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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平时看个头痛感冒的，对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没有。
那你也得进去看看，这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想办法，争取让孩子顺利地生下来。
卫生员红着脸，在地窝子门口犹豫着。
快进去呀！官兵们一见，着急地齐声刘—他吼叫起来。
他没有办法，很难为情地搓着手，打：着脸，低着头，像个罪犯似的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五十名汉子也自动地列好了队。两人抬着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四十八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替上去。头顶是烈日，脚下是大漠，金色的沙子被奔跑的脚扬起来，烈日在头上一闪一闪地晃动。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像不是在阳光中，而是在暴雨中飞奔。
陈康涟躺在担架上，只见太阳不停地晃动着，沙漠不停地从身边掠过，踏起的尘沙刚扬起来，就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虽然剧痛难忍，但她怕自己的呻吟让战士们担心，所以紧咬牙关，坚持不叫出声来。
师医院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应。
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一百四十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完了。
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引得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为了让产妇生下孩子才这样做时，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
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吗？跟我们汽车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死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由于赶了时间，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头颅。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传宗接代是人类天性中的渴望和需要，它不仅仅是一种繁衍。在我们这些荒原垦拓者的眼里，它还蕴含着希望、生存的动力和崭新的开始，以及战胜苦难命运的勇气。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做“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他是怎么把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到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要出生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不为她接生，只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革命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 （或她）都是这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呼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到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六十六岁的汪柏样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她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当她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她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她和自己的老伴住在早年分给她的平房里．屋前种着瓜果蔬菜．周围是绿色的原野，更远处是戈壁荒漠。
“怎么不搬到城里去住呢？”因为许多人退休后都回到了城里，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她说完就哈哈笑起来。
人们说，她喜欢孩子，她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当我请她唱一首歌时，她欣然答应了——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在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最后，她告诉我，她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她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她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她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采访完她后，每当我一看见孩子，就会哼出下面的歌词：
等你睡着了，我要送你一顶花冠，一串花环，你戴上了它多漂亮，上面有星星和太阳，闪烁着明亮的光……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
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那一批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蔼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是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并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光。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已叫不出声音，但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的车篷被拉得更严了，手中那当枪的伞也握得更紧了，好像它真能射出子弹似的。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馒；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地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馒，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我在心里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但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扯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这样的地方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里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要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人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所以后来那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决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衣服也像是从盐水里捞出来又被晒干的，硬邦邦的，难受得很。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麻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吧！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但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苦了很多，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多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走在前。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来。当时分我来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来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一是我入伍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分配年龄，又去上学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十多二十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了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不可能不服从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而文化层次越高，她在行动上越想抗拒这种婚姻，内心也就会更痛苦。
反正，我到学校后，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这块石头自我入伍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在工作中先进。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