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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些事。他代表组织。而组织在她被打、被伤害、被逮捕的时候都在保持沉默。这让她感到屈辱，让她感到自己并不重要，组织不会来营救你的。你要自己救自己。济难会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模棱两可地说，不，我不是组织派来的，我是代表一个慈善机构，我是济难会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组织（你的组织）告诉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应他，可以虚与委蛇（他把虚与委yí说成虚与委shé）。
于是，她答应他，虚与委蛇，觉得自己的确像一条蛇，一条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让看守把她带出去，他给她带来点吃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的，他装得像个君子人。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识，老家在同一个省城，他们在同一个师范学校的同一个班里念书，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内地城市，年轻人像扑火一样扑向革命，只是一个去南方，一个来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曹振武，现在是进占上海的一支军队的军法处主任。而她是他的阶下囚。
只是到后来，他才向她暗示。这里隶属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虽然我跟他们很熟，但杨虎和陈群是两个疯子，全中国都知道这是两个疯子。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政府难道不应该给一个机会？他们却反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
你明白不明白？她是你的什么人？
他给她泡的咖啡还冒着热气，他是很细心的人。只放一块糖，又在碟子里另外放上两块。天知道这警备司令部的监牢里哪找出的这堆家什。这是军法处看守所的所长办公室。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窗外阳光明媚，虽然是夏天，但上午这里很凉快。他穿着夏布军装，短裤刚到膝盖，马鞭放在桌上，几乎有些俊俏。他比她大两三岁（她想，我去年才刚过三十岁么，他还说，出钱让我去巴黎念两年书，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当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有接口。直到济难会再一次来人接济。我咨询他们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是组织上派来的。
老顾忽然从沉思中醒来，对她说：“济难会不能代表组织，他们只是慈善机构，是在组织的引导下为狱中难友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只是组织的外围机构。”
原来是这样。可后来，我就答应他。答应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诉我，南京又有新的政策，要加大对反动分子的打击力度，可能最近又要枪毙一批狱中的犯人。你不能再犹豫，答应我，嫁给我。如果我能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家属——难道进行国民革命，连亲情都不要么？
我只提出一项要求。在放我出来的同时，汪洋也要出狱。但他说，这办不到，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他又是谁呢？那我不能答应。他迟疑很久，才告诉我，汪洋早一个月就已被枪毙。就在监狱的大院内。我一直在哭，很久很久。
她想，她到底哭过没有？她以为她后来一定是哭过的。因为软弱，因为从内心里涌出的对自己的鄙视。她并不爱汪洋，如果说从前爱过他，那也是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
有一次，汪洋对她说，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是不需要爱情的。他不可以有爱情，生理上的性是必需的，那是卫生的需要。如果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感到需要，他应该用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它，而不应该像小布尔乔亚那样，扭扭捏捏地调情，从而把大量的时间虚耗在毫无意义的琐细事情上。
她怀疑过么？如果不是戈亚民这样追问，她想过这个有关时间的问题么？究竟是汪洋被杀害在先？还是曹振武向她先求婚在先？这其实不重要，老顾说，曹振武是屠杀革命者的反动军官。但她不久就完全明白，这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对于她个人（也许对戈亚民也是至关重要的）。
似乎戈亚民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曹振武的品格。也许更与她冷小曼个人的忠诚有关。
现在是老顾在说话：“你再回忆一次，他第一次向你提出这个暗示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过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你上午说你没有接口，这意思是你没有说话？时间很紧张，我们要送你回福开森路。好吧，那就是说你没有说话。这是个很明确的信号么？表示你不答应他？”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只是要一个回答，以便使审问笔录完美无缺。
窗外的贝勒路上传来木板哐当摇晃的声音，寂寞的马蹄声音……
⑴Route Fergusson，今武康路。
⑵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今复兴西路。
十一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五时十八分
她听到窗外有人长叹一声。她透过窗帘缝隙望出去，凌晨时天空比夜里更黑。街道好像被露水洗过一遍，车轮像是在湿透的吸墨纸上滚。骡马拉着沉重的粪车，是车夫在打哈欠……
第二天，上午，继续提问。还是在这里，在隔壁。在这间厢房后半部分。与此刻她置身其中的这个过街楼只隔开一道板壁。只是那个房间更隐蔽一些，有隔音的护壁板。窗口朝着天井。不像过街楼上的这一间，一面窗口对着弄堂，另一面窗口一打开就是贝勒路。
戈亚民把她接来（她没让副官跟着她一起出来买东西）。她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戈亚民坐后一辆。进门之后，老顾对她说，如果有人闯进来，那么我就是张东生。从前，我是你父亲绸缎庄的掌柜。我们在路上巧遇。我把你领到这里来，只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叙叙旧。是很奇怪，但也不奇怪，因为我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小时候，我还是你家柜台上的伙计时，就带着你出门买炒花生。我把你扛在肩上。这里不是我住的地方，你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把你领到这里，是因为这里住着的是我的朋友，那人好像也不在家，只有一个年轻人（他指指戈亚民），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他是那个生意人新找的小跟班。
在俄文补习班的最后一个月，冷小曼听过那个波兰人课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去过孟买。他给大家讲“秘密工作的技术要点”。课程几乎是扣人心弦的，因为全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她听得很仔细，她懂老顾的意思，他是在为万一出现的危险状况预先串好口供。老顾是老练的，他一定在组织里身负要职。
他们在前一天对她提出的问题，她仍然无法回答。很难说她的沉默算不算一个明确的谢绝。她猜不出别人会怎样想。那你有没有说过，让我回去想想之类的话？
但是，说过又怎样？难道说，因为曹振武想让我答应嫁给他，就指使宪兵杀害汪洋？他并没有指使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权力。可你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权力。而你们，在怀疑我对组织的忠诚，怀疑我对汪洋的忠诚。但你对汪洋是忠诚的么？在答应他的求婚之后，甚至之前，你究竟有没有想到过汪洋？那时你万分恐惧，每一分钟死亡的阴影都笼罩在你心里，紧紧攫住你的心脏。所有的事情都在折磨你，让你分心，让你根本想不起汪洋来。天气炎热，吃得很坏，每天发一次洗澡水，只够用凉水擦身的，你甚至连一条干净的内衣都没有。没有太阳，用剩下的水稍微漂洗一下，就挂在铁栏杆上阴干。你只想走出去，走出监狱的大门，大门外充满阳光，盛夏的烈日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亲。
即使是和曹振武结婚以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些事情。或者是，你不敢回想。你不愿回想起来。走出监狱，你就像换一个人似的。要不是有人问你，你究竟记得不记得在那里发生的事？你犹豫过么？你拒绝过么？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曹振武要救你，就要找一个理由，而最好的理由不就是你是他的老婆？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向他打听汪洋的？有没有那杯咖啡？那杯在你的记忆里冒着腾腾热气的咖啡？
到最后，组织上突然说（没有任何征兆）——其实是老顾打破沉寂，他说，组织上相信你。这让你如释重负。不，不光是如释重负，你简直是感激涕零。你终于得到结论，你最终被证明是忠诚的。
可是从这一刻起，出狱以后所有的那些安逸生活再一次离你而去。桂林南郊那幢带花园的公馆，花园里那几棵红豆树，佣人老黄和他的一家人，无疾而终的怀孕计划，还有巴黎——
突然之间，她好像一下子回到从前的日子，紧张，疯狂得近乎快乐。不是她再次找到革命，是革命再次找上她。
第十三条：假如他对这世界抱有同情，他必不是革命者。他应毫不犹豫地毁灭这个世界。他应仇视所有，且一视同仁。
按照老顾的指示，她像群力社其它同志一样，把这份纲领牢牢记在脑子里。他们不断背诵，逐条讨论。刚开始，她觉得这事多少有些可笑。可渐渐她就觉得不但不滑稽，而且确实有效果。语言是有力量的，它的确可以净化你，提升你，让你越来越坚强。当她软弱的时候——她不是一回到曹振武的身边就开始犹豫么？在南京，在桂林，她不断与自己辩论。在香港的码头上，她甚至起过阻止他上船的念头（可她不知如何开口，更不知如何解释这复杂的局面）。甚至在吴淞口邮轮停泊，等待快艇前来接他们的那一两个小时里，她还在怀疑这一切到底对不对，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幻觉。她在船舷边还哭过，因为她憎恨自己的犹豫不决。阳光照耀她时，她口中喃喃有词，背诵纲领上的这句话（她记得那个洋场小开好奇地盯着她看）。
天已大亮。
她很少出门，她觉得自己像是个被遗弃的人。别人要求她藏身在贝勒路这间房子里，尽量少出门，尤其是白天。她想做点什么，但没人派事情给她，也很少有人来找她。邻居们觉得她大概是个弃妇，单身女人，白天窝在家里不少见，但夜里也不出门，整天都不出门，别人就会好奇。
他们告诉她，她在曹振武遇刺的同时失踪，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她，到处是她的照片。毫无疑问，她会被当成重要的嫌疑对象。也许此刻她就在警备司令部的通缉名单上，也许连租界巡捕房的黑板上也钉着她的照片。只要稍微调阅一下档案，人家就会吃定她——龙华监狱一定有她的完整档案。
承租贝勒路房子的是林培文。冷小曼刚住进来时，他们告诉她这里是联络点，老顾也常来，就在过街楼的窗户前拉开桌子，骨牌倒在桌上，噼里啪啦，邻居一听到打麻将的声音，对楼梯上的陌生面孔就不太当回事。
林培文一副公子哥的派头，动辄夹着几本书，好像大学生。他这样的人，在外面租个房子，房子里放个漂亮女人，别人也不会奇怪。好吧，就算这女人看起来比他大几岁，也是个合乎情理的故事。顶多朝他诡秘地笑笑——年轻人，要当心这种女人。
后来就很少有人来找她。日子安静得几乎有些古怪，夜里她不大容易入睡，白天醒得晚。起来以后也不出门，多半时间坐在窗口发愣，恍恍惚惚就是一天。昨天夜里，他们又开始使用这个联络点。不管怎样，组织上并没有忘记她，组织上记得她在这幢房子里。老顾告诉她，前段时间暂停使用这个联络点，组织上考虑的是她的安全。
今天早上，她觉得自己又在渐渐活过来。她想还是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她要再去跟老顾说说，她想要参加工作。她决定出去走走，她猜想要是再不出门，躲在这里，害怕被人认出来，她就真的会变成胆小鬼。她就会忘记该如何在大街上坦然行走，她就会害怕路上的陌生人，别人看她一眼她就手足无措。那样她就再也不适应城市地下工作。
她起来梳妆打扮，哪怕去八仙桥菜场买点什么也好啊。九点时她走出弄口，贝勒路就像往常那样行人稀少。烟杂店已开门做生意，日用五金杂货铺的门板还没卸下，伙计蹲在马路沿上漱洗。她站在弄堂口左右看，等着拦下第一辆路过的黄包车。
街上安静得出奇。阳光冷冷地照在她脚边，脸盆里的水泼在柏油路面上，嗤啦作响，好像那水正在急速地渗入地底下。像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她，让她不自在。她安慰自己说，这是多日不出门的缘故。尽管这样，从旗袍底下，从她的膝盖往上，还是有一丝丝凉意让她直冒鸡皮疙瘩。
她觉得站在几十米开外的几个家伙，怎么看都不像好人。不像是寻常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一个煞有介事看着弄堂口墙上贴的行医广告，一个抄着手吸烟，还往马路这边看。
她扭头向南，决定到贝勒路那头的路口找车。
可在街角，她看到一个熟人。这人在对面街角，正向东转去。他忍不住又回头朝这方向望一眼。身前挂着一只照相机，她认出他来，可她不能确定对方认出他没有。她赶紧转身离开。
十二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小薛又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要盯着她看。他是无师自通的盯梢专家，他一个接一个更换跟踪目标，现在是船舷旁的那个女主角，可他想不出那到底是哪部电影。
要走在另一边，绝不能走在与目标同侧的马路上。不要跟在目标背后，那样，他们反而更容易脱离视线。走到街道对面去，与目标保持平行，可就算这样也很容易被发现。街上每个人的眼神都在鄙视你。你不由自主就偷偷摸摸起来，你连大大方方点根香烟都不敢，好像随便什么动作都引起跟踪目标的警惕。
他完全可以离开，坐火车去南京，坐小火轮去苏州。南京更好些。他甚至可以在南京找件事做。可他很快打消这个主意。他又能去哪里？他身上有半个法国人，半个广东人，还是个私生子。混血的亚洲城市才是他的故乡，这些城市才是私生子的故乡，香港、西贡、上海。可去香港和西贡也不解决他的问题，那还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想动弹，他早已习惯这个城市，好像是它的寄生物。
浑身散发咖喱味的马龙督察说喜欢他。马龙班长告诉小薛，说他是新成立的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特务班长。他对小薛推心置腹，说他在法租界警务处一干就是七年，始终不能得到上司和同侪的赏识，这反倒让他变成警务处最廉洁奉公的西探。他看不起别的警务人员老是往赌场妓院跑，和帮会分子打得火热，所以别人也不拿他当回事。直到萨尔礼少校升任政治处长。他说少校是个好人，只要小薛做好这件事，少校会照顾他的。
他怎么可能不害怕？他们说这是一帮军火贩子。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心逃出去。此刻，就在他险险被人家发现的一瞬间（昨天下午到现在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好几回），在他赶紧扭头，转弯，走进一条弄堂，又转入弄堂底部的横弄时，忽然有一句话从他脑子里蹦出来：生是租界的人，死是租界的鬼。绝妙的格言，可以写在他自己的墓碑上，最好用一张纸条把这句话写下来，放在钱包里，如果他横死街头，希望有人会把这句话跟他一起埋到地底下。
昨天下午离开礼查饭店，特蕾莎把车开到西侨青年会门口，他们俩一起下车。在那里分手，她进门，他朝马路对面走去。
三十秒钟后，他想起人家要他办的事。他转回头来，悄悄跟在她身后。跟着她走进大楼（亏得西侨青年会从去年起向就华人开放）。
她走进更衣室，他从另一条通道走到游泳池角门边。刚进六月，气温并不十分适合下水。池里没几个人。他看见特蕾莎在水里忽隐忽现，就像是一条浑身绿白斑纹的鱼，泳衣的裙边在水里漂浮，就像是一种水生植物。她的腿在水里蹬踏挤压，就像是还在礼查饭店的床上。这一瞬间，他实在想象不出她的危险之处。她快活地在水里戏耍，快活地把自己灌醉。
可那个家伙突然出现。一看到这个人，他就开始生气。
毫无疑问，这是个坏朋友。他猜想所有这一切都是这家伙的主意，他认识这类人，他只消一眼就能识别这种人。一定是他引诱特蕾莎的，要不然，她一定还好好地做着她的珠宝生意呢。他先是引诱她做这种危险的生意，接着又引诱她——他猜想他们一定是上过床的。特蕾莎水淋淋爬上岸，他抓起毛巾帮她擦干，特蕾莎毫不在乎，提起左腿搁到椅子上，而他居然就拿毛巾去擦她的大腿，就好像他是她的情人，就好像他是在假装献殷勤。
这个人站在水池边，跟特蕾莎说起话来，熟悉得像是认得几百年的老朋友。从前天晚上到现在，他头一次觉得马龙督察让他干的事情并不坏，坏的是这个家伙。他当即作出决定，他要扔开特蕾莎，去跟踪这个人。
这个人从潘彼得洋服店出来，走进DE LUXE皮鞋店，从皮鞋店出来，又拐进一个专门卖吕宋雪茄的白俄烟酒铺。他渐渐看出这家伙的口味，这让他更气愤，因为跟他自己的喜好差不多。
人家终于走进餐厅。而他只得在口袋里插卷报纸，躲进蒲石路上一家卖魔术玩具的店铺，装作对那排空盒子感兴趣，据说只要你高兴，你可以让一束假花，一辆玩具汽车，一只陶瓷小鸟，或者你想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从这些盒子里冒出来。
他觉得那天晚上不该要那张牌。他早该发觉那日本人（白克说他是夏威夷人）在搞花样。Zenko——他想起那个日本名字——他不该再要牌，葡萄牙人也不该跟着要。那样白克就拿不到那张A。这简直是在故意跟他作对，他猜想这三个家伙很有可能是合伙欺骗他。他有时会觉得那局牌才是他眼下这些霉运的根子，要不是那次人家只用一手牌就赢掉他几百块钱，他就不会发誓三个月不打牌，要不是他发誓三个月不打牌，他就不会答应陪特蕾莎去河内——他无法按照这逻辑推出他想要的结论，因为他立刻又觉得无论如何他都会跟她去的。
都是些巡捕房密切关注的危险人物，马龙班长告诉他。他们卖枪，他看过很多死在枪下的人。小腿不断抽动，像是濒死的爬行动物。他不太能搞懂自己，他怕死，可有时候胆子却大得要命。他仔细想想，其实满世界都是他这样的人，租界里全都是他这样的人，他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一句话，说有一种人，天生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