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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害人类的细菌武器。早在1925 年国际《日内瓦议定书》中，细菌武器就被
明确规定禁止使用。
当美机在朝鲜洒播昆虫和杂物的消息刚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认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2 月21 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志愿军彭德怀、甘泗淇和东北
军区高岗、贺晋年的电报，指出：“据许多征候来看，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
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行动，应引起我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注意。”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撒播区的消毒
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
慌和恐怖。为便于掌握敌人继续撒放细菌和我们的防疫情况，请志司务应每
日作一简报。”2 月25 日，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防细菌战指示》，指
出，“根据许多事实（许多部队看到敌人用飞机撒下昆虫；很多比虫朝鲜人
民过去从未见过，且季节上亦过早；朝鲜专家的化验报告；敌人所撒昆虫和
投掷方法部与敌人以前准备细菌战时所研究的一样；敌军内在一月中旬集训
军医进行瓦斯、细菌、原子力等训练等）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
战。”“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做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
的首要任务。”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场驱扫瘟神的斗争立即
全面展开。
首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的宣传。1952 年2 月24 日，周恩来
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政府反对细菌战的正义立场，指出：
“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人民头上的灾难，
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
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美同飞机侵入中国领空后，
周恩来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指出：“美国政府竟公
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继在朝鲜进行大规模细菌战之后，又在我国东
北大量撒布传播细菌的昆虫，企图以大规模虐杀和平人民的历来方法来达到
其侵略中国、威胁中国人民安全的目的。”“这种穷凶极恶的残暴罪行，是
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之下，一定要遭受到
可耻的失败。”在此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和科
学组织纷纷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暴行，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反细菌战的报道和
文章，沈阳等地群众还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当侵朝美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后，美国政府开始故作沉默，
直到3 月初才发表声明，称“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
细菌战。”周恩来提出，应当组织国内和邀请国际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
到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区进行现地调查，取得人证、物证，用事实向国内外
揭露美帝发动细菌战的罪行。3 月至4 月，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
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别到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
查。3 月至8 月，朝中两国政府还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
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中国
东北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团通过现场调查，收集了美军进行细菌成的大量证
据，并根据这些证据分别公布了调查报告。“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
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
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
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
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他们号召“全世界人民都应加倍努力，使世界免
遭战祸，并制止科学的发明被用来毁灭人类！”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军罪行，周恩来提出，应举行“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展
览”，邀请国内外人士参观，扩大宣传。4 月初，周恩来电告志愿军和东北
军区。迅速将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的标本运来北京，组织专家进行审查整
理。5 月初，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下，展览在北京、沈阳、朝鲜同
时举行。毛泽东题了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2 年到1953 年，中国新华社还陆续公布了25 名
美国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
信，这就使美国政府更加陷于狼狈不堪的被动境地。
在进行反细菌战宣传的同时，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精心组织领导了除病
灭害的斗争。周恩来指出，这次反细菌战工作，必须以战区为主，以军队为
主，军民兼顾，统一组织，全面部署，统一行动，以求得彻底消灭美帝国主
义的细菌战争。防疫工作的部署应根据三个原则进行：划分不同的区域，采
取不同的措施；分清缓急，明确防疫对象；在发动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基础上，
结合专家指导，开展各项工作。
3 月13 日，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有的中央防疫委员
会加以扩大和加强，由周恩来兼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兼任副主任委
员，以便更有力地领导全国防疫工作。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政
务院有关部、委和志愿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周
恩来指出，各级防疫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情况和动
态，研究反细菌战的对策，拟制本级防疫工作计划，贯彻上级防疫工作指示，
检查下级防疫工作情况，总结交流防疫工作经验，组织人力物力对敌投疫情
的侦察、敌投标本的采集和检验，进行防疫宣传教育，组织疫情的扑灭等。
同时，中央决定，在同内，由总参、总政、总后、公安部、卫生部等方
面组成中央防疫办公室；战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组
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地区先由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以便分别掌握防疫的情
况，交换情报，研究和领导前方的防疫工作和后方的支援工作。到3 月底，
全国共组织了129 个防疫大队，共计万余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
了66 个检疫站。
志愿军和全国各地加强了疫情侦察和疫区划分。志愿军规定，军以下单
位要利用最快的通讯工具在每日18 时向上级报告新发现的疫情，内容为敌机
或敌炮投撒昆虫的地点、时间、面积、形状和疫病情况。综合全面情况，周
恩来指出，防疫应主要由鼠疫为对象。同时也不放松对饮食传染和呼吸道传
染疾病的防止。防疫区域的划分，以有无鼠疫和是否靠近发生鼠疫地为主要
标志。
为了防止细菌和病疫的传播，3 月12 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
志愿军和东北军区下达了《对目前防疫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指出，朝鲜
和我国东北地区已成为紧急防疫区，除在朝鲜和东北境内进行消毒、注射、
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急需对铁路交通进行有效的管制。凡由朝鲜进入东北
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分
设防疫检验站，专负来往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和注射之责。凡由关内进入东北
和朝鲜的人员，均须强制注射。凡由东北和朝鲜进入关内和东北的人员中，
发现有症状时，应进行隔离治疗，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资应暂停运回。必须运
朝的物资应妥为包装。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员和部队，应暂停来往和减少调动。
凡疫情严重的车站和地段，车辆经过时，应禁止停车和办理装卸。
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全国迅速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
国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周恩来强调，要通过这次运动，不仅将敌
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中央防疫委员会给志愿军和
全国各大军区防疫委员会下达了《扑灭昆虫及媒介动物注意事项》的指示。
指示要求，凡敌机投下的昆虫和媒介动物，一经发现，除留必要标本及物证
外，要立即扑灭，同时对扑灭的组织、方法、使用工具、药品等都作了明确
规定。国内还加紧研制和发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4 月10 日前，对
东北地区485 万人进行了鼠疫预防注射，还向朝鲜运送各种疫苗、消毒剂、
喷雾器和防疫衣物等。到1952 年6 月底为止，全国清除垃圾1000 多万吨，
疏通多年不通的沟渠40 多万条，长3 万多公里，填平臭水坑5。7 万多个，捕
鼠3000 多万只，捕火蚊、蝇、蚤等害虫185 亿多只，重167 万多斤。
侵朝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初期对朝中两国军民造成一定的危害。但由于
及时采取措施，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朝两国军
民彻底粉碎了美军进行的细菌战，美国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陷入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声讨之中。
抽薪止沸塞源断流——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西汉《淮南子·本经训》云：“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
火而已。”《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中习凿齿有道：“塞其本源而未流自
止”。这些都是揭示事物因果联系，除因制果的精彩论断。它不能不成为军
事谋略家的一条重要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维护自身安全，中国在进行抗美
援朝战争的同时，还以不出兵的方式进行了援越抗法的斗争。1953 年朝鲜战
争结束。根据朝鲜停战的先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建议，表示愿意同
法国讨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1954 年1 月，苏联倡议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
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英、法政府赞同。然而，这时美国政府却另有打
算。他们不甘心朝鲜战争的失败，不愿从朝鲜及中国的台湾海峡撤军，还试
图出兵印度支那，扩大印支战争，从另一个方向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并保
持国际紧张局势。美国侵略企图，是亚洲局势不安定的重要根源。
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同苏联，朝鲜、越南领导人进
行会商，达成一致看法，决定采取“联法抗美”的策略，争取和平解决印支
问题。
日内瓦会议于1954 年4 月至7 月召开。起初，法国政府中的主战派和越
南保大伪政府中声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没有固定领土的“幽灵”。为显示力
量迫使法方让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强有力支援下，于5 月7 日，一举攻克
奠边府，歼灭敌军万余人。这次战役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法国国内反战情
绪更高，主和派势力占据上风。
日内瓦会议上，中、越、苏等国代表团结一致，与法、英、美等国代表
进行了激烈的谈判斗争；同时，在谈判中遇到难点时，中、越代表也互相协
商，研究对策，妥善解决。
首先，关于停火问题。法国政府不愿宣布停火，美国方面也极力纵容破
坏。会谈开始了三个多星期，未获得实质性进展。越南代表团团长、副总理
范文同表示：越方主张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周恩来认为，越南
战场的实际情况是，双方占领区犬牙交错，而敌方又占据中心区和交通线，
如就地停战，则越南力量容易被分割，而难以长期生存。这种想法，在会前
中、苏、越商讨时，他已作了说明，并且提出了争取以16 度线为界实行停战
的方案。当时，越南方面曾表示同意，而开会时，又出现了顾虑。周恩来与
范文同会商时，向他分析说：如果就地停战，则尚处于敌方控制中的红河三
角洲及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均无调整的可能。各根据地过于分散，在南越的
容易被敌人挤掉，在北越、中越的也不能得到必要的加强。即使以后能够实
现普选，也会居于不利地位。周恩来还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
性，并结合中国的“皖南事变”和日本投降后及时撤出江南根据地以争取东
北的经验，说明进退的辩证关系。这些，都使范文同受到启发。在与法国总
理会谈时，周恩来严正表示，让步应是双方的，不能指望一方让步。根据周
恩来的建议，中、越、苏提出了停火和区域调整的建议，法国表示接受，会
谈终于获得进展。
其次，关于从老挝、柬埔寨撤军问题。商讨这一问题时，法国表示同意
从老、柬撤军，同时要求越南也从这两国撤军。这时，越方虽有武装人员在
这两国，但并未公开承认，所以对这一要求不予答复。美国利用这一机会，
与法国暗中达成协议，由美方向老、柬援助3 个师的兵力，向越方施加压力。
谈判遇阻，面临破裂的危险，周恩来向越方建议，承认有越南“志愿军”在
老、柬作战，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越南反复考虑后表示
同意。于是，周恩来会见法国代表，提出在老、柬撤出包括越南志愿军在内
的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英、法代表团立即表示愿意商讨。最后会议达成了
有关方面军事代表就老、柬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美国虽然反对，但已
陷入孤立。
经过近三个月的斗争，日内瓦会议最后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法军
撤出印度支那三国，越南军队从老挝、柬埔寨撤出：原老挝抗战武装以桑怒、
丰沙里两省为集结区；柬埔寨抗战武装就地复员。柬王国政府保证他们享有
同于全国公民的权利，印度支那成为和平区。
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大失所望，其代表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是由于
英国、法国和老挝、柬埔寨两个王国政府都赞同这种解决方式，美国政府被
迫声明“美国将不使用武力来干扰这一决定”。1954 年8 月8 日和12 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两次会议得出结论，日内瓦协议时美国是一场“灾难”。
五十年代初，美国的侵略，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周恩来
率领中国代表团在内内瓦会议上所作的斗争，犹如抽薪止沸、塞源断流，对
于制止当时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美国对印度支那直接的武力介入起了重要作
用，维护了国际和平。
经济篇
贵食之本重政之正——管好用好中国的土地资源
很久以前，我国有一位思想家曾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
曰，贵土，土，食之本也”。又有一位作者写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
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如此
重视土地，是因为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马克思
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
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重视土地，一方面要设法理
顺土地的所有与经营关系：另一方面要根据土地的经济供给的稀缺，设法实
现土地的最佳利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
制关系和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方式，搞乱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刚刚理顺
的土地所有与经营关系，损伤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招致了土地生产力
的倒退和巨大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大办钢铁、大办土铁路、大办社有经济、
大办水利、大办城市建设等主观蛮干，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土
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1962 年，周恩来认真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1 月20 日，他建议刘少
奇对7000 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
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并说对自留地、家庭副业也补写几句为好。
与此同时，周恩来多次强调要爱惜土地，要保证粮食耕种面积不致减少。
1 月8 日，周恩来说，过去我们有些盲目性，想一下子把工业发展起来，
结果造成了不平衡和人为的破坏现象。他对城市建设、办工厂大面积占地很
不安。并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 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
多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1/10，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
教训。我国地方虽大，但真正能耕种的地并不多，苏联和美国都比我们大约
多一倍。以后要往山地发展，我们将面临些新的问题。
2 月7 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为纠正错误、正本清
源，他以身作则承担责任。在总结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教训时，周恩来特别
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不爱惜土地，占用耕地过多。我们国家幅员很大，但是
可耕地并不很多，人门密的地方，耕地恰恰比较少。12 年来，为了搞基本建
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 亿亩以上。而
12 年来，开荒不过1 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 亿多亩好耕地，这是一个很
大的损失。另一个问题是拆掉民房太多。在城市搞基本建设，拆掉了很多城
市的民房，搞水利、交通工程，拆掉了很多农村的民房。无论是城市还是农
村的拆迁户，都要挤占耕地建房以安置他们。
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过速发展，不仅在资金、原料、劳动力等方面限
制了农业的发展，而且还在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配置方面使工农业
比例失衡，从而加剧农业的萎缩和整个社会经济的不稳定。4 月8 日至9 日，
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说，目前的农业生产条件，在某些方面，不如
第一个五年，粮食耕地面积减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1962
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7 年下降22％，比重由44％下降到32％，各种农产品
产量只相当1951—1952 年水平。而1962 年工业总产值是880 亿元，比1957
年的704 亿元增长25％，这是不相适应的，在这样农业基础上，工业生产水
平是不稳固的。
如何保证农业的发展以及耕地的绝对数和人均面积的不致下降？周恩来
主张按照“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同
时，强调进行土地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