出面为其说情，其中必然有诈。王立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刘骜的高度怀疑，立即把此事交付有司去追查验证。
主管案子的官吏立即逮捕了王融，将其下狱拷问。王立一听，顿时慌了手脚。他使出“丢车保帅”之计，派人到狱中责令儿子自杀，以求保住全家的性命。果然，王融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监狱里，线索中断了。刘骜得报后，愈发起了疑心，认为其中必定有更大的奸谋。下令逮捕了淳于长，将其关押在洛阳诏狱，对他严厉追究，淳于长在狱中熬刑不过，全部供出戏弄、侮辱废后许氏、承诺立她为左皇后等事。
刘骜这才明白，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忠心耿耿”的淳于长，居然是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他越发震怒，钦定其为“大逆”之罪，下令将其在狱中就地处死。淳于长的妻儿们也依法被株连治罪，都被放逐到合浦居住。甚至淳于长的母亲王君侠，也被遣送回原郡居住。
这还不算，刘骜派廷尉孔光持节去昭阳云台，赐给废后许氏毒药，令其自杀。翟方进趁机进言，他又上书弹劾：“红阳侯王立，奸诈狡猾，不守正道。臣请将其逮捕下狱论罪。”刘骜有些于心不忍，为他开脱减罪。他回答说：“红阳侯是联的舅父，朕实在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现应遣送他回到的封国去反省！”
王立真是个大草包，他的愚蠢行为，不仅断送了淳于长、废后许氏的性命，而且给了翟方进机会。
在王氏集团遭到重创之时，翟方进乘胜追击，又上书弹劾王立的党羽。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都是王立的密友和亲信。在翟方进严词弹劾之下，纷纷倒台。前光禄大夫陈咸，也被追究前账，也同时一起被遣送回原郡，永不叙用。
王立的党羽被收拾干净了，淳于长的党羽怎么办？翟方进很是为难。这是因为，如果仔细追究起来，要说淳于长的党羽，他翟方进就是头一个！
在淳于长大权在握、红的发紫之时，翟方进与淳于长的关系好的是“蜜里调油”，关系异常融洽。等到淳于长犯大逆罪被处死之时，翟方进对此感到异常惭愧。一直担心被皇帝追究。他在办案过程中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击王立的党羽，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减罪。在王立的全部案子审结之后，翟方进担心自己受到追究，称病不出，不再理事，又上疏请求退休。
翟方进智谋出众，精通法令条文，长于行政事务，是刘骜身边的左右手。可以说，刘骜可以没有王根，却离不开翟方进。刘骜知道了他的心思，不想处理这位朝廷重臣，转而为他隐瞒掩饰。对于翟方进的请求，刘骜当然不会同意，下诏恳切挽留：“定陵侯淳于长已经认罪伏法。丞相虽与他有过交往，固然有些过错。古人说的好：‘早上所犯的过失，晚上改正了，是值得赞许的。’请丞相安心休养治疗，不要耽误了医药，还是要多多保重！”
看到刘骜真心实意地挽留，翟方进不好再装病，这才出来办公。事实上，刘骜的这道挽留诏书，其实将翟方进已经从淳于长的党羽名单中除名。正因如此，翟方进才有脸出来理事。
重新露面之后，翟方进挥舞大棒，猛烈打击淳于长的残余势力。几天之后，他再次上奏，列出了淳于长党羽的名单。以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等人为首，被弹劾的刺史、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有二十余人。
应该说，翟方进是这场激烈斗争中的赢家之一。然而，他却不是最大的赢家。在这一事件中，王氏家族整体虽然遭到了重创，损失惨重。然而，王莽却因为揭发奸谋有功，而得到了刘骜“忠心正直”的评价。他的七叔王根，也在刘骜面前极力举荐王莽可当大任。十一月二十六日，王莽接任大司马职务，成为新任首席辅政大臣。这一年，王莽才三十八岁。
真是奇妙无比，一场混战的下来，王氏家族遭到重创，王莽却因王家的“祸”得到了自己的“福”，成了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向低调的王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居然脱颖而出，成为继王鳯、王音、王商、王根等人之后的王氏掌门人。
王莽虽然当上了首辅，还是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他深知，淳于长虽死，但王氏却在也遭受重创，根本无法乐观。另外，周边强敌环伺，形势险恶。皇后赵飞燕、丞相翟方进、太子刘欣处处与王氏作对。在内廷，王政君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在后宫中的影响控制力都大不如前。尤其是赵氏姐妹的出现，使得昔日安如磐石的皇宫后院出现了严重危机。在外朝，以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为首的朝臣集团，对王氏长期担任首辅一职颇有微词，总是在找他们王家的麻烦。这次王立的翻身落马，就是最好的例子！
由此来看，王莽要想坐稳外朝的第一把交椅，困难重重。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当上首辅，只不过是斗争序幕的开始……
（八）殚精竭虑
绥和元年（西元前八年）十一月， 王莽被皇帝刘骜下诏正式任命为大司马，成了首席辅政大臣。
在王莽的心中，最恨的还是丞相翟方进。在他看来，此人不除，王氏家族将永无宁日！当时，三公排列顺序是：大司马王莽、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在三人中，王莽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地位却最高。但王莽心中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位列三公之首，并非是因为能力，关键在于他的外戚身份！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王莽与翟方进之间，好像两个围棋高手在对弈一样。他们都知道，一着出错，满盘皆输。如果稍有闪失，很快就会翻身落马。王莽要想除掉翟方进，必须先把自己的阵脚稳住。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自己的根基不牢，连一个“眼位”都没有，却想吃对手的大龙，谈何容易？弄不好，连自己的老本都要陪进去。虽然王莽也是手段高强的“国手”，但面对精明细密的对手翟方进，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他明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打好根基、摆好“眼位”，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争取获得更大的声望，在此基础之上，寻找机会，窥伺对手的弱点，再向对手发出致命的一击！
故而，王莽在当上了首辅之后，还是保持着固有的谦虚、恭谨。这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及其家族不必要的麻烦，也是为了避免被对手抓住把柄。
为了收拾人心，挽回颓势，他一上任，即利用手中拥有的可以招贤纳士的权力，广泛地征召人才。他从各地征召了许多贤良、方正作为大司马府的掾、史等属官。对于皇帝的赏赐、封国的收入，他丝毫不吝惜，全部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