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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后来与毛泽东短暂交谈，后都既不恭维也不巴结。“我告诉他，我们已有几位相互都认识的朋友。”“他吃惊地看看我，紧盯着看，但并不是不友好的那种好奇。他的表示是礼貌地嘟哝了几声。”
周恩来则热情得多。“我们谈得很愉快——从一落座就非常坦率。他说我们近来对他们一直不友好。我说，情况太糟是因为我 们正面对着全球性的左翼宣传。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斗……应我的请求，他说会安排让我与山东根据地的共产党接触。”（《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65页）
随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卢斯得以重返儿时生活过的胶东——那里已由共产党控制。不过，与共产党领袖的直接接触，却没有改变卢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他与自修德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以双方决裂而结束。
不仅仅1945年如此。作为蒋介石个人的好朋友，卢斯从抗战期间一直到1967年去世始终坚持着“冷战”立场，几乎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习惯于从维护蒋介石利益的立场来看待1945年的历史。1966年，卢斯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部未完稿的著作中，仍然重申他的观点，即当年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是错误的，并且以投掷原子弹来实现这一投降也是美国的错误。卢斯这样说：
中国在战争尾声中的局势相当怪异，从未被描述过。当战争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结束时，蒋介石和他的军队还在重庆和中国西部（比方说在美国的丹佛和落基山脉），日本人占领着从寒冷而富饶的满洲平原到南方整个中国东部温暖的稻田密布的地区。中国东部包括整个长江流域和几乎所有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它拥有中国最繁荣、最现代化的部分。在那里有一百万日本军队。所有日本军队都向蒋介石投降——即是说，向他派往不同地区的代表投降，也向蒋的一些游击队的指挥官投降，他们坚持了八年战争。
这一相当奇怪的局势，也许只适于在历史的诸多“假如”中做一简要而生动的描述。如果美国没有向广岛扔下原子弹，中国在1946年夏天的局势可能会截然相反。到此时，蒋介石拥有的获胜的军队，可能会控制整个中国南方，上海、南京和全部长江流域
如果原子弹没有扔下，如果为麦克阿瑟和攻占日本制定一项完善的计划，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随后的占领会从中国大陆开始。1945年9月、10月，在中国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团，会率先快速出击．直奔广东。它会大奏凯歌。随后．在当年冬天，在广东周围重新集结，委员长会向北方进军，占领长江流域，如他在二十年前做过的一样。如果日本人在1946年春天投降，蒋介石会处在可调遣军队前往北京和满洲的有利位置。他当然仍会面对毛泽东的难题。但他会完全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来处理。
我这里并不是说，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下，一切都一定很美好。但是，蒋介石会有机会。并且我认为他应该拥有这一机会。（《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34页）
在历史巨大存在的无情映照下，卢斯晚年的假设从他的角度也许有逻辑性，但不免显得苍白无力，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固执者的一厢情愿。
回到当年。卢斯逗留中国期间，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国共两党领袖举行的重庆谈判。早就存在着的国共内战威胁，能否因抗战胜利的到来而得以缓解，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热切期盼。
希望暂时存在着。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经过四十三天的漫长谈判，国共达成了和平民主建国共识。一张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酒会上碰杯互敬的照片，在这一时刻，让人欢呼，让人庆幸。《时代》（1946年3月25日）发表这张照片时，写了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和蒋，此次努力几乎史无前例。”
外患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内忧，踏上和平、统一、强国之路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职业外交家为之振奋的大事？顾维钧此时远在伦敦，他见到了从重庆抵达伦敦的中共代表邓发，邓发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由此可见，中共领衲们已经在预想着如何扮演未来外交的角色了。
从邓发那里，顾维钧率先知道了重庆谈判将会取得成功的消息：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因素。邓发，中国共产党出席巴黎职工大会的代表，在1945年9月30日（星期日）从重庆到达伦敦。他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据邓说，毛要他告诉我，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庆会谈会成功，中国的团结将得到维护，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宽心。显然．他们注意到，我有促进团结的愿望，特别是他们听到我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我对邓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他们的消息，因为每一个人，包括外国友人在内，都渴望看到我们的统一、民主和繁荣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建设好，以便能够面对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作为一个主要强国作出充分的贡献。
10月11日，重庆宣布国民党一中国共产党谈判的结果。（《顾维钧回忆录》，第611页）
一切却变为虚幻。尽管《双十协定》签署，国共两党之间的武装摩擦仍不时发生，内战的威胁依然存在。如同抗战期间一样，美国又一次出面了，试图如抗战期间一样发挥其左右国际局面的作用。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已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的中国；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处在绝对劣势；1945年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了勃勃生机。同样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试图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美国，这一次，真的走进了死胡同。
1945年11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纯粹是由于美国职业外交人员与国务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对华政策紊乱所致，他当即宣布辞任。（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年多以前，赫尔利事先未予通报突然飞抵延安访问，引起爆炸性轰动；这一次，他又表现出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极具爆炸性地把美国与中国内战危机的关系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二天，11月28日，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马歇尔，在家乡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电话。杜鲁门委任他出任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冲突。两天前——11月26日，五星上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刚刚辞去军职回到家乡，准备享受退役后的安逸。
在杜鲁门和不少美国人看来，包括《时代》在内，马歇尔也许是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最好人选。马歇尔熟悉中国，早在1914年就来过中国。1927年前后，他曾在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担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马歇尔结识了史迪威，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则以主张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而著称，最后被蒋介石排挤而走。由马歇尔这样一位与共产党有着特殊渊源关系，同时又代表美国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国执行调解使命，杜鲁门显然不是匆忙间做出的草率选择。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临危受命：
马歇尔刚刚享受退休生活，就被华盛顿召回去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去年十一月，一天，他在利斯堡庄园里快乐地修剪树木、灌溉甜玉米、平整庭院，此时，杜鲁门总统打来电话，因受到暴躁的赫尔利大使辞职的困扰和巨大压力，总统问，将军能否暂停其收入丰厚的退休生活，到中国去从事一项紧急工作？将军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还有一半未来得及打开的行李。十天后，他就在前往重庆的路上了，那是距利斯堡一万两千英里远的地方。（《时代》，1946年3月25日）
马歇尔前往中国，自然首先是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关于这一点，《时代》讲得非常坦率与明确：
在其他各地，民主和美国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与他们的敌人处在僵持状态。在东欧，美国的影响已经结束。被占领的德国，陷入四大强国的矛盾造成的困境之中。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不得不度过了为时一年混乱的“和平”，西班牙仍是令人头痛的棘手问题。甚至美－英关系，也因为英国偿还贷款事宜而争吵不休。在美洲，庇隆已成为华盛顿的对立面；在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争取自由而不懈斗争的人民，正在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因为，美国已明显是在与他们的统治者合作；俄国的力量增强了，但以上情况的产生，并不都与莫斯科有关。
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表现出坚定不移和行之有效，世界就只能得出幻想破灭的结论，即美国民主不是一种可供出口的商品。
马歇尔极为关注这一危机。去年十月，在辞去军事首脑职务后的告别演讲中，他问道：“难道我们要逃避胜利的责任吗？……难道我们还要把这次大战前弥漫着的国际间的不信任．重新又请出来？”对自己提出的热情洋溢的问题，他作出响亮回答：“我们不能浪费这个胜利……”（《时代》，1945年3月25日）
马歇尔走来了。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阅读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摘要。这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来的。整理者是曾任《时代》驻中缅印、南太平洋和欧洲等战区的记者詹姆斯·谢普利。征得卢斯同意，谢普利这一次与马歇尔同行，并担任新闻秘书和写作组成员。这是《时代》与马歇尔中国使命的一个特殊关联。
马歇尔希望“不能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美国的影响力和民主扩大到远东，可是，他的这一次中国之行，最终将证明他的一切想法与努力，不过是浪费。
六 一页历史，已然翻过，又如何打开？
马歇尔抵达上海是在1945年12月20日。他先到南京，再到重庆，在那里负责主持国共之间的军事停战会谈。
1946年正在走来。这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美国试图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努力宣告结束，全面内战无法遏制地爆发。国共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已经延续二十多年，到这一年走到了最后摊牌、全面较量的时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即将失败的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则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是1946年拉开了时代更迭的序
在这种关键时刻，马歇尔走进了中国。“他面临着考验”——《时代》说得不错。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工作程序：
实验的考验是关于军事停战的会谈。会谈时，马歇尔特使担任主席和调解者。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将军．共产党的经验丰富的第一号谈判高手：他的右边是张群将军，政府方面思想进步的四川省省长。关于军队重建的会议期间，这一安排略有变化，随后马歇尔只作为顾问入座，周将军代表共产党发言，曾担任过蒋介石委员长助手的张治中将军替代为政府代表。（《时代》，1945年3月25日）
在《时代》记者的笔下，马歇尔有时表现得十分从容，所提供的生活细节，呈现出当年历史动荡的另外一面：
在谈判期间，特使上街散步，或者攀登重庆陡峭的台阶。有时，他还会驱车前往梯田，在那里，一个远离自己土地的乡下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一种好土壤。
在晚上，喝上一杯茉莉花茶或者一杯老式波旁威士忌，特使就开始仔细琢磨一天来的进展。穿着拖鞋、睡袍，他坐在书房兼卧室里的书桌前，两张马歇尔夫人的照片在安慰地看着他。然后，他向华盛顿起草报告。
一天晚上，他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时，他发现了一段文字对他的实验有帮助。第二天，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与会人员，都拿到了一份翻译好的文字，前面还有他写的一个短序：“下面是向制订宪法的制宪会议所做的演讲。演讲者是富兰克林，当时他已有八十二岁。”
“当你们召集一批人……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错误意见，他们的地方利益，乃至他们的自私观点。这样的东西汇集起来，如何能期待实现一种完美呢？……”（《时代》，1945年3月25日）
从报道看，马歇尔最初的中国之行，似乎进展顺利。马歇尔的军事调解在1946年1月上旬取得具体成果。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1月10日，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出席签署停战协定仪式。当张群代表国民党在协定上签字时，马歇尔与周恩来一右一左站在他的身后。他们低头注视张群的笔尖移动。一张三人的合影，留下维系和平的这一瞬间——美国介入国共冲突扮演调解角色的最耀眼、也是最后的时刻。
新年伊始的乐观，中共与美方人士关系的融洽，在费正清的回忆中可以找到佐证：
1946年1月，谈判似乎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时，重庆的中共代表举行了一次宴会，他们为美国新闻处安排了两桌酒席。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坐在另一桌。酒过三巡，我们都感到有些情不自禁，周恩来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随后也跟着唱了起来，叶剑英拿着筷子，在桌边和杯子上敲起了节拍。几次祝酒干杯之后，他们唱起了延安歌曲，我们也唱起情绪激昂的曲子，大多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歌——现在的音乐有些过于甜蜜、过于轻柔，或者说过于伤感了。周夫人（她喜欢用自己的姓名，邓颖超）穿着长裤，显得非常简朴，非常迷人。（《费正清自传》，第378页）
据《马歇尔传》所述，刚到中国的马歇尔曾受到国共双方的信任，特别是中共方面人士，与这位当年极力支持过史迪威的人关系颇为融洽。更为重要的，马歇尔得到了中共希望与美国交往的信息：
马歇尔应双方请求，动手——如他所描述的——“起草一个全面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其禁例和各种规定类似我们（美国）的民主体系下的军队，然而又是适合于中国，针对中国各地军阀的威胁和地方官员的不稳状态的。”经过同国民党的几次会谈后，他们同意马歇尔拿这个计划去同周恩来讨论。周飞往延安请示，回来报告说毛泽东准备在过渡阶段根据宪法同国民党合作。他又说他的党虽是社会主义的，但认识到目前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此刻应该实行美国模式的政治体系。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说“要把美国的政治体系、科学和工业化介绍过来，要把自由个体经济规划下的土地改革介绍过来，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中国的繁荣与和平。”据周说，毛深信马歇尔是公正的，愿意同美国的方案合作。当问到有消息说毛要访问俄国时，周笑着说“恰恰相反，他非常想去美国，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传》，第98页）
马歇尔的回忆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但至少为我们认识当时局势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代表国民党参加谈判的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到马歇尔有一次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份有利于共产党的草案：
会议从2月14日开始到2月25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因为周对这一草案所提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其中最关重要的三点，其原文如下：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就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尚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张治中回忆录》，第739页）
刚开始采取这种欲缓解双方对峙措施的马歇尔，尚能一度获得中共的理解与信任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偶有冲突，但军事协调部的工作还是在进行中。
马歇尔抵达重庆十九天后，政府和共产党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六个星期后。他们签订了整编军队的正式条款（在十八个月内从三百个师缩减至六十个师）。但是，没有任何人比特使更能明白，一项高层次的政治意义上的原则性条约，如果不能在低层次的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就将毫无意义。他推动落实在北平建立军调部的想法，由它派出政府、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调查组，负责监督停战的落实。
实地调查组是马歇尔实验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很快发现，要达到目的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仍在指挥小型冲突，互相封锁，这危及整个计划的实施。3月1日，特使在周恩来将军、张治中将军的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