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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将督察院的地位提高，使其能独立于内阁之外，直属于皇帝，将海瑞赐为二品就是出于这一考虑（明时六部及督察院主官的品级只有三品），同时，也只有海瑞这样与文官集团没有多少关系，又执拗清廉的人，才能做到将督察院独立划割出来，这也是万历用他的原因。再将督察院的人事任免权从吏部分开，除去督御史及左右正副御史由皇帝亲自可从其它部门抽调任免外，督察院其余的人事安排，人员皆要出自督察院内部，由督察院自己负责，其它部门的人员要想进入督察院任职必须通过考核，十三道正副御史的任免，需呈报皇帝批准。同时，任何任免都要交由吏部备案，吏部若是对任免有异意，可直接向皇帝提出，并付于各部对督察院的监督权，督察院同样不具有司法审判的权力，它的职责就像是后世的纪律委员会，司法权力仍然归刑部负责，以此形成政纪分离又互为监督的情况。
第二卷 新朝新政 第三十二节 设通政院
剩下的六科廊房与通政司，六科廊房既然已经臭的不能再臭了，干脆就扔掉，但通政司必须拿起来，而且给予更大的职能权力。
万历要想推行新政，依靠现有的这一套官僚系统是绝难成事的，但短时间内找到如此多的人才进行更换，根本就不可能。这就需要一套全新的行政系统，它既处在现有的系统之中，又能独立行事，并且是能统观全局，除了军队之外，六部各事都受其节制的一个小朝廷，人数不用太多，但都得是干事的人，万历想要推行任何政事，就可从中派人前往督办，加以落实。
这就与通政司原先的职能差不多了，只是多了更大的行政权力，而不单单是一个监督机构。只要将通政司升格为通政院，其地位与六部同等，同样也处在内阁监管之下，这样可以使现有的官僚系统更容易接受通政院的升格，也可使通政院处于内阁的监督之下。
实际上这与现在派往各地监军和矿监等的性质差不多，但太监去往各地都建有监军府或矿监衙门，是属于一种长驻机构，而通政院是冲着事去的，事办完人即走，少了地方保护主义，只以办事为目的，事办好后就可将相关材料交给督察院备案，一来让督察院对所办之事有个了解并对办事过程形成监督，二来，可由督察院对事后的落实情况继续监察，以免人走茶凉的情况出现，使得政策具有延续性。
但通政院权力过大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派出去办事的人，好的可以造福一方，坏的就会反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求办成事邀功请赏，而不择手段，事虽办成，却遗害后世，甚或再刮上一笔不义之财。
内阁做为唯一一个对通政院具有管理权力的机构，如果其成员构成涉及的覆盖面不够全面的话，通政司完全有可能在万历自己有意无意的偏颇之下，变成新的“太监”。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因此万历还决定增加内阁成员数量，内阁除去首辅与次辅各一名外，六部及通政院主官七人一并入阁，组成九人制内阁。不管通政院经办的是关于哪一部职权范围内的事，在内阁里都有一张直接做出监督的嘴，同时，通政院又可以通过内阁提出自己的意见，除了互为监督外，内阁也就成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这样的安排万历没准备去跟谁商量，现在他在官员心中的“威严”已经有了，做为皇帝他本来就有安排各部的权力，现在他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来做这种权力分配游戏的主导。只需下一道谕旨，将通政院升格及增加内阁成员一事通告各方，再将各部主官都升到二品，侍朗从正四品升到三品，其余人等官职品级暂时不变，一来可以用这种升级堵住几位权官的嘴，二来现在的各省巡抚也是领着三品衔，同为三品别人干吗要听你的呢？就是听了，发号施令的人也不得不有所顾虑。天高皇帝远，万历是管不着巡抚的，但却可以管得着尚书，这就使得权力更加集中到自己身上。
同时，也为通政院将来是不是有办事的权力正一下名，扫清阻碍，而在万历心中通政院的第一任掌院就是金学曾。
金学曾是一个胆大心细，又带点游戏人生心态的人，一个顶撞上司而能做到不得罪上司的人，因此可以将之看成极为聪明而狡猾的人。而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士者，为士者忠义，遇事勇往无前，又能权衡事委，求得对应之方；为士者重行而少言，轻名利，重实干，虽难能千古留名，却是国之所需。这让看过一本名为《智圣东方朔》的小说的万历，不由把他与汉武帝手下的东方朔联系到了一起，早就有一见之心。只所以托到今天，那也是怕了那些言官会拿夺情说事，但现在不一样，冯保造反一事，暂时会让言官们闭上嘴。
这次见金学曾还有一个考虑，要说现在大明朝最大的危机，不是官员的腐败，腐败可以通过打击消除，也不是能不能发展起工业，造不造的出飞机大炮，而是土地的问题，土地是引发历代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也是困扰着所有帝王的梦魇。现在撤消宗人府已经交与李太后帮忙处理，但随之而来的土地问题，却只能自己去解决了，如果不尽早拿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来，不管将来会得到多大的领土，这一问题都只会被继续放大。而当今大明朝对土地问题了解最深又敢于对自己说明的就只有金学曾一人了，他从张居正刚实施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时就全程参与，可谓是了如指掌。
万历与李太后在坤宁宫一起吃午饭，稍微的提及自己的一些想法，让李太后心中有个底数，以免她与宗人府交涉时应下太多的条件，那时自己就只能兑现这些李太后答应的条件了。
饭后送李太后回慈宁宫，万历便叫王德派人到燕王府把金学曾与邹元标二人叫到上书房。这次万历之所以敢将二人同时召进京来，看中的就是历史上反对张居正最猛，并被看为代表式人物的邹元标，却在一片倒张居正的声音中站出来为张居正鸣不平，如果说反对张夺情是出于他思想上的守成，那么为张鸣不平则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实事求事的人。
万历很有信心这次邹元标不会站出来反对金学曾的夺情，一个曾经是反对张的代表性人物，同样也可以成为今天不反对金学曾的代表。只要邹元标不反对，那些正等着他带头的人，就会冷静下来仔细想想：邹元标曾经因为反对而被打残废，自己是不是也要变成残废才满意？一个曾经多么坚强的斗士啊，现在残废了胆子却变的小了，那么自己呢？被打残废后应该也会变小吧？与其残废了再变小，不如现在就变吧，也好留个健全的“伟岸”身躯。更何况，比起张居正，金学曾算哪根葱哪根蒜啊，值得自己冒险去反对他吗。就他那级别，就算反对成功了，我也得不到多大好处！
第二卷 新朝新政 第三十三节 见金学曾
为避免自己判断错误，而使金学曾与邹元标在上书房里扛上，万历有意的先接见金学曾，而让邹元标在外等着。先了解金学曾到底是不是一个自己想象的那种人，再行计较，或许金学曾既然敢来京城本就想好应对之法。而只所以让邹元标一起来，一是为了能当着二人的面调和一下，真是不行，就用自己皇帝的身份严命邹元标不许反对，再不行，就只好让邹元标滚回家去；二来万历也有意在邹元标不反对金学曾夺情的情况下，着邹元标在通政院任职。
邹元标是清流，清流虽可恶，但也未必不能用，清流者能独善其身，有着很强的自我约束准则，行事效率高，能够捕捉到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从而加以利用，只是这种利用与高效率更多的是体现在嘴巴上而已。利用清流去看住将会被加以很大权力的通政院的腐败大门，使这一自己寄于厚望的部门能始终保持高效廉洁的状态。同时，让清流进入通政院也有利于缓和清流们的情绪，使得清流不至于从此绝迹于朝廷。
万历虽然不希望被人反对，但文人的斗志还是要加以保留的，甚至将来还要做出必要的扶持。都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掌控政治的势必都只能是这些文官们，如果满朝官员都是文弱书生毫无斗志可言，尽是唯命是从者，这个国家的志气，这个民族的精神也就完了。自己耳边虽听不到反对之声，但也听不到任何意见，岂不就就成了孤家寡人。
另外，任何新的思想的产生有赖于学术的碰撞，这样的碰撞也需要文人们具备敢于斗争的精神。万历现在只是尽量的使自己要做的事能够得以实施，对于将来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将会何去何从，这个国家将要实行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都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且也不适合于现在的社会实情。或许有一天以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会创造一种有别于后世任何一种制度的全新模式，但这种新的制度的思想核心甚至是它的名称，都需要很多很多思想火花的积累、沉淀，最后才得以绽放。因此保住清流，就是保住思想的斗争性，也就将一个完整的民族文化保存了下来。
但现在的这些清流是很难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的，他们过多的选择了过激的自我表现，而却忽略了事情的本质，就像后世出现的所谓娱乐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思想的。因此就必须要加以引导，使其能更符合于清流二字，清流者应看透名利如清水澈底，在这一点上万历想象中的金学曾更符合清流二字。都说什么样的领导决定什么样的部门，就让金学曾领着他们好好明白清流的真正意思吧，高谈阔论是永远也论不出有意义的东西的，多干点事，少说些话，才能真正看透事情的本质。
金学曾在王德的引领下进入上书房，行过君臣礼后，万历仔细的看了看他，不由的嘴角浮起轻抹一笑，这金学曾的长相与自己想象中的士者差距非常的大，没有任何一点大义凛然的感觉，虽是面无表情，却能看出一份狡黠来，似乎他的脑袋瓜里正在算计着谁，或者在戏谑着谁般。
“金学曾，你胆子不小啊！”万历轻笑着说道。
金学曾脸上立马堆起笑容：“谢皇上夸奖”
万历皱起眉头：“朕是在夸你吗？”
金学曾依然笑意盈盈的说道：“都说胆小者如鼠，胆大者包天，皇上说臣胆子不小，说明臣非是鼠辈，这不就是在夸臣？鼠辈者不劳而食，行偷盗之能事，过街招摇而被人喊打。臣既非鼠辈，当然就不会不劳而食，这是在夸臣办事得力，皇上给的俸禄臣取的应当，收之无愧；而鼠者偷粮，换之为官，则是盗国害民，臣非鼠辈，也就无贪墨行举，且还有一颗爱民之心，一个清廉而又能为皇上办事的官，又何惧会有人喊打呢？”
“你倒是心中早有计较，可胆大者包天，你将天都包了，岂不是大过朕”万历有意为难道。
金学曾不慌不忙：“回皇上，包可看之为围，围者乃围着转也，意思是说臣是围着皇上转的，皇上让往东臣即往东，说往西臣就往西，若人人都如此，也就万民同心了！”
万历哑然笑出声来，摇了摇头：“你可与邹元标见过？”
“回皇上，蒙皇上恩典，我与他二人都是坐的轿到的东华门，从东华门到这上书房大眼对小眼对过几眼”金学曾说罢咕噜转了两圈，一脸滑稽相。
“你说他会参奏你吗？”
“臣说不准”
“可有应对？”
“皇上乃一国之君，万民之主，有皇上为臣撑腰，臣又何须劳心呢？”
“哼，你倒是能推”万历话锋一转：“昨夜宫里发生的事你可知晓？”
“刚才听引路的公公讲，皇后娘娘有喜了，这是我大明之福，万民之幸，臣给皇上道喜了”昨夜就算王国光事后立刻就进了宫，可不代表金学曾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燕王府就设在京城的内城，从皇宫传来的枪声依稀可闻，再加上京卫兵一整夜的在京城内外二城来回折腾，整个京城一夜无眠，谁都知道皇宫这边出事了，再加上京城城门紧闭，连内外城之间都完全关闭，一早进城做些小买卖的人全被隔在了城门之外，城里城外都是人心惶惶，就是不知道出的什么事，各种猜测满天飞。天刚一放亮，万历就有意让人放出风去，大家这时才明白冯保造反了，一个晚上这大明朝差一点就变了天，顿时整个京城像炸了锅般。从内銮驾库派去接金学曾二人的太监，一路上更是添油加醋的将他们昨夜那个被杀的同事唏嘘一番。金学曾纵是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他还能想到万历将会怎么做，可毕竟现在皇榜还没贴出，没了官面的说法，所有一切都只是传言，传言又怎能在皇上面前当成真事来讲呢。
第二卷 新朝新政 第三十四节 尊重历史
“不知道最好，不知者无罪”万历对金学曾的心思心知肚明，出于爱护，有意的将他与冯保划清界线。
“以皇上之圣明远见，文武百官，文人士子，皆是无知而已！”金学曾说的话看似在拍万历的马屁，实则是为他人求情，怕万历会大开杀戒。
万历听了有些不悦，自己正在打压言官，可不能让通政院这一自己重新建立起来的部门又成了言官的天下，板起脸说道：“为官者读了那么多圣贤书，若还是无知、既是错，这事你莫在管。朕今日叫你前来，是有事相询”
金学曾见状忙收起笑脸，严肃的回道：“相询二字臣如何敢当，皇上请说，臣定如实回禀”
“朝政之事，简而言之就是民与地罢了，民为国本，地为民根，根本二字看似简单，却是比起朝内争权夺利要更为繁杂，也更难处理。若想处理得当，就必知其详究，此前张先生推行清丈田亩及一条鞭法，你都有参与，朕现在就想听你说说实情到底如何？”
万历自从整顿京军开始，就在考虑土地问题，也去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对这些情况还是持怀疑态度，虽然资料齐全，却未必是实情，毕竟能给皇帝看的还是报些好事为上，可自己记忆中及电脑里的资料也不可相信，清朝之初大搞文字狱，很多的历史资料被消毁，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被狠狠的切了一刀，形成了可怕的断层，后世人所了解的历史其实已经是残缺的，特别是明代的历史。
后人研究明朝时，所使用的史料往往只是以偏概全，将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看成是当时普遍情况。像后世留下最多的资料多数都出之江南一带，原因是江南富庶，读书人也就多些，文人们写写记记，不是写点心得体会，就是记录点社会民情，留下的文字资料也就多了，东西一多也就不那么容易清理了。清朝搞的文字狱纵是挨家挨户去搜，也总难免会有些被藏在箱角床底，或者是什么地洞暗格之中，这种行为可以看做是怕被抄到后问罪，也可以看做是有意的保留历史种子，文人们也并非都没有骨气，特别当时江南一带的文人，有很多都是名仕。而其他地方本来就不多，文字狱一搞留下的也就少了。
说起文字狱，其实就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此一辙，所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不足取，但却将中华文明从分裂归于统一，对于整个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开篇的作用，但文字狱却是想将文化引向灭亡，使文明倒退回野蛮的一种作法。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依然耸立，其根本就在于这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司马迁为了历史而陪上男儿身，又有多少史官宁愿遭受磨难，甚至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让后人能清楚了解历史，并以史为镜，将历史延续下去。
这种精神不单单体现在史官们的身上，李世民说要以铜为镜，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类似的话都曾经在好多君王口中说出，就是那个让司马迁变成阉人的汉武大帝，也是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改朝换代，新君登位，从不忘给前朝修史，为的也是能让历史延续；战乱兵危，衙门着了火，那些目不识丁的兵士们首先抢救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文书房里的文字档案，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尊重历史那已是植根于每个人的血液当中，不管贵为天子还是贱如蚁民，不管中华大地是处在四分五裂还是四海一统，改朝换代几许，从未改变过这一贯彻始终的共同认知。
但唯独清朝是一个例外。
说到清朝就不得不提另一个非文化主流的朝代——元朝，元朝的统治可算是苛刻非常，但元时的文化并未停止发展，忽必列入主中原之时，就提出要修编《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这一点倒与清朝相同，前朝的历史都不是第一个皇帝修的。但不同的是，元顺帝三年下令修《宋史》，经两年半的时间，分成两个阶段，共历时三百多天就修完了。用时虽短，可《宋史》的史料价值却要远高于清人修的《明史》。也正是因为元朝的统治者明白了要尊重历史这一点而修了《宋史》，朱元璋才会去修《元史》，也就承认了元朝属于历史的一部份，这可看之为两个朝代在历史面前的一种互相尊重。如果元朝也发起文字狱，不修《宋史》，那么朱元璋修的就不是《元史》，而是《元传》了。
蒙古人更多的不是希望别人跟他一起放羊牧马，而是希望自己能溶入当中来，最后没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已。但清朝的统治者却没有这样的远见，他们选择了前者，于是就有了文字狱。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文化的精髓已经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当中，除非杀尽天下人，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此这才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修《明史》，如果不这般做，清朝纵有铁骑也势必会早早被赶下历史舞台，后世的历史也就改变了。
到了想到要修时，很多史料都早被毁了，在史料的选择上又加入过多的私心，所以修出来的《明史》，自然就会被人所唾弃。而清朝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又有意的将文化中属于糟粕的奴性一面加以“发扬光大”，文化是一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