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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勒虽然厌恶离婚，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这种措施相当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这时，陪审团尚无消息，他们已经审议了一刻钟。
我们在走廊里找着了布齐，把离婚诉状的复本、基普勒刚刚签发的命令以及传票统统交给了他。他事先已经同意到克利夫·赖考上班的地方把离婚案的文件送给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齐，办事的当儿不要让那个小伙子太难堪。
我们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时。德拉蒙德和他们那帮手下人缩在一边，我、戴克、库柏·杰克逊、赫尔利以及格伦菲尔德则呆在另一侧。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几位穿着黑西服的高级主管和他们的律师们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昂德霍尔、阿尔迪和洛夫金坐在后排，面色阴沉，他们正在等着消防队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饭送进陪审员室。基普勒打发我们出去吃中饭，可以等到一点半再回来。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点儿也不想吃饭，于是我便开车去鲁宾的住处接凯莉。她独自一人。离开家时，她既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化妆品，现在就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运动衫，脚上拖着一双借来的运动鞋。她走路时一跛一拐，痛得厉害。我扶着她上了车，托起她的双腿，让她转身坐正。她咬紧牙关，不叫也不哼。在阳光下，她脸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肿块颜色显得更深。
我们驶离公寓时，我发现她在东张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会突然跳出树丛向她猛扑过来。“这个东西是刚刚才交出去的。”我说着把离婚诉状给了她。她把它凑到眼前看着。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车流中穿行。
“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呢？”她问。
“差不多就是现在。”
“他一定要发疯了。”
“他早就疯啦。”
“他一定会追踪我们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个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别担心，我有一支枪呢。”
收容所房子很旧，上面又没有标记，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并无区别。门前的草坪很宽很深，围着一道浓密的树篱，挡住了邻居们的视线。我在车道尽头刹住车，把车停在另外两辆的后面。我让凯莉留在车上，自己下车敲响了一道边门。从门上装的内部通话的扬声器传出了一个声音，问我姓名，要我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户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后院的木头栅栏足有8英尺高。
门开了一半，一个粗壮的年轻女子瞪着两只眼睛瞧着我。我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可我在法庭上与对手已经较量了5天之久，此刻显得很不耐烦。“我要找贝蒂·诺维尔。”我说。
“我就是。凯莉她人呢？”
我用头指了指车。
“把她带进来。”
我完全可以十分轻松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腿肚上受的伤实在碰不得，只好让她自己慢慢走。我扶着她一寸一寸向前挪，过了走道，跨进门厅。我觉得自己搀扶的好像是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贝蒂微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大概算是办公室。我们和贝蒂在一张桌子两侧分别坐下。早晨我们和她通过电话，她想看看离婚诉状。在她阅读这些文书的当儿，我和凯莉手拉着手。
“你原来是她的律师呀。”贝蒂说，眼睛却望着我们握着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准备何时再去看医生呢？”
“过一个星期。”凯莉说。
“那么目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治疗啰？”
“不。”
“吃药吗？”
“就吃几颗止痛片。”
几份文书她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款和为凯莉交纳的第一天的费用。
“我们不是注册的正式收容所，”贝蒂解释道。“仅仅是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受虐待妇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开的，业主本人也是个受虐待的妇女。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这样下去。你们二位同意保密吗？”
“当然。”我们一起点点头。贝蒂把一张表格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签字。
“这没有什么不合法吧？”凯莉问。考虑到这里颇为神秘的气氛，这是一个问得十分恰当的问题。
“不合法倒说不上。他们最多让我们关门大吉，那我们就搬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4年了，谁也没有来找过麻烦。你们知不知道在这儿最多只能呆7天吗？”
我们知道。
“你们得为以后住的地方，早点儿着手准备呀。”
我希望她以后就住到我那儿去，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呢。
“这里住了几位妇女？”我问。
“今天是5位。凯莉，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里面有独用的卫生间。伙食不坏，一天三餐。你可以在你房间里吃饭，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进餐。我们不提供医疗和法律服务。我们不商量不开会。我们提供的是爱心和庇护。你在这里非常安全。谁也不会找着你。我们还有一名带枪的警卫呆在附近呢。”
“他可以来看我吗？”凯莉用头指着我问。
“我们准许每次一人来访，而且每次来访都必须经过批准。先打个电话来取得同意；来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有人跟踪。不过，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在此过夜。”
“那没有关系。”我说。
“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得领凯莉到处去看一看了。欢迎你今儿晚上来看凯莉。”
我明白她的暗示。于是我向凯莉告辞，并且保证晚上再来看望。她要我买一块比萨饼来，今儿晚上毕竟是周末之夜嘛。
我驱车离开时，我觉得仿佛已将她转入地下。
克利夫兰一家报纸的记者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截住了我，要跟我谈谈大利公司。我知不知道俄亥俄州的首席检察官据说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我无可奉告。他跟着我走进法庭。戴克独自一人坐在律师席，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另外一边谈笑风生。看不见基普勒的人影。人人都在等待陪审团做出裁定。
布齐把离婚诉状送交克利夫·赖考时，他正下班准备去吃中饭。赖考骂骂咧咧，出言不逊，可布齐并没有退缩。正当他拉开架势准备和他大吵一场时，赖考却匆匆开溜了。传票上有我的大名，所以今后我得多多留神。
在将近2点钟的时候，人们陆续走进法庭。布克也大驾光临，和我们一起坐在原告席。库柏·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一顿中饭吃了很久，而且还喝了几杯，如今也已返回。那位记者坐在后排，谁也不想理睬他。
关于陪审团对案子的审议已是议论纷纷。如果迅速做出了裁决，那么在本案这样的情况，裁决该会对原告有利。如果拖延时间迟迟不决，那就意味着陪审团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陷入了僵局。我听着这些无根无据的猜测，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坐在位置上。我走到走廊上喝了几口水，接着走进洗手间，最后又走到快餐部。这样走动要比在法庭里呆坐感觉好得多。我肚子里在猛烈翻腾，心脏像活塞一样激烈跳动。
布克比谁都更了解我，他陪我一起走动。而且他和我一样紧张。我们沿着大理石铺成的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只是在消磨时间。我们只是在等待。在心情骚动不安的时刻，有朋友站在身边，这太重要了。我感谢他的光临，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一时刻的。
到了3点半钟，我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做出这一裁决，可以说像扣篮一样简单。挑出一个百分比，按按计算器，结果不就出来了！也许我是太自信了。我想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数额是低得多么可怜。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统计数字，变成另一个证明孟菲斯的律师应该见好就收，拿到一笔钱就把案子和解了结的例子了。时间在令人痛苦地慢慢地过去。
我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在喊我。那是戴克，正在法庭门口处朝我拼命挥手。“哦，我的上帝！”我叫道。
“沉着点儿，”布克对我说。我们两个几乎是一口气奔到了法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迅速做了一个祷告，一脚跨进法庭。德拉蒙德和他的4个手下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位置上。多特独自坐在原告席。人们已经全部入座。在我走过栅栏门，坐到我的委托人身边的同时，陪审员们也在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陪审席。他们不动声色。他们坐定以后，法官大人开口问道：“陪审团是否已做出裁决？”
陪审团团长、那位年轻的黑人大学毕业生本·查恩斯答道：“我们做出裁决了，大人。”
“是否按我的指示，将结果写在纸上？”
“是的，大人。”
“请起立宣读裁决。”
查恩斯慢慢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的那张纸，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在微微抖动。可我的双手抖得更剧烈。我呼吸急促，头晕目眩，我觉得很快就会昏厥。但多特却很镇静。她在这场较量中已经击败了大利公司，对方已经在法庭上公开认了错。对她来说，别的都无足轻重了。
我打定主意，无论陪审团裁定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板着面孔，不流露出任何感情。我朝左侧飞快瞟了一眼，发现那5位被告律师采取的是同样的战术。
查恩斯清了清嗓门，大声朗读道：“本陪审团兹做出有利于原告之裁决，原告获取实际赔偿金额为20万美元。”停顿。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手上的那张纸。到目前为止，尚无惊人结果。他又清了清嗓门，说道，“同时，本陪审团做出有利于原告之另一裁决，原告获取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为5000万美元。”
有人从我身后发出一声惊叫。被告席上的诸位全都目瞪口呆，无法动弹。全场一片寂静。在炸弹落到地面发生爆炸以后，要等最初的惊吓消逝，人们才会大梦初醒似的迅速寻找伤口。如果发现没有被弹片炸伤，那才有可能继续呼吸。
我确确实实在拍纸簿上记下了这个数字，只是写得歪歪扭扭，字迹无法辨认。我竭力忍住了笑声，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干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纵身跳到桌子上，像一个疯狂的橄榄球运动员在球门区那样旋转扭动。我想冲到陪审团席，去亲吻每个陪审员的脚尖。我想绕着被告席趾高气扬地兜一圈，对他们冷嘲热讽一通。我想跳上审判席，热烈地拥抱狄龙·基普勒。
可我纹丝未动，只是对我的委托人轻轻说了一句：“祝贺你。”她没有吭声。我抬头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检查书记员刚刚呈交的书面裁决。我的目光移向陪审团，陪审员们大多在望着我。此时此刻，我当然再也无法继续板着脸，我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道谢。
我在拍纸簿上画了一个十字，十字下面写下了一个名字：唐尼·雷·布莱克。我闭起了眼睛，在脑海中回想我喜欢的他的那个形象。我仿佛看见他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场内的棒球比赛，一边吃着爆玉米花，一边仅仅因为能来到这里而发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头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湿润。他死得好冤！
“裁决适当，无可挑剔。”基普勒说。非常适当，我要说。他向陪审团致词，感谢他们尽了公民的义务，告诉他们下周将给他们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报酬，请求他们别和人谈论本案，最后说他们现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导下，他们最后一次列队走出法庭。我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此时此刻，我真想给他们每人整整100万。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继续板着面孔。“我们将在大约一星期后，辩论审后申请。我的秘书届时会通知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还能再有什么要求？
列奥坐着没动，低声说：“没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乱起来，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把档案塞进纸箱。他们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在田纳西州的历史上，这是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次裁决，而他们将作为在这次审讯中被打垮的律师而遗笑万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尽，倘若不是惊愕不止，我也许会走上前去和他们拉手致意。那将会是一个漂亮的举动，可我硬是不愿。像现在这样坐在多特身边，眼睛盯着拍纸簿上刚刚写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还没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诉会拖一年，甚至两年。而且裁决的金额又是如此巨大，肯定会遭到刻毒的攻击。所以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过，我此刻对工作已经厌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飞机，飞往一个度假的海滩。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审理正式宣告结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见了夺眶而出的泪水。戴克飞也似的奔了过来向我们祝贺。他脸色苍白，但咧着嘴巴，露出了那4颗闪闪发亮的大门牙。我为多特担心。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难得在人前哭泣，但现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制。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臂，递给她一张纸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颈背，说是下周给我打电话。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对我大加称赞。他们急着要去赶飞机，我们星期一再在电话上详谈。那位记者向我凑过来，但我挥挥手叫他走开。我不想理睬他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为我的委托人担心。她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抽抽泣泣的声音越来越响。
德拉蒙德和他那几位伙计像驴子一样背着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对他们同样不理不睬，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此时此刻，我倒乐意变成一只绿头苍蝇，叮在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雪白的墙壁上。
法庭书记官、法警和办事员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后离开了法庭。室内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无别人。我应该去见基普勒，谢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为现实。可我现在不能。现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泪正像瓢泼大雨一样向下流。戴克坐在我们身旁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我双眼湿润，心在隐隐作痛。她对这笔钱毫不在乎，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死而复生。
有人，或许是那个法警，关掉了靠近陪审员室的那条狭窄走廊上的电灯开关，灯灭了，法庭里骤然暗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挪动。哭声渐渐变弱，她有时用纸巾有时用手指擦着脸上的泪水。
“对不起。”她声音沙哑地说。她想回家，我们起身离开法庭。我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戴克把我们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了3只公文包。
我们走出熄了灯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这是星期五的下午，时间又近5点，法院里没有多少活动。没有摄像机，没有记者，也没有乱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儿抢拍我这位一举成名的律师的镜头，录下我的几句话。
事实上，谁也没有注意我们。
……
50
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事务所。我身体太累，震惊过度，不可能去酒吧狂欢庆祝胜利，何况我此刻唯一的伙伴戴克，又向来是滴酒不沾。只要喝上两杯烈酒，我就会躺倒在地不省人事，所以酒吧对我并无诱惑力。应该找个地方开个祝捷晚会狂欢一番，可是当你和陪审员们打交道的时候，事前很难计划周全。
也许明天吧。到了明天，我想感情上的创伤准会平息，我会对这一裁决做出事后的正确反应。到了明天，我又将面对现实。那时，庆祝胜利为时也不晚。
我在法院大楼前和戴克道了再见。我对他说，我已半死不活，明天晚一点儿再碰头。我们两个都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我们都需要有点儿时间考虑考虑，而且是一个人静下来自个儿考虑。我开车回到包娣小姐家，像往常一样把她的房间一个一个检查了一遍。今天不过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眼睛盯着我住的房间，第一次开始盘算如何化这笔钱。要多久以后我才购买或者修建第一幢自己的漂亮的房屋？我将买一辆何等样式的新车？我想把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驱走，但却力不从心。假如你手上有了1600万美元，你会拿它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笔钱到手之前，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本案的判决有可能会被撤消，发回重审；重审做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使我的进账成了零；上诉法院有可能会将惩罚性赔款的金额大幅度砍去，甚至把它彻底勾销。我知道这些可怕的景象完全有可能出现，但目前，这笔钱是属于我的。
在我想入非非的当儿，太阳已经西沉。空气清新，寒意逼人。也许到了明儿，我可以开始意识到我的努力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但目前，大量的毒汁已经从我的灵魂中清除，这使我觉得轻松和温暖。将近一年以来，我几乎一直生活在对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之中。对在这家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对开动机器使一系列事件开始运转从而夺去了一个无辜者宝贵生命的那些人，我一直恨之入骨。唐尼·雷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肯定会有位天使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他的。
他们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有错。我对他们不再仇恨。
凯莉用叉把比萨饼切成薄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她的嘴唇浮肿未消，脸颊和下颌依然酸疼。我们坐在她那张单人床上，背靠着墙壁，腿伸出床外，那只装比萨饼的盒子隔在我们两个中问。对面梳妆台上那架索尼18英寸电视机正在播放约翰·韦恩的西部片。
她还是穿着那件运动衫，赤着双脚。我看见她右脚踝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那是他去年夏天打断她的脚踝留下的纪念。她已经洗过头，头发扎成了一根马尾巴。她也已经搽过指甲油，如今指甲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她在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即使没话也要找话和我谈，可是浑身疼痛，又怎能真正开心得起来？因而我们谈得不多。我生平从未挨过心狠手辣的毒打，想象不出事后心有余悸的滋味。肉体上的创痛较易理解，可是在她心灵上留下了何等的恐怖却难以想象。我不知道他是打到什么程度才决定住手并转而开始欣赏自己这一手绝活的。
我尽量不去想它。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商量过，现在我也不想把它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