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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论给“躺读”一事带来恶名的人，恐怕就要算是查尔斯·艾尔斯塔布夫人了，她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受监护人和修女（约1700年）。根据劳·莫里斯《论铅字铸造工》的描述，她是牛津的一位学者，对同事的研究工作总是“吹毛求疵”。莫里斯说，她是北方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家族的女儿，“但她痴迷于一种叫做‘知识’的麻醉药，这一嗜好使她对其他所有必要的事都毫不在意。后来，她成了波特兰公爵家的家庭女教师，我们去她在布尔斯特罗德的卧室里拜访过她，完全被书籍和污秽所包围，难道这就是知识人的附属物么！”
西塞罗所使用的另一个词——对《为诗人阿尔齐亚斯辩护》中的那个段落，我恐怕要稍稍多说几句——就是“退隐乡间”，这显示了早在两千年前，文明人就习惯于带上书本去夏天的乡村阅读。“伴我们退隐乡间，悠游林下。”西塞罗这样说。他向我们呈现了一幅这样的钢笔画：罗马贵族懒洋洋地躺在树下凉爽的草地上，认真地阅读新近流行的传奇故事；此时（这是真的），在远处的吊床上，他高贵的妻子慢悠悠地来回晃荡，细心地研究着最新时尚杂志的书页和彩色图版。可以说，完全是凭着泄露天机的“退隐乡间”这个词，你，我以及其他所有人，才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先例和大量的鼓励，使得我们习惯于载满阅读的快乐，动身前往我们的消夏胜地。
至于我自己，要是没带上一大箱子书，我是决不肯出门远行的。我的阅历告诉我：没有比这些兄弟更好的伙伴了，无论世事如何改变，它们始终如一；当我向它们要求安慰和快乐的时候，它们的回应始终不变。我妹妹苏珊小姐，对于我的这一习性，常常给予猛烈的抨击。就是在昨天，她正告我：我是全世界最恼人的男人。
然而，对于苏珊小姐来说，在六十七岁的盛夏到六十八岁的隆冬之间的这样一个年龄段里，她关于男人的经验实在很有限，我认为自己应该忍受她的批评而不能有半句怨言。苏珊小姐真正是全世界最仁慈的人。她的不幸就在于：她将自己整个一生倾注在一种疯狂的激情上，那就是不断收藏坛坛罐罐、古旧锡器、古旧铜器、古旧玻璃器皿和古旧家具，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杂七杂八。对这样一种激情，我实在没有太多的同情。我实在搞不懂，苏珊小姐何以对她所收藏的这些废物，要比对她是个老处女这一事实，更感到自豪呢。
后项特性总会在任何可能的场合表现它自己。我回想起去年冬天在公共汽车上那令人不快的一幕。当时，那善于奉承的售票员根据我妹妹头上的苍苍白发和两颊的累累皱纹，便恭恭敬敬地称她“太太”。我想让你知道，当即我妹妹就非常迅速地、用非常高亢的英语（着重强调了她的蓝绸伞）正告那个家伙：她是苏珊小姐，并且，在任何条件下也不打算成为任何人的太太。
淘书狂（1）
凯普提薇蒂·韦特从来都不赞成我对童话作品的喜爱。但只要提及《鲁宾逊飘流记》，她就能分享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笛福的冒险故事中，恰好有足够的庄重和足够的虔诚，能唤起凯普提薇蒂·韦特宗教气质中的某种同情。一旦涉猎的小说中包含女巫、妖怪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凯普提薇蒂就有些吃不消了，这个小清教徒会心生厌恶。
但我有书面证据，能证明凯普提薇蒂的祖先（父系和母系）在殖民地全盛时期，被认为是迷信的卑贱奴仆。塞勒姆的韦特们曾经以女巫的迫害者而闻名。西奈·希金波森（凯普提薇蒂母系家族的远祖）是科顿·马瑟【科顿·马瑟（1663…1728），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他创办了耶鲁大学，并努力推广疫苗接种以预防天花。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著有《为善散文集》等书。】的好友，骑马绕绞架而行，和他在一起的是热心于此种难忘场合的神学家：当时，有五个年轻的女人被绞死，因为丹弗斯指控她们用那该死的魔法艺术折磨年幼的孩子们。人类的思想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总是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五代人的范围内，我们发现清教徒最初是一位鬼神学和魔法的坚定信徒，而后又成了一个嘲笑者，他嘲笑任何事情，包括幻想游戏。
我一度对凯普提薇蒂·韦特很苛刻，但现在对她已不再怀有恶意。正相反，在这遥远的时刻，当我们的同情已经完全一致，当我们的生命之旅已经在友情中走过了青春的小径，这种友情因纯真、忠诚以及童年时代的诚实而变得神圣，我回忆从前，内心充满温柔。真的，我能肯定，早年的友情留给我生命的印痕持久绵长。我曾经许多许多次记起了凯普提薇蒂·韦特，我常常想知道，如果没有塞法斯叔叔送给我的那本童话书，又有什么能让我记起她呢。
她是个很漂亮的孩子，在她逐渐成熟的时候，她的美丽，她的温柔，却丝毫没有损失。当我从大学回来的时候，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也完成了学业，并相信获得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她在南霍利奥克修完了四年课程，并从特洛伊的威拉德夫人的神学院毕了业。“现在，”她的父亲说，语气里饱含新英格兰式的、尊重年轻女士的特别温情，“你应该回归到家庭的安静中来，在你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承担那些更重要的责任。这些责任成就你的性别角色，实现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
三四年前，一个模样清秀的年轻人走到我的跟前，带着一封他母亲所写的介绍信。天哪，他就是凯普提薇蒂·韦特的儿子！如今凯普提薇蒂是位寡妇，仍然生活在原先的那个州，离她出生的地方二十英里。她的丈夫帕克上校死的时候留给她一大笔财产，而她因为乐善好施在当地远近闻名。她创办了一座乡村图书馆，有几次她给我写信，商议打算要购买的图书。
我并不介意告诉你，在不久前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我满怀着恶意的快乐，这样向她暗示过去的时光：“我尊贵的朋友，”我写道，“我浏览了您的乡村图书馆所藏新近出版的图书目录，在那些反复出现在现代学校的小说作品中，我发现有十一册《特里比》和六册《天国孪生子》【《特里比》是英国作家乔治·杜穆里埃的小说。《天国孪生子》是英国女作家莎拉·葛兰的作品。】。我还注意到有几部作品不在其中，它们对我早年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斗胆给您寄上几册，衷心希望您能仁慈地接受它们，让它们出现在您的图书馆里，这样，我将不胜欣幸之至。它们是《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和格林的《家庭故事集》。”
二十三岁那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并且正在阅读维庸【弗朗索瓦·维庸（1431…1463），被认为是最富独创性的法国诗人。他的讽刺诗主要收集在《小遗言集》和《大遗言集》中。】的诗歌、卢梭的《忏悔录》和博斯韦尔【詹姆斯·博斯韦尔（1740…1795），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他的《约翰逊传》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典范。】的《约翰逊的一生》，我确信自己已经理解了人类的全部智慧，懂得了所有值得去弄懂的一切。如今——如今我七十二岁了——我要是能够懂得我二十三岁时自认为已经懂得的那些，我敢肯定，那将是知识和智慧的一个奇迹。
我着手准备成为一名哲学家。祖母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这让我拥有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财，而那些把我和祖母的希望（她希望我成为一名福音传播者）联结起来的每一根纽带和感情债务，也被死亡切断了。当我确信自己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去开开眼界，因为我毫无旅行经验，而且认识的人也很少。
根据塞法斯叔叔的建议，我去了欧洲旅行，投入了两年时间，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也使自己能熟悉国外的人民和习俗。这次旅行有九个月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当时那是一座混乱而芜杂的城市，此外，完全和现在一样邪恶。我在拉丁区租了一套单元住宅，并且，出于一种慷慨的天性，我拿出了自己的一大笔收入，资助了几个艺术家和学生，可他们的才能和时间差不多全都用来寻欢作乐了。
就这样，为了支持这群寄生虫而奉献了一笔有形财产之后，我偶然遇见了那个后来成为我的密友的人。梅休因法官是一位巴黎观光客，我们成了愉快的伙伴。正是他把我从那群寄生虫中营救了出来，重新点燃我野心勃勃的激情，这种激情差不多因为维庸和卢梭的恶劣影响而熄灭了。梅休因法官长我一岁，他那位有钱的老爸给他提供财政支援，以满足他那些有益心智而又高尚优雅的爱好。我们俩一起去了伦敦，正是在伦敦逗留期间，我开始了作为一个藏书家的事业生涯。平心而论，对于我的恩人亦即我亲爱的朋友梅休因所给予的启发，我永远心存感激，这一启发使我走上了一条充满甜蜜惊奇和丰厚酬赏的道路。
淘书狂（2）
有很多种藏书家，但我认为总的可以归为三类，即：为了虚荣而收藏，为了获取知识而收藏，以及纯粹出于对于书的尊敬和爱而收藏。下述情况亦并不少见：某人藏书，一开始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心，但不久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工作，成了更纯粹意义上的藏书家。
这就像一个乐于征服女人芳心的人，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而本来，他不过是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我倾向于认为，在图书收藏的每一阶段，都会或多或少掺入虚荣的因素。我甚至认为，虚荣是健全性格的诸多要素之一——我指的不是那种巨大的虚荣，而是谨慎克制的虚荣。如果没有虚荣，世界就没有竞争；而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人们嘲笑此人或彼人，因为他只知拼命淘书，却不问书的内容为何。但在我这方面，我要说：此人所为，无可厚非；他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地出发了。可能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他将最终变成书的情人和买主。真的，我不关心起点是什么，只要它是个起点。殊途同归，此之谓也。比如登山，有人善走捷径，有人迫从险途，山石嶙峋，其路漫漫，鞋底洞穿，脚掌磨破。
这种狂热的激情，如此微妙又如此富有感染力，一个人在完全拥有它之前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一天晚上他结识了梅休因法官和我，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他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书痴。但这种激情并不总是以展示和暴烈为标志；有时候，它就像麻疹，缓慢而倔强地“长出来”，遇到这种情形，就应该借助敷药的手段，将病症从致命的部位转移走，否则更严重的后果就会发生。
这是真的，我一位很有学问的朋友奥雷尔医生就曾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压制淘书的狂热将带来致命的后果。那本很优秀的出版物《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告过很多这样的病例。顺便说一句，这本杂志是前外科主任汉密尔顿编辑的，他是服饰文献方面的著名收藏家。
长话短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压制淘书的狂热直接会带来疾病，对此，医学也莫可奈何。俄亥俄有位医生，名叫伍德伯里，写过大量的文章来捍卫“书痴能够治愈”这一理论。但他的绝大多数同行都认为：真正的书痴病势必要经过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且，他们坚持认为，那些引证由伍德伯里治愈的病例全是假的，要么是些冒牌货，要么就是病情不对，不过是水痘和风症，而不是麻疹。
我的书痴病的首次发作是为了几本古书。书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它的扉页或版权页上印着一个古代的日期，我就铁了心要得到它。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淘得了一大堆旧书，有许多都编了号，几乎所有的书都惨遭虫蛀，一幅可怜兮兮的样子。
有一天，我走进一个叫斯蒂布斯的人所开的小店，问他能不能弄到几本十六世纪的印刷品。
“有，”斯蒂布斯先生说，“我有满满一地窖这玩意儿，一般我是论吨或者是论捆卖的。”
也就是这一天，我把自己收藏的那些老古董遣散了，只留下普林【威廉·普林（1600…1669），英国政治家、作家，1633年，因其攻击剧院的文章《演员的悲剧》而被捕入狱，并被割掉耳朵。】的《演员的悲剧》和《贺拉斯全集》（八卷本，1501）。然后，我就对英国民谣开始感起兴趣来——一个高尚的主题，对之我一直保持着尊敬和爱。保存良好、注释丰富的那些卷册被存放在我前室中编号为3、6、9的书柜里，时刻准备着您在任何时候访问我安静、舒适的家时，展示给您看。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1）
梅休因法官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论：在人的身体中，心灵位于靠近重心的某个地方。在我看来，这乃是佛家的一项信条。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样的高论避之唯恐不及（就像人们尽可能避免卑劣之事一样），以免人家把我归到（哪怕是稍有此意）其他不同于公理会的任何信仰或教派。
但我注意到，每当我恐惧、高兴或者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情绪感受的时刻，我的胸口总是隐隐作痛，倒真的就像我身体系统的中心也就是我神经智力系统的中心，那些被聚焦于此的情绪感受，借助七扭八曲的信息通道，从身体的某个部位迅速传遍全身。
我曾经向梅休因法官说到过这一情状，他似乎颇为得意。“我的朋友，”他说，“你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灵，我恳请你善待之，它是书痴心灵的最佳典范。它敏捷的理解力，意味着能够对刹那间的印象和热情做出机警而敏锐的反映。你刚才对我讲的这些使我确信：你生来就注定要在收藏科学艺术书籍方面取得不俗的业绩。你不久就会变成秃子——没准会跟托马斯·霍布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曾担任培根的秘书。其主要作品有《论公民》、《利维坦》等。】一样秃——因为警醒而活跃的头脑总是不能不秃。心灵和大脑的关联是如此紧密，是故，心灵的发育和运转所带来的损害，就是使得人类继承自野生动物（我们史前的祖先）的那些残留特征将进一步退化。”
由此可见，梅休因法官承认：秃头乃是智力和灵性的显著表征。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此类话题的文献，还答应科学院，准备就这方面的研究提交一篇论文，以论证脑壳上（尤其是其前额的高位区域和顶骨部分）头发的稀缺原是对人类兽性本能和习性的背离之表征，同时也是智力发育之明确显示。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梅休因法官曾着手编订一份人类社会历史中著名秃子的名单，这份名单不断增长，到现在它已经囊括了数千名人，涵盖了每一个行当和专业。荷马，苏格拉底，孔子，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西塞罗，普林尼，米西奈斯，尤利乌斯·凯撒，贺拉斯，莎士比亚，培根，拿破仑·波拿巴，但丁，蒲伯，科伯，戈德史密斯，以色列·普特南，约翰·昆西·亚当斯，帕特里克·亨利——这些天才全是秃子。但其中最秃的是哲学家霍布斯，对于这位仁兄，尊敬的约翰·奥布里【约翰·奥布里（1626…1679）；英国文物家、作家，著有《短促的生命》等。】有过这样的记录：“他非常秃，却总是喜欢脑袋光光地坐在屋子里埋头研究，还说自己从未因为光头而带来感冒，不过最大的麻烦是让苍蝇们无法靠近，它们在这样的光头上实在难以立足。”
在所有我见过的拿破仑肖像和图画中，此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缕卷曲纠结的头发耷拉在他君王的前额上，使他的脸庞显得生动无比、招人喜欢。然而这是一种虚荣而可笑的做法。拿破仑早年就开始谢顶，这让他伤透脑筋，不得已而找到了一个克服此种变故的办法，这种用以改善自己外观的办法就是：让后脑勺上的那撮头发长到足够长，再绕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耷拉到前额上。此种巧妙的方法能正确地服务于他的下列目的：让他有许珀里翁那样的卷发，并因此获得年轻的自豪感。然而就连这样一撮头发，也没等到时间的摧毁，就过早地落光了。
至于我自己，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曾经也有过这样可笑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留光头是没有思想的习惯。非也，正相反，对这一智慧的标志，我一直尊重有加，并且，我也完全同意我的朋友梅休因法官的看法，这一悲伤的插曲被记录在第二章中。国王应该服务于这一光荣的目的，那就是向人类指出：秃头因为有神的赞许和保护而理应受到偏爱。
就我本人的情况而言，我把自己过早的谢顶归罪于我对书籍的热爱和沉迷导致了智力和灵性的增长。苏珊小姐（亦即本人的妹妹），则把它归因于另外的缘由。她声称，这当中首要的一条，盖因我有一种变态的躺读习惯也；其次，是由于我半夜吃威尔士家兔的习性。在我床的上方有一只煤气灯头，所以我的头完全挡住了灯的光线，这些灯光向下聚集并反射到我正在读的书上。
苏珊小姐坚持认为，这么强的光线和它散发的热度向我的脑袋发起进攻，头皮没法不干燥，而那些毛囊将因缺乏天然的营养而死亡。除此之外，她还认为：我总是在夜里十一点钟吃的威尔士家兔，也会在我的胃里繁殖有毒的蒸气和轻微的忧郁，这种情绪会顺其自然地一路上升至我的大脑，在里面引起发热，将脑壳里的流质蒸发殆尽，而这些流质正是与其接壤的颅外皮层上的毛细管健康生长所必需的。
好了，苏珊小姐的这一严正声明，正好给了我一个有力的论据，以捍卫我的习惯。试问，那些必然会造成发热的其他手段，比如伤风感冒、扁桃腺炎、哮喘以及其他多得数不清的祸根，何以就不会带来秃头呢？按照劳伦斯·斯特恩【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其著名作品有《项狄传》等。】的说法，同样是出于仁慈的天意，善待弱者亦正是为了防止秃头。要是我不曾爱上书，我胸膈中的心灵也就不会弄死我头皮上的毛细管，那可是我的猿类祖先的遗存，早先也曾在我的头皮上繁荣兴旺；要是我没有成为秃子，我的命运中也就不会有躺读之乐降临。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2）
当然，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