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外，那些数学竞赛，每一次看到很难的题目，一看上去就不知道怎么解的题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些题目使我跟对手拉开差距的地方。如果一份卷子从头到尾做下来都很轻松，那我会很失望，因为我感觉别人都会做，最后大家都得100分，多没意思！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现在我们做的语音，包括作为产业化的切入点的语音合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叉科学。很多科研院所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在1998年的时候，在我们提出的几个创新方法的基础上，科大讯飞的产品首先达到了可实用阶段。当时觉得这个课题很难，是个硬骨头，但我愿意去啃它。我不像别人那样翻一些参考呀翻一些国外的资料来做，我就是自己在摸索，提出创新的方案。能够接触到比较好的研究课题是幸运的一件事，但绝大多数的人绕了一圈根本就没有找到突破口就出去了。如果当时没有突破，那现在我就不敢做语音这个产业。
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是产业化。在1997年年底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导师（现任公司董事长）有过一次谈话。科大有很多学生毕业就出国了，我的本科成绩非常好，班上数一数二；保送上研究生以后，在研究生阶段，我发表的论文是我们班最多的，而且做了863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又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获得了“挑战杯”科技竞赛二等奖等一系列荣誉，当时我要出国的话比较简单。可我感觉到，出国太可惜了，我出去以后肯定要顺着国外的老板思路来做，我作为一个机器给他编程序；在国内，有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有副教授在我挑头的组里一起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还有，我已经看到了几个创新点，刚刚走了一半，再往下走一定是可以突破的。最终我留了下来，我跟我的导师讲，留在国内搞科研待遇比较差，说实在的现在年轻人谁都不甘心接受待遇那么差，我就象我的导师提出来两点：第一，如果我要留下来，研究照样做，但我要做产业化，你要大力支持；第二，做产业化所获得的利益，有我该得的一份。我的导师很开通，非常爽快地答应，并且帮我去谈这些事情。
最开始是福建一家集团公司跟我们合作做产业化，当时是福建那边买了科大的技术来做，我作为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一摊子的人。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科大的这摊子研究做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就够了。我们在跟外面合作的时候，管理、市场等等我们统统不管，我们只做技术，做好以后把提成拿过来就行。这样做了一年以后发现不行，对方虽然有很强的实力，但他们不懂这一行，产业化思路不太清晰，另外技术开发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以做得很累，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到1999年我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当时条件很不好，有一个月我是借钱给大家发工资的。和我一起干的人非常优秀，有少年班的第一名，有省高考状元，有黑客版的版主，科大BBS站的站长……我还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大家团结在一起来做。成立公司以后，技术还要从福建那边来买，虽然技术是我们做的。如果产业化做得不好，大家就要散伙。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跟公司签了三年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没有一个人提待遇，没有一个人提福利，只要我带头签，他们都签。在1999年6月成立安徽硅谷天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核心技术的使用权，核心技术是福建那家公司的。我们开发产品要买他们的技术，然后给它付费我们做应用。
做了4个月不到，我们就把产业化的方向确立得很明确，这时候有很多人要给我们公司投资，北京和上海也有几家，合肥市的市长知道这个消息了，市长就亲自带着美菱集团的董事长、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等一批人到公司来，科大的校长也在场，希望我们把公司留在合肥，他们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等等。
最后决定跟省信托、美菱集团、合肥永信三家合作，这时，硅谷天音公司由原来的300万注册资产升值为5000万，他们要投钱是基于你有技术，但前期的核心技术又不在我们手上，将使无形资产评估缺乏完整的内容。这样我们又从福建那边把核心技术买了回来。福建当时在科大投200万不到，我们以700多万的代价买回了所有的权益。
这样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断层，这边是看到了技术有资本评估才能把3000多万的钱给你，那边是必须把700多万给他们才能拿回技术，可我们原来的300万注册资金用了4个多月后只剩下几十万，不可能给福建那边700多万。当时经过一个非常艺术的操作，终于把这个事情做成了，等于用了投资方的钱给福建那边，打了个非常高明的时间差。资金到位后，1999年12月，公司正式改名为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硅谷天音”到“科大讯飞”，不能不说充满了戏剧色彩。
3000多万的资金到位使公司真正进入到产业化的快车道，资金一到我就马上做了一件事情。当时我意识到，做语音技术在国内基本上是各地为阵的局面，各有一些特长，但没有聚拢到一个整体的力量。我把跟我们科大最有互补性的几个科研院所团结起来，合并起来，由我们公司投钱建立联合实验室，而且把在那一块做得最好的专家当实验室主任，在讯飞公司拥有股份。本身我们技术就领先，而又有钱，又把国内这方面的资源整合在一起，马上就被公认我们公司在这方面是个龙头。
科技部批了我们公司为国家863计划产业化基地，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在语音方面的产业化基地，也是安徽省唯一一个863计划产业化基地，这样马上安徽省、合肥市等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讯飞。中国的语音技术接口标准由我们来制定，这等于我们把握了龙头的地位。现在很多需要用这个技术的公司或部门都知道讯飞做得最好，而且讯飞代表了民族产业。我一有钱第一件事做的是把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资源聚拢在一起，等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不到两个月，又有很多外国的公司来挖他们。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我这样做是对中国的民族语音产业最大的贡献。
前期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想做的，只要用心去做没有做不成。我经常跟我的师兄开玩笑说，如果我在农村没有念书，我现在肯定是个非常棒的养鸭专业户，我就觉得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俩同时都笑了。刘庆峰认为自己在研究方面做得好，跟他原来极好的数学基础很有关系，他对数学和物理非常的有兴趣。当年进科大入学摸底考试时，他的数学以94分得了第一名，当时全班及格只有5人。在大学阶段，当班长为刘庆峰锻炼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能力。现在刘庆峰非常满意和自豪的是，讯飞公司有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大学里精英中的精英，每一个都是宝。我问刘庆峰，他们愿意加盟刚创建不久的讯飞公司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第一，在讯飞里面有一群在他们看来很有感召力的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科大搞软件搞硬件赫赫有名的都在这；第二，我们都是年轻人，相互之间沟通比较容易；第三，在这个公司能够让他们真正看到做事的空间，你要是去华为去联想，可能要从底下往上爬有得走，但到我们讯飞来，只要你能干马上就是项目组长，你不能做的人起薪是两千，能做的人起薪就是四千五千，那他有成就感；第四，他想追求年薪8万10万，那他去外企，但如果他想将来在三年之内有一天能挣到500万，讯飞可以给他这样的机会，象讯飞这么蓬勃发展的公司极有可能很快在国内或海外上市，你拥有了股权才有可能拿到这么多。我们一直有一个口号，既要振兴民族的经济，也要振兴自己的经济。
从“科大讯飞”的词眼里我立马想到“清华同方”、“清华紫光”、“北大方正”“东大阿尔派”等著名企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科大讯飞”会很快上市的，而那时候，讯飞将真正诞生一批“年轻的百万富翁”，甚至是“千万富翁”。科大讯飞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最大最好的中文语音和语言技术提供商，对于这个目标，刘庆峰充满信心地说肯定能实现。目前公司已经推出语音应用服务平台、电话应用平台、老师家长一线通Ver1。0、畅言2000、听网、开口上网、eVoice有声电子邮件、证书防伪查询系统和KD2000语音合成技术等产品。刘庆峰说不但要做中文的，将来还要做英文等其它语种。听他详细的介绍，让我强烈地感觉到“讯飞人”要掀起一场信息服务的革命。创业是艰辛的，更何况是如此大规模的创业，刘庆峰谈起了往日的艰辛：
在去年年终的公司总结大会上，我讲了很有意思的关于公司发展的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走着弯曲的直线，另一句话是我们用爬的姿势实现了飞的速度。回过头看来，每一步都是曲折的，但结果发现走得很快。
1998年5月，跟福建那边合作的时候，我们在合肥的西苑新村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作为基地，然后买了几台电脑，拉了几个同学来干活。我弟也来帮我，他在科大上研究生。大家白天上课，晚上干活，经常干到凌晨三四点钟，累了就吃黄瓜，而且黄瓜特别好吃。夜宵都是我弟烧给我们吃，他也一样跟我们感受创业的滋味，他现在还在读书，我不希望他加盟讯飞。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做出了一个产品叫天音话王，这个产品在1998年8月的国家火炬计划十年展中被选在特展位上，当时在特展位上只有三件产品。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我们就想：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能做出这么好的产品？！特别高兴。
我们的员工增加到10个人，我们在三室一厅的工作台一圈摆了满满的六台电脑接着在干，也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在上面摇。我们当时在讲，这是全合肥市温度最高用电最密集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星星工作室”，因为都是晚上干活，朝窗外的天空望去可以看到星星。
接着，我们在科大的电子工程系六楼里面借了两间实验室的房子，我们就搬到这边来，等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但就借了几个月。
我们是做语音研究的，所以当时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请了一个播音员小女孩来。我们有了12个人，平时一起吃饭，由于没钱，我们在附近农村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家庭给我们做饭，然后到点时把菜饭送到楼里面来，我们都自己端着盆到楼下蹲着吃。吃了两天以后，我们的播音员小女孩跟我讲：“我怎么感觉是跟一群民工在一起呀？”
刘庆峰说到这里又笑了，我也一样在笑。我看到过民工们蹲在地上吃饭的情景，正是有了民工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才有今天一幢幢高楼大厦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矗立起来。“民工”成了干苦力、低收入、最底层的代名词。在印制精美的讯飞公司介绍本上，每一页的页底都印着一行醒目的红字：民族信息产业是中国经济长城的基石。既然是做“基石”的，我们就应该能看到“讯飞人”身上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工精神”。
后来到9月份，我们在科大终于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叫智能多媒体实验室，有一百多平米，有空调，有很好的工作，人数将近20人。到1999年6月份成立硅谷天音公司的时候，我们在华山路上租了一层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场所，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我们被认定为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所以我要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一点，“中央研究院”。然后，我们在想，这个牌子要挂哪里呢？我们公司在三楼，一楼是个超市，还有餐馆，二楼是些小公司。我们如果把“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挂在这个地方岂不太丢脸了，没地方挂。后来，我们的人就讲，如果在几年以后公司拥有自己的大院子或者一幢楼，在门口挂上这个牌子那多好呀。
到了年底增资扩股，3000多万到了以后，现在在开发区已经有了一千多平米占两层楼的办公地方，还有一块四五百亩的地，要盖楼的话现在随时可以盖起来，但现在还是想把钱用在刀刃上。省市领导支持我们搞创业联盟批了一块地，有四五百亩，过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导师到东大阿尔派去参观，看一看他们的软件园是怎么搞的，我们将来也要建。
刘庆峰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了公司下一笔增资扩股的情况，在这次深交会签了个协议，有个国际大公司准备投1200万美元（这回人民币换成了美元），只占公司15％的股份，等于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6个亿，短短的两年内，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00万到5000万再到6个亿，听起来你难道不觉得像个神话吗？
这就是飞的速度！但事实上每一步都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在今年9月份签了第一个1000万的单子，当时非常高兴，那个单子利润才200多万；这个月又签了一个1180万的合同，利润有八九百万，这就是公司真正发展起来。
我笑着对刘庆峰说，你和一群年轻人正在创造一个神话。他满意地笑了，脸上浮现的是欣慰的笑容，非常灿烂。
两年前我根本没想过要做公司，两年前我只一心一意在科大做个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如果福建那边的产业化能做得好，那我给我们博士一个月两万块钱的工资，我可以把最好的博士留下一起来做最好的研究，但他们的产业化没做好，于是被逼出来自己来做产业化，大家一致推荐我来做总经理。
但现在还远远不能讲成功，因为企业即使比现在发展大10倍、20倍，甚至是100倍，都还有可能倒。稍有不慎，这个企业发展太险恶了，江湖就是这么回事。目前我们一步步走得还不错，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有一件事情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羞耻，整个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加在一起的销售额比不过一个IBM公司。所谓中关村的神话，联想呀，方正呀，同创呀，还有北京之外的浪潮等等，加在一起的年销售额在去年才400个亿，比不上美国硅谷一个中等偏小的公司，一个公司都比不上！所以我想，中国将来真的能站起来，一定要有一批年轻人不要再去循规蹈距，不要看重那些传统企业的模式，而是要有更大的思维，要更早地跟国际接轨，而且一开始定位就要定在国际舞台上跟他们拼。你想想，在国内一个企业一年赚几千万你认为很多了，一年赚几个亿的利润就觉得很好了，这你怎么跟别人比呀？人家一个人的资产就是几百亿美金呀！将来国家真的想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有野心，真的做出一两个企业帝国来跟他们比！
我还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说能够生存下去，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堪称民族脊梁的读书人能够真的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在我创业之前，就有一些研究院挖我过去，一个月5万，而且工作很轻松。我现在做得非常累，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生活，时间全部绑在公司里。我现在年薪12万，一个月一万，没什么钱，而且我跟公司里的人讲，我现在只拿60％的工资，到公司赢利的时候才把工资拿全。所谓的公司股份，到现在来说还是空的，必须上市才能兑现。我愿意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到外企外国研究机构去，那我是帮他们在跟中国人打。凭我掌握的技术，在国外帮他们做的话，就有可能比国内这些人做得好，那中国在语音这一块会被打垮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所以我要有民族的责任心。
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冲出校园围墙的大学生创业浪潮时，我问刘庆峰是不是要呼唤这种创业的意识，他这样说：
这类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他那种所谓的创新和创意，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冲动，他就要去做，那你给他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表现出来，仅此就可以了；另一种是大多数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并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多大的事情，那他需要的是在实验室有好的导师，告诉他最适合做什么；如果从大学出来后，那最好能加入到一个集体里面，有好的领导，需要别人给他指引一段时间，并且给他一个环境试探试探，而不是自己一开始就担当很大的责任，这样肯定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因为有很多创业失败，又有很多人去效仿，而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是很强，他失败了可能就一撅不振，对自己的健康发展不利。
另外，对于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来说，就算有100个员工的规模来看，做CEO的只能有一个人，这就是金字塔结构。如果每个人都想做塔尖，那就是一盘散沙，每一个人都是塔尖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石子，必须是真正能成为塔尖的人给他一个平台成为塔尖，绝大部分的人要教会他在社会上怎么定位该做什么事情，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才能冒出来，只有形成很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才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宏基的老总很遗憾地讲：为什么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手下很难做事情？为什么最优秀的中国人往往都是在外国老板的领导下工作？因为他们不懂得游戏规则，不懂得要怎么做。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当老板的意识，强调自己创业，那我估计反而不是好事。我的建议就是，让大多数的人要有一颗平常心，把他的本份工作做好。该创业的人自然会去创业，没必要去鼓动。
我忽然想起了在大学里谈恋爱，想谈恋爱的人自然会去找男朋友或女朋友，而没必要鼓动或抑止。但愿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创业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再作为“新闻”存在。在美国，在硅谷，大学生创业根本不算新闻，但正是一批又一批充满创造力的大学生创业者，缔造了硅谷的奇迹。在中国，由于创业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真正成功的创业模式需要一批人去探索。刘庆峰很希望创造这样一个模式，让优秀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年轻的优秀学生、老一代的专家学者；把分散的实力和局部的优势集中起来，抛弃门户之见，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做好。刘庆峰最后说，创造一种管理模式，比我们自己挣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钱，意义还要大。
人物印象：
第一次看到刘庆峰的照片是今年上半年我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