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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创新在衰退?-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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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最突出的一项创新是它的网站,如今,该网站每天可运输100万件包裹,跟踪量超过500万件。它为联邦快递节省了数百万美元,有了它,客户再也用不着费时间费工夫等着电话接通客户服务代表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利用网站的交互功能贴近客户似乎很平常。但在1994年,公司刚刚注册这个域名时,此种做法远未流行开来。那时候,大多数网站只不过相当于企业的宣传册。联邦快递是第一批不落窠臼的商业公司。诸如亚马逊、雅虎、eBay、谷歌、Facebook和Linkedln等利用互联网开发新业务和客户应用方式的企业,我们如今已经习以为常。但互联网的最初用户大多是学术研究人员,他们主要是在寻找一种能快速、大范围分享信息的途径,他们可不喜欢“商业化”的网站。
  在1994年的一次将来技术发展概要报告会上,SUN公司的共同创办人、技术前瞻领袖比尔·乔伊(BillJoy)用了大半天的功夫谈论互联网的衍生物,以及瑞典“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开发的一种叫做“万维网”的新技术。离开会场时,联邦快递的首席信息官罗勃·卡特意识到,公司必须展现在互联网上,但具体采用何种形式展现,他还无法确定。于是他找到IT创新总监麦利·艾因沃斯商量。
  艾因沃斯素来热心最新技术,他飞到硅谷到斯坦福学习网上编码的HTML语言。他带回了一套“马赛克”(Mosaic)软件,这是第一代最好用的网络浏览器,由当时还在伊利诺伊州大学就读的大学生马克·安德森(MarcAndreessen)开发。艾因沃斯寻思,访问联邦快递网站的客户,肯定不想光看看公司服务的广告,所以,他在网站上加入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写着“请输入单号查询包裹。”只要公司把网络软件跟后台数据库连起来,客户靠着浏览器就能查到包裹的配送情况,再不用打电话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2章 创新生态系统(6)
这种新的业务方法很快靠着口碑传遍了整个公司。联邦快递的网站上可以跟踪包裹单号的消息,如野火般在粗具雏形的互联网上蔓延开来。“仿佛是一夜之间,公司就建立起了很好的名声,”卡特说:“它省钱、灵活。它的好处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很快获得了客户的认可。”
  网站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艾因沃斯的预期。如今,使用网站的客户比打800免费查询电话的还多。它成了面面俱到的业务接口。没有坚定的创新核心价值观、没有生态系统中各群落之间的紧密联系,联邦快递不会那么早就投入网络的怀抱。
  融合未来
  上述组织不仅展现了生态系统中每一群落的重要性,亦说明群落之间形成正确的问题、知识和技术循环能带来多强的动力。接触实际数据造福了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实验室源源不断地提出观念、培养能人则保持了私营产业的蓬勃生机。
  通常,开发在应用上别具创新性的产品,研究是其灵感之源。但终端用户往往能找出开发人员想都想不到的用途,而研究,又源自理解当前产品如何运作的热情。“发动机的最初开发者们,大部分并不晓得热量与机械能量之间的关系。”已经退休的惠普副总裁约尔·贝恩鲍姆说,“可随着热力学的逐渐完善,发动机效率不同的原因得到了解释,发动机的设计亦有可能得到极大的改进。”
  组织需要有能力在生态系统三大群落间搞翻译工作的人。搞先进技术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为研究与开发群落架起了重要的桥梁。要从远景研究中提炼所需信息,开发人员恐怕没有时间、不具备相关的知识,或是没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此外还需要为资源在应用与开发群落之间架设桥梁,也即寻找能探查新技术或新产品性能,并研究其对组织潜在影响的人。
  诚然,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制药公司与医生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能源公司资助相关学术研究也显得有点鬼祟的动机,但我们不能因此阻碍生态系统中各个群落间信息的自由交换,因为畅通的信息能为创新带来协同效应。
  培养创新氛围
  正如植物生长需要阳光和水源,可持续创新需要适当的领导、资金、政策、教育和文化。
  企业、政治和个人领袖对生态系统均有影响。对任何组织来说,培养创新最终都属于最高层的责任。“我必须保证我们是一家有创新空间,而且奖励创新的公司。”迪士尼的CEO鲍勃·艾格(BobIger)说:“一家知名大企业仍然能够创新。领导层不仅有义务弄清怎样才能创新,还有义务保证创新的开展。公司领导和董事要把变革的能力注入组织,向所有员工传达一种共同的使命感。”
  国家领导人对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政治家通过法律规章影响着日常业务流程。他们控制着与教育制度、研究群落息息相关的资金和政策。“国家对研究的投资大小,决定着该国未来二三十年的产业循环。”思科董事长兼CEO约翰·钱伯斯(JohnChambers)说。
  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媒体要负担起培养、鼓励下一代美国创新家的责任。身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做出表率。
  竞争资金可以激发出创新者的最大潜能,但要是资源太过稀缺,也会造成反作用。资金的数量大小和分配方式同样重要。对长期项目来说,资源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极为关键。“为开发互联网,政府提供了将近24年的资金。这真是非同寻常的好事。”现在谷歌从事互联网宣传推广工作的文特·瑟夫说:“源源不断的资金造就了奇迹。”如果资金靠不住,创新家和领导者们可能会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筹资,搞实际工作的时间就少了。科研补助、创业风险投资,大型组织的内部资金,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求项目频繁展示进度,会使得工作人员着眼于短期考虑。
  联邦和各州政策对生态系统有着突出影响。法律、证监会条例、诉讼规则、医疗规章和税务政策,都影响着企业有效创新的能力。
  教育同样重要。人人天生都具有创新潜力。好奇、思想开放、信任、耐心都是孩子的天性。12年的义务教育和之后的高等教育,既可以发展这一天然创新精神,也可以扼杀之。高等教育的素质和普及程度,影响着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人才库。
  宏观文化背景对我们的变革能力亦有重大作用。美国梦为美国的创业家精神和创新意识奠定了基调。组织和国家的潜在价值观也对创新核心价值观起着巩固或消融的作用。
  这些环境因素的复杂变化,把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推离了平衡状态,对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威胁。应该接受“美国的经济力量处于衰退之中,我们无能为力”的看法吗?我们能以为这种变化无非是市场力量左右下的循环,把它交给资本主义制度去处理就行了吗?不行。要重建平衡,需要所有人的努力。社会和组织必须从底层逐一解决问题,敦促立法者挑起相关事务的担子。
  我们必须思考企业创新和政策决策创新的结果。如若不然,美国有可能彻底丧失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同时丧失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首先,我们务必理解自己是怎么实现今之地位的。数十年来,我们的产业界、政府机构和大学生产了无数令生活面貌焕然一新的产品与服务,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这样一个敢于把人送上月球、创造了全球通讯网络、破解了基因代码的勇敢国度,是怎么出现的呢?
   。 想看书来

第3章 灵感的创新(1)
灵感的创新
  几年前,我曾跟爸妈带着儿子参观了硅谷计算机史博物馆。第一部分展区陈列着最早期…也就是我爸妈事业开始的时候…使用的计算工具。我是听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故事长大的,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和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vonNeumann)在那儿合作,他们所在的团队开发出了第一套可存储程序的计算机。
  摆在我面前的便是冯·诺伊曼最初的真空管系统,以及其他受诺伊曼结构启发制造出来的早期机器。这套结构,迄今仍影响着计算机的设计方式。按今天的标准,第一套大型主机…我父亲参与了设计…连计算器都算不太上,可它占地1000平方英尺,差不多有半个网球场大。
  看到一半,便到了20世纪70年代…小型机时代,我自己的网络事业从这里展开。首创于1948年的晶体管,取代了耗电的庞大电子管。1958年诞生了集成电路,一块硅基上就能容下多枚晶体管。这些创新使得计算机缩小到了冰箱那么大。在集成电路的基础上出现了微处理器,为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如AppleII和Tandy公司的TRS80(我们曾用它为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大桥通信”写商业计划书)提供了动力。
  接着我们漫步来到高度成熟的个人电脑和工作站面前,就是它们点燃了家用电脑革命,创造了在线世界。最后的展台是便携电脑和笔记本,儿子大卫和朋友们早把它们看成了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些轻薄圆润的机器,运算能力强大得超过了父亲和同事们在50年代的想象。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惊讶于20世纪后半叶不可思议的创新水平。把一间办公室或地球上不同位置的多台电脑连成网络,为通信领域带来了蓬勃的活力。有了廉价高效的光纤和互联网,寻常的消费者得以享受到这些进步,计算、通信和消费电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这一创新的黄金时代不光出现在计算和通信领域。抗生素和疫苗的广泛使用,为医学世界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DNA和基因的发现,创造了生物技术这个全新的行业,生物技术又为开发、测试新药带来了更多有效的方法。新型食品添加剂提高了食品的产量,延长了食品的保质期,还为科学家研究它对健康及环境的长期影响创造了机会。
  天文学领域的进步,让我们对太阳系、脉冲星和黑洞的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石油逐渐成为关键的动力源,并为整整一代的合成材料,如塑料、溶剂和清洁剂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加深了对地震、天气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到技术及人类行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地球学亦得以进步。
  无尽的战线
  20世纪中期,美国的新观念新技术层出不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其中有什么奥妙呢?奥妙的确有:询问、冒险、开放、耐心与信任的核心价值观经由国家领导的培养,改造了我们的文化。
  从雷达到量产青霉素到原子弹,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决策。科学家和工程师得到了美国领导者与人民的一致尊重。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大量新发明…如互联网…不仅造福了军队,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在硅谷等地,风险投资和创业群落的出现把想法变成了改变世界的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威胁,使得美国把科学放在了首要地位,也为招募科学界人士集体工作提供了动机。但光有动机还不够,还需要愿景和坚持,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博士就是这两个特点的化身。20世纪初他还在塔夫斯大学当青年教授的时候,就跟人合办了一家电子管公司,后来又设计了数字电脑的前身…机械计算器。 。 想看书来

第3章 灵感的创新(2)
战前,美国政府对鼓励科学和技术并不是特别重视,但当面对跟纳粹斗争的挑战时,罗斯福总统向专家们寻求帮助。他让布什博士负责新设的科学发展研究局,协调战时平民科学家与军方的工作。因为害怕德军赶在盟军之前开发出原子弹,布什博士发起了曼哈顿计划。
  博士对创新的贡献对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他采用新的办公方式,跟全国各行业及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建立起了联系,并由此创造出鼓舞了整整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机会。我父亲就是在军队服役时接触无线电技术的,母亲则曾在一家测试真空管的民用工厂工作。这些经历促使他们继续在学业上深造,最终踏上科研道路。
  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签署了《退伍军*利法案》,对有志接受教育或技术培训的退伍军人提供经济帮助。1947年的大学新生49%都是退伍兵。到1956年,将近800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在权利法案的资助下接受了高等教育。
  布什博士有两项提案在科学界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1945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诚如所思》(AsWeMayThink)一文,从机器赋予人类高效管理信息的能力入手,讲述了他对机器加速人类思维开发的愿景。他从理论上勾勒了一种叫“扩展存储器”(Memex)的设备,说它能自动跟踪用户在多媒体库中的动作,就好像在森林里顺着撒有面包屑的小径走路一样…或类似于现代网络浏览器里的书签。(“扩展存储器”后来为CERN的研究员蒂姆·伯纳斯·李,也即万维网之父,提供了关键灵感。)布什博士还写了一份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
  要想发挥作用,布什博士的想法还需要来自政治上的有力推动。他成功了,因为他有着创业家为新办企业寻找资金支持的那股子毅力。他说服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宣布由科学发展研究局率先发起一场全国性活动,在学术界和私人产业界招募数千名科学工作者,“用于将来的和平年代,改善国家卫生服务,创造新企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提高国家生活标准。”
  罗斯福让布什博士把眼光再长远些,“思想的新战线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白宫写道,“倘若我们依靠这场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全国注入的愿景、胆量和动力去开拓它,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分的就业,更圆满的人生。”
  布什博士的回信发表于1945年7月,为全国定下了新的基调,展现出这样一幅长远景象: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与工程为美国带来的价值。
  《科学…无尽的战线》一文中的主题,迄今仍然成立:科学进步是对抗疾病、提高国家安全、改善公共福利的关键;我们必须保证科学人才的充足供应;战时完成的研究需要交托给公众,让产业界和学术界作进一步完善。他对基础研究的看法…由应用研究和开发分别提供资金…本身就应当视为一门学科。战后年代,它成了联邦创立NASA等新政府机构、发展现有机构时的指导性政策原则。
  1946年,原子能委员会接手了源自曼哈顿计划的深远研发工作。国立卫生研究院扩大了对非联邦科学家的支持,不到10年内,项目资金规模从400万美元提高到了1亿多美元。它还拓展了研究范围,纳入了精神疾病和心脏病等新领域。1950年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它以推动所有科学及工程领域(不含医学)的进步为己任,鼓励学术研究,为全国范围内从事研究工作的个人及机构提供资金。

第3章 灵感的创新(3)
1957年10月,一颗不祥的新星出现在美国上空,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跟踪到它的轨迹…它就是苏联发射上天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1号”(Sputnik1)。“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携带卫星的火箭,可我们却做不到。”美国的第一位女宇航员萨利·莱德(SallyRide)说。她现在是“萨利·莱德科学公司”的CEO,专门开发提高儿童科学兴趣的程序。“突然之间,我们丧失了技术优势。所有人都意识到,要是俄国人有了能送卫星上轨道的火箭,他们也能用它承载核武器攻击美国。这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心智。”
  美国人的反应不仅是赶紧造一枚更大的火箭出来,还增加了对多个领域研究的资金支持(这也是布什博士愿景造成的部分结果)。太空竞赛的兴奋感激发了一代年轻人的想象力,后来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了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投资国家的未来,显示了增加科技人才的决心。《国防教育法》划拨了大量学生贷款,支持科学、工程、外语研究。它还提供了设备采购资金,为研究生发放国防奖学金。
  1958年,国防部创办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重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避免碰到更多像“旅伴”一类的意外状况。阿帕的使命是资助高风险的长期研究,以大型项目和系统为重。那年不久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正式建立航空航天局(NASA)。迈阿密和杰克逊维尔两座城市之间的海岸线…卡纳维尔角火箭发射站址,肯尼迪太空中心后来也坐落于此…顿时一片忙碌景象。
  1961年,约翰F。肯尼迪入住白宫。那年5月,他在国会做了一次划时代的讲演,提出了一项激励人心的挑战:“我相信这个民族能够齐聚一心全力以赴达成这个目标,十年之后,人类将乘坐宇宙飞船登陆月球并且安全返回。没有任何一个太空项目能够超越它对人类的影响,超越它对宇宙远程空间探索的重大作用,也没有一个太空项目开发如此困难而且花费如此昂贵。”
  1961年,一种叫“萨立多胺”(Thalidomide,也曾译作“反应停”,用于减缓孕妇的妊娠反应)未经充分测试的新药仓猝上市,造成欧美地区1万多名孕妇产下畸形胎儿的悲剧。为应对此事,FDA加强了对审批新药的控制。1962年,美国通过了《药效修正案》,要求制药公司必须证明新药既有效又安全。修正案还新增了知情同意、披露副作用的规定,严格管理临床试验。
  这是一个恰当管控有助于创新的例子。由于FDA确定了标准,医生和患者们不再害怕尝试新药。“修正案说,要是你想在美国销售一种药品,你必须提供科学证据,证明你的药做过足够的试验,它确实有效。”FDA前专员大卫·凯斯勒说,“数十年来,美国的制药业展开了全世界最为激烈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
  面对世界大事,美国的领导者们正确地评价了科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他们高瞻远瞩,不光口头表态,还以实际行动鼓励、资助发明发现。他们懂得,研究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这为研究奠定了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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