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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200米决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全场响起雷鸣一样的掌声。学校征文《在学习雷锋的日子里》，很多同学将这个小女生写在了作文里。因为考进68中的全是本区最优秀的学生，一个班上有二十五个大队长，所以小妹仅仅分到了一个中队劳动委员，她做了很多的好事基本上师出无名。现在她已经和雷锋联系在一起。她入了团，成为本班的团支部书记。不过，没有人嫉妒她，因为小妹能做到的，人家未必能做到。她第一个到校，为所有的同学擦桌子。她和每一个要求入团的同学谈话。她每天都在学校做完作业，将所有的书全部背出才回家。她是班上最贫困的学生之一，但是，当有人比她更贫困的时候，她还能省出钱来偷偷帮助人家。最后，她还是68中初中女篮的主力。一个暑假，转战上海全城，拿到冠军的奖状。人们再一次没有注意到小妹的秀气，她在烈日之下打球，已经无私无畏地将自己晒成黄老师一样的黑炭。
生逢1966 4（4）
小妹其实没有和谁争夺什么，抓尖要强的蓓蓓却感到一种痛苦的失落。足智多谋的汪家好婆就说：“你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怎么和工人的小孩去比！”好婆用那苍老的手指，在蓓蓓左右手心都写上了两个字，蓓蓓的腰便往上挺了一挺。初二一开学，男生和女生就看到了蓓蓓带上了一副近视眼镜，眼镜使她的的双眼皮和妩媚的大眼含蓄深邃。蓓蓓的聪明使她很快成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她很少说话，她的嘴唇抿在一起，便有了一点古典的樱桃小口的美。
对面的灯光亮了起来。瑞平看到好婆和蓓蓓在一起。两个人全部是眼睛红红的，已经有了一席别后流着长泪的互相倾诉。好婆一定是等到用手绢擦干净泪水之后，才闻到了蓓蓓身上的莫合烟和羊膻味。当对过的窗帘已经拉上，蓓蓓的身影在窗帘上变幻着，水声和呜咽一同传来的时候，瑞平想到了诸如“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样的话。
蓓蓓的时代，不如说是小妹的时代更为贴切。初三（5）班是当年全市的“雷锋班”。那个时代的青年如果在“雷锋班”中生活过，一定会到今天一直无比自豪。比如有一个星期天，淮海路上全是自己班上的人，他们打着红旗，唱着歌走出68中校门，用自己家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扫帚，为淮海中路拂去树叶和垃圾。本班从来不用安排值日生，早上为同学擦桌子是一种义务，越来越早到的学生，站在校门口一面等待开门，一面一起复习“Imperialism will not last long”。每一节上完，没有等老师说“Ｃlass is over”，就有好几个同学从座位上突然弹起，为了抢夺那个黑板擦子。如果你生了病，最好还是坚持上课，要不然，傍晚你家会有连绵不断的同学来敲门为你补课。小妹在雷锋班里如鱼得水，她这个团支部书记名副其实。在这样的为人民服务的幸福时光里，班上出身好的一半人已经是光荣的团员，还有一半的人事事时时要找团员谈心，希望接受组织的考验。当时的孩子真的有那样的真诚，一种庄严的责任让每一个中学生感到，他们做的每一件好事完全是和毛主席一起在关注着无产阶级的江山天下。
妖怪突然感到，新疆舞不行了，英语也不行了。她于是闷闷不乐。而小妹，正在这时来关心她了。蓓蓓就说：“我也是要入团的。”小妹就一口答应：“只要你符合团员的标准。”
因为她曾经是一个妖怪，所以当她来到凡间的时候便很不易。全班先是认为她和大家格格不入，后来又怀疑她入团的动机不纯。只有小妹一如既往，她知道妖怪需要一个石破天惊的过程才能来到人间。
在一次班会上，小妹宣布，下面，由汪蓓蓓同学和大家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因为这样的发言不可多得，瑞平一字一句全没有忘掉。
生逢1966 4（5）
同学们：
我出身在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家庭里。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是在上海郊区长大的。来到上海不久，妈妈又去了香港。父母在香港开着一个店铺，是资本家。
我一直跟着祖母生活。我已经去世的祖父属于资产阶级，祖母耳濡目染，资产阶级思想非常浓厚。她对我的教育，其实是在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后代。以前，我总是认为，祖母对我的教育，是为了我好，是为了我的前途。现在我明白了，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祖母的一言一行，全部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说到这里，汪蓓蓓高举两只小手。
当我积极要求进步的时候。祖母在我的手上写下了四个字，在左手上写的是“用功”，在右手上写的是“沉默”。这是何等的反动！用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吗？不是，是为了要我做资产阶级接班人，到香港那个资本主义世界去寻找出路。沉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有一颗不被学习雷锋热潮感动的心，如同封建士大夫所说的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一心要走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独木桥。当时，爸爸妈妈从香港来信要我离开革命的大熔炉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去，并且答应我，让我在香港上大学。
我能去吗？我坚决不去。我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争取光明的前途……
男生女生纷纷在议论汪蓓蓓对家庭的认识到底是真还是假。几乎一致的观点是：妖怪有三十六变或者七十二变，美丽的蓓蓓又在变了。
幸好，校长的又一个战略决策帮助汪蓓蓓开拓了思路。他动员“有志青年到新疆去”。上一年，上海到新疆几乎全是没有考进大学和高中的社会青年，所以，余校长要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到新疆去，68中可以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典型。他动员一批学生不参加高考就直接到新疆去。这样高校就和农村尖锐对立，68中无中生有创造了一个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村一边的机会。一个集体典型需要对有典型意义的个体进行有机的排列组合。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全部在校长的视线之中。高三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已经连续三年夺得全校第一的桂冠，又是学生党员。校长就对他说，党现在需要你第一个站出来。于是他来不及和父母通报，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第二张决心书毫无疑问是蔡小妹同志的。
人们非常意外，第三张决心书是妖怪也就是汪蓓蓓同志的。她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瑞平是和小牛一起贴出决心书的。瑞平的表现一向很好，不过，他没有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的举动，所以一直没有入团的机会。现在他决心到新疆入团了。很快，“雷锋班”所有人全部报了名。
生逢1966 4（6）
全校报名风起云涌。学校每天都在广播喇叭中播放《我们新疆好地方》。当时全校最流行的小说是《军队的女儿》，最流行的电影是《年轻的一代》，68中掀起了一股“新疆热”。上山下乡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好像68中将全部搬到新疆去。
小妹、蓓蓓和瑞平全部报名去了新疆，大同坊的68中毕业生就是百分之一百决心到新疆去。然后他们的家长，石库门的小市民百分之一百到学校去无理取闹。妈妈说的是，我只有一个儿子。校长就说，生儿子不是给家庭传宗接代的，每一个孩子全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小妹妈妈说，她的叔叔已经牺牲在朝鲜了。校长就说，那么小妹就更应该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蓓蓓的好婆到学校说了一通广东话，大意是蓓蓓走了，只有我一个如何生活。校长就说，我也一个人生活，不是过得很好？校长永远是那样温和慈祥地接待着一个又一个心事重重的家长。在校长绵里藏针的语言面前，家长们败得落花流水。
一个细雨纷飞的下午，班级里突然少了很多的人，老师说下午的课改为自修。瑞平做完了一道弦切割圆的题目之后，抬头看见班上留下那二十来人几乎全是成分不好的学生，没有一个团员。他更奇怪的是，成分不好、不是团员的汪蓓蓓也没有留在教室里。这里似乎有很多秘密。
第一个秘密课后就揭晓了，一位外国元首访问上海，周总理和他一起乘坐敞篷车在上海巡行，车队徐徐经过淮海中路，转向茂名南路，然后进入到锦江饭店。68中那些没有自习的同学全部手持鲜花，站在茂名南路路口，夹道向贵宾欢呼。另一个秘密在下一个星期出来了，蓓蓓入团了。在校门口红榜出来的当天，蓓蓓身佩团徽款款走进弄堂，让瑞平好不羡慕。
校门口的红榜上，二十四人的名单已经公布。高三有二十二人，初三不考到新疆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上海市高中数学竞赛的获奖者，他在初三做了高中的决赛卷子，竟然获得第二名；另一个就是汪蓓蓓。
按照校长的“典型”理论，小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农子弟学雷锋的典型，68中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这样合适的榜样了。瑞平球打得好而学习也好，68中篮球特色是“三好”中的一好，瑞平也不可多得。——这是留的原因。还有走的原因：既然小数学家全市有名，因此去新疆就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更有轰动效应。最后是蓓蓓，校长一直以为，如果这样高傲的女孩在68中能够变成主动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人，68中的思想教育成果不是最杰出的吗？
好婆无法和校长理论，她自知说不过校长。于是她就将弄堂当作讲坛，希望校长生活在一个不利的舆论空间里。只要有人走进弄堂，她就迈着八字脚，走上去就开讲，蓓蓓是划清界线划出来的啊！前弄堂工人的女儿要陪伴父母，我们的女儿就不要陪伴外婆了？瑞平一家也是被骂进的，瑞平的妈妈阴险狡猾，本来也是资产阶级出身，利用教会儿子打球就逃避了下乡。
生逢1966 4（7）
妈妈听到了好婆浪里浪声的说话很不以为然。她也就在弄堂里反击说，我们家瑞平也报名的，如果批准我们去，我们走得个爽快。可惜啊，学校不让他去是上级的事情，不是我们。
瑞平一直疑心有一天蓓蓓会说她不去新疆了。不料蓓蓓并没有回头。她已经不到初三（5）班上复习课了，她窈窕的身影跟在那些高中三年级的大哥大姐后面。他们作出了很多的响动，他们排成队，在操场上齐声朗读毛主席著作，他们在领操台上排演节目，在骄阳之下训练刺杀。军装对蓓蓓来说稍微长了一点，她将袖子挽起了。一脸晒黑了的严肃盖住了俏丽，蓓蓓走进弄堂，走出弄堂全穿着军装，带着团徽。有谁在弄堂口招呼她，她总是双手叉着腰，挺着胸脯，很像是革命现代戏的一张剧照。
瑞平就问自己，她真的要走了吗？
蓓蓓没有被瑞平之流看扁，她不是那种口头革命派或者是两面派。确认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瑞平终于有一点悻悻。蓓蓓穿着军装，将军帽压住了两只蟹钳一样的小辫，她与瑞平和同学们一一握手，一一说“再见。”她的嘴角翘起，一点微笑说明她为自己最后的胜利自豪。瑞平感到在弄堂里他抬不起头来，前弄堂的小妹和后弄堂的蓓蓓，都是68中最好的典型，惟独他跟不上小妹，还对蓓蓓抱着怀疑的态度。
灯光突然大亮，原来是蓓蓓将对过的窗帘拉开了。蓓蓓穿着一件无袖的旧汗衫，将湿头发披散在背后。她把所有的衣服放在脚盆里，在搓衣板上一上一下洗着。她和这个风起云涌的年月无缘了。与这条弄堂那些有一些姿色的阿姨阿姐一样，她十八岁美丽的面容从此将陷落在石库门琐碎的买菜烧饭之中，和菜贩斤斤计较一分二分，直到白发满面皱纹密布。
生逢1966 5（1）
这一天，是小木克在楼下的喊声把瑞平喊醒的。小木克喊的是“茄克茄克”，扫弄堂的苏州老头就说没有这个人。小木克就喊“陈瑞平陈瑞平”，苏州老头就说，“原来是瑞平。”
小木克永远很神气地打扮自己。他穿着一件新的短袖运动衣，穿着一条新的海军军裤和一双解放鞋。这一套衣服如果穿在瑞平身上不知道有多么精神，小木克穿着这样的衣服，一点显不出派头，因为他的眼泡皮还是肿着，眼睛还是很小，头还是橄榄头。
小木克是陈瑞平最要好的朋友。小木克永远是一个有一些神秘的人物。他也从来不解释自己，任那些疑问的眼光依然疑问。例如小木克的成分永远是一个说不明白的事情。他在学生登记表上填了一个上海人并不了解的词汇“城市贫民”。瑞平到小木克的家里去过，他的家在思南路上，是一幢新式里弄公寓，窗是钢的，地板是打了蜡的，房租一定很贵。瑞平没有见到过小木克的爸爸，常常见到的是他的爷爷和妈妈。小木克的妈妈搽着很浓的嘴唇膏，还画过眉毛，大红大绿的花旗袍也很紧身，包得胸口如粽子一样鼓鼓的。瑞平有一次看到她用两根手指夹着香烟，很像是电影里的女特务。偶然要唱两句扬剧，声音刮拉松脆。小木克的爷爷是一个瘦老头，经常穿着的是一件对襟的中式衣服。用的是盘扣，像蜈蚣一样，从他的胸口一直爬到腹部。他家的天井里一直有着鸟在叫，黑羽黄喙，很和那些上海男人养的芙蓉黄莺不同。有一次，瑞平探头一望，那只鸟就侧了头看了瑞平好一会，用扬州话叫道：“穆先生，穆先生”。把瑞平逗得哈哈大笑。小木克的爷爷经常坐在藤交椅上，左右手中各拿着一对钢珠滚动着玩。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说话和长乐路上的剃头店浑堂里的扬州师傅一样好听。爷爷看来没有什么文化，他说到的典故只有《三国志》和《水浒传》，《红楼梦》连一句也没有提到过。爷爷经常对小木克说，“乖一点，你听话就带你去听评话，王少堂的《武松打虎》，武松走上狮子楼的十多级楼梯，可以讲两个礼拜。”可见他的知识全部来自书场。小木克的爷爷抽的是水烟，经常叫小木克用草纸卷烟媒子，他有一只方方的饼干听。里面满满地全是小木克卷的烟媒子。有一次，瑞平替小木克卷了两根，爷爷一高兴，就拿出两块钱，叫小木克领了瑞平到扬州饭店吃汤包去。小木克并不理会班级的艰苦朴素，他穿的衣服经常是全班最新的，他还曾经在锦江饭店国际饭店吃过大菜。十三层楼和廿四层楼的餐厅如何，上的什么菜水，他都能说得明明白白。即使可以用所有的成分来“定”给这个瘦小的老头， “城市贫民”一定是定错的。
生逢1966 5（2）
那天，瑞平吃了两个汤包回家就不想吃饭了。妈妈一追问，瑞平没有说两句，爸爸就问，他那件中式上装是不是黑色的？瑞平说，他的上衣有黑色的也有白色的。黑色的那件有点闪亮光的。爸爸就说是香云纱。妈妈就很严肃地点点头。他们交头接耳了一番，就对瑞平说：以后不要再到穆亦可的家里去。瑞平问为什么。爸爸就说，你小心，他爷爷是青红帮。瑞平就说，他也没有青面獠牙，也没有说流氓切口。爸爸就说，他总归不是规矩人。骂人的不过是小流氓，不骂人的才是狠的。他是江湖上的人一定没有错。
当瑞平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小木克就说：“瑞平你北京去不去？”
“不是红卫兵先去吗？蔡小妹和黄志伟，法翘不是早就把名字报了吗？”
“我是问你去不去，没有问你法翘报了谁的名字。”
“我不去。我们能去吗？”瑞平还是对抄家心有余悸。
小木克就有一点很丧气的样子，说：“瑞平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胆量也没有的？我说能去就一定能去。再说见毛主席也不是什么坏事。”
“只怕今后红卫兵不能让你参加了。”
小木克就指着瑞平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还是打球的呢，千军万马之中，你敢冲进去，这好事你就不敢了。你以为毛主席会一直站在天安门上将全国的大中学生全部接见一回？什么时候毛主席不再接见了，你不就是见不到了吗？”
瑞平就是摇头。小木克就说：“你家有没有望远镜和照相机？”
“你一定要去了？”
“当然，照相机和望远镜就是要带去的。我见毛主席就要用望远镜仔仔细细的看。在天安门前能拍一张照片也是很好的。能把毛主席拍照拍下来就更好了。”
“毛主席是很难拍到的。他那么远。”
“那些记者是怎样拍到的？”
“他们靠得很近的。”
“你借不借给我？”
“不是我不肯，东西在那里。”瑞平指了指那间被封了的客堂。
小木克就说：“没有的事，简单得很。”他向瑞平要条毛巾。瑞平给了他，他又要开水。小木克将开水浇在毛巾上，将热毛巾轻轻捂在封条上，不一会儿，封条就耷拉下来了。两个男孩走进了客堂。
小木克就说：“你自己要拿什么东西，赶快就拿出来。”
瑞平说：“我不能。那是我们能拿的吗？”瑞平从桌上拿起了照相机。又在一堆乱糟糟的纸片中间翻到了望远镜，交给小木克，“你快用好了还过来。”
“怕什么？以后这些全部能弄回来。就像我家，我祖父一个电话打到警备区，所有抄去的东西就全部还来了。”
生逢1966 5（3）
小木克玩弄着相机。那是一只老式的蔡斯135，镜头是没有话说的，只是上片子对焦和开快门都很麻烦。小木克先是将镜头对着瑞平看了一看，说是这样小的，人只有一根自来火梗子。瑞平就说，我说过不能拍很远的，把天安门拍下来可以的。瑞平说，拍一张照片要有五道程序，卷片子，目测距离，对焦距，调光圈，开快门，最后让人笑一笑，才好按下快门。小木克就说，这样烦的，我就不带了。他只拿过那个望远镜，就说，瑞平，你把房门带上吧。瑞平带上了门，小木克将热水瓶的盖子打开，将封条背面的糨糊用热蒸汽熏软，轻轻往门框上一按，封条就全部贴上了。
小木克就说：“你真的不去北京？”他将望远镜放到了自己的书包里，书包里还有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一张学生证。他说：“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你有钱吗？”
“有啊，只要买到苏州。只有一元多钱呢。”
“以后被查出来呢？”
“你以为我不会躲到厕所里？就是查出来补票好了。怎么样？去不去？”
“让我想一想。”
小木克就很高兴地笑了：“北京我有人认识，不过不认识也不要紧，总有办法的是不是？”
“我还是不去吧。我怕被人赶回来。”
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