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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命，但正当蒋介石准备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登机时，忽闻有人向蒋报告：“总统现在去明故宫上机，恐有不便，如何是好？”
蒋介石闻而大惊，“有什么消息？”
“可能有人对总统不敬，而幕后是谁，不便猜测。”
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立即命令将“美龄号”专机调往大较机场，从大较机场登机回溪口。
在此之前，陈诚、陈仪、汤恩伯被召回南京给蒋介石送行，此时都在“美龄号”专机里。
当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等人驱车赶到明故宫时，立即有人告诉蒋总统坐机已改在大较机场起飞。李宗仁等人又急忙赶到大较机场，却见“美龄号”专机掠过上空，一闪即逝。。
无论蒋介石多么不情愿下野，无论他把下野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他离开南京总统府的行动却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说明，他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希望这次下野也能象前两次假惺惺地下野一样，最后都又荣归了南京，当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的。但历史无情的记载，此次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他曾发号施令二十几年的地方。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他也可能有这种预感，南京不久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也再看不到明故宫机场上给他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了。因此，他伤心极了。他痛苦地坐在飞机上，指使俞济时让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以飞机的最低速度飞绕了好几圈，企图以此来冲谈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是痛苦的，虽然在几个月前他还在竭力挽救着他认为不应该到来，起码说不应该这么快到来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临全面崩溃的财政经济，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经济改革运动。
政治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混乱和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国家的权力变质、失效、以至败亡。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主要由于内部的腐败。有权就有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传统。争权为了夺利，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当权者们，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权的好处。
日本强盗败走东洋，“刮民党”下了峨眉山，“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蒋介石手中有权力，说了的话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大桃子也确实摘了不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趁机发了大财。“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行“劫收”之实。所有日伪的金融机关及其一切附庸的企业机关，都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转化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接收大员们则上行下效，“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肆意鲸吞掠夺。
抗战胜利的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是很明白的。“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但遗憾的是，天天浇水也罢，冲锋陷阵光着脚丫子踏敌人的地雷也罢，但胜利的桃子与这些人是无缘的。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人民送给“刮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
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
“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
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
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
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
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世人视作冒险家的乐园。100年来，它富甲九州，驰名中外。十里洋场，人欲横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也藏匿着中外几千年人类的种种丑恶。不管蒋经国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的抱负，上海历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场所。一场龙争虎斗势所难免。
蒋经国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太子助威：“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报纸的言外之意向世人昭明：此次改币制决非戏台上红娘的花拳绣腿，而是包文正大人手中的杀人铡刀，没有见个鱼死网破，蒋氏父子决不会鸣锣收兵。
蒋经国也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经国此次衔命上海，志在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把新经济政策贯彻到底，不达目的，经国将不返南京。”
蒋经国的到来，立刻引起上海不小的震动。有人为他祈祷，有人冷眼旁观，有人报以嘲笑。上海七百万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位以青天自命的太子，看他将如何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施展拳脚。
蒋经国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来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勘建大队”，坐镇在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内，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扫苍蝇”。
蒋经国按照其父的改革蓝图，从“限制物价”开始，打响了上海“打老虎”的第一炮。限定物价，是为了保护金圆券，只有金圆券稳定了，才好从老百姓手中兑换黄金白银美钞。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以前的市价水平上。蒋经国为了维护这个称之为的“八·一九”防线，派出了上海市的全部军警，检查市场，搜查库房，坚决打击投机分子，下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起由12339个青年组成的“打虎队”。“打虎队”分为20个大队，上街头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乃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市民兑换金圆券，告密、揭发不法事件，一时间大有顷刻之间将大上海贪官、污吏、奸商一网打尽的势头。
发动群众这个好办法，是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时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如今大派用场。“为了人民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让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了。蒋经国为了发动群众，一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讲，说了不少让上海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他在一次上海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使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万分、热血沸腾。他讲道：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容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他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训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
无疑，蒋经国的这些演讲是得人心的，一时受到了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们的拥护，造成了强大的“打虎”声势。
蒋经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声势，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办事情更注重实效。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此时不显示他的铁面无私还待何时？蒋经国在把上海青年鼓动起来，把偌大的上海滩闹得烟云翻滚之后，开始动了杀戒。
他首先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大发投机财，被蒋经国一枪毙命。
紧接着，上海滩枪声不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杀，奸商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而掉了脑袋。还有64名投进监狱正待判罪开斩。
蒋经国到了上海，又打又杀，一时间名声大震，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有人把他和雍正皇帝相比，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一个月之内，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3亿美元之巨，其中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多万元。那些天，蒋介石几乎天天与儿子通话，询问经儿在上海“打虎”的情况，一个月下来，蒋介石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好，你干的不错！”财政部长王云五也兴奋地向报界发表谈话，说道：“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正当蒋氏父子为上海的“打虎”活动沾沾自喜的时候，一股人数不多但来头不小的抵抗势力，也正在向蒋经国扑来。
上海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买太子帐的大有人在，“打虎”队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9月30日，象往常一样，蒋经国早早地驾车去中央银行大楼上班。
当蒋经国驾车经过繁华的南京路时，却发现街道两旁的店铺里一大早就挤得人仰马翻，大包小包随着人流潮水般往外流。很明显，这是人们在抢购商品。
蒋经国虽然气恼万分，但也无计可施。他很清楚，这分明是有人暗中和他作对。
蒋经国来到中央银行大楼，他的得力助手王升早在大门口等候他。王升是蒋经国在赣南时召致麾下的干将，在上海打虎，依靠的正是这批人。
蒋经国的车一停，王升赶紧跑着前去为蒋经国打开车门，并神色不安地告诉蒋经国：“今天清晨，全市发生抢购。”
“我看到了”，蒋经国下车后，一边朝楼里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这决非普通老百姓所为，分明是一帮奸商向我们不宣而战，他们用这种手段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慌，好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王升也马上附和说：“上海商人的势力很大，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境地。”
“看来，我们不正经打几只大老虎，就不足以慑服人心！”蒋经国踏上一级台阶，回头盯着王升说道。
“昨晚我刚接到一个密报，”王升赶紧趋前一步，用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的口气说，“有人发现，昨天上午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的股票二千八百股。”
蒋经国听后猛地一震，半天没说话。
王升见蒋经国不说话，心里也有所明白，欲进又退地又说：“搞了杜月笙，上海滩就会风平浪静。问题是，杜月笙势头很大，搞不好会弄出好多麻烦。。”
“怕个屌，总统授我以全权，一切服从经济改革需要，就是天王老子也决不宽恕！”蒋经国敢在虎嘴上拔毛，杜维屏立即被投进了监狱。
杜维屏入狱，使大上海发生震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蒋经国摸了老虎屁股，老百姓一片欢腾，杜月笙气得死去活来。
抓了杜维屏本人不是目的，目的是震慑大上海。蒋经国吩咐王升：“立即通知上海各巨商，明日在浦东召开大会，无故不到会者，将受到严厉处置。”蒋经国又特意派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到杜月笙家“邀请”杜月笙到会。杜月笙早有精神准备，把胸脯一拍，对王说道：“请小蒋先生放心，明日我一定按时到会。”
次日，大会准时在上海浦东大楼举行。大楼四周布满了军警，大楼内会场两侧站着清一色的“打虎队”成员。会场的气氛低沉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开会时间到了，杜月笙没有按时赴会。蒋经国派人再三催促后，杜月笙才慢腾腾的来到了会场。
杜月笙一露面，噪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整个会场的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上海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见他神色自若，迈着沉稳的步子，径直向台前的蒋经国走去。
他走到蒋经国跟前，一言没发，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蒋经国不防杜月笙来这一招，忙不迭地起身还礼，但当蒋经国抬起头时，杜月笙已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蒋经国气恼至极但又不便发作，杜月笙则淡淡地一笑摇起了手中的羽毛扇，尽管天气并不热。
蒋经国镇定了一下精神，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致辞，他说：
“诸位，现在前方军事紧张，我们在后方的各界人士，应该戮力同心地支援前线，以便早日勘定叛乱，建设国家。上海各界热心赞助的很多，但也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近来物价猛涨，影响国计民生，尤其影响戡乱大计。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承蒙各位父老鼎力相助，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不过，有一句话，经国不得不向各位父老禀告，各位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登记，如有违犯者，本特派员令出法随，是绝不会姑息的。”
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带头鼓掌，继而即席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特派员刚才的讲话。当今国家处于危难之秋，吾等之辈理应急国家所急。我的小儿子维屏，违犯了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应该交给蒋先生依法查办，老朽绝无怨言。”
“不过，”杜月笙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众所周知，囤积居奇者，扬子公司莫不认为是上海首屈一指，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如此才能服大家之心。这既是老朽的一个要求，也是今天到会者的共同心愿，望特派员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