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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它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抔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那座气势磅礴的巨型雕塑伫立在石河子市开拓者广场上。它不仅是一座城的城徽，也是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灵魂的缩影。
那粗犷的力度，那深深地勒进肩膀的大绳，那重重地踩在地上的双脚，那如铜似铁的筋骨，那坚定而无畏的、充满希望的眼神，还有那一架犁进荒原的铁犁，让每一个面对它的灵魂都能感受到当年荒原的震悚，风雷的激荡。
从那里，你就可以读到一部独特的史诗。
那原本是一片万古荒原，空中飘荡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沙尘，寂寞的玛纳斯河，从它的南端蜿蜒流过，最后无声地，幽灵般地消失在沙漠深处……
荒烟。衰草。风沙。沼泽。
它就如此荒凉地沉睡在这里。
人们试图唤醒它，但一次次失败了，只留下了半掩于荒烟衰草中的零零星星的断壁残垣。直到一九五二年初，它的长梦才被驻绥来（今玛纳斯）县城的二十二兵团九军第二十六师的官兵惊醒。这支起义不久的部队仅除去了国民党军的领花帽徽，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开赴小拐、乌拉乌苏、石河子、泉水地等垦荒前线，茫茫荒原顿时充满了生机。
很快，这里有了炊烟，有了禾香，有了孩子的啼哭；很快，有了一座农田环绕的城市——石河子。
石河子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不但是座农垦新城，也是一座文化之城。这座县级小城骄傲地拥有西北地区唯一的诗歌刊物《绿风》，还有艾青诗歌馆，以及与新疆大学齐名的多学科综合大学——石河子大学。它浓厚的文化气息与宽阔的街道，成片的林阴，盛开的鲜花一起，营造出一种清新、和谐而又充实的氛围。
当然，还有洒在这个城市里的，以及它四周原野上的汗水的气息。有第一代军垦人的，也有新一代军垦人的。正是这些辛劳的汗水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七千五百多平方公里荒原上，浇灌出了三百多万亩沃土良田。
我一进入石河子垦区，文化气息和汗水气息就迎面扑来，使人陶醉。
如今，它当年的荒芜已无踪可寻，扑面而来的是勃勃生机。
它的确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地方。
即使采访，也格外顺利。
我一到那里，就碰到了热心人戴庆媛、刘玲玲，还有满头银发，温文儒雅的朱楚湘。
戴庆媛个子不高，六十五岁，行走如风，精力充沛。退休前任农入师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由于她待人热情，不怕辛劳，把湖南人视同兄弟姐妹，很受大家欢迎，无形中成了石河子湘籍人的召集人。
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于长沙。父亲抗战时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为阻止日本人，前往湘西的公路上挖的全是两三米深的坑。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弟，跃过那些大坑，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摆在路的两边。即使真正的乌鸦也被凶残的日本人吓得躲了起来，所以虽然有那么多死人，也听不见它报丧似的啼叫。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火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我终于通过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在数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
来自湖南省，
三天没吃大米饭，
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
坐在臀下面，
进入甘肃给灾民，
也是为人民……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来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的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弥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地，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起初几秒钟，连呼吸声也听不出来。然后，响起了王震将军湖南口音很浓的、具有职业军人味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坝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冉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
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
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
那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迪化当时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的时候，这里的冰雪才刚开始融化。露天宿营，大家即使紧紧地挤在一起，也冻得受不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挖地窝子。根据地形，地窝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个班，有的住两个班。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留在了新疆首府工作，却连个住处也没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里的穴居人。
当时的生活那么艰苦，我的确没有想到。有句俗语叫“当兵吃饭”，好多人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才去当兵卖命的，我们当时根本就吃不饱，穿不好。微薄之极的津贴捐献去建其他厂矿了，粮食被省了下来，军装被省了下来。刚到新疆时，穿单衣冷、穿棉衣又热，但就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么办？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我瘦得只有三十八公竹，八个月没来例假。有好多次，干着十着活，就起不来了。最后终于躺进了医院，当时的病号饭是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稀饭可真是稀饭，稀得亮晃晃的，能照出人影子。但就是那样的饭，也觉得是山珍海味了。
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到了伊犁巴彦岱。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才”。学校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级，我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感到很难过，想很快把汉语突击上去，但由于文化基础差，感到非常吃力，我着急得哭了——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三次流泪——其他两次一次是为不知家有多远哭，另一次是为八个月没来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当不了天才，但也决不当蠢才，为学好维语，我就去村里交维族朋友，跟他们练口语发音；为学好汉语，我就虚心向从华北、华中、华南革大肄业后参军来疆的同学学习。半年后，我的汉语和维语都升到了甲级。
五四年九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了十二名优等生去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我。军区副政委熊晃审查后，认为我维语已学得很好，就让我当维文打字员。
我现在的维语都很者好。从军区转业后，我到了农八师一三三团，我去那里不久，就被当地的维吾尔群众尊称为“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维吾尔群众一直这样称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后，仍有维吾尔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我。我威信的确立，就是因为我精通维语。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党代会结束后，我留在了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男女单独接触、交往的，一经发现，就要关禁闭七天。
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有四十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只有闭门学习最安全。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当时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些五四年以后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别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爱，十分压抑，最好的，也只有友谊，没有感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的，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以固守疆土，扎根边疆。
人世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解不透的谜。就我们当时而言，它有时显得无比纯洁，有时又显得十分复杂。我们到伊犁后，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土改队有几个女兵有天晚上没去看电影，就被坏人糟踏了。我们在行军途中或到农村去，为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二十多个女的睡中间，七八十个男学员就围成几圈，睡在外面，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像兄妹一样，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但条件一变，环境一变，这种情况也就会改变。我对此一直没想得太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我永远是个明朗而坦诚的人。我坦然承认，我们是被禁欲的一代。我也永远是个繁忙的人。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姐妹们不被故乡遗忘奔走，为此，我与卢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组织印刷了一本砖头一样的、厚达五百多页的精装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其中印有他们的照片、故乡地址、出生年月、现在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业绩、取得的荣誉等等。我们在一九八七年一次聚会中留在签名单上的题辞，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两个故乡——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衡岳苍苍，湘水泱泱，
吾人故土，耿耿难忘。
胸怀祖国，建设新疆，
饮天山水，食戈壁粮。
喜十三大，日月同光，
婵娟千里，相祝寿昌。
石城乡友，济济一堂，
开怀畅叙，共谱华章。
我们的人名录，无疑是自己在故乡面前，替故乡写的一份份寻人启事。我们希望故乡来寻找我们。
故乡也应该来寻找我们。
廖群：像蜘蛛网一样的
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
当我听她们谈论姑娘儿子、孙子孙女，谈论自己的烦心事儿，谈论过去、谈论新疆，也谈论自己的疾病时，我觉得，她们和其他妇女一样平常，是母亲、祖母、外祖母。但我又能够在任何场合，在最热闹的集市上，在最拥挤的人群中，把她们与其他妇女区别开来。
因为荒原给予她们的特征十分明显。
她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特别是那些一生生活在最基层连队的女兵，虽然大多才六十五岁左右，但已去世了。所以好多次，当我心想着去采访那些受了一辈子苦的，最苦的女兵时，我找到的常常是一堆黄土，几丛衰草。艰辛的劳动，使她们在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十来岁，六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
最让人遗憾的是，有些人找到了，他们却谈不出什么，或者是不愿意谈。“农工嘛，就是与泥巴打交道的人，泥巴永远在，人嘛，被泥巴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最后自己也成了泥巴，与泥巴打交道的人就是这命。”说这话的是一个干瘦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有两双奇特的大粗手的老人。
还有位老人对我所做的事不屑一顾：看样子，你要为这些女兵树碑立传吗？我看不用。伺候机器的人机器会记住他，伺候泥巴的人，泥巴会记着他，这就足够了，足够地真实。书上的东西，我们不奢望也不信任。那么多书，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回答过。为什么朝朝代代，苦的都是在泥土中翻滚的人。我记得他说完这句话后，“哧”地冷笑了一声。
我记得自己当时无言以对，尴尬而慌乱。他的话和那声冷笑一直刺痛着我的心。
我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我想我能做到的，也就是写一点真实的文字，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庄稼一样真实的文字。
有一位白俄罗斯作家说过，正在身边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所以，当我像孩子一样每每坐在这些老军垦战士跟前，听到他们讲述过去的岁月时，我总能感觉那就是历史本身，那就是时光中最感人的成分。
我坐着客车一直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面走。北泉镇过了，大泉沟镇过了，十户滩镇、莫索湾镇过了，汽车折向西北，进入了东阜城镇，这是农八师一四九团团部所在地。它孤悬于垦区之外，被中国第二大沙漠紧紧地包围着。走在田垅之上，你甚至可以感觉出这片土地在沙漠紧逼之下的挣扎。
这是一块硬在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土地。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开了二十六年拖拉机，最后从一四九团砖瓦厂退休的廖群。不想来到这里之后，她去石河子为女儿带孩子去了。我只好又返回石河子找她。经过多方打听，终于与她联系上了。
可能是长期与泥土打交道的缘故，她保持了纯朴的本性，但泥土也使刚满六十五岁的她显得比同龄的人苍老了许多。
我们进疆的湘女主要是五一年和五二年，经戴庆媛和朱楚湘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证，五零年和五一年有三千多人，这有花名册；五二年只有统计数字，是四千多人，共八千余人。最大的不过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留下过我们湘女的足迹，只要有团场的地方，就留下了我们湘女劳动的身影。每一片绿洲，包括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水泥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合作总社、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都浸透着我们的汗水。有不少人埋骨天山，长眠新疆。
人家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好多湘女不仅仅是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好多人还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后来，兵团需要劳力，需要人口，他们又动员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种一人来疆牵动全家来疆的情况很多。
宋承莲自己吃了很多苦不说，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接过来了，母亲离开了长沙的生活环境，到新疆来吃玉米渣子，吃土豆白菜，受风沙严寒，最后埋在了新疆。后来，她又动员弟弟从长沙来到了她千作的一四三团。她弟弟一直工作在该团水利战线，是总工程师，一九九四年在指挥抗洪抢险时，不幸牺牲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土称号，也是埋骨天山。
还有吴楚芸，她儿子邹明一九—七六年在支援巴基斯坦时，为抢救战友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她想着毛主席的儿子牺牲在朝鲜而安葬在朝鲜，因此，她没有要求运回儿子的遗体。郭清秀的母亲漆瑞英在九四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后，按她的遗嘱，把骨灰撒在了玛纳斯河。而埋骨天山的女兵仅崔曼琼来疆时所在的分队就有刘益成、王春年、刘国安、童春珍、刘永琴、王丽丽、汤佑芳等。
我原名廖文藻，湖南衡山县人，一九五一年三月入伍，我父亲是醴陵县政府的一名科长，我是他的独生女。
我到部队后，分在二十六师休养所当护士，我是主动要求去开拖拉机的，没想一开就开了二十六年，这在湖南女兵中是唯一的。
不用说，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当家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