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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
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
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
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
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
“哎，我想排《骆驼祥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哪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
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
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
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着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
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着：“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人生的开场戏（2）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
“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子。
回首往事，我已读懂这冥冥之中的缘分……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1）
可能女孩子都是这样，将她的手交给一个人的同时，就将心一并交给了他。那次以后，彪子想让我和他的家人见面，又不敢明着和家里人说，于是编出一个“狡猾”的借口——同学聚会，把大半个班都招呼去了。
我对他的“阴谋”一无所知，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他家，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彪子家住在望儿山脚下的部队大院里，风景很美。现在那里已经有了新的名字：百望山风景区。
彪子的父母对我们十分热情。他父亲是山东人，性格开朗；母亲是宁波人，善良贤慧，能做一手好菜。
我假装坦然，以“普通同学”的身份美美地饱餐一顿，就伙着大家一起爬山去了。
几天后彪子笑呵呵地对我说：“大姐对你印象不错。”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涨得通红：“你把咱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他嘻皮笑脸地说：“没有，没全说，就告诉大姐了。”
“那……那天那么多人，她怎么知道哪个是我？”
“我指给她看了，告诉她那个小黑丫头就是。”
“你就讨厌吧你！”我不知是生气，还是不好意思，总之心里没底。
彪子很会顺水推舟，索性让大姐帮他在父母面前说说好话，日后我好名正言顺地到他家里去。
他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便找他谈话。我想象过那场面，他一定操着一口山东腔，一脸严肃。
“黑蛋，你现在太小了嘛，还是以学习为主。”
“爸，碰上了怎么办？”
“你们都那么小，万一人家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碰上更好的怎么办？你可得想好了，得对人家女孩子负责。要不然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我想好了，这辈子就是她了。”
“那，哪个是啊？那天来了那么多女孩子。”
“我哪天专门带她来。”
“哎，不好，不好，你带她来，不是等于我们承认了吗？我们可是在‘不许恋爱’的协议上签了字的。”
“反正，我这辈子就是她了，早晚也得进咱家的门。”
父亲最终没拗过彪子。
我独自一人完成了第二次登门。
彪子的父亲一直没有“正眼”看我，只有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瞟上我一眼。老头儿，多少有些封建。
彪子的母亲很热情，张着的嘴一直没有合上。
尽管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但还是努力做到“落落大方”。
过了几天，彪子对我转述父亲的话：“以后就别到外面去了，周末就到家里来。”
我知道，这意味着对我的认可，也知道老爷子在担心什么。军人嘛，对签过的字是要负责任的。
从此，374路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后沿着长长的颐和园外墙从新宫门走到正门，再坐上330路公共汽车……。
道路辗转，我们却不嫌漫长。对于恋人，那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路上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们挨得很近。
彪子的房间大概有个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书柜嵌在墙里，与外面的客厅只隔一堵玻璃墙。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2）
我们在他的小屋里聊着，笑着，只要一关门，他父亲就在外面咳嗽，一听就是特故意的那种。我俩就捂着嘴在屋里笑，彪子赶紧把门打开，假装出去倒杯水，拿个苹果什么的。
天快黑了，彪子沿着来时的路送我回去，自己就住在城里朋友的家，第二天直接去团里。
他家在西北，我家在东南，每次都要穿过北京城跑一个大对角线。
“家里人要是放心，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早上直接去上学。”有一天彪子的妈妈对我说。
不知是她看我们这样实在太辛苦，还是彪子又在暗中做了思想工作。
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彪子三姐的小房间里。
晚饭以后，彪子的房间灯光一亮，玻璃墙就透出我们两人的身影，基本上已无“隐私”可言。可是小屋的门仍不能大大方方地关上。有时彪子犯坏，故意轻轻地掩上门，外面便响起持续不断的咳嗽声。
彪子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他老人家一定渴坏了。”
只要我不回三姐的房间，他父母是绝对不睡的。老两口坐在外面的客厅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嗑着瓜子看电视，反正完全不像在“监视”，看起来很自然。
早上，彪子的妈妈5：30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彪子当时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蛋炒米饭，再热乎乎地喝上一碗汤。出门了，外面再冷，身上也是暖和的。
就这样，我们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谈了四年恋爱。
我和彪子的关系被认可后，彪子开始把每月25元的生活津贴如数“上交”给我。
起初我不肯，因为不会“理财”，再说从小到大也没有花别人的钱的习惯。他却说，如果我不要就是不爱他。
我拗不过，于是掌管起两个人的“财产”。
年轻姑娘爱美。那时候我对大大小小的外贸店了如指掌：台基厂丁字路口、前门北大街、公主坟374路总站后面的一排小房……它们专营出口转内销的服装，物美价廉。
于是我叫上女朋友，今天买条裙子，明天买件上衣，手头很宽裕。
等到彪子出差回来，问我这月的盈余，我才意识到两人的“财产”让我独吞了。
“花完啦？都干什么啦？”彪子很吃惊。
我只能记起几项大的开销，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总数的一半。
彪子并没有责备我，我却很自责：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会过日子！边想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说我不要吧，你偏给我，现在花没了，怎么办……”我抹着眼泪说。
“没了就没了呗，我又没怪你，臭丫头儿。”
他总是叫我臭丫头儿。
见我还是没完没了地哭，他解释着：“我没说不让你花钱，可花多少钱你得心里有数，不能糊里糊涂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记账，我问你的时候你得能说出来。”
我哭着点点头。从那以后，我真的养成了记账的习惯，直到今天。
“傻”女婿（1）
有一个周末，我跟一个好朋友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见爸爸的脸色有些异样。我连忙理直气壮地一一汇报：今天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爸爸却依然很严肃：“今天你们班有个男同学来找你了。”
我的心“砰砰”跳着。直觉告诉我这个“男同学”只能是彪子。
“谁呀？”我故意问道。
“一个胖胖的男生，单眼皮，小眼睛。”爸爸形容得还挺像。
“他跟您说什么了？”我假装若无其事。
“上来就自报家门，我叫傅彪，我家住望儿山那边，我爸爸妈妈在309医院工作，我还有三个姐姐。”爸爸的目光很犀利，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要看出什么秘密来。
“他还说什么啦？”我心里真有点儿没底了，这个冒失鬼。
“还说，您家没男孩，我和芳芳是特要好的同学，家里有什么力气活儿尽管叫我来干。”爸爸说完莫名其妙地笑笑。
我也尽量不尴尬地笑笑。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谈男朋友啦？”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整天都跟迟捷在一起，要是谈男朋友，还能出去玩一天吗？”我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着。
爸爸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相信了我的鬼话：“以后对这个人留点儿神啊。”
“爸，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想他没打招呼就登门扑了空，一定很不是滋味。
“天快黑了才走。中午在咱家吃的炒饼，一边吃还一边说，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下次我来您别的不用做，就吃炒饼。”
我心里一阵好笑。我妈妈做的炒饼确实好吃，每次我都吃得喘不上气儿来。可奇怪的是，彪子平时不爱吃面食啊，他只要一吃馒头，脖子上和腮帮上就会冒出些小颗粒，好像过敏似的。
很快，到了学校汇报演出的时候。每一位家长都会收到邀请，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
彪子已经认识了我的父母，对他们十足热情：
“叔叔，阿姨，你们坐这儿吧。”
“叔叔，阿姨，下一个就是芳芳的节目……”
爸爸几次跟妈妈嘀咕：“这小伙子，八成是对芳芳有那么点意思。”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
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傻”女婿（2）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
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
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
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
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
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
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
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
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
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
聪儿（1）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聪儿（2）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