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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油汪汪地诱人。夹了一口，味道竟大不如前。几箸下来，终于败了兴，怅然而去。
已非斯时斯地，没有了当初吃菜豆花的心境，就算是原来的味道，也不再是原来的菜豆花了吧？又怎能品尝出其中的美味呢。
猪样年华
第65节锅锅宴
我现在对于小时候冬天的记忆，仿佛就只有“锅锅宴”了。
那时，冬天常常下雪的，家里总生了一个用破瓷盆糊的小火炉。炭，是炉渣堆里捡来的。傍晚，一家人围了火炉，通红的炉火映了各人的脸，都暖暖的。炉火上炖一只乌黑的缺耳朵的小铝锅，翻滚的水，一小撮盐，几滴油，少许干辣子——这就是锅锅宴了。
说是“宴”，实际寒碜得很。那时并没有什么吃的，就萝卜还贱，零卖两分钱一斤，整挑买只算一分五。我们家总是成挑买的。大部分切了，挂在屋檐下，制成风萝卜干，使得一年四季都有菜吃。小部分堆在屋角，供冬天的食用了。傍黑，洗净，一片一片切了，莹白地在烧箕里盛着，上面滚着些火的红光，在人的心里映出些暖暖的渴望。待到身子烤暖和了，水也便烧开了。把那一块块白玉投进去，不一会儿香气就钻了出来，满屋子的空气也都有了生气，活起来。若是爸爸先前还讲着故事，这会儿也停了下来。大家都静静地聆听铝锅里“啪啪啪”的歌子，心里有种痒酥酥的快活。
有时，能有一小撮葱花，最好的时候，汤里甚至能有几根肉摊上卖剩的骨头，撒上些姜末，那香味就愈飘得悠远。仿佛整个冬天都在这股暖融融的香味里愉悦地呼吸。煮熟了，揭开盖子，一股白气冲上来，对面的人影便如在水面一般晃荡，仿佛醉汉立不住脚。白气散开，是一片一片的白玉，在清幽幽的汤里半沉半浮着。大家看着，就都举箸。
这时，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还吟了几句：清水浮白荷，玉泉涌珍珠。而今夹一块，三月不食肉。边吟，还边摇筷子晃脑袋。
其时，正是“文革”后期，爸爸“走资派”的帽子还戴着（他戏称节约了买帽子的钱），上班之余，居委会安排他扫大街。妈妈从火柴厂要了些材料回家，让我们几姐弟糊火柴盒，以补贴家用。糊一百个火柴盒，才两角钱。爸爸小诗的最后一句，倒是实情。
可是，每晚围着炉火，这一切就都抛在了脑后。
我人小，够不着，面前放一只碗，都给我夹。爸爸每夹一块，就说：“来，吃块鸡腿。”“给你个燕窝。”一会儿就堆了一大碗，往往倒比父母哥姐吃得多些。有一次，邻居杨二娘疑惑地问三姐：“昨晚你们煮什么吃呢？又是鸡又是鱼的。”我在一旁不禁大笑。
但这并不是吃着玩儿，而是代替晚餐的。
我就吃着萝卜长大了。邻居都说我们家的孩子长得水灵，想来就是吃萝卜的缘故吧？
整个冬天，我们家的炉火都是暖暖的。
猪样年华
第66节糍粑
我实在孤陋寡闻，原以为糍粑会是家乡松溉的特产呢。哪知在百度输入“糍粑”一词查找，竟然出来21900个条目——几乎大江南北各个民族都有这种不起眼的小吃！
现在看来，糍粑实在只是可有可无的应景之物了。似乎永远只是配角，委屈地呆在餐桌的某个角落。吃它的人也是那么地漫不经心，应景似的夹起一小筷，在芝麻白糖里点一点，放在嘴里咬上一角，就算把节日吃在嘴里了。但在我小时候，糍粑却是不可或缺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节日它都会粉墨登场，没有了它，任你多热闹的节日，都会少那么点节“气”。
小时候，我是最喜欢吃糍粑的，一来因为糍粑的香甜，二来是因为它于节日的象征意味（现在想来，也许后者占的因素更大）。每当奶奶开始洗碓窝（石臼）的时候，我就知道，又一个节日快到了，于是便满怀欣喜地期待着。
糍粑的做法恐怕各地都差不多：选上好的糯米用清水浸泡一夜，第二天下锅用甑子蒸（糯米不能像大米那样用水煮，一煮，就失去了筋力），到甑子上大气，甑子盖开始滴汽水时起锅（此时的糯米不软不硬，筋力强，做糍粑正好）。然后把糯米饭倒进洗净的碓窝中，用木杵使劲舂。糯米饭便慢慢地变得松软，糍在了一起，粘在木杵上，一起一落中，在碓窝里“啪啪”直响。这时，几乎家家户户舂糍粑，杵捣之声于是响遍街巷。一股糯米独有的清香便游动了出来。
由于舂糍粑是力气活，所以几乎都是大姐和哥哥的专利（那时，父母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在外地做活路，即使中秋，往往也是不能团圆的）。看着他们舂着很得劲的样子，我很是羡慕，吵着也要试一试。可是，木杵捏在手里，却像是粘住了一样，怎么也提不起来，只好悻悻地干回老本行：舂芝麻。炒熟的芝麻舂成末，那香味飘得很悠远。所以尽管每次都舂得手软，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以至于很久以来，人们说到节日的味道，我就会无端地想起芝麻的香味来——节日是真的有味道的呢。
舂好的糍粑扯成小团，搁在簸箕里，压成圆圆的饼。一部分就趁热在节气里沾着芝麻白糖吃了，松软香糯，实在是上好的佳品。因为是难得一吃的食物，所以每次吃之前，我总要抢一大碗放在面前。可是每每吃上两三个，就撑得再也吃不下了。奶奶于是笑我“眼大肚皮小”。剩下的大部分，风干，封存在石灰坛子里（石灰相当于现在的干燥剂，上面垫一层纸，可以存放很多食物，历久色香味不变），以后或煎，或炒，或炸，或蒸，就不是小吃，而是主菜了。风干后的糍粑外表很硬实，但不管搁多久，一经煎炒，掰开来，却还是那么松软香糯，不失本色。
风干的糍粑是农家体面的年节礼品。用食用颜料在糍粑中间点上圆圆的一点红，包成一摞，不管到哪里，都不会丢人脸面。那时，糍粑还是姑娘出嫁必备的嫁妆呢。常常在松溉街头看到长长的送亲队伍，挑着棉被、抬着衣柜、端着脸盆、捧着新衣物……走在头里的，一定是两块大大的糍粑。那糍粑除了贴着大大的喜字，还由能工巧匠雕刻了好看的花边，用模板印上了鸳鸯的图案。由糍粑的大小和花样，人们就能看出这家的排场——有的糍粑足有一张桌面大，普通的箩篼和簸箕装不下，得专门另外编了箩篼和簸箕来装！婚宴上，这两块糍粑会分切成小块，用红纸包了送给来贺喜的亲友。得到鸳鸯图案的，来年一定有喜事临门。特别是得到鸳鸯头的，简直就像捡了金元宝——有一种说法，分别得到鸳头和鸯头的青年男女，以后会成为夫妻呢。
猪样年华
第67节咂酒
那时，外婆家所在的黄瓜山没有什么经济作物，就高粱还贱，遍山遍野都是。成熟的时候，火红一片。
喝咂酒，就成了黄瓜山人的一大传统了。
咂酒的做法同甜酒相似：高粱脱壳，蒸熟，用鶱子发酵，封存。喝时，装进凸肚窄口的陶瓷咂酒罐，注适量开水，搅匀。插一根高粱秸做吸管。高粱秸不甚通畅，须用力咂，喝“咂咂”声不绝于耳，故称咂酒。
咂酒味香甜、生津，性柔顺、热烙。黄瓜山人不拘男女老幼皆善饮，在黄瓜山做客，首先就得喝咂酒。咂得越起劲，主人越喜欢。喝咂酒不在正餐，而是在晌午、晚饭之间，类似“打尖”。黄瓜山人勤劳朴实起早贪黑，两顿饭之间往往喝一罐咂酒，外加两个高粱粑垫底，干起活儿来就格外有劲。
喝咂酒也有技巧，不能用蛮力。有经验的黄瓜山人把高粱秸斜插罐底，眯着眼，匀着气，细细咂来，慢悠悠地受用。来客若是不懂技巧，挣得个脸红筋涨也未必能尝到咂酒，只惹得举座善意的大笑，少不得就有位婀娜的女子从旁细心指点。因喝咂酒，黄瓜山人就融入了咂酒的脾性。汉子格外热情豪爽，体壮如山；女子最是温柔多情，心性似水。不信，你听这遍山的情歌：
山那个高哟，水那个长，
阿哥担担包谷啥走包包上。
阿妹哟寨前嘞浣呀汗巾，
巾儿红啊水儿白，
阿哥你要看心上……
若是在高粱收获的季节来到黄瓜山，也许你会看到一年一度的盛会：喝咂酒比赛。
寨子中一块大空坝，摆一溜儿罗汉肚般的咂酒罐，罐中各插一支高粱秸。高粱秸又细又长——这样才考功力。汉子们打着赤膊，束着红布腰带，也一字儿排开。女子们穿着鲜艳的盛装，手捧簸箕，在喜庆的锣鼓声中跳起优美的丰收舞，一边把高粱壳向空中撒得纷纷扬扬，预祝来年五谷丰登。然后，比赛开始。一声令下，汉子们大步向前，抱起咂酒罐，凝神屏气地咂起来。一边咂，脚下还踏着锣鼓的节拍摇摆。摇摆了几百年，花样渐渐繁多，就摇摆成了现在粗犷的咂酒舞，与婀娜多姿的丰收舞相映成趣。
一场喝咂酒比赛下来，总有那咂得多，姿态惹眼的汉子被哪家女子看中，偷偷递过绣有高粱穗子的汗巾。汉子接过，擦汗，就算认可了这门亲。
成亲时，也得喝咂酒。高粱秸上端剖开，一人噙一半——不能剖得太深，剖深了吸不上酒，只能略略剖开，刚够两人噙住——那热辣辣的嘴唇就紧紧贴在了一起…
猪样年华
第68节魇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魇真的是一种世间最可怕的东西呢。
那时，小镇的日子简单而充实。白天，我们尽可以摘野菜、打山雀、掏蚁窝，可是一到夜晚，黑暗总是不期而至。
没有电，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燃着似睡非睡的光。窗外不时惊起一声鬼叮姑（猫头鹰）的怪叫，惊得灯火也一跳一跳的。如果是起风的日子，光是风穿过瓦楞的“呼呼”声响，就足以让我毛骨悚然了。
这样的夜晚，是最适合讲鬼故事的。
奶奶在这时候往往突然放下手中正看着的书，取下老花镜放过一旁，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我知道，鬼故事又开始了。
对于鬼故事，在我小小的心里，实在是又期待又害怕的。无头鬼、画皮鬼、吸血鬼、美女鬼……奶奶的鬼故事里，鬼的面目总是层出不穷。有时，奶奶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看着我们姐弟身后的某个地方。我们就会毛骨悚然，颈项一下子变得僵硬，仿佛被谁用一只大手提着。然后，奶奶慈祥地一笑，我们才会松懈下来，知道那又是她的老把戏！奶奶说，世上是没有鬼的，那不过是人自己吓自己罢。但有一种叫做魇的，却是千真万确存在。
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魇的“真实”的故事。
说当她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街坊有位吴三伯在外地贩卖私盐，给人家诬着盗贼，抓进了监狱，被判斩首。狱卒知道他是冤枉的，同情他，于是给了他一个逃生的办法。说刽子手是他的哥们，斩首那天，他请刽子手下刀之前先在吴三伯的脸上拍一下，然后举刀，吴三伯就趁刽子手举刀而未落的时机，拔腿就跑。自己和其他狱卒只假装追一下，让他逃脱。吴三伯眼看伸冤无望，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好答应照办。谁知，到了行刑那天，这一招竟然奏效，吴三伯居然逃脱了！吴三伯既然是死囚，当然不敢回家，于是逃到很远的外地，依然做他的贩盐生意，还外地又娶了老婆，生了孩子。
幸喜几年后革命党推翻了清王朝。于是吴三伯就想回小镇来看他原来的妻子吴三婶。
吴三伯回到家，原以为吴三婶会万分欢喜。谁知，吴三婶看到他，却惊恐无比，道：“你，不是被斩首了吗？”
吴三伯于是把他如何逃脱，并在外地躲了几年的事情讲给了吴三婶听。吴三婶无论如何不相信，还说她早已把吴三伯的尸首埋葬在了后山。这下可把吴三伯搞糊涂了，他坚信一定是吴三婶弄错了，因为自己这几年的生活是真实而实在的啊！吴三婶进内拿出一件血衣，告诉吴三伯：“埋葬你以后，我特意留下你斩首那天穿的衣服作为纪念。”
吴三伯一看血衣，立即想起，原来，那天刽子手的钢刀在自己的脸上一拍，自己一激灵，想跑，腿却早已跪酸麻了，未及起身，早已身首异处——自己是早已死了！心念一动，吴三伯立即化为一摊脓血。
奶奶说，一个人死了，还以为自己活着，就会变成魇，在人群中像普通人那样过活。只有知道真相的人，拿着确凿的证据，告诉他，他早已死了，他才会真正地死去！（至于刽子手用钢刀拍吴三伯脸这一节，奶奶解释说，刽子手杀人之前都要用钢刀突然拍一下犯人的脸，犯人不备，一激灵，就会不觉伸长脖子——正好伸出来让刽子手砍！）
听了奶奶这个关于魇的故事，我竟然觉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对于白天也害怕起来。开始注意观察我身边的人是否有异相——有时觉得某人的一手一足都像魇呢！
当然，我最害怕的是某天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拿出某个我目前尚未知的证据，对我说：“喂，你早已死了！”
乖乖隆的咚！
猪样年华
第69节山地颠轿
八里一音，十里一俗。
真是这样的。外婆家离松溉不过二三十里地吧，那里的习俗却是别样的。
外婆家背靠黄瓜山，地处山地。山地人家迎亲，还依旧俗：抬花轿。抬轿必颠轿，因是山地，便别有情趣。
新娘子早在头一天就已经断食。一是无法方便——中途不能下轿，二是免得颠轿时呕吐。一大早，梳洗整齐，罩了红盖头，静待迎亲队伍。花轿来了。由一个漂亮机灵的白胖童子作押轿郎——童子坐过的花轿，新娘再坐，婚后必得贵子。花轿，一律的轻巧、结实。轻巧，利于爬山；结实，不怕颠。红杠红罩子，轿顶热热闹闹地扎了龙凤呈祥。轿夫全是健壮漂亮的人物，束着红布腰带，斜披红垫肩，一脸抑制不住的快活。
起轿，上山。山路九道十八拐，曲曲幽幽。轿夫们不慌不忙，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沿山道一路悠悠摇来。腿上优哉游哉，嘴上可不闲着，七嘴八舌，逗新娘说话。
“新娘子，坐稳喽，屁股丢了进不得洞房哟。”
“新娘子，把手伸出来给我抠下痒？。”
有狡黠一点的，从地上捡起一块干牛屎，塞进轿缝，却又惊叫：“啊呀，不得了，新娘子屙牛屎！”
一路玩笑，倒也不寂寞。
新娘子出门前照例受过母亲的教导，不能开口说话，不然，一过门，两口子有吵不完的架。
轿夫们见这招不灵，也不泄气。有口音亮点的，就唱起了小曲：
小郎今年刚满十，
娶进一个大阿姊。
（嗨哟！）
阿姊长得乖又乖，
可惜小郎不晓爱。
（嗨哟！）
阿姊要他摸奶子，
他说他不吃奶水。
（嗨哟！）
阿姊要他解裤带，
他说屋里没尿罐。
（嗨哟！）
……
轿夫们大声吼着“嗨哟”，和着节奏，轿子上下起伏。新娘子听得又羞又有趣，想看看唱歌的人，却不敢掀开轿帘，只轻轻揭起盖头，从轿缝里偷眼看那一个个青乎乎的光头。突然，轿子猛一颠，新娘子差点跌出轿去——原来下山了。轿夫们一手扶轿杠，一手叉腰，喊着号子，快步跑起来。那号子也喊得有名堂：
杭育！杭育！
（前面喊）天上明晃晃。
（后面应）地下水凼凼。
杭育！杭育！
（前面喊）天上有老鸹。
（后面应）地上有道拐。
杭育！杭育！
原来，后面看不清道，得前面不断提醒。
山路窄，且曲，不平，七扭八拐。偏偏轿夫故意抬高脚步，纵情疾跑。轿子便像浪里的小船，七上八下，摇摇摆摆。新娘子歪过来歪过去，五脏六腑都翻江倒海起来，又不敢开口，只死命地抓住轿杠。正跑间，前头轿夫锐声喊：“天上亮光光。”后头急应：“地上树桩桩！”喊罢，轿杠一下子顶在树上，轿夫猛收住脚，轿子便突地顿住。轿子里一声尖叫，人不曾跌出来，倒滚出一只千层底绣花布鞋。轿夫们便哄然爆出一阵大笑，拾起新鞋，揣进怀里。
一路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轿夫们越颠越高兴。脚步忽快忽慢，忽左忽右。轿杠也一会儿换到左肩，一会儿换到右肩。远远地看，花轿便像一只翻飞的花蝴蝶，一路翩翩。新娘子一上午的精心打扮全部报废。待到拢得婆家，已是乌云散乱，胭脂不匀。掉了一只鞋，当然下不得轿。没奈何，新郎掏出红封，向轿夫们“买”下新鞋，由伴娘给新娘穿上，才扶出花轿。还未过门，已吃了一回做媳妇的苦头。
猪样年华
第70节眼镜纪事
大舅戴眼镜，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大舅是先天性散光，五岁那年，外公用两担谷子给他换来一副眼镜。从此，大舅就隔了一层玻璃看世界。
1960年，街道办识字扫盲班，一时找不到教员。居委会任大妈来叩大舅的门了，不由分说把大舅拉到讲台。大舅哪会呀——斗大的字，他认识的不足一箩筐！他站在讲台上，脸憋得通红，吭吭哧哧讲不出话。任大妈把一本课本塞到大舅手里：“您就别谦虚了。”大舅接过书，哭笑不得：“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呀！”台下一片狐疑。任大妈开口了：“瞧你这眼镜，谁信！”
因为这副眼镜，大舅在文革中备受殊荣——他被当作“臭老九”和学校老师一起挨了批斗。斗到后来，身份查清，原来大舅只是学校的一名校工，属于“人民群众”。然而，岂有造反派认错的道理？——“校工？校工为什么戴眼镜？想向臭老九看齐？拉他陪斗！”还照斗不误。文革过去，“臭老九”平反落实政策，大舅没门儿——“文件里没你这号人。”得，白挨十年斗！
大舅母常笑话大舅，说自己当初是受骗上当。大舅母是纺织厂挡车工，经人介绍同大舅认识，听说大舅在学校工作，又戴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头回见面，就有几分满意。
“……你，在学校？”
“嗯。”
“你这屋，还可以。”
“嗯。”
“你们教书，辛苦？”
“嗯。”
天地良心，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