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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5 天才（8）
与媒体和谐共处
我所认识的六位总统中除了一位总统以外，其他五位都遭到媒体的猛烈攻击，甚至是批得体无完肤。尼克松认为媒体是导致他下台的主要力量。布什认为媒体对于在他任职后期出现的经济复苏现象没有给予积极的评价。克林顿认为媒体有意诋毁他的蜜月成就，尤其是让肯·斯塔尔有机可乘。只有里根一人例外。
白宫发言人蒂普·奥尼尔１９８１年表示：“里根与媒体的关系处理得比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任何总统都好，甚至超过了杰克·肯尼迪”。《邮报》执行主编本杰明·Ｃ·布雷德利１９８４年说：“在我的记忆中，在邮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对里根总统比对任何其他总统都友好。”美国广播公司副总裁大卫·伯克曾为纽约民主派州长效力过，他告诉马克·赫斯加德：“对于里根为什么不像其他美国总统那样易受媒体攻击这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释。对于我来说，这是个难题……并不是因为里根威胁我们，也不是因为他以他的逻辑将我们摧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人认为里根的处事方法得当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他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媒体，媒体自然也回报以尊敬。里根对媒体提出的问题常作模糊而不失技巧的回答，这让媒体感到失望的同时又赢得了对他的喜欢。“噢，哪有这么回事？”是他给媒体留下的印象。里根有绅士风度，不吝啬，这在政治家中是不多见的。跟两位罗斯福总统一样，他向人们展示了富于色彩的完美一面，如话语幽默，外貌俊朗，红润的肤色、宽润的胸膛。他也曾被媒体激怒，可媒体没有难倒他。他的某些政策可能偏离轨道，而导致不良的后果，而媒体仍旧予以公允的、酌情的描写和报道，连里根也这样认为。
另一个原因是里根手下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作班底，他与下属并肩作战，一致对外。和处理白宫的其他事件一样，他把人员分为两组，迪弗、沃思林、诺夫齐格、弗勒等人为一组，他们曾与里根一道在加利福尼亚工作过；另一组由贝克、布雷迪、达曼、斯皮克斯和我组成，都在华盛顿与媒体打过交道。
由于我们百日计划的成功实施，一切进展顺利，我们步入了里根任职的初期。是真的一切顺利，还是在兜圈子、强权控制、互相制肘或操纵？不同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迪弗、斯皮克斯、马丁·菲茨沃特和记者海伦·托马斯、肯·沃尔什、山姆·唐纳森、莱斯利·斯塔尔等都对此进行过生动的描述，写出了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在与媒体交往时里根必须反唇相讥。从肯尼迪开始，白宫就逐渐放弃了对电视媒体的约束和控制。美国人民对总统的印象完全由纽约的资深电视制片人所左右，这对由人民投票产生的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是一种贬低。同时，记者团具有挑衅性质的冷嘲热讽也难以管理，真是到了该恢复约束和控制的时候了。
对此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强调里根总统的优先权，任何一件事，任何小的危机的产生都可能使白宫卷进去，必须加以抵制。领导者必须关注重大事件，而不是那些枝节小事。里根重视经济方案的实施情况，这给国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获得胜利时便可扩大作为一名总统的荣誉。我们强调主题，一般的总统不太喜欢这样做，认为公众对总统所说的哪怕是一个词语都会揪住不放，如果总统一言既出，那就驷马难追了。但历史证明，若总统对所要做的只说一次，则无济于事。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协调政府内部的细节问题。迪弗将对外事务做了前期工作，因为我们想要追求的是完美的效果，而不是的效果平平。
与国会共事需要信任，与媒体也一样。有时某位官员也会撒谎，例如有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波恩德克斯特就入侵格林纳达一事欺骗了斯皮克斯，但我们会尽力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贝克是个坚持诚信的人（诚信是他工作成效显著的原因之一）。据了解，里根从不故意说谎或欺骗媒体。与银行界保持信誉至上的关系也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摆脱了困境。保持信任与尊敬的关系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因此我们总是找值得信赖的记者，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真相。《华盛顿邮报》的安·德弗罗伊、卢·坎农还有其他几个记者也因此取得主要采访渠道。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总会引人思考，他们的报道也是公正而客观的。坦诚对政府和媒体都非常需要。
在重谈里根早期政府工作之前，让我再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让我负责管理白宫对外交流部，我会保留里根工作方法的８０％，而对其余２０％进行修改。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大部分记者在发了一阵牢骚之后，虽然不情愿也都给我们以尊重。但必须承认我们也有做错的时候，我也不例外，有一件事尤其令我痛苦，那就是我当时提出的一些倡议在现代政界被夸大，甚至被扭曲。在里根的领导下我努力工作，说服新闻界相信里根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常常是在电视台记者马上就要播放节目之前打电话给他们以确认节目中报道的确实是我们的观点。记者们把这称之为“例行巡察”。我认为这些努力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接下来的几年，其形式却扭曲、演变成了一种宣传工具。
我还希望在华盛顿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像里根在圣克莱门蒂时一样，但是有些白宫官员害怕让总统与那些大声叫嚷的记者近距离接触，而让他们同总统在其办公室进行。里根上任第三年的一次午后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穷凶极恶的叫喊已经达到了极点，媒体把里根说成是个笨蛋。政府内部一些官员当时即决定要求取消记者招待会。贝克·达曼和我（可能还有迪弗）提出了另一个点子：把记者会改在黄金时段召开，并让观众自己做出评判。里根同意实施这个建议，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里根有时也说错话，但与他精彩的谈话和大方的举止相比，错误黯然失色。
由总统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办法，能够使政府保持高度责任感、确保严格执行各部门内部制定的政策。如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里根把舰队派到黎巴嫩后回答了媒体的各种问题，就会对没从顾问们那里得到明确的答案而气愤，他就会提早改变他的政策。里根任职的最后一年，来自肯尼迪学校的马文·卡尔布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寻找解决总统召开的记者会的糟糕状态的方法。（我也是组员之一）。工作组提议总统每月两次在白天、每年六次在晚间召开记者招待会。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同意这个建议。若可以的话，我认为每周开一次白天记者招待会会更好些。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年代平均每周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因为他知道与媒体定期见面，对现代领导体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回顾过去，我认为总的来说里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比其他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处理得更好，这是他取胜的原因之一。虽然媒体并不是总能直接接触到里根，当然他应该与媒体接触得更多一些，但他回答问题时，却表现了高度的诚实性。里根政府工作班底与媒体也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甚至定期与媒体见面、会晤。同时，我们竭尽全力把里根的政见传达给公众，以帮助他有效地管理国家。
在我离职后不久，在里根与媒体的接触中，我们摸索出另外一条经验，即挽回败局的重要性。里根在执政后期，伊朗门事件把他搞得一团糟，他对此也很清楚。这是有损他名誉的污点，一个丑闻。可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却树立了一个挽回败局的好榜样。里根采取一系列大举措，首先命令首席检察官埃德·米斯迅速进行内部调查，以查明事情的真相。然后清理白宫内部参与肇事者，解雇了奥立弗·诺斯、约翰·波恩德克斯特等人。把大门向国会敞开，自动放弃所有行政特权，开放所有相关文件，组建了一个代表两党的对外工作委员会调查事件进展情况，提出建议，严格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立刻实施。起初，里根对这件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后来对发生的一切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终于，一支新的有生命的班底在白宫重新组建起来，主要领导人包括前任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将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克林·鲍威尔、肯·杜伯斯坦、Ｊ·Ｂ·卡尔瓦豪斯、吉姆·坎农，以及在处理这场风波中担任顾问的大卫·阿布希尔。伊朗门丑闻刚爆发时，在国会民主党中有人强烈要求弹劾总统，迪克·沃思林认为公众对里根的信任已粉碎，但里根采取直面危机尤其是直面媒体的政策以后，又渐渐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前景，恢复了统治地位。第二年，里根和国会对税制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这是一个壮举，一个很少有人认为会取得成功的壮举。同时，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当人们想到克林顿是如何处理与莫妮卡之间丑闻的，随后发生的一切几乎毁了他第二任期内的后期工作，相比之下，里根在伊朗门事件的处理上表现出的智慧，为人们处理棘手问题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具有重大意义。
罗纳德·里根5 天才（9）
与国会接触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里根任总统时表现的政治技巧进行全面的论述。这里仅介绍里根领导艺术的一些闪光点，以避免累赘的重述。但有一点需要指明，不了解里根如何处理与华盛顿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就无法了解里根所取得的成功。
虽然里根是以非华盛顿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的，但是对华盛顿他了解颇深。因此他一当选，就开始依靠华盛顿内部权威力量。在政府交接期间第一次对该市进行访问时，里根和夫人便在乔治城与《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共进晚餐，邮报是代表华盛顿的一支主要力量，是让理查德·尼克松又嫉妒又憎恨的力量。里根与南希向凯·格雷厄姆等人表达了想成为好邻居的愿望，结果他们真成了好邻居。迪弗夫妇与贝克夫妇也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后来，米斯夫妇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迪弗夫妇和米斯夫妇还在华盛顿安了家。
友好关系的建立当然不能阻止邮报或任何其他人攻击里根总统的保守派政策，而且攻击得更加充满敌意。华盛顿在历史上是一个民众工作与享乐之地。人们之间尽管有政治立场上的不同，但仍可以成为朋友。当时在华盛顿怀疑与鄙视之风猖獗，让人感到很是奇怪。但当里根介入之后，他那迷人的风度、政治上的敏感顿时使他的管理变得容易得多。
里根与国会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使他受益良多。一位民主党成员跟我说，在卡特执政的四年期间，他与总统的国会首席联络员只有过两次接触，而且都是以信件的方式进行的。第一封信表达了白宫渴望与国会共事的焦急之情。第二封信是在任期末写的，表达了白宫与国会共事受益匪浅的感受，仅此而已。白宫民主党领导人蒂普·奥尼尔在想到被邀参加卡特总统就职演说时的情景仍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因为参加完就职演说之后，他就被逐出政府去了西伯利亚。当时奥尼尔给卡特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起了个绰号，叫“汉尼拔·泽金”。（Ｈａｎｎｉｂａｌ？熏汉尼拔美国密苏里州东北部、密苏里河畔的一座城市，位于圣路易斯西北。文中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与Ｈａｎｎｉｂａｌ和Ｊｏｒｄａｎ与Ｊｅｒｋｉｎ音形都相似，但Ｊｅｒｋｉｎ更像一个俄国人的名字。——译者注）这些都是卡特同盟者所亲自经历过的。
卢·坎农对里根任职期间的描述比较具有权威性，他写道：“里根告诉我在１９８０年当选时，他认为在担任总统期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实现了与议会的成功合作。里根任期的前一百天，与４６７名国会议员，共举行了６９次会议，难怪一些议员说四个月的时间内见到里根的次数要比四年内见到卡特的次数还多。”
里根知道何时该采取什么行动，他招募了继林登·约翰逊以来最强有力的工作人员。吉姆·贝克是重大问题的主要谈判人，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领导国会的事务发挥了他专业人士的天赋，受到国会山的普遍欢迎，肯·杜伯斯坦继任弗里德斯多夫之职，大获成功，以至后来当上了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与里根一家至今仍关系密切。杜波斯坦思是共和党人，与任赋税委员会负责人的民主党人丹奈·罗斯顿科斯基关系甚密，比克林顿执政期间两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与国会保持良好关系的主要原因是里根具有凝聚力。自从艾森豪威尔时期以来，只有里根把共和派人士聚集到一起。在众议院，鲍勃·米歇尔领导的只是少数党，共和党在关键问题投票时以９０％甚至还多的比例支持里根。因此，媒体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称他们为“里根机器人”，在参议院，鲍勃·多尔和霍华德·贝克的命运也是如此。甚至在民主党中，虽然每张选票的竞争都很激烈，但里根所得到的殊荣即便是在党派偏见盛行的今天也是很显著的。
如何来解释里根在国会中所获得的成功呢？部分原因要归于他是个足智多谋的谈判者。利用在银幕演员协会那段日子学会的方法，他的谈判技巧就是先向对方说“不”，然后对方就会让步。然后再说“不”，对方再让步。到最后再说“行”，对方会兴高采烈。谈判过去一年后，他得到更多的回报。发言人蒂普·奥尼尔认为里根知道如何在第一次与他人谈判时获得６０％的利益，也知道如何在以后再获得剩下的利益。
里根在国会中也很有分量，他能够获得议员们的支持。多年中里根走遍全国，建立了他的支持者队伍。他的顾问如伊丽莎白·多尔、诺夫齐格、罗林斯阿特沃特等人把这些支持者的名字收集到了一个网络里，人们可以时常去登录。有一天中午刚过，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通知我们，要把一项有关开支的重要投票提前到第二天进行，这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贝克把我们召集到总部，当时里根正在西部旅游，当天下午，他在机场柏油碎石上对媒体郑重发表声明，要求国会通过该项投票。立刻，这条新闻成了所有网站的头条新闻。支持者们马上使其网络系统活跃起来。到了第二天早晨，众议院的每个重要议员都收到了来自至少１００多个最有影响的选民的委托，要求通过这项投票，比网络速度还要快，于是，该项议案就通过了。
若里根没有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网的话，这是行不通的。初到华盛顿时，里根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国会成员，他以尊敬与尊重的态度待人，就像他对待媒体一样。里根任职期间没有尼克松任职时的敌对人员名单，或者是“我们对抗他们”的谈话。任州长以来，里根就知道形成流动同盟的重要性，因为今天与你做对的人，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好朋友，所以妙诀是维系好与他人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他的替身。白天，里根与蒂普·奥尼尔争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但下午５点以后，两人又成了互相争着讲笑话的好朋友，就像爱尔兰人一样争着比着，看谁的笑话更有趣。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传记中，亚当·克莱默写道，参议员特德·肯尼迪最喜欢的两位总统是里根和克林顿，虽然肯尼迪与里根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但肯尼迪喜欢里根是因为里根坚守了他的信念，举止庄重，并尊重肯尼迪的家人。
当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回忆说，在里根任职快结束的那段日子，正巧南希在外地旅游，里根很喜欢在白宫搞些小型朋友聚会。于是他在国会的一些好朋友就在那段时间常过去与他共进晚餐，之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东西，边说有趣的故事，用词很随便。当时我不在场，但在我记忆之中里根常讲些有趣的故事，真是长篇大论，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只要有人能坐得住，他就不停地讲，就像个邻家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伙子一样。
几年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同志情谊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有多么重要，但现在我已深切体会到没有同志情谊，一个领导者简直就不能生存下去。对里根或者其他总统如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福特来说，与他人保持友好关系是消除磨擦的润滑剂，是保证政府进取的稳定剂。
满意地回忆过去
１９８１年８月，窗外晨雾弥漫着农场，里根正在签署税制法案，总统回想着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哪位总统任职期初始就硕果累累，只有１９６５年的林顿·约翰逊。由于当时民主党占多数，国会通过了更多的立法法案。里根在国会山重大议案投票比例是７：７，民主党掌权的国会通过了所有经济法案，国防力量增强，这是１９８０年他参加竞选时的情形。里根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了国家的发展，把它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里根成功地基础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我们这些为他工作的人认为是这样的。这得益于他在政府早期打下了良好基础、成功的当选、富有成效的过渡期、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的支持、改变现状的迫切感、危机来临时的果断、工作班底的成熟稳健、与媒体和国会共事的能力。从广播里传出：谁也不能控制所有的人，这个的理念被彻底打碎了，正如亨利·戈达德·利奇在罗斯福刚刚上任时的话，“我们可有了领袖。”
８月份已有潜在的危险存在，但我们没有发现。几周之后经济便开始萎缩，随后陷入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潮，失业率上升到１０％以上，真是切肤之痛。虽然里根制定的经济计划那时还未开始实施，但他成了别人的替罪羊。１９８２年春天，里根的名望骤降。比尔·莫耶斯一直是我的崇拜对象，但在与媒体接触时，我发现已与他成了敌人，因为他在电视上对里根所遭遇的困难表现得很过分，可收视率却很高。白宫内部，一些顾问建议里根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有人透露说南希也是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