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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丢在一边”的“玛苏连尼察⑹周末”，可别想找到她。可他有急事，他刚卖掉一单货。
今天晚上，他要跟人家敲定提货的地点和时间。
坐在陈右侧的年轻人穿一件黑色皮衣。戴着圆框眼镜。据陈所知，他有很多名字，朴季醒只是其中的一个。在香港，他代表一家开设在釜山的贸易公司，以前，他在陈那里订购过一批货。他甚至会讲广东话，跟他的中国北方话讲的一样好。
另一个更加年轻些，坐在陈对面，板直着腰。双手平放在桌沿上，像是正在进行某项童子军训练课程，又像是教会学堂的舍监正在检查手指甲。陈选择这家昂贵的西人餐馆，原本就是希望让客人稍感拘束。他故意挑一张摆在当中的餐桌，以便鉴赏客人们机警扫视的眼神。
林培文先生，朴季醒介绍说。还是叫我小林吧。他们很少交谈，四周很安静，没有吧台，没有留声机，也不在墙上装镜子，以免影响客人食欲。到处都是鲜花，墙上的画框里也是鲜花和水果。上第一道主菜前，罗曼兹都要亲自来照看，微笑，鞠躬，摆放刀叉碟子。
朴季醒对待食物并不拘谨，他用手抽掉整条烟熏鲑鱼的脊骨，银光闪烁的刀叉在他手里，就像可以用来杀人的武器。
五张小桌。内侧高起一尺的平台上还有一张长方形的大餐台，被铸铁围栏围起，围栏下摆放着玫瑰花盆。平台的左面有条曲廊，似乎通向另一个餐室。
亨牌⑺雪茄的香甜烟雾弥漫在餐桌上，在冷热两道甜点的间歇，陈切开吕宋雪茄，La Flor de la Isabela⑻，他在嘴里咕哝，把雪茄递给客人，就好像真的在把西班牙王宫花园里的花朵献给尊敬的客人。但年轻的韩国人不要雪茄，布丁把他的嘴塞得满满的。雪茄烟雾很呛人，林培文也不喜欢这味道，他把脊背向后靠，椅背中间镶嵌着皮质软垫。
没有人急于谈生意。这是个很小的餐室，邻桌有人打开胡椒瓶（有人说这瓶子的价钱比一顿饭还贵），你甚至会闻到那股呛鼻的味道。而你坐在房间正当中。谁会在这种地方谈生意呢？那会让人觉得你像个高谈阔论的骗子。如果别人乐意仔细倾听，那就更加麻烦。
咖啡杯只有半个鸡蛋壳大小，六角形——这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是六角形，盐瓶，小餐桌，连房间本身也是六角形。接着是水果篮，这回是罗曼兹太太出场，鞠躬，微笑，奉上紫竹篾片编制的扁篮，两只芒果，两只花旗橘，再鞠躬，微笑，好像在庆幸表演圆满成功。
已是夜里九点，音乐声从半空的风中传来，乐队在法国总会的屋顶平台上。陈在等待。他不知道该由谁拿主意。他以为顾先生会来，可他没来。顾先生觉得哪里比较方便？蒲石路离顾先生住的地方很近。所以陈把饭局订在这里。雪茄烟雾在灯光下变幻莫测，空气好像随着查尔斯顿舞曲怪诞地摇摆。陈问客人要不要去舞厅，这就像是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话，无人响应。
是朴季醒先离开餐厅。独自一人。十分钟后，陈和林一起离开。
走出餐厅，兰心大戏院还未散场，隔壁马迪汽车行的车库里，福特车排成两列整齐的队伍，好像两队瞪着巨大复眼的甲壳虫，在强烈的白光照耀下，一丝都不敢动弹。他们俩站在车库洞穴般的开口旁等待。街对面，华懋公寓三楼只有一扇窗户亮着灯，乳白色的窗框在黑夜里泛着幽蓝的光辉。窗下挂着一副巨大的眼镜，两条眼镜腿是可伸缩的曲折臂架，现在它完全伸展开来，挂在人行道上的夜空中，好像被人兜头猛揍一拳。左边的眼镜片写着“梁文道”，另一片上有四个字：“医学博士”。
陈不知他们要把他带去哪里，也许是他的诚恳终于获得承认，因此得到觐见顾先生的机会，也许只是换个地方继续等待。他觉得自己差不多应该可以发一通脾气，但并没有。汽车沿着迈尔西爱路向南，驶过环龙路口，林让司机停车。
⑴Bendigo，这个餐馆的名字让人想起澳洲早年的那个淘金热中兴起的小城。
⑵Route Cardinal Mercier，即今天的茂名南路。
⑶Rue Bourgeat，今长乐路。
⑷今在西藏东路。
⑸在今南京西路。
⑹масленица，俄罗斯传统节日，谢肉节。
⑺Alhambra。
⑻“伊莎贝拉之花”，一家雪茄烟草公司。
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七日晚九时二十五分
朴季醒藏身在迈尔西爱路高级定制洋装店的门洞里，低垂的雨篷把路灯的光晕遮挡在外面。他看着车子驶过，他看到陈先生和林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等汽车开出两三百米，他才疾步赶上去。九点过后的这半个小时，恰似一段幕间休息时刻，街道空空荡荡，稀疏的梧桐树影间只有夜风穿过，温暖潮湿，还带着点腐腥味，像是有头巨兽藏在夜空的哪个角落，因为吃得太饱，正在不住喘息。整整两分钟内，迈尔西爱路上就只有这辆汽车驶过。法国总会围墙后的树林里传来一两声猫叫。
他看到汽车缓缓停到路边，他又等待一两分钟，确定在那辆出租汽车后没有异常，没有鬼头鬼脑的尾巴，这才走过去，钻进车，坐在前排司机座边上。汽车再次发动，他解开衣扣，点上香烟，很快吸掉这根烟的三分之一，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他们，好像他一直就坐在车上。
朴是韩国人，年轻的剧团演员，分配给他的都是些小角色。在上海，他加入一个韩国激进小组。在团体中他却扮演一个个重要角色。他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岛屿间奔波，舟山，香港，有时还会跑到海防和槟榔屿。起初，他那伙人确实得到莫斯科的财政支持。他自己还曾在伯力接受过三个月的课程训练。可是不久以后，朴所属的团体受到另一些韩国人（那帮人在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活动）的排挤。在莫斯科，突然之间旧的原则受到质疑，当务之急，是要保卫苏维埃？还是继续世界革命？结论作出之后，老的机构部门必须重组。朴的小组突然失去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也不再接到任何指令。他们冒险派人出满洲里，在莫斯科的会议桌上朝人家抗辩，讨论极其激烈，甚至有人在会议现场动拳脚（据说动手打人的正是朴的哥哥）。
后来就有传言说，公共租界巡捕房正是在接到某个来历不明的举报电话之后，才会在那天深夜派出大队人马，冲击吕班路朝鲜激进分子的开会现场（朴的哥哥当时掏枪反抗拘捕，被当场击毙。）。而这个举报电话，有人怀疑与海参崴的韩国人有关。老顾却对朴说，不要太轻信传言，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向来很狡猾，也许是故意释放的烟幕。朴的组织损失惨重，要不是老顾收容，他几乎走投无路。
车子调头向东，两侧是法租界高低连绵的砖房，装着木栅门的弄堂。朴季醒指挥司机不断在岔路口转弯，时不时朝后视镜张望。刚刚在餐厅座位上，他偶然抬起头，看见台阶上门厅外的黑暗中闪过一个人影，他有些疑心。他不敢大意，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懂得所有的盯梢技术。
汽车转到贝勒路⑴上，停在弄口。街对面有家日用杂货五金铺，还没合上门板。柜台内外各站着一个人。里头是老板，正在拨打算盘，头顶上悬挂着成串的木夹，一排铁勺，几只不知用途的铁丝网框。小伙计站在柜台外，才六月份天气，上半身就赤膊，腰上扎着段黑色布条。
一下车，朴就让自己消失在沿街房屋的阴影里。林带着客人进弄堂，弄内没有灯光，他们向左转入横弄，进门。他听见两双皮鞋踩到楼梯上。他知道那条楼梯很窄，也很陡，楼梯间很黑暗。他躲在过街楼下，墙角。听到头顶上房间一侧的敲门声，走路声，拖拉桌椅的声音。
又过大约十分钟，他从角落里走出来，转身进那幢房子。房间就在过街楼里。他推开楼梯口的双扇合页门，冷小曼守着房间外的过道，坐在一只小凳上，眼睛盯着小煤炉上那壶快烧开的水。她抬头看看他，又低下头想她的心思。
他走进房间，客人坐在桌旁，靠窗。顾福广在桌子另一侧。一袭灰色直贡呢长袍，橡木铜盆帽放在桌上。林培文站在客人身后，站在窗口，掀开一角窗帘向外张望。他坐到桌子正对窗口的那一边。
老顾的队伍在扩大。人手越来越多，他从旁观察，虽觉老顾召集人马的方法并不十分光明正大，可他也不在乎。他信任老顾，人家在伯力受训，他也去过伯力，可人家懂的就是比他多得多。
老顾是天生的领袖，他严密设计，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小组间相互隔绝，独立行动，有时交叉接应，但计划总是藏在老顾自己的脑子里。
至关重要的是枪。在老顾所设想的革命方案里，枪才是所有一切的本钱。枪是能用钱买到的，而他们此刻并不缺钱。金利源那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干过几票，组织的财务问题，差不多全盘解决。
在伯力城东南郊外的营地，朴也曾学习过说服人的技巧，如何让对方产生错觉，如何让人家相信被说服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你可以让别人害怕你，你也可以利诱他，但有时你仅靠说话就能让他死心塌地跟随你，或者帮助你，或者把他的命交给你。
客人递给老顾一张纸，充满期待地望着老顾，好像照他的想法，老顾就应当跳起来，一把抓过去。但老顾只是平静地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
“现在货都在香港。按照你要的交货日期，我们会用蓝烟囱公司的怡康号客货轮装运来上海。照惯例，我们要求在水面交货。”
“可以。”老顾说。
“交货同时付款。我们在香港商定过。”
“可以。”
“五千七百八十块大洋。”
“没问题。”
现在，茶水已送进来。房间突然变得沉静，只有玻璃杯中的茶叶随着蒸气盘旋。客人是懂行的，恪守规矩，避免说多余的话。陈先生不讲究排场，没有带保镖，这让朴更加放心。实际上，也不需要保镖。最危险的是交货时刻，可交货是采用一种不见面的方式——几乎不用见面。当然，付钱总是需要面对面的，可军火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复杂的地下网络上的，一旦双方见面，就证明已得到许多重要人物的担保。
朴自己最喜欢用盒子炮，7。63毫米毛瑟枪。而这次更好，这次老顾向客人订购的是新型产品，新近开始生产的速射型号。在城市街道上短促冲击，把弹匣中的二十发子弹连续射击出去，威力会更大。这也是帮会分子最喜欢的手枪，听说前些年有个吃败仗的北方军阀，短暂避逃在上海做寓公，委托青帮大人物为其保驾，结果带来的几名保镖身上携带的这种手枪全被人家骗走。帮会以租界内不准携带无照枪支为理由，要求保镖们交出手枪，由帮会暂时保管，到最后还给他们的是几支破烂货。
林培文合上窗帘，走出房间，掩上门，站在过道里与冷小曼说话。不久，说话声音停下来，林培文打开门走下楼梯。
客人准备离开。他最后提醒老顾，收货付款之后，双方就会形同路人。他说，公司的政策是不去过问顾客如何使用这些货物，你可以拿去屠杀野鸭，消灭奸夫淫妇，哪怕你纯粹想排在墙上当摆设。但是——公司不希望顾客将来在哪个多愁善感的日子里想起他们来。
“陈先生请放心。我们还会再做生意的。贵公司把整批货卖给我们。岂不就像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的一份账本。谁也不会把账本交出去的。我们懂得哪个手指烂掉就切掉哪个手指的道理。”
实话实说有时是最恰当的回答。客人看来很满意。林培文已帮客人要来汽车，他是在对面的杂货五金铺里打的电话。这一次，由林培文单独送客人回驻地。
朴季醒等汽车开出去很久后才掉头离开。他没有上楼，他在黑暗的街道上巡视。刚刚送客人上车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的一条弄堂口，有人影晃动。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看到那件细条格子的衬衫，这次他看得清楚，这次弄堂的拱梁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他看见风掀开那件单薄的洋服，那件衬衫从衣摆下露出来。等他追过去时，百米长的弄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这条弄堂通往另一条马路。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但他不敢大意。贝勒路是重要的联络点，是林培文小组使用的安全房。他准备回头把这情况汇报给老顾。他不打算上楼，在过街楼下的墙角等着。还要等一会，老顾肯定跟他自己一样，观察到冷小曼的心不在焉。走神，总是走神——他猜想老顾会找她谈话。一个身负重要责任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应该随时注意成员的思想情况，一个组织，最让人担心的是思想涣散。他有点替老顾担心，冷小曼显然处于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困惑之中。
⑴Rue Amiral Bayle，今之黄陂南路。
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二分
犬吠声凄厉。冷小曼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才三点半。她再次陷入连日来不断折磨她的自我拷问之中，无可解脱，无从排遣。
码头上被击毙的曹振武，确实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个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该怎样算清这笔帐。
那一次，她从桂林来上海。当时曹振武作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军队中活动，计划是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亚民，也许这会她人已在巴黎。她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她。她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福开森路⑴，他也跟到福开森路。她住在桂系军队充当上海联络处的公馆里，门外有佩枪的巡捕站岗，门内有不带枪的卫队（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佩带），所以他不敢进门。
直到她再次出门，在白赛仲路⑵一家沿街的小书店里，他站到她背后。从前，他们都是俄文补习班的同学。从前，在补习班的教室里，他们都听那老布尔什维克讲过课。因此她根本不用转身，就知道背后站着一个人，充满敌意。
老布尔什维克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资历。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亲身的阅历。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务耍得团团转。他上课用的是俄文，最简单的那种（参加补习班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可场景却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药水瓶的颜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从他嘴里讲出来，也无不带上传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补习班当教员。他年轻，只比她大几岁。他去过苏联，段祺瑞的军法处警察闯进北京大学宿舍，幸亏他不在。他只得去苏联。他回到上海，在补习班里给她和戈亚民上课。口若悬河，不时嵌入一两个俄文或者德文单词。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做《马克思主义入门》，后来她才知道，那讲义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ABC》。
戈亚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结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么？他要戈亚民做什么，戈亚民就做什么。尽管戈亚民暗地里疯狂地爱上她，但一当他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热烈的眼神移开。
可是现在，戈亚民也跟别人一样离她而去。牺牲——也许自杀比被杀更适合牺牲这两个字。说到底，只有一无反顾地抱有自我毁灭的勇气，才当得起这两个字。
应该让她去执行的。她争取过。但别人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老顾说，我们相信你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天晓得，大义灭亲这个词放在这种情形下，有多不合时宜。可你让别人说什么好呢？无论如何曹振武是你现在的丈夫。
其实，她放在心底里没说的话是，不如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过街楼面对贝勒路的窗口，望着黑暗的城市，对自己尚且活着不可置信。
之六：既须残酷面对别人，也必残酷面对自己。一应软化意志之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感激之情，甚至荣誉之心，概必压制，且必以冷酷专一之革命激情替代。
她觉得老顾草拟的群力社纲领在这一条上还不够完整。对她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压制那股自卑情绪，它们时不时从内心深处冒出头来，但愿真如老顾说的，残酷的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它会帮助我们摆脱自怜，摆脱自我厌弃。
戈亚民从头到尾追问这一句：“他是在什么时间向你求婚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大牢里。没有手表，没有画着嫩绿色旗袍女人的月份牌，甚至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牢房外的走廊里会闻到太阳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别人都在沉默，那个头发始终不听话的穿着白色帆布西装的小男孩是沉默的（后来她才知道他叫林培文），他不断用手捋他额头上那一抹头发。老顾也在沉默，甚至有些殷勤，给她倒水，要不要茶叶？如果你头晕，我这里有万金油。
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门打开，走廊里的微风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女人的身体也可以散发出那样浓烈的臭味），就会有拉铁门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这声音还是让人心惊胆战。活着，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审，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不是提审，那就是提到监牢围墙后的空地上枪毙。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枪毙。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守对你很客气，“你们不是坏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她们对那些刑事犯就不这样客气，如果不听话就拖出去打一顿，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会那样狠毒。但她们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男监在另外一排牢仓里，我怎么会知道？
戈亚民突然愤怒起来，她感觉得到怒火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拳头，好像这是表达爱情的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如果不能爱她，就要伤害他自己，如果不能伤害他自己，就要伤害她——
他挥出拳头，短促（像是在尝试），快速缩回，好像手臂上装着一个弹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额头，第二拳打在她的颧骨上。林培文冲上来，从背后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头和上身努力向前挣脱，向她扑过来，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扑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