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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组是马歇尔实验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很快发现，要达到目的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仍在指挥小型冲突，互相封锁，这危及整个计划的实施。3月1日，特使在周恩来将军、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离开重庆福园，飞往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寒冷笼罩的华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十座城镇，在一连串的考察、欢迎仪式和十五次宴会中忙得团团转。（《时代》，1945年3月25日）
前景似乎一片乐观。马歇尔于1946年3月回国休假。他的归来，被《时代》视为英雄的凯旋。于是，马歇尔成了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时代》的封面人物：
一位大家熟悉的高个子，轻快地走下从中国来的飞机舷梯，满脸风尘仆仆，也洋溢着耀眼的光彩。到这一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前往重庆再返回华盛顿，恰好差不多是三个月。
走向等候着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亲切地吻了两下妻子，再依次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匆匆离去。坐上一辆黑色长帕卡德轿车，向白宫汇报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美国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使命。
他目睹了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备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如今仍处在内战的边沿，他离开时，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战，仍存有希望。他在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国人会——的确是热诚地——感谢他。美国和世界应该感谢马歇尔所从事的相当重要的服务。这是美国的民主力量、原则、威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来作为建设和完善的模式。（《时代》，1945年3月25日）
然而，《时代》的报道也意识到已达成的停战协定，基础是脆弱的。“危机在前”、“挑战在前”，这是《时代》谈及停战前景时使用的小标题。显而易见，卢斯的《时代》仍是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看待马歇尔使命与中国前景的关系。对美国一直充满自信、自傲的卢斯，无疑更为看重美国介入中国事务、影响中国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时代》写道：
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保住中国的胜利。情绪激动的中国民众要求美国的关于中国的政策：一个强大、独立、统一、民主的国家。这一迫切的普遍要求，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妥协，给予蒋介石委员长一个机会来启动政治重建的机器。但中国需要国外帮助——一个伟大朋友的指导、沟通、信心，不应是破坏中国人独立的代价。
三个月来，马歇尔发挥着一个强有力的友人的作用。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在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介绍自己完成的使命——其中只有一个词谈到他个人的作用：
“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寻求全世界值得感激的合作，这一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推动每天的进展以达成协议……他们在成功地……结束敌意……并且目前已决定进行整编军队的事宜，进而重建一支国家军队。他们已同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民主。……”
说到此，马歇尔停顿了，紧张地皱皱眉头，非常慎重地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一定要获得和平——如果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就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努力必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赖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如果中国被忽略，或者，如果一个计划是扼杀她目前的渴望，她的努力就将失败……”
“我非常了解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主要兴趣，但我不敢非常肯定他们是否了解中国，或者说了解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是否了解到中国致力于团结和经济稳定的成功，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中国人民……包括对世界未来的和平都极为重要。”（《时代》，1946年3月25日）
接下来的几个月真的很重要。中国局势很快急转直下，严峻的现实击碎了马歇尔的乐观与期待，更击碎了卢斯以及很多美国人的自信与自傲。当马歇尔于6月重新回到中国时，短暂的停战已经不可挽回地结束了。
按照一般史书说法，内战爆发是以1946年6月26日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原部队成功突围为标志。虽然在马歇尔进行军事调解的同时，美方继续按照抗战期间的协议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军援，并以飞机帮助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要地，这些做法，激怒了中共，也彻底终结了中共与美国的交往。
马歇尔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再被中共视为可以信任的朋友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被蒋介石所利用。《马歇尔传》写道：
共产党责怪马歇尔。9月14日的延安广播攻击他没有反对“加剧的中国内战”，并宣称他的调解已失败。广播还声称马歇尔的威望已降至最低点，甚至他的公正性也成了问题。
10月1日，他对司徒雷登说。他认为国民党是在利用他作为掩护，以继续进攻共产党。那一天，马歇尔致函委员长说，除非找到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他将向总统提议将他召回，美国终止其调停的努力。（《马歇尔传》，第133—134页）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日内返回延安。国共和谈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关上了大门。11月19日，周恩来等乘飞机返回延安。
马歇尔也到了离开南京的时候了。1947年1月8日，他启程回国，铩羽而归。这一天，距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议一周年只差两天。一年的时光，在人们的企盼、乐观、失望、悲观、激昂、兴奋诸多情绪的变化替代中，就这样结束了。
马歇尔个人的政治生涯，却没有因离开中国而结束。相反，就在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他被杜鲁门任命为新的国务卿。
在中国失败而归的马歇尔，却在欧洲获得了成功。1953年，他因在西欧实施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地使战后西欧经济得到复兴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位评奖委员说，这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授予一位职业军人，这样做，不是奖励他的军事功绩，而是奖励他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工作。马歇尔在演讲中说：“对于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一位军人，有相当多的议论。这些议论显然很能影响其他人，但对我则恐怕就没有什么影响……经常摆在我面前的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战争费用的分类账目，支撑它的则是墓碑。这一切激励着我去寻找某种途径或方法，以避免另一场战争灾难。”
这番话，为欧洲而讲，而非中国。
身为在华美国新闻处的官员，费正清见证了从和谈到内战爆发的1946年的中国。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著名中国通和历史学家，他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为历史提供了简要的说明：
1945—1946年我在“战后中国”旅居的九个月，可谓我在战前一种经历。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仰仗着美式装备的国民政府向北方各大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腰缠万贯的政府官员们对华东光复地区的压榨和掠夺。通货膨胀与贪污腐化甚至使得支持国民党的上层社会也发生了动摇。我本希望美国新闻处能为阻止中国的分裂贡献绵薄之力，然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根本没有机会。1946年1月，马歇尔将军曾一度令人惊讶地阻止了内战，但到了夏季，战火又被重新点燃。尽管美国的公众尚不能领悟到这一点，但我们的对华政策确实已遭到了失败。（《费正清自传》，第386页）
费正清说得不错，马歇尔从中国黯然退场，正是美国多年来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标志。
随着1946年的结束，随着马歇尔使命失败，随着中共取得胜利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在政治、外交、宗教、教育、文化、军事诸多领域苦心孤诣经营的一切，它曾经具有的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将化为一片云烟散去。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欲与苏联在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美国，这一次败在了苏联手下。随后，共产党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愈演愈烈，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苏交恶之后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69年，珍宝岛领土之争引发军事摩擦，中苏关系一时间剑拔弩张，中国与俄国及苏联之间存在过的诸多历史纠葛，也于此时重新成为舆论的焦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恢复往来，终于变为了可能。
1972年，尼克松总统历史性地访问中国。在北京机场，他走下舷梯，远远地将手伸向伫立一旁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
此时，距1946年马歇尔的离去，二十六年已然过去。当年被翻过去的一页，又重新打开了。
写于2006年9月，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杜鲁门回忆录》，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联邦德国＇蒂佩尔斯基希著，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编辑、出版，1955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
《走进中国》，＇美＇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马歇尔传（1945—1959）》，＇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China Image In The Life and Times 0f Henry Luce（《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Patrieia Neil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0
结束语
转眼之间两年过去，“封面中国”系列到了歇笔与读者说声再见的时候。
两年里我沿着《时代》封面人物的线索走进民国史，解读民国史。已经完成的部分，是关于1923—1946年的中国。
1923—1946年，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当年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却显得那么难以接近，难以解读。
好在《时代》封面人物为我提供了一个途径。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跨度中，我先后选择了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日本外相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美国史迪威将军、宋子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封面人物为焦点，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我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现实思考放进去，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解读。我希望这一方式，能够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那些人物的兴趣，从而为认识历史提供不同的角度。
目前已完成的“封面中国”系列的历史解读，结束在1946年。这一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我看来，1946年至关重要。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替代；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年，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破裂，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将从另外的层面和角度深深影响中国后来的行程，留下诸多可供思考和描述的话题。
1946年之后的《时代》，依然以它的方式关注着中国。一个个中国重要人物，仍将陆续成为它的封面人物。1947年，陈立夫；1948年，蒋介石；1949年，毛泽东；1950年，毛泽东；1951年，周恩来；……对这些封面人物的解读，将呈现出一部新的历史。
说“歇笔”，自是为了更好地与读者“再见”。我希望当有机会再次以“封面中国”与读者见面时，自己对历史能有更好的把握，更好的解读。
我非史学家，但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
我很欣赏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我想，一个解读历史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角度，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凝固成历史。虽非全部，却是自己独有的一种。
写于2006年9月13日，三十五年前的这个日子，林彪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北京
我所经历的１９７６
袁 敏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