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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出一个车皮。”
周恩来的目光逐一在将军们的脸上扫过：“时间尽可能提前，我们的导
弹要如期发射！鲲鹏要展翅！”
就是这个“时间”，使有的将军踌躇不前，默默地抽烟：“支援火箭基
地，这没问题，就是日子赶得太紧，一下子哪里去筹集这么多粮食？”
有人说：“我们尽量往前赶！”
周恩来焦虑地拧起眉，纠正道：“不是尽量，是要保证往前赶，要让他
们吃着粮食打火箭，而不是吃着骆驼刺打火箭！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酒泉
基地对巴托夫讲，离开他们，中国的火箭不出二个月，最迟三个月就会飞起
来。关于这一点，西方记者已经把中苏不和之风放到世界上去了。想想，这
是一种什么情景吧，假如火箭部队不能完成发射试验。。那我们国家的形
象，军队的形象可就有点‘塌’了。”
周恩来这一说，群情激昂了，大家都把热烈的目光落在总理身上。
周恩来瘦削的肩膀，如同一座山峰耸立着。正是这座山撼人心弦地呼唤
着将军们——他们回到军区后，很快调集粮食。不多日子，一列满载粮食的
火车向大西北隆隆驶去。。
沉着冷静指挥若定——1970 年指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1970 年4 月24 日，年轻的共和国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发射时
间定在1970 年4 月24 日晚9 时。
同指挥我国“两弹”试验一样，周恩来坐镇北京，双臂抱在胸前，十指
连续不断地拍着双肩。当听说发射前尚有一些部位需要抢修时，周恩来叫通
了现场指挥抢修的罗舜初将军：“请你快点告诉我，抢修怎么样了？”
“好啦，总理，”罗舜初报告说。
重大试验之前必须周到细致，万无一失，这是周恩来定下的规矩，负责
前线指挥的钱学森也向他报告：“没什么大问题了，连二级脱落插头也检查
过了。已下达一小时准备口令，预计九点可以发射。”
“好！”周恩来高兴地叫道。
但是，到晚8 点10 分时，又突然发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罗舜初立即向
周恩来请示。“那就推迟半小时嘛！”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注意，必须
一丝不苟，开刀别把手术钳丢在肚子里。这可是我们共和国第一颗卫星。”
很快，晚8 点28 分，应答机问题解决了。但是，地面测试设备又有点毛
病。于是，情况又一次报告给周恩来。
刚开始坐着接电话的周恩来霍地站起来：“给40 分钟调整，快修！”周
恩来还不放心，又补充道：“但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谨慎，延长10
分8 分的有何不可？正如第一次做母亲，难产也是正常的嘛。”
一会儿，罗舜初大声地向北京报告说：“全部修好！一切检查完毕！”
周恩来惬意地朗声笑了起来，一挥手：“好，9 点30 分为零时，不再变
动了。我在电话旁守着。”
零时终于到了：一片漆黑，无线电静默，一声轰响，载着卫星的火箭抖
动了一下身躯，尾部喷出一股强烈的火焰，猛然腾空了。它留下光的顿翼，
腾然向长空飞驰而去。。接下来，一级火箭脱落。。二级火箭脱落。。第三
级点火。。13 分钟后，卫星与火箭分离，脱颖而出。。
晚11 点30 分，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新闻公报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
抑制不住兴奋，他字斟句酌地推敲着每一个词：
“。。最近点439km，最远点238km，夹角98。5°，绕地球一周114 分
钟，重173kg，频率2500 千兆周。。”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在新华社的发稿签上落下了“周恩来”三个大字。
这颗重173 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航天技术
的又一新突破。
减少层次明确职责——检查批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1973 年9 月9 日夜，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720 飞机，在首都机场腾空而
起，飞向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上乘坐的是亚非各国的体育代表团，还有一
个由某国外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共120名乘客。飞机升空后还不到5分钟，
机场指挥塔就收到机组报告：“飞机第三发动机起火！”机组迫切要求返航
降落！为了避免飞机接触地面瞬间因满负荷落地起火爆炸，机组同时申请把
满载油箱放空——即空中放油。情况非常紧急，此时处理不当即会酿成大祸！
这时，塔台指挥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不懂飞机性能，不敢擅自作
主，便向值班首长请示，而值班首长也不懂业务，无奈又向民航总局调度值
班室请示，调度值班室又再向值班副局长报告，副局长也不敢拍板，又要求
总局值班室请示空军调度室。。就这样，一级级，一层层地上报。
33 分钟过去了！请示了16 道关口，还没有一个人点头做主，飞机只能
在空中盘旋待命，机上包括机组成员138 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塔台上的人员
急得团团转，塔台指挥员情急之中，要通了飞行员出身的北京民航管理局副
局长张瑞霭宿舍的电话。张瑞霭从睡梦中惊醒，抓起电话听完情况，当即回
答：立即放油，同时做好紧急抢救准备。放下电话，张瑞霭抓起一件大衣披
在身上，火速赶到机场。他抬头一看空中，大吃一惊，飞机仍在空中转圈，
并没有放油。
“为什么还不放油？要让飞机掉在跑道上吗？”张瑞霭远远冲着塔台指
挥员扯开嗓门吼叫起来。
“我们不敢放！因为总局值班首长不同意，说上级还没有指示。。”
“立即通知飞机放油，出了事我一人承担！”见塔台指挥员还在迟疑，
张瑞霭抢过话筒，不由分说地下达了命令：“720，放油降落！”
一声指令，飞机开始放油，最后终于安全降落了。此时停机坪上一片混
乱，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乘客们争相涌出机门，有的跪地祈祷，有的在胸
前不停地划十字，有的掏出亲人的照片一个劲儿的吻。。一场灾祸避免了。
但是，好事刚做完，追究擅自决定放油的风声却传来了，总局不但没有
表扬他，反而要追究这擅自决定放油的责任，大家心里感到寒颤。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即第二天凌晨1 时，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
堂召开了紧急会议。民航、空军、总参三方人员到齐后，周恩来快步走进了
会议厅。到会的人个个都很紧张，周恩来表情严肃，两只眼睛闪闪发亮，他
一进门就把到会的人扫了一遍，最后，把目光停在张瑞霭身上，此时，张瑞
霭心中一阵不安。哪知周总理边向张瑞霭走来，边大声说：“感谢你呀，张
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总理
的评价，使张瑞霭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作重要
指示，像打仗一样，应该尊重前线指挥员，你们不但不这样做，还要追究责
任，是谁决定的？”
周恩来的目光转向民航总局值班首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同意放油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民航总局值
班首长垂下眼帘，不敢再吭气。
周恩来又很生气地问民航参谋长：“你在干什么？在睡觉？”值班调度
员忙替参谋长解释：“他不值班，也没有向他报告，是后来才告诉他的。”
但参谋长此时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一一查证了在场的每一级领导，发现有13 个环节层层请示不得结
果，继续说：“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关系飞行
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延误33 分忡，有
时即使是延误33 秒钟，也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我们的事情之所
以难办，就是层层太多，又不敢负责。机构不改革不行，权力一定要下放，
领导者要懂行，官僚主义要不得。。”
这次会议从9 月10 日1 时到4 时30 分，在三个半小时会议中，大家都
极为愧疚地听取周总理的批评，心中震动很大，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不久，国家民航总局改进了体制和管理办法，提高了行政效率，进一步明确
了责任和要求。
十年运筹一朝归来——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
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行飞抵广州
白云机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行动大大震惊了全世界，深刻感染
了海峡两岸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而为了这一重大举措，周恩来整整筹
划了十个年头。
1919 年底国民党势力被赶出大陆后，与蒋介石政见冲突公化的李宗仁
（曾任代总统）未回到台湾，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挽留，把心腹旧交程思远留
在香港，自己于12 月5 日赴美国侨居。
1955 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 月
29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
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
谋。1955 年4 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
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点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于
是，李宗仁于1955 年秋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能默尔而息，必须有所主张。此举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很快，住在香港九
龙荔枝角的程思远接待了许多香港进步人士的登门拜访。
1956 年1 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
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3
个月后，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
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直到程
思远排除顾虑到达北京后，方知是周恩来的决定。
1956 年5 月7 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小规模酒会，周恩来主动向程思远
伸过手来，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1938 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5 月12 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并约请李济深、张治中、蔡廷
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人参加，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在座。席间，
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但回顾往昔，点了李宗仁在签订
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
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
贵”的政策主张，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来去自由。这次接见、宴会和谈
话整整用了三个钟头。程思远回港后，即将此行函告李宗仁，而李宗仁来信
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
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事隔三年，1959 年9 月24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二次召见程思远，对程
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
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他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
（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
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
很显然，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
名画，周恩来也着人一一进行了鉴定，然后寄语程思远：这些字画，有些是
真的，有的是膺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
以壮行色。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事务显出非常恰当、炉火纯青的功夫。1960
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归回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闰做点工作。此时，恰逢
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同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40 岁的总统可能对杜
勒斯制订的偶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
中国的态度比较绥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贺他
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
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
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1961 年6 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在
接见时对程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
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
议事日程上来。周恩来重申派程思远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的意见，并希望
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1963 年7 月，李宗仁对《欧洲周报》女记者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
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肉正在诞生。”此后，李宗仁
与程思远约定于12 月份在瑞士苏黎世会昭。行前，程思远于11 月份再次返
国向周恩来请示。一天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将程思远引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在这次按见中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即
“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
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
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
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
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即过“政治关、思想关、社会
关、家族关、亲友关。”总理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来送程思
远上车，殷殷嘱咐。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则，
显示了他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12 月19
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昭，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
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
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
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1965 年6 月13 日离美飞往
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
远。
6 月18 日中午11 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
已于18 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
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
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
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
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
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
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
床休息。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
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11 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
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
极了。
7 月19 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
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20 日，
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9 月26
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
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
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1949
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
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
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
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
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
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
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主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
指示
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
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
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
全体人民的损失。
1965 年11 月10 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
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
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11 月30 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
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
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