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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有人找——”他的声音很洪亮，和他瘦小的身子比起来，很使人惊诧。老周有一本点名册，可他从来不用。一说谁，他就知道班级、寝室、长相、习惯。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么好的记性——那时，全校有八百多名学生呢！另外，老周还管炉子。传达室外面有一个蜂窝煤炉子，窗台上几个砂罐。有学生病了，不开西药，开中药（那时，大家还迷信中药，认为西药治标，中药治本，况且中药便宜），就拿到这炉子上来煨。药煨好了，老周把砂罐端到窗台上，在炉子上顺便烧一壶水。有些学生没打到开水，下了晚自习，就到老周这里来灌。久而久之，到老周这里来灌开水的，似乎比到锅炉房的还多。老周烧炉子是义务的，并没有谁要他这么做。
老周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提解放前。说解放前没这么多学生。学生几乎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有穷人家的孩子，穿补丁的衣服，一件衣服夏天穿了冬天穿——不像现在的孩子，衣服旧了，就扔了。解放前，那时老周该是很年轻的。老周年轻过吗？难说。他应该生下来就这么老了。
老周完全没什么特别的。穿着，神态，举止，都是一个老人。
这样一个人，很不好写。
哦，对了，老周老爱哼一首歌——就是前面所说的那首校歌。歌词很文，不好理解，调子又很难哼，可老周却把它唱得很熟悉（老周不识字）。
为什么老周总爱唱这样一首大家都不记得的校歌呢？有时我想。
离开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老周竟然是这首歌的作者之一！
学校清理旧档案。一个老师在一本很旧的毛边本子里，看到关于校歌的记述：
新鲜一词，曾作光辉、鲜艳……争议不定。后校工老周（那会儿大家就叫他老周了！）在旁打扫办公室，脱口而出“新鲜”。
举座拍案叫绝！
猪样年华
第60节春妮子
故乡小镇松溉，镶在川江边的一个山垭口里。石板街行至江边陡然一跌，石阶一级一级地矮下去，是一个小小的码头。码头上整日里拴着几只破旧的木船，只一艘短途载客的机帆船来来往往。
我们家就在码头上，是座小木楼。一半骑在坎上，一半却探出来，由几根木柱撑着。夏天，江水常常涨到木楼下。我每天就靠在木楼窗前往江上望。水鸟，白帆，纤夫，上下客船的鼎沸人声。这天，就看到码头上多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木船——它是带乌篷的！乌篷船旁还依着一只小小的渔船，怕连一个人也载不动呢。
我就注意起这条乌篷船来。
早上，小渔船由一个中年汉子撑了，往下游河湾里荡去，撒下钓钩。乌篷船尾一个小灶便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一个瘦小的女孩拖着大辫子，猫着腰在那里弄早饭。淘米水在船舷边“哗哗哗”地激起小水花。她一会儿弯进篷里，一会儿又出来，大辫子在脑后悠悠地起伏。有时，湿柴冒出的浓烟熏得她大声咳嗽。等中年汉子撒完钩回来，靠好渔船，早饭也做好了。中年汉子就端了一个大海碗蹲在船头呼呼地吃。女孩却进到了舱里。吃过饭，中年汉子照例又上街卖前一天收获的鱼儿。并不多，只几斤吧，但可以换回一天的伙食了。汉子回来时，照例还拎一包中药。船上什么人病了？我没见着。中午，黄昏，这父女俩就上渔船，到河湾收钩。回来，船尾又升起了炊烟。这天，舅舅从乡下来了。奶奶说，买条鱼吧。我抢着说：“我去！码头上有条小渔船呢，那里有鲜鱼卖的。”
我揣了钱，跳下台阶，向乌篷船跑去。到了。那女孩在船尾熬着药，我踌躇地站住了，在河滩上探望。篷子里半躺着一个中年妇女，腆着肚子，额上包着一块很大的蓝格帕子。这是她母亲吧？怀着孩子，可是又病了。那女孩终于注意了我，放下手中的蒲扇，说：“小孩，干什么呢？”小孩！你大我多少呢！我心里说，可是还是告诉她：“买条鱼。”谁知她挥挥手，说：“没有了！”我颓丧地转身要走，篷子里的母亲却说：“春妮子，后舱那条卖给他吧。”原来她叫春妮子！我站住了，听到春妮子说：“妈，这条是留给你补身子的呢。”母女俩在那里嘀嘀咕咕一阵，春妮子从船尾走过来，气冲冲地说：“卖给你！”
她瞪着我，脸涨得通红，穿一件蓝布碎花小褂。额前一绺刘海。耳垂下的颈项上点着一颗小小的黑痣。我无端地觉得这颗黑痣分外地美丽。
中午，奶奶做了一碗豆瓣鱼，香喷喷地端上桌。可是我连碰都不碰。奶奶觉得奇怪，要摸我的额头：“病了？”我躲开了。想起春妮子涨红的脸，想起船舱里那位母亲，她中午没有鱼吃了。奶奶真是的，为什么要买鱼吃呢！
我又来到窗前。
乌篷船又升起了袅袅的炊烟。那一家子还是那么平静地生活着，并没有因为一条鱼的被卖掉而有所改变。
有时，父亲上街了，春妮子就在船尾洗着衣裳。一边洗，一边在“哗哗”的水声中锐声唱起歌来。那歌声像小船一样起伏着，宛若水面闪闪的银光，荡满码头。有时，她拎着一个长颈玻璃瓶到街上来买酱油，塑料凉鞋（在船上她总是光着脚的）在石板街上踏出清脆的乐音。我就站在街沿上看她。有一次，我见她在吴二伯的杂货摊前站了很久，拿起一根鲜亮的红绸绳，翻来覆去地看着，却终于轻轻地放下了。这红绸绳扎在她的大辫子上，一定很漂亮的。可惜，后来却被前街的杜二姐买走了。
我想，我有钱了，一定给春妮子买根比这好看十倍的红绸绳。
我这样憧憬着。
可是，有一天，乌篷船不见了。原来泊船的地方飘着几片烂黄的菜叶。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听说他们是叫“革委会”的人赶走了。说是不能卖鱼呢。怪不得前几天见几个“红袖笼”上了他们的船。
……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我再也没见着他们。只是在忙忙碌碌的空隙，还会想起那条乌篷船，想起那个叫春妮子的女孩。
故乡我倒是回过一次，修了很多楼房，码头也大变样了，新添了两艘大客轮。那么，春妮子怕是早已不以打鱼为生，而住上了楼房了吧。
猪样年华
第61节魔芋
小巷里，一挑很古旧的木桶。桶面凹进去凸出来，便成了许多奇特的图案。原本是黑漆衬底，金粉涂饰，但终于便斑
驳，东一条西一块，露出木质，却并不显木质本色，苍黄苍黄的，织成一张老人的脸。桶的脸古旧，古旧映在老汉的脸上，老汉的脸也便古旧。老汉的脸也是凹进去凸出来，把大半生酸甜苦辣全摺进皱纹里。扁担一头的铜牌“当当”两下，就有底气很足的吆喝声响起：
“魔——芋——热的哟，晌午菜哟！”
街边窗口便“吱呀”荡开，探出一个头：“魔芋！”
于是木桶便很矜持地在石板路上立定，静静地等候。那头便飞快地缩回去。一会儿，一身蓝布或蓝布上撒着碎花的身影就从门口轻轻地踅出来。那手里拿着一个碗，碗上，也有些蓝蓝的碎花。
“两斤——”
揭开桶盖，一团热乎乎的白气冲上来，把人影冲得晃荡，鼻子眉毛并在一处，但很快就散了，显出下面那璞玉来。一只手在桶里一晃，便飘起柔和的一团，秦俑般的土色里透着棕色，半透明的，合着暗红的星星点点。再一抖，便滑进了秤盘，在晌午热烘烘的太阳底下熠熠发光。却终于被细细地分割，倒入那人的碗中。拌上酸咸麻辣姜葱蒜，一股香味便立即在石板街上暖融融的空气中飘溢开来。街边窗口便又探出几个头。老汉的生意就热闹起来了。
买了魔芋的人，或者喜滋滋地端回家，摆在桌上，神气地对家人说：“魔芋！”或者就在街边站定，舞着筷子让魔芋和着一份无比的愉悦滑入口中。吃完，抹抹嘴，咂出些有滋有味的“啧啧”声，也飘散在暖融融的空气里。
于是，木桶便稳重然而得意地升起。“当当”两下，底气很足的吆喝声便又响起：
“魔——芋——热的哟，晌午菜哟！”
吆喝声在小巷里向天空扩散，扩散成一支绵长的歌子。
小镇人便好像对那阳光、那空气、那被踩得光滑了的石街一样，对这吆喝也熟视无睹了。然而，终于有一天突然没有听到老汉的吆喝，大家便忽觉不安，如同遗失了什么物件。才知道，便如同那阳光、那空气、那石街一样，这吆喝声也是缺不得的。
但这只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省里有人下来采风，发现了魔芋老汉的古木桶，要收购为文物。钱无疑是老汉生平未见过的多。但第二天木桶便又出现在小巷，随着“当当”两声，照常响起老汉有滋有味、热腾腾的吆喝声：“魔——芋——热的哟，晌午菜哟！”
猪样年华
第62节家乡的野菜
春天，蔬菜的种子才下地，挣出几片怯怯的下芽。这时，野菜却遍山遍野地长起来了。
“三月三，茼蒿下米汤。”茼蒿最先出来。茼蒿有一股很烈的中药味，街邻据此称可治昏病。祖母常采来炒着吃，我却不大喜欢。周作人引用顾禄的《清嘉录》云：“因谚有三月三的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这是吴地的习俗，我们松溉却用茼蒿。摘几片茎叶，放在灶头碗柜，能拒虫蚁，特别是偷油婆（蟑螂）。茼蒿不多，生存期也短，二十来天就过去了，常有乡下小孩子用篮子盛了来叫卖。不论斤两，一束一束地拴了，几分钱一束。“茼——蒿——菜哎——”尖嗓子，声调极高，脆，长声悠悠。最后一个“哎”字拔上去，颤一颤，滑下来，极有音韵。我不爱吃茼蒿菜，却爱听这叫卖声。现在这种菜很少见了，长在地里，多半被人锄去；长在野地，谁也懒得去采。
今年春天见学校门口有人卖茼蒿，洗净了散放在篮子里，几乎无人问津。许多人不认识这是什么菜，卖菜的青年解释说：“茼蒿菜，治昏病呢。”想来，他小时候也沿街叫卖过茼蒿吧？
湿踏菌是小孩子吃的玩意儿，似乎并不属于菌类的一种，而属苔藓类了。春天雨水多，潮湿，湿踏菌是水汽的产物，在背阴的地方贴青石长了，像苔藓，却呈半透明。湿踏菌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极润极柔，入口即化。采来，洗净，在开水里滤一滤（不能过久，久了，就会化成水），拌上酱醋辣椒，不能下饭，也不能填饱肚子，但可以吃着玩儿。
这是小孩子的宠物，大人极少属意于此。但因为废佐料，轻易不得食。街坊倒有一个大人爱吃，陈三伯。他是大地主的后人，本来在外地教大学，文革时被发配回乡。他一边吃湿踏菌，一边捧着《毛选》细看。看到兴致处，猛夹几箸；愤怒时，弃箸叹息。这在我们看来，非常有趣。这样一个认真学习《毛选》的人，怎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呢？陈三伯后来又回去教书了。不知他现在还吃不吃湿踏菌。他要是吃湿踏菌，一定会想起那段生活的。
窄耳根又叫猪鼻孔，可是形状既不像耳朵，也不像鼻孔。每年开春耙田，田边地角极多。我原以为这是故乡的特产，后来到过很多地方，才知道到处都有，但我仍愿意相信它是家乡的野菜。摘耳根应该凉拌了吃，有股闷鼻子的怪味，很多人吃不惯；但也可以晒干了泡茶喝，据说可以消食，饭后饮之最宜。我们那时是常常在田边采来，就便在水田里胡乱洗了，入口生吃，味略酸，生津，可以当得零食了。
有儿歌云：“摘、摘、摘窄耳根，一摘摘到大河礅，捡到一根花头巾。花头巾，想我还，要请姑娘坐花船（即花轿）。”我们那时常唱，却不大理会歌中的意思。
春天将尽，天气热起来。满天星在路旁地边吱吱吱地冒出来，一夜之间就铺满空地，浓密的小圆绿叶儿，不留一点空隙，一大片一大片，看着让人心里凉丝丝的。满天星是开花的，开小白花，但极少，只有米粒儿大，藏在叶子底下，不易发现。祖母说，天上的流星掉下来，就变成满天星的一粒小花（所以叫满天星），谁找着了，就会娶个漂亮勤快的媳妇。于是，我常到地头去找，一找找老半天，有时找着一粒，就满心欢喜地交给祖母看。祖母郑重其事地收起来。谁知，到了夏天，她却用这些小花泡茶给我喝，说是清热降火呢。我也并不计较，来年还去找。
满天星茎叶太娇嫩，经不得炒、炖，不能单独作菜，只能用来炒鸡蛋、包饺子，添一味清香，并不作果腹之用。
猪样年华
第63节采蕨菜
小时候，我寄住在外婆家，外婆家靠着一座大山，叫黄瓜山。有山就能长蕨菜，每年三、四月，遍坡都是。
外婆那儿，古风里有一种习俗：采蕨定亲。所以本地人也把采蕨叫做“采亲”。每年蕨菜长满山坡的时候，满娘（姑娘）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扎着鲜艳的红头绳，挽了精致的竹篮，上山采亲。采着采着，就会采到缠有红布带的蕨菜，红布带是大仔（小伙子）拴上的。这时，那大仔往往就在近旁，吼歌子呢，吹笛呢，喊山呢。满娘乐意，就红了脸把红布带蕨菜采在篮子里，红头绳扯下来往地上一扔，扭身就走。大仔就乐颠颠地把红头绳揣进怀里，对着满娘的后影儿高声唱：“红布带，红头绳，满娘羞得不见人。今天躲，明天哥，后晌咱俩一个窝……”刈麦的时候，大仔就帮女家刈麦。麦刈完了，如果女家中意，插秧时还留下，就算是这家的女婿，可以迎娶新娘子了。成亲那天，红布带蕨菜高高悬在门楣，远远近近的人就都来喝喜酒。
可惜，这种习俗到了我外婆这一代，早已不盛行了。只有关于这事的歌谣留下来，供村里的细仔（小孩）撅着光屁股在尘土里尖声尖气地唱：
“蕨菜蕨菜像根筷，两根合起好拈菜；蕨菜蕨菜系根绸，满娘嫁在东湾头……”后来，读了书，识了字，偶尔翻开《诗经》，见到采蕨的句子：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胣胣。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
想来，这借采蕨会情郎的诗句，就是描述这种习俗的吧！
蕨菜本来是很平常的野菜，采回来用碱水泡，去其苦涩，然后晾干，可炒，可炖，可煎麦粑，也可用盐腌制起来，装进坛子，能吃到第二年。因为多，贱，日子艰难的时候，蕨菜大多与其他杂粮作山民度饥荒用。后来日子红火了，蕨菜却再也离不得，家家厨下仍装了几大坛子。
像其他地方的针线活一样，这里的满娘的本事全在蕨菜里头。同样的蕨菜，不同的做法，加不同的佐料，能干的满娘能制出二三十种花样来，使一家人整年吃蕨菜都不会厌口。
虽然平常，但蕨菜却是农家走亲串户必备之物：麻糖、糍粑、蕨菜、双黄鸭蛋。四色礼品，缺一不可。既朴素，又体面。
后来，蕨菜又进了城，一束一束地用细绳拴了，摆在店里显眼的地方。店门外还要挂一块大招牌，白底黑字：蕨菜。
近年，家乡又办起了蕨菜加工厂，加工成盐蕨菜、酸蕨菜、酱蕨菜、蕨菜辣丝、蕨菜豆豉……蕨菜竟伴随家乡人民走向了全国，走向了港澳地区及东南亚，被称做山珍。
虽然是山珍，因为并没有人特意去种，所以还是野菜。
猪样年华
第64节菜豆花
现在的孩子，还有谁会唱这首童谣呢——
推磨儿，拉磨儿，磨豆花儿，请大娘，大娘不吃菜豆花，打烂沙锅“嘣、嘣、嘣”！
在我小的时候，菜豆花可是稀罕的物什呢。记得在那时，家里来人来客，爸妈经过艰难的合计，总是说：“磨菜豆花吧。”我们姐弟几个就很勇武地争着去推磨。
菜豆花是很经济的。豆子磨成浆，入锅煮，用胆巴点了，沉淀，滗去清水。然后和了蔬菜和少量的肉末，加上佐料红烧，味道鲜美得很。在那时的我看来，便是天下第一菜了。菜豆花既节约开支，又顾全了主人的脸面，所以那会儿待客，它总是主菜。我们家是不常吃菜豆花的。一家九口人，老老小小。爸妈在镇修缮社做工，每月拢共七十多块钱。大姐可以挣工资了，但弟妹都还年幼，只好留在家里做家务。我们总盼着能吃上一顿菜豆花，年节是一定的，心急也不能早到，便盼来客。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到门边去看，看门框上吊下蛛网没有。“想不忙，早起床；蜘蛛门前吊，晚上有客到。”
有时，果真就有客到了。我们家几经搬迁，亲戚渐渐疏远，常来的是舅舅。舅舅的衣着，即使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也显破旧。但他总是笑着，从口袋里掏出新鲜的山货，教我一些有趣的东西。有一次，他教了我这首童谣。我问他：“为啥大娘不吃菜豆花呢？”舅舅笑了：“这是反话呀。说她抢得凶，把沙锅碰翻了。”真的呢，这么美味的菜肴，不抢翻沙锅才怪！
说来不相信，菜豆花还能治病！那时，我拉肚子，痛得厉害，一天拉五次，人都脱形了。找医生看。打针，吃药，全没用。什么也不能进口，却想吃菜豆花。父亲说：“拉肚子呢，咋吃得？”母亲却心疼了：“看孩子怪可怜，煮一顿吧。”终于破例煮了一顿菜豆花。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小小的肚子撑得滚圆。第二天，病竟不治而愈！跑去告诉医生，医生不信。我记得那是个老人。他抚着自己的秃顶，连连摇头：“怪事，怪事。”
就这样，菜豆花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后来，日子好过起来，不经意中，菜豆花慢慢地从饭桌上消失。要推磨，要煮，要用胆巴点，还要加蔬菜红烧，谁也懒得去费这一番工夫了。再后来，我们搬离了小镇，住进了城里。菜豆花连同那个磨豆子的笨拙的石磨，永远只是记忆了。只是偶尔举箸，还会想起那首童谣，若有所失。
这年春节，搭车从某县城过，看到路边一幅大招牌，右下角一行小字：“菜豆花。”那么小的字，又在毫不起眼的位置，我却一眼就看到了。赶紧下车，要了一碗。菜里加了火腿，腊肉，香菇，黄花，油汪汪地诱人。夹了一口，味道竟大不如前。几箸下来，终于败了兴，怅然而去。
已非斯时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