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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我说：“你
的口齿和声音都不错，以后可以当播音员。”就这么一句话，13岁的我信以为真，等啊等，5年之后高三毕业，就去报考了广播学院播音系。现在广播学院早已改名叫中国传媒大学，为了叙述起来亲切，请允许我继续简称为广院。
播音系是个另辟蹊径的面对大众的小众学科。都说这个专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是一般的全面和复杂。通过层层选拔和培养，将来输送到电视台面对广大观众的时候，要口齿清楚，要形象端正，要言之有物，要掷地有声，要不怯场，要人来疯。
我对照哪条都有差距，我说话着急了就拌蒜，面颊带婴儿肥，不关心国家大事，观点一律停留在中学议论文水平，我见了熟人说话不着四六，当众说话就扭捏失语。多亏广院复试那天我抽到的即兴演讲考题是“高考倒计时之感想”，正巧我那两天给班上出版报，从《少年文艺》里抄写了一首内容相关的诗歌，凭借着对诗歌原始的热爱我还自己吟诵了几遍，竟然大致背下来了。于是我在数位德高望重的主考老师面前，将该诗又佯装镇定地背诵了一遍。我猜一定是这首诗成全了我，让主考老师以为我非但面无惧色，竟然还出口成章，信手拈来，于是认定我是可塑之材，录取了我。
广院四年如白驹过隙，在我全然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就毕业了，就这样开始了实习生生活。刚才忘了说，我的实习第一个工作内容非常重要给央视新闻中心播音组的各位前辈老师取盒饭。
如果是央视晚间档的新闻，比如九点的新闻，那应该在七点甚至更早就开始准备了。准备工作包括化妆、整理发型、熨烫衣物、更衣、为部分新闻画面配音、熟读稿件。盒饭就是为了晚间工作的播音员们准备的。我需要按时到达另外一个楼层发放饭盒的地方，报个数目，然后拎着饭盒回到播音组办公室，摆放在中间那张桌上的一角。除此之外，我有大把时间，可以坐在全中国最权威最核心的播音间的后台办公室，看各位老师如何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的准备每天的节目。因为播出安排的关系，我隔一天会见到一次李修平老师，她依然和当初一样高挑端庄，我告诉她九年前的少儿节目上她曾说过我适合当播音员，她惊讶地笑了。
实习的日子里，我每天在央视走廊里穿行，看一间接着一间的演播室和机房，门口“正在录制”的黄灯总在闪烁，工作人员们都是行色匆匆地在其间忙碌穿梭。
我都是在一旁怯怯观望，自卑感油然而生。因为我看见每一个人都在专注于他们手中的工作，根本不像我这般左顾右盼，无所事事。文字编辑们要么在打电话沟通，要么在电脑前写作；非线机房编辑对着无数按钮，操作自如，手法之娴熟叫人眼花缭乱；播音员和主持人不是正在播音，就是手握稿件正在
从臭跑龙套的做起（2）赶往演播厅的路上。导演和导播成为我最敬仰的职业，因为他们总是看上去成竹在胸，面对一排排不同画面的监视器和外星飞船般的控制台，仍然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那段时期，“真才实学”这个词儿一直在困扰着我。我无数次纠结于我本人可怜的“真才实学”。我理解“真才实学”应该是一技之长，并且必需是人无我有，鹤立鸡群的。一想到我除了把普通话说得标准一点以外并无过人之处，心情就十分黯然。况且在这里，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只是最低标准。如果像一些著名主持人那般可以机智诙谐，口若悬河，也算是天
赋异禀，而我尚没有机会在镜头前开口自主表达，我甚至都不知道待我果真面对镜头时能否组织出顺畅的语言。这么想来，我根本就是一无是处。
自卑的巅峰终于到来。
那一天我溜进一个机房，观摩一个非线编辑人员剪辑电视短片。看他如何使用镜头语言和时间点来叙述情节，看到疑惑处，不禁向他请教，慢慢就该片的内容和他交流起来。这个时候该片的导演进入了机房，参与了我们的讨论。
我并不认识这位导演，正因他的平易近人心生感激时，他突然话锋一转：“你刚毕业的吧，你是文编的？”（注：文艺编导系）
我心下一沉，立刻底气全无：“我播音系的”
“咳，播音系的啊？你们播音系的会什么啊？”导演不再正眼瞧我，把注意力集中到短片上去。
我无声地退出了机房，心情跌倒谷底，无限自责。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不会什么？同时我又很困惑，因为我依稀记得大学之前我都自诩或被称赞为是一个有才华的孩子，画画和表演也都曾四处得奖，现在看来竟不过是雕虫小技，无以为生。
几年以后，当我看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的时候，一下子从剧中动辄就提到的“臭跑龙套的”认出了当时的自己，刹那间明白。在我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成的时候，别人如何判断和认知我的能力，给予我尊重和肯定呢？我没有成绩，别人也无从肯定，这不赖别人，也不能赖自己，毕竟自己刚刚起步，就是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是必经之路。并不羞耻，谦卑就好。
这样萎靡了一个月，天上掉馅饼，播音组突然派我去给每日城市空气质量配音。我终于拿着稿件，坐进了配音间，面对一扇玻璃，一盏小灯，兴奋地读出“北京、空气质量良，天津、空气质量优”那么多省、市、自治区，每天都能念个遍，比起拿饭盒，可真过瘾啊。
又过了一个月，真正来了个大喜讯，播音组选派我和两外几名实习生开始轮班直播整点新闻。我们也终于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播音员一样，风风火火地走进办公室，化妆、整理发型、熨烫衣物、更衣，然后配音、熟读稿件。同时有几个实习生参加播音，自然有比较和竞争，大家每天互看直播，点评交流，日子过得很快。
那一天，轮到我直播下午4点的新闻，我早早地化好了妆，换了衣服，配好了音，然后等着编辑给我播音稿。我拿到播音稿时距离直播还有一刻钟，时间紧迫，我速速看了一遍，正准备看第二遍，突然一阵内急，这是紧张的表现之一。我于是把稿件放在桌面上，上厕所去了。厕所回来，桌面上空空如也！我的播音稿不见了！！
这里要解释一下有关新闻播音的技术内容：央视的新闻播音，播音员使用的是手动提字器。工作原理是播音员随着朗读慢慢推动手中的稿件，由垂直向下的摄像镜头拍摄稿件内容，再把稿件内容的影像投射到正前方摄像机前的玻璃板上。所以，播音员丢了播音稿，有如战士
丢了枪，拿什么上场啊？战士还能赤手空拳战斗，播音员能干瞪眼儿吗？
“播音稿呢？播音稿呢？”我的血液瞬间涌入大脑，头皮发麻，开始哆哆嗦嗦地寻找我的稿子。此刻另外两个实习生也在房间里，都帮我找起来。
播音组的办公室不大，找了三圈没有，五分钟已经过去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我能做的选择：
选择A：去编辑部重打一份。
我初来乍到，应该去
从臭跑龙套的做起（3）找谁重打？剩下时间够不够重打？被编辑部知道我弄丢了稿件我会不会完蛋？
或者选择B，继续寻找。
我去厕所的两分钟里，稿子长脚么？自己乾坤大挪移了么？不能。一定被人恶意藏起来了！藏哪儿了？一定还在这间办公室。如果我是她，我会藏哪？
我迅速地用目光扫描整个房间，走到房间一角一个纸箱旁蹲下，开始狂翻。这个纸箱是专用收集每天用过的播音稿的，已经装满整整一箱。
终于，仿佛找了一万年，我在纸箱的底层，发现了我那宝贵的播音稿！看见稿件的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绝对永志难忘。
在离直播还有两分钟的时候，我后背汗涔涔地进了演播室，手好像还在止不住地抖，但毕竟我有稿子了。
直播很不理想，一来稿子不熟，二来人已经吓蒙，我播错了两处，其中一处的错误非常弱智。当我播报到一个特大抢劫案犯罪份子伏法的新闻时，原文是“抢劫现金三百多万元”，我竟然能昏厥到读成“抢劫现金三千多万元。”
编辑部领导从他的办公室冲出来呵斥我：“你有没有常识啊？三千多万现金怎么抢？拿得动吗？这样下去我看你还是别播了！”
我望着他，突然觉得生活原来如此残酷和悲凉，张了张嘴，终于什么也没说。
后来平安无事，领导并没有真的封杀我，还是让我继续播了下去。但我已经是一朝被蛇咬，好几次做梦丢了稿子，在冷汗中猛然惊醒。有时候大白天也会突然间后怕到全身痉挛，如果，那天一念之间没想到去翻纸箱，会怎么样？往下不敢再想。
从此我即使上厕所，都蹲在那里死死地捏住我的播音稿，做到人在稿件在！我想我是从那丢稿的那一刻起，意识到一入央视深似海。虽然都说有人心的地方都是江湖，但在真正的险恶
江湖里，有人想让你死，你真的有可能死得很惨。当有利益之争的时候，我不犯人，人也照样会犯我！
再后来央视内部春节团拜晚会上，我代表播音组出了一个节目。节目内容就是在一首歌的伴奏下表现现场绘画。我中学时候靠这个表演远渡重洋参加过挪威冬奥会的世界儿童表演，手艺还在。只不过我把抒情音乐换成了劲暴流行音乐，把小朋友手捧和平鸽改画成凹凸有致的大美人儿。节目结束时掌声热烈，我觉得终于人尽其才，美滋滋地走下台，经过李修平老师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我当时要知道你画得这么好，绝对不会鼓励你当播音员！”
我最终没有选择继续做播音员，而是真的从事了与视觉审美相关的领域。直至今日，央视在我的心目中仍然硕大无朋，无所不能。当我不经意听到央视新闻的背景音乐响起，常常会有时空的错觉，仿佛自己有个分身依旧战斗在新闻播音的岗位上，只是我的真身比较起来更为眼下正在从事的行业着迷。但当我再仰望央视的大楼，我可以说，我来过，我看到过，我也播过了。
没有绝对公平竞争，接受这一点，然后武装自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不公平竞争中去。顺应规律而行，也是达尔文主义。
当你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成的时候，没事不要去想“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这类虚词儿。一、做好眼前事。二、假以时日。
当面对的全都是前辈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初生的婴儿，你无知但无害，最重要的是你无暇。“崭露头角”和“一鸣惊人”是文学作品里的修辞，你能做到让前辈看上去顺眼就是成功。
没有成绩，别人也无从肯定，这不赖别人，也不能赖自己，毕竟自己刚刚起步，就是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是必经之路。并不羞耻，谦卑就好。
当完被告当原告（1）受了委屈找谁管用呢？那要看是多大的委屈。一般的委屈，自己忍忍就完了，再大点的，和朋友倾诉一下也管用。
要是再大点，甚至欺负到你作为公民的基本权益上来，可能只有诉诸法律才搞的定。
真逼到那一步，对簿公堂也没什么可怕的，反正不能选择逆来顺受，这世界一定得有处说理！
目前，北京市宣武区有常驻人口55万人，宣武区人民法院每个月受理民事诉讼案件四五百件，平均到人头，全区每1000人才能摊上一件。有机会坐在被告席上的人，都是千里挑一，我户口在西城区都能轮上我，真是个幸运儿啊。
2007年一个夏天的上午，我开车在宣武区与西城区交界一条拥挤的小路上以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由东向西缓慢行驶，路两旁是小贩与群众自然形成的菜市场，人声鼎沸。
突然间，我听到有妇女在我车身后大声嚎哭：“哎哟妈呀，我的脚呀！我的脚给轧了”只见周围买菜的人们霎时间都聚拢在我车后围观。我的大脑“嗡”地一下，意识到完了完了，我轧了人了！后半生都要以罪人身份面对伤者及其家属的可怕情景在我脑子里飞快的过了电
影，我迅速开门下车，除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不到谁在哭喊。
我一边用力扒开人群，一边横下心，准备目睹一只血肉模糊的脚，最后终于看到，一个农村气质的中年妇女瘫坐在地上，双手抱着自己的左脚，一只凉鞋丢在一边。
我定睛细看，谢天谢地，没有血迹，没有肿胀，怎么说呢，就是一只完整的脚，除了脚底很脏，脚跟皴皮和灰指甲以外，我用肉眼没看到任何异样。
周围的人显然与我看到的情景一样，没有人表现出揪心和关切，但是该妇女哭声震天，围观群众还是越堆越多，整条小路已经水泄不通。
“姑娘，你遇上碰瓷儿的了！”一个提着鸟笼的老大爷走过来低声对我说。
我惊魂未定，一个年轻的具有城乡结合部造型的小伙突然横在我面前，手指到我鼻子尖：“你把我妈脚轧了！你赔钱！”
真被大爷说中了。
围观群众太碍事，我的车被结结实实地围住，根本动不了。我又势单力薄，对方还有个小伙子，我于是决定求助于英勇的人民警察，拨打了122，交警骑着摩托几分钟就到了。
交警到了以后驱散了人群，妇女见到他哭得更凶了。
交警问：“轧哪了？”
“呜呜呜，我左脚，疼啊。”
“脚面这不没事么？”
“呜呜呜，是脚后跟。”
交警有点啼笑皆非，还是做了记录，继续问：“她车哪个轮轧的你？”
妇女做龇牙咧嘴无力回答状，抬手指了指我车的右后轮。
“她的右后轮，轧了你左脚后跟？”交警问。
妇女点了点头。
交警转头跟我说：“没事儿，你带她上医院去，该怎么看怎么看。”
妇女及其儿子有点不情愿，他们早先策划的一定是个现场交易情节，没想到演化得这么复杂。但是面对首都警察虎视眈眈，俩人也只好跟我走了。
妇女也不容易，一只鞋掉了，光着左脚单腿蹦，从大门口蹦到急诊室已经喘得不行了。
挂号的时候要写名字，她说她叫“刘碎枝”，千真万确，就是这个“碎”字，留碎肢。
医生捏捏她脚后跟，她大叫几声喊疼。医生很负责任地说：“红肿、淤青都没有啊，有可能是软组织损伤，别用左脚，过几天就能好。”
妇女不干，继续说疼。医生说那开点药吧，写了个单子。
我拿过单子马上去交费，心想终于折腾完了，去药房拿了一包冰袋和一盒红花油，连同单子和药一并往妇女怀里一塞，准备转身离去。
妇女说：“我没有鞋，我的鞋坏了！”呵，她还不甘心啊。
我看了看妇女的脸孔，她并不算老，但五官就是显得皱巴巴，我叹口气，掏出一百块钱让她买鞋，转身走了。
2007年的夏天很忙，我研究生即将毕业，正在赶写硕士论文。刘碎枝打了五六次电话给我，说她的脚一直疼，要我去看她。我没有去。
接下来我毕业了，毕业典礼那天我爸来了，乐呵呵地在观众席里坐着。
我穿戴着宽袍大袖的硕士服
当完被告当原告（2）心情激动，正准备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我的文凭，裤兜里手机震了。
我一接，对方是个严肃的男声：“你是王潇吗？”
“我是。”
“我是宣武区人民法院，你已经被刘碎枝起诉，请来法院领传票。”
“啊？”我大大地惊悚。
这时候广播里念到我们学院的名字，我赶紧跟着队伍上了台，从校领导手中接过文凭。转过身来一看会场掌声雷动，我爸正给我咔咔照相呢。我马上配合地咧嘴微笑，后来我妈还洗成大照片挂起来了，但我自己怎么看怎么觉得表情僵硬。能不僵硬么，正在自诩是国家的有为青年呢，突然就成了宣武区的被告了。
从台上走下来，我爸兴致勃勃，说要到校园里继续给我拍照。走在我爸后面，看着我爸后脑勺稀疏的头发，我决定这件糟心的事还是不要告诉他老人家了，与此情此景太不搭调。再说我已经28岁了，该让我爸省省心了。
妇女刘碎枝的举动也太让人无法理喻了，竟然碰瓷儿骗钱不成，还要把无辜的我告上法庭。
我第一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第二按交警安排掏钱看病仁至义尽，她要能赢了这官司，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大晴天么？
终于等到开庭，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精神抖擞地去了。
一踏进法庭的门，空气都不一样，透着肃穆和紧张。妇女刘碎枝已经坐在原告席上，幽怨愤恨地看着我。
原告被告及书记员都坐好后，审判长才穿着大黑袍出来，服装和我硕士毕业那天的有点像。
书记员宣读完法庭秩序，审判长宣布开庭，首先请我过目妇女刘碎枝的起诉书。三页信纸，蓝色圆珠笔手写的。说不好是谁执笔，因为字体丑陋非常，看的我十分揪心。
我粗粗略过，专挑关键字眼，诸如“我的左脚钻心的疼起来，几乎昏死过去”；“无数个夜晚，我都在恶梦中看见一辆白色的帕萨特向我驶来”；“她对我的伤病不闻不问，冷酷无情”
我被那文字深深地吸引了，真正奇文共赏。
起诉书最后，妇女刘碎枝不忘提及最关键的部分：“应该赔我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5万元。”
共计5万元！我惊了！
书记员说现在由被告人，也就是我来答辩。我清清嗓子，字正腔圆的开始叙述当天的事件全过程，尽量做到有理有据。我心说就得让你们看看，谁是有素质的人，谁明摆着是来耍无赖的。
说完了我看看审判长，他面无表情，书记员倒是多看了我几眼。
接下来由原告刘碎枝出示证据。
她突然呼啦啦地掏了一堆医院诊断书出来，号称是几月几日又去哪看了脚，共计多少多少钱。
然后轮到我举证，我出示了当天的交警处理单。
审判长问道：“刘碎枝，你要求赔偿你一个月的误工费，4万元。依据是什么？”
刘碎枝答：“我一个月不能干活，这一个月的钱就得她给我，她轧的我！”
审判长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一个月收入4万？”
刘碎枝：“我自己做生意的。”
审判长问：“什么生意？”
刘碎枝：“我卖凉皮儿。”
此言一出，法庭安静了。我想，卖凉皮一个赚４万哪！早知道我也卖凉皮儿了！
书记员使劲低着头，肩头好像微微抖动，审判长的表情有点怪，像在沉吟，又像在琢磨一个冷笑话。
审判长继续问：“你在工商哪个所注册登记的？有营业执照吗？税务登记证？纳税证明？”
经过审判长连珠炮一问，刘碎枝明显蒙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审判长倒没问精神损失费的事儿，我觉得明明是我在精神上蒙受了很大损失，好端端的生活，开着车，莫名其妙就响起嚎哭声，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