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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课程也都是按专题讲解的，眼形、眉形、嘴和整体，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种上镜的妆容虽然在生活里有点过，但一上了挑剔的镜头确实能改善不少。比较让我们遗憾的是，时间有限，这老师只教上镜妆，不教生活妆，让我们对生活中的自己还是无从下手。
不过，任何东西都是要依赖基础的。化妆虽然能调整一个人的相貌、淡化缺陷，却不能从根本上修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点小技巧，但因为掌握得不熟练还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我就把俩眼线画得不一般粗，底下看区别不大，上镜跟阴阳眼似的，两个眼睛形状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根本不像长在一个人身上的东西，弄得我极其没有自信，把那天的新闻播得跟悼词似的。
大三（下）六（1）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人们想起春天的时候总会想起“欣欣向荣”这个词。这个春天，我们小课组在策划一次春游。
大一下学期以后，就没有重新分过小课组了，除了宿舍里的同屋，最经常在一起的就应该是小课的同学。我始终不知道当初老师是以什么为依据分的组，我简直怀疑那分组的老师是否天赋异禀有什么特异功能，不然怎把最能玩的人全都分我们组了呢！
这次春游起源于一个课间。当时，一个女生说想要到公园去玩。另一个女生推荐她去玉渊潭公园，说那里有樱花节。然后好多人都说想去，我们就决定都去了。定下周六的时候，告诉了江老师，可是她周末要出差，所以只能祝我们玩得开心了。
后边的几天，我们组的人上什么课都坐在一块商量出去玩的路线和具体事宜，一个个满脸兴奋还神神秘秘的，好像要去找宝藏一样。最后商议了好几天定下的不过是一个极无创意的计划：先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中午野餐，然后去唱歌，最后吃晚饭。
周日早八点，宿舍大厅楼下，女生个个花枝招展，男生都拿着照相机、DV、三角架，跟去工作一样。然后我们每人交二百块钱，由一个男生保管当活动经费。这男生平时上小课时就负责收磁带，拿录音机，被我们称做组长，一个官衔不高的体力劳动者。今天他终于可以管账，进行进行脑力劳动了。
我们一行人呼呼啦啦先去了离车站最近的超市，去采购野餐的食品。女生拿的都是华而不实的小食品，男生拿的都是会顶饿又增肥的熟食。要不是细心的陈睿提醒，我们险些忘了买湿纸巾和铺在地下的塑料布。然后我们一改平时的节约，上了人比较少的空调车，一路上互相推搡打闹挖苦讽刺，跟第一次坐车差不多。我们终于下车的时候，售票员露出一个会心的笑容，车上其他人的表情也有微妙的变化。
按说到公园了，我们应该直接买门票进去，却忽然发现好像少了谁。大家互相看了好几遍，忽然想起还要等一个女生。那女孩家是北京的，不从学校来，要在门口和我们集合。等她的工夫，发现公园门口有很热闹的早市，我和一女生兴冲冲地冲了进去。绕了一圈，发现好东西不少，买了一个毽子和一兜梨，拎回来等了五分钟，发现那北京女孩还没到，于是我俩再次杀进市场，买了一兜粽子。正好大家都没吃早饭，就一人发一个粽子，于是玉渊潭公园门口，出现了十几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男女一下子人手一个粽子大嚼大咽的安静情景。吃完粽子，等的人还没到，我又和一男生去买了十几瓶水，听说公园里的水要涨价，所以还是在门口未雨绸缪一下比较划算。买完水，当我打算第四次冲进市场的时候，管钱的组长拉住我不放。“你老实一会儿行不行？你那智力，再让人拐骗了！大家一起出来的，回去时候少你一个多不好啊！”我照着他肥硕的胸脯给了一拳，就再次进了市场。也不知他是想报复还是真怕我被拐骗了，竟然一路跟着我。我俩又买了一个大皮球，一种介于乒乓球和羽毛球之间的可以双人玩的球和一个风筝。正交钱的时候，那北京女生给我打了电话。
“你们怎么还不到啊？我等了半个小时了！”她在电话里对我咆哮。
“你是不是躲得太隐蔽了？我们也来了半个多小时了，没看见长得像你的啊！”我也对她咆哮。
“大姐，你在哪个门啊？”她喊。
“就是写着玉渊潭公园的那个啊！”我喊。
“所有门都写着呢！”她又喊。
“我以为就一个门呢！”我也又喊。
“得了，进去见吧！买票进去，再电话联系。”她见喊没效果，就开始想解决的办法了。
我们一行，在早市逛了半个多小时以后，终于进公园了。然后的半小时时间，我们所做的就是在人山人海中寻找那个北京同学的影子。实在找不到，我们决定守株待兔，我们原地不动，在一个小桥旁边等她。等了又是半个小时，才见那女生满面怒容地跑来。
“弟兄们，这里好几个桥。我估计我是都跑遍了。”她已经不喊了，声音有点像我们平时给病人配音的状态。
人员终于凑齐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太阳挺晒，女生们个个掏出墨镜，三个男生显然是装备不足，只能眯着眼睛，拎着玩具、食品、留念设备低眉顺眼地跟在后边。走到樱花林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封神演义》里万恶的肉林，因为樱花林里全是人，也可是说是全是肉。
女生们看着人皱着眉，都为在人这么多的时候出来有些后悔。男生倒是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组长已经抢占了一棵樱花树组织大家合影了。先是全家福，然后是两个两个的排列组合。这一圈轮下来，先前有点扫兴的女生都兴奋了起来，一个个笑颜如花的。亏了那树照相不用笑，要不这么长时间下来，它脸早麻了。我们这种可着一棵树照相的做法，比在一棵树上吊死也强不到哪去。组长选那棵树长得还真不错，我们刚开始照的时候还有人在旁边等着要和它合影。后来，看我们逮着了就不撒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也就只能愤而离去了。
折腾完那树，组长手一挥，“走找地方吃饭去！”
大三（下）六（2）
“这么快就吃饭啊？”俩女生大喊。
“不看樱花吗？看完了不吃饭干什么啊？”组长不解地看着她俩。
“一棵树下边拍几张照片就结束了！又不是来取证来了，还拍个照片就吃饭啊？”一女生说。
“那你还想怎样啊？还想把树搬回学校去啊？要不，你刻个到此一游！”一男生说。
男生的想法都这样，对樱花完全没兴趣，照个相，把形式一走，赶紧野餐。我们一帮女生在他们三个的带领下，来到了公园的制高点——一个顶部较平坦的小山坡。大家把包往附近的树杈上一挂，就铺塑料布准备开席了。食物一摆出来，刚才还不打算吃饭的女生也丝毫没有客气，个个生猛地吃了起来。男生买的熟食比女生买的小食品更受欢迎，几分钟之内开始见底。
“你们这帮小丫头太能装了！让你们买吃的，忸忸怩怩地买薯片、西梅。一吃饭就抢肉吃！”一男生说。
他说话的工夫，一种最好吃的牛肉火腿已经被我们彻底消灭了。仔细一想，他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女生嘛，总是这样的，有点能装！
东西吃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拿DV乱拍一气。狼藉一片的食品旁，大家亲密地围坐在一起，疯疯癫癫地朗诵起朱自清的《春》，看来播音系“以吃饭促专业”的说法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午饭后，我们开始在刚刚还是餐桌的山坡上打球，幼儿园时都不怎么热衷的简易游戏被大家玩得热火朝天。我们的各种争执声和笑闹声引来好多人的注意，我猜他们或许以为有弱智学校组织春游了呢。
下午，我们又找了棵樱花树疯狂合影，摆出各种搞怪或暧昧的表情来展现自己的想像力。我和组长的照片亲密程度近乎于情侣，和一女生的亲吻照俨然就是一对同性恋。陈睿和组长的合影谁看了都会觉得是一对吵架的夫妻，陈睿表情严肃背向组长，而组长则眼神谄媚，马首是瞻的样子。两卷胶卷照完之后，我们打算去划船。整个公园里四五个可以划船的地方可供选择，可我们只想划那种带桨的，不想要自动的或者脚蹬的。绕了一圈，腿都走软了，终于找到了要的那种船。发现大家的选择和我们一样，卖票的窗口排了很长的一队。大家就不顾形象地坐在地上等，派我和一男生去排队买票，理由是他精力过剩，可让他一个人去怕他寂寞，就再加我这个第二精力过剩的陪他。终于排到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了，我俩愤懑于比他们多站了半小时就强行把风筝带到了我们船上。我们一共坐了三条船，一小时的限制时间内，那两条一直在疯狂地过桥洞比赛。两伙人在水面上不管不顾地呼喊，两条船在桥洞间穿梭，破坏了不少划船情侣的闲情逸致。而我们的船，自然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风筝上，大半的时间，我们一直眼望天空地收线放线，那风筝争气地在天上悠闲地飘着。后来忽然没了风，风筝软塌塌地掉下来。我奋力抢救不仅没得到什么夸奖，他们还说是我把风筝给掉水里的。这怎么能怨我呢！风一下停了，又赶上线在我手里而已，又不是我把它扔里的，
真是倒霉！
从船上下来时，我觉得胳膊都快折了，连划船带放风筝，我觉得抬一下胳膊比跑一百米还累。眼见着大家都挺疲惫的，却都意犹未尽，于是我们按照计划赶赴钱柜唱歌。开了间大包房开始大吼大叫，亏了隔音效果好，不然肯定能把隔壁人吓个半死。唱了一阵，发现身怀绝技的不少。一个平素特宁静沉默的女生竟轻易间就把《青藏高原》当儿歌给唱了，还真从来没学过唱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也不知道嗓子到底有多高！”我们朴实善良的组长虽会的歌不多，却把不少歌唱得跟磁带里放的似的。不过最有能力的还是我，我把他们高亢的歌声当做催眠曲，睡着了一阵子。
过了午夜，我们吃那些不十分好吃的自助餐吃得兴趣索然，歌也唱得筋疲力尽后，终于打算打道回府。最后点了首《朋友》大家一人一句地唱起来。后来回想起来挺傻的，可当时心情是真的有些激动，觉得在这样的小课组实在是快乐。
最傻的事情发生在相片洗出来之后，我们得意地拿给江老师看，她看着照片上那棵粉色花朵繁盛的树说：“这棵好像不是樱花树吧！”
大三（下）七（1）
“五一”以后，体会最深的一个词是斗转星移。过了五一，我们大三下学期就过了一半了，李雷老师开始以一周一次的频率召开班会了。这些班会不再围绕着恋爱、查课，而是关于一个对我们来说无比严肃的问题——毕业分配。大四的时间有大部分将会用来实习，真正课程结束的时间不是还有一年，而是近在咫尺，很多东西已经迫在眉睫。李雷老师让我们抓紧时间去照定妆照和生活照，准备简历、毕业录像的稿件。大一入学时所期盼的一切就这样眨眼间到来了，我们曾经一本正经琢磨过的遥远事业就忽然成了当务之急。
据说，我们大四的时候，会有很多电视台、节目组来挑人。他们首先要看的是带照片的平面简历和声像资料，觉得不错的才会看人，也就是说如果照片和录像弄得不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为了自己的前程，开始用课余的时间搜罗摄影工作室的资料，以比较出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有几个照得成功的就照了一次，还有大部分人要无奈地照两次、三次才能挑出几张满意的照片。我就照了两次，第一次和夕平一起找了个摄影工作室，觉得那人艺术感觉还不错。可照片出来以后都是那种风格：头发随风飞舞，嘴半张着，眼神迷离朦胧，不能说难看，但就是不像播音员，更接近失足少女。感觉照片里的人自己的事还没想明白呢，嘴里播的是再严肃的事也不像是正经事。我好不容易挑了几张不迷茫的拿给李雷老师看，他的评价是：整体感觉比较忧郁，偶尔几个不忧郁的像撒娇的千金，没有职业感，不可信任。我无奈，只好借了一堆职业装重照了一把。当然，比我倒霉的也还有，沈眉就找了一个据说特专业的经常给剧组拍定妆照的影楼，价钱还不高。可到那儿就发现上当了，一个满口黄牙的摄影师给她摆了几个跟八十年代挂历女郎差不多的姿势，搔首弄姿还满脸尴尬，整组照片有难以形容的怪诞风格。沈眉看照片的时候从牙缝里挤出的一句话是：“估计他们是给农村题材电视剧拍过定妆照！”
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了为毕业做的准备，但课还是一定要好好上的，尤其是专业课，已经结束了电视新闻播音，开始进入具体的类型节目了。“五一”前的最后一堂专业课，学的是现场报道，“五一”后的第一节是现场报道的外拍。系里发给每小课组两台摄像机，让大家利用一天时间
拍一个十分钟以内的现场报道。每个组都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一台机器。我们组一共三个男生，只能一边两个，一边一个。我一想到男生体力好，外拍时应该跟着他们，就跑到俩男生的小组占了个名额。我们几个商量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理出什么头绪。我觉得最直观最讨巧的现场报道就是灾难现场，火光冲天或者尸横遍野都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背景，主持人往那一站都不用说什么太精彩的，观众就能看下去，可是关键是没这样的机会。我倒是挺想上巴格达的，估计学校不能舍得我带机器去。最后我们商量了半天打算来点时髦的，也人文关怀一下弱势群体，去拍地下通道里谈吉他唱歌的那些年轻人。刚觉得自己脑袋挺好使的，遇到其他组的组长。那人很热情地问：“怎么样？想好拍什么了？”我们觉得自己的想法特别好，怕告诉他被剽窃了去，互相对视了几眼后很默契地摇头。“那你们慢慢想啊！我们都决定了，拍地铁里卖艺的。”说完，他走了。剩下我们几个刚刚还自鸣得意的饭桶无奈地坐在那儿。
这时，我们小课组的另一组已经有了想法。那组是组长带领的，组长那人老实正派的，想出来的肯定是些传统的话题。我一打听还真不出我所料，他们要去拍《道路交通法》的实施情况。
我们想了半天也没什么新思路，最后想出一着儿：到其他大学去采访大三学生面临毕业的想法，反正节目只在班级播，同学们肯定会关注这个话题的。最后，嫌一天时间跑几个大学太麻烦了，就决定去清华了。我打了猪八戒的电话，他一听就满口答应，还说要请我们吃饭。
到清华的时候，猪八戒在上课。他说要中午之前下课了才能出来。好在，我们同学在清华也有熟人，就先拍了别人。中午，猪八戒气喘吁吁地跑来时，穿得还是那么大胆。一身绿，远看跟军装似的，近看简直无法形容。上衣是绿底色带暗黄斑点的衬衣，下身是深浅绿交织的花纹，跟虫子的保护色似的，看得我直头晕。
他对我同学十分热情，把我们领到一个很高级的可以点小炒的食堂大大破费了一把。吃饭的时候，还跟我同学聊得特开心，好像故人重逢一样。他那张大嘴，吃都堵不住，泄露了很多当年我和柯辰的事。我一个劲瞪他，他硬装没看见，还边吃边说的，弄得我特想往他嘴里塞双袜子，想到他即将成为我们的采访对象我才放过了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真不怯场，对着镜头滔滔不绝的，谈吐特正常，一点不像他平时那么神经兮兮的。我们特意让他出的半身，怕他全身的打扮把我们同学吓着，主要是怕我们同学硬说这是在大街上找的民工，不是清华的学生。采访完猪八戒，我们觉得素材基本够了，结果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让我们再采访个女生。我问她是不是他喜欢的女生。他说不是。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来到那女生的宿舍。我忽然觉得他特像台长，把我们指挥得特听话。一进门，我就知道猪八戒撒谎，那女生冲我笑时露出的牙缝显然是猪八戒最喜欢的那种。我回头冲猪八戒诡异地一笑，他羞涩地笑着回应我，我觉得猪八戒一害羞真挺可爱的。
大三（下）七（2）
回学校剪辑的时候，发现猪八戒和他喜欢的女生录得最好，俩人都比较健谈，谈得还都挺有水平。
正在我们为片子得意的时候，组长心情沉重地回来了。
“砸了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没！我跟你说，绝了！”他回答。
“那你蔫头耷脑的干吗？”我问。
“这就说来话长了……”组长讲述了他们外拍的遭遇。原来，他们本来打算去拍《道路交通法》的实施和普及情况，也就是采访几个路人之类的。他们拍了几个空镜头，把机器架上刚想找人采访就过来一个人。这人眼神胆怯地看了几眼组长，问了句：“你们是中央台的吗？”组长倒是很有职业敏感，怕直接回答错过了一段好新闻，就很狡诈地反问了句：“你有什么事吗？”这样虽不是承认，但基本就是默许啊！那人眼睛忽然泛出光芒，“我有事情要曝光！”组长故作深沉地说：“那咱们找个安静地方聊吧！”其实心里正盘算着能不能得到什么独家暴料呢。组长带着他们小组的几个女生和那个要反映情况的男的来到了一个僻静处那男的说了自己要曝光的情况。他是一个农民。他们村子的中间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附近却没有过街天桥和人行通道。而村民的生活经常需要从公路的这边到那边，所以经常冒险翻越高速路障。两个月里，发生了四十多起恶性交通事件，三十多人死亡。他的母亲就死在那条公路上，被撞她的车拖出了一公里。他来北京就是要讨个说法，到现在也没找到地方……组长讲完这些的时候大家都没说话，这种事是很好的新闻素材，但没有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