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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万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个姓危的妇女，如今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还是个硬朗的小个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颊，起皱的鼻子，灰白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裤子，白衬衣，黑色的中国布鞋，正配上她那双小巧的脚。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红军中度过的。她是随第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之一。她有一个坎坷的经历，我们的谈话从她五、六岁时被父母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开始，她始终不知道家里卖她得了多少钱。
危秀英仍然记得当初她父亲要把她卖掉时的情景。她准备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镰刀，把它们藏在门后。第二天一早当一个男人来接她时，她向他扔石子，并用镰刀砍他。但那个男人力气很大，终于制服了她，并试图把她带走。她又踢又抓，还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罢。这时他们又把她父亲的兄弟，她最喜欢的叔叔叫来。她不能咬叔叔，就这样被叔叔带走了。她后来睡着了，醒来时已到瑞金。买她的这家在这里开设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里干活长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担。当红军到兴国时，她还在象奴隶一样地于活，经常挨打挨饿，还要放水牛、拾柴火。对于危秀英这样的妇女，参加红军无需多少动员。她自动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人发觉（会打她），径直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他们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坚持要当红军。这样，她主人家终于发现了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还记得在吉安第一次参加战斗，在一个小屋里度过的一夜。小屋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她从来没有见过电灯，也不知道怎么关灯。最后她拿过步枪，举起来用刺刀捅破了灯泡。这杆带刺刀的枪比她还高几英寸呢。
危秀英是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参加红军的几万人中的一个。从兴国参军的人编成了一个师，叫模范师。兴国有二十四万人口，其中竟有八万象危秀英这样贫困的农民入了党和参加了红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国没有—个县能与之相比。整个江西省的阵亡人数为二十三万。
参军，参揪揪揪揪。这是红军在占领赣南最后一年的号召。当时小刘英正在于都干扩红工作，长征前夕，毛泽东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宪辉当时也在那里做扩红工作。他现年七十四岁，看上去有点象年迈的赫鲁晓夫，帽子戴在脑后，宽宽的（中国的）乌克兰人脸，眯着眼，一副乡村人精明能干的样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贫农，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红军一到，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做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十八岁的肖华任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曾宪辉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着五磅大米的干粮袋，一百发子弹，两颖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 （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 ），一共加起来负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却一无所知。但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长征在吴起镇结束。
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该具为革命牺牲的人达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大约五万人。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为动员青年参军，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光荣匾，他们的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给军属送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还举行群众大会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
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运入苏区。苏区有些钨矿，封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
共产党人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教条阻挡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熏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共产党的军队在苏区纪律严明，享有良好的声誉。的确，他们没收富人的财产，然而中产商人却倾向于共产党而不喜欢蒋介石的军队。
农民之所以特别拥护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贫困的赣南农民过着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钱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粮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贫苦农民的债务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还清。一九三零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泽东视察了兴国县和另外六个正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县。他发现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农和地主，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他主张免除农民的高利贷负债，给农民分配土地，再免费分给未耕的山林荒地。他号召禁止赌博和抽鸦片，并杜绝抢劫。他说共产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连残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壮劳力替他们耕种。
老红军吴兴也来自贫困的、但给红军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乡在会昌县吴村，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同乡。他俩在南昌接受采访时，吴兴告诉我：“论辈份，我应叫吴吉清‘祖父’。”吴村的人几乎都姓吴，一九三零年当吴兴十四岁参加红军时是这样，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吴的一生都在红军中度过。他没上过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前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红军战士。长征结束时，他被提升为排长，在延安的学校学习，后来当了师长。他小时候跟篾匠学手艺，但挣钱很少。他曾想参加国民党军队，可又觉得他们是一帮强盗。你就是有一把象样的雨伞，这些人都要抢。当朱德率领部队路过他家乡时，吴兴听说这部队的战士都是些公正老实的人，又听得部队里有人向他喊道：“来吧，小兄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他就参加了，从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五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我们到达雪山时，我想起了这一切。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不只是吴兴一人有这样的想法，许多战士离家时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独，但他们也抱着和吴兴同样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杨成武曾是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回忆道：“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们是这样的亲。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我们即将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舍得？”
杨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边界的长汀县，那里是共产党根据她的一部分。当红军已开到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杨成武家乡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并且慰问红军战士。他们爆玉米花，收集鸡蛋，扛来一袋袋的红薯干，织好了袜子，编好了草鞋，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 （并不多，杨只有五角钱 ）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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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汁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个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
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 （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俄国”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人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
李德在执行任务时是很勤恳的。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但又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美国人。她把自己的命运先是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是印度，现在又是中国。靠她引见，李德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而海伦·斯诺则在该校学习，他们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诺夫妇当时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李德也不信任他们，他似乎怀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则永远未能改变对布劳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国时，本来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击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灾难，在李德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告密出卖，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在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危险性最小的地方是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从上海转移到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追上他们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一位新的军事顾问的到达，他是李德的上级。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李德在上海街头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级。
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他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共和军的“克莱伯将军”而名声大噪。弗雷德长途跋涉，经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转了半个地球，最后抵达上海，却未能与联络员接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许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因为正如史蒂夫·纳尔逊——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待有所谓金皮护照，有了这种美国护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达时，共产国际的首席待派员叫亚瑟·艾尤尔特。李德在德国时就认识他。李德来之前，上海还有一位名叫艾尔·白劳德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开后来上海的，他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主编。
理查德·佐尔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当然认识李德。尽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秘密活动都严格地各自为政，他们常常与对方的人不期而遇。佐尔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与苏联设的另一个地下中心哈尔滨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不能利用他的军用联络线。
史蒂夫·纳尔逊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信使。他们当时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尤尔特是该局的负责人。据纳尔逊回忆，撤离瑞金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尔特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却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