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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根据战场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原来的作战部署，改变原来分别举行两个战役的设想，准备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根据这一作战要求，中央军委遂作出了攻占宿县、截断津浦线，防敌南撤等一系列部署。此时，我军在徐州地区兵力也达60多万。由于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作战兵力的逐步增加，这就使得我军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卫作。
本来，早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就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次战役的要求。次日，即11月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陈毅、邓小平当即向中央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指挥系统。
当时，中野司令部随中野二纵行动，使用二纵的电台，与华野的电台没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都各自报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文，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发起后不久，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一纵、三纵、四纵、九纵等四个纵队进入淮海战场，接着中野二纵、六纵也尾击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这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野、华野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命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向南开进，组成百万大军，准备打过长江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南中国。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不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总前委时，总前委的驻地仍在安徽合肥东南的撮镇瑶岗。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曾使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就是在这个小村子，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指挥取胜的。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李伏仇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2月，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的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荫遮掩的大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沟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陶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不过20岁的姑娘——“胖子”梁艮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这个小村中。
1949年3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
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
“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有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部队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各部队尽可能多地组织了火力队，以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中央军委从其它部队特意抽调一些大炮支援渡江部队。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代了。当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而在今天，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部队每门炮最少要把一百发炮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在第十一军所担负的攻击的突破口，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对该军军长曾绍山说：“到时候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们有的是炮弹！”
部队在准备渡江的训练中，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部队前进的速度太慢，将来真正渡江时，势必会增加部队的伤亡。因为当时我军收集的船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怎么能使帆船加快速度？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计献策、创造发明的群众运动。许多指战员整天黑夜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在十一军中，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整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合理，使航速达到了每小时14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大大缩短了渡江的时间，这对渡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当时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
当渡江部队将船只准备的差不多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这么多的船只先藏在哪里既能便于隐蔽，又能便于作战使用？当时，部队收集的船只，开始都集中在内湖。内湖离长江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近的儿里地，远的有十几里、二十几里。内湖与长江之间，还有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相隔。战役打响后，怎样使船较快地翻过长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渡江部队的难题。各级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有人提议，作战时将大船先运到堤下，然后抬过大坝，送到江里去。问题是，上万只船，小的也有几百斤，在陆地上抬运几十里路，再翻跃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不允许，而且还会损坏船只；更何况，这会极容易暴露我军目标。有人还引证，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曾经使用这个办法。但事过境迁，这个办法很不利于渡江作战。为了集思广益，党委号召召开各级民主会，让每个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俗话说，劲儿是使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想出来了。在数千条建议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
很快，渡江部队开展起挖引河工程的比赛。为了隐蔽我军的行动，引河工程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就扛着铁锹、洋镐、铁扒，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地。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当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引河里泥水糊烂，深度齐腰，而且污泥臭气冲鼻，天空一直下着麻杆子雨，官兵们在泥水里一泡就是一个晚上。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终于修好了引河工程。
二、残照全陵
大战前夜，六朝古都南京异常宁静。蒋介石泪洒金陵。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蒋经国临危受命敢摸老虎屁股。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了一件特大乱子！李宗仁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兴奋不已。蒋介石又耍起流氓性子。“小诸葛”首倡言和一石二鸟。毛人风心狠手辣筹划出杀人万全妙计。
正当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发直取江南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六朝古都——金陵，这个蒋记政权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老巢，此时却异常的寂静。此种状况似乎让人费解，其实在你稍作思考之后，你就会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死囚行刑前极端恐慌之后的绝望，是赌徒在赌桌上输得已没什么东西可输时的麻木，是溺水者抓住水中稻草后的侥幸求生心态。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平津战役以傅作义和人民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而告结束，北半个中国已为共产党所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
打得过就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打不过就跪地告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也是中外反动派惯用的一个伎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亲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蒋介石避开南京明故宫机场上众多的中外记者，由大较机场起飞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的故乡。
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