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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什么事了？”我问鲁宾，可眼睛依然望着凯莉。
“为一张信用卡。圣诞节买的东西要付账了，可他成天喝酒。其余情况你可想而知。”她三言两语就把故事说完，我猜她准是离现场不远。“他们打了起来。她像以前一样打输了。邻居们给警察打了电话。他进了监牢，她进了医院。你想喝杯可乐什么的吗？”
“不，谢谢。”
“我在昨儿晚上把她带到了这里，今儿上午又陪她去了城里的一个虐待危机中心。她找了一位律师，律师告诉她应该怎么办，还给了她一大堆小册子。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小册子就在那边。说的主要意思就是，她应该提出离婚申诉，逃之夭夭。”
“他们有没有给你拍照？”我边问，边继续揉着她的膝头。她点了点头，泪水不断涌出那浮肿的眼眶，沿着面颊向下流。
“可不是嘛，他们照了一大堆照片呢。不过有些照片，你可不能看噢。给他瞧瞧你身上的伤吧，凯莉。他是你的律师，他得看一看呀。”
在鲁宾的搀扶下，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转身背对着我，把T恤衫撩到腰部以上。她下身什么都没有，只有臀部和腿肚子上的青肿和紫斑。她又把T恤再向上拉了一点，背上更是伤痕累累。她放下T恤衫，重又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下。
“他用皮带抽她，”鲁宾解释说。“强奸了她，又把她揍得半死。”
“你给我一张纸巾好吗？”我一边温存地擦去她的泪水，一边问鲁宾。
“好。”她给了我一大盒纸巾，我轻轻地用纸巾抹着凯莉的面颊。
“你打算怎么办呢，凯莉？”我问。
“你开什么玩笑？”鲁宾说。“她当然要起诉离婚啰。否则，她真会死在他手上的。”
“真的吗？你真要起诉？”
凯莉点着头说：“真的。越快越好。”
“我明天就来办。”
她捏了捏我的手，闭上了右眼。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鲁宾说。“她不能在这里住下去。克利夫今天上午放出来啦，在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呢。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可以后总不能再旷工啊。他中午打来了电话。我对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过了1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威胁。可是，糟糕的是，凯莉又没有多少朋友，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找到她的。而且，我还有个人和我合住这个房间，真是无法可想。”
“我不能呆在这里。”凯莉无可奈何地轻声说。
“那么你去哪里呢？”我问。
鲁宾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今儿早上那位律师提到了一个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那个地方还没有在县里和州里正式注册登记，多少还有点保密性。可以说是个收容所，又不做公开宣传，受虐待的妇女住在那儿很安全，老公怎么也别想找着她。问题是收费太贵，一天要100美元，而且只准呆一个星期。我可是一大赚不到100块呀。”
“你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吗？”我问凯莉。她痛苦地点点头。
“行。我明天送你去。”
鲁宾宽慰地叹了一口长气。她走进厨房，去找写着收容所地址的卡片。
“让我瞧瞧你的牙齿。”我对凯莉说。
她张开嘴巴，让我正好可以看清她的门牙。“骨头没有断吧？”我问。
她摇摇头。我摸摸她左眼上的绷带。“缝了几针？”
“6针。”
我俯下身去，一边捏着她的双手。“我再也不让发生这种事了，明白吗？”
她点点头，轻声轻气地说：“保证？”
“我保证。”
鲁宾把地址卡给了我，重新坐回到凯莉身旁的位置上，又向我提出了一些忠告。“听着，贝勒先生，你不了解克利夫，可我了解他。他是个疯子，一喝醉酒，又卑鄙又野蛮。你千万要当心哪。”
“你放心。”
“很可能他现在就在外面，监视着这个地方呢。”
“我不怕。”我站起来，又亲了亲凯莉的前额。“明天一早我就去为你起诉离婚，然后再来接你。我目前正忙着一件大案，可我一定会把你的事办妥的。”
鲁宾把我送到门口，我们相互感谢了一番。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听着她挂安全链、锁门、插上插销的声音。
时间已近凌晨1点。空气清新，寒气逼人。并没有谁潜伏在暗处。
在这样的时刻睡觉，当然是开玩笑，因而我驱车直接驶往事务所。我在紧靠我窗下的路缘停好车，飞也似的奔到这座楼的大门口。这个地区夜晚并不安全。
我锁好大门，走进办公室。尽管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但提出离婚起诉至少在法律上并无多大困难。我开始打字。干打字这样单调的杂活，我一向很勉强，可此刻目的明确，字打得分外轻松。在这件离婚案中，我是在帮助拯救一条人命哪！我真心诚意地这样想。
7点钟，戴克来到事务所，把我唤醒。原来，4点钟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说我面容憔悴疲倦，睡得又那么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跟他讲了讲，没想到他却大发雷霆。“你开一个通宵的夜车，就为这么一桩莫名其妙的离婚案？再过一个多小时，你就要发表结案辩护词啦！”
“别急，戴克，你别急嘛。我不会出毛病的。”
“你龇牙咧嘴地笑什么？”
“我们不是就要打赢了嘛，戴克。大利公司就要完蛋了嘛。”
“不，才不是呢。你终于要把那个小妞搞到手了，这才是你笑的原因。”
“胡说八道！我的咖啡呢？”
戴克扭来扭去扭了一番。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家伙。“我去拿，”他说着转身出了办公室。
离婚诉状就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只等我送交法院。我那位朋友克利夫行踪不定，很难找到，我要找个送传票的人在他上班的时候把诉状复本当面交给他。这份诉状也要求法院立即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他去骚扰她。
……
49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有个极大的优越性；我怎么紧张不安，心惊胆颤，人们都会觉得不足为奇。在陪审员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无技巧又无才能来发表一篇精彩的结案辩护词。
我若是装腔作势，故作高明和雄辩，那将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或许在未来的岁月，当我的头发已经花白，声音已经变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地和对手较量了数百次之后，我可以面对陪审团，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绝对不行。今天，我只是鲁迪·贝勒，一个惴惴不安地请求坐在陪审席上的朋友们助一臂之力的小伙子而已。
我站在他们面前，竭力克制着那紧张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讲的内容，因为我已反复练过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讲的时候决不能让人察觉到我曾练习过无数次。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们向大利人寿保险公司讨回公道的唯一机会。再不会有明天，再不会有另一次机会，再不会有另一个陪审团在等着准备帮助他们。我请求陪审员们为多特考虑考虑，想一想她经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夸张的言词，谈了谈唐尼·雷·布莱克；我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当你明知你应该进行你有权得到的那种治疗，却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语调缓慢真诚，效果明显。我的眼睛直视着那12位即将采取行动的陪审员的脸。
我扼要地谈了谈保单的基本内容，并就骨髓移植手术做了简短的讨论。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与科德医生的证词相反的证据。这一医疗措施绝不是处于试验阶段，本来很可能会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谈到那些有趣的东西时，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说的谎言。这些事实在庭审时曾经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现在当然不能过于唠叨。庭审仅仅进行了短短的4天，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陪审员们对重要的证词依然记忆犹新。我引用了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词和大利公司的统计数据，并且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数字：1991年的保单数、索赔数，以及那个最重要的拒赔数。我写得整齐清楚。即使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也能一目了然，过目不忘。这几个数字传达出来的信息明确无误，无可辩驳。在幕后控制着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决定执行的是一个在为期12个月内拒绝索赔要求的诡计。用杰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么办呢？人家当然会要我赔偿一切损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惩罚，下次才不会重犯这一过失。而我只有1万美元存款。要我赔多少，才能吸取教训呢？1％是100美元；这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害。我当然不会十分乐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会有多大不快。5％又将如何呢？我打断了人家鼻梁骨，罚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够了呢？我在写那张支票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么，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赔偿1000美元，我敢说肯定会出现两种现象。首先，我会真正感到后悔。其次，我会改变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诸位将如何惩罚大利公司呢？你们肯定会像惩罚我或我的邻居一样惩罚它。你们会看一看银行的报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后决定罚款的数目，罚得我们心疼，却又不致使我们破产。对大利这样富有的公司同样也应该如此，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高出一等。
我对陪审团说，最合适的决定得由他们做出。我们曾经要求赔偿1000万，但他们无需受此约束。他们认为应该减少，那尽可以减少，我不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数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审团致谢，结束了我的结案辩护发言。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他们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违法行径，下一个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有几个陪审员听了直点头，有几个则面带笑容。还有几个则一直盯着黑板上的数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后排的库柏·杰克逊向我跷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边坐下，急切地等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败为胜。
他一开始就为自己在挑选陪审员时的表现向陪审团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很遗憾当时走错了一步，希望陪审团能谅解他信任他。他讲到他的委托人时，又继续不断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险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赔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那几封拒赔的信，恶语伤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呢，这家公司有6000多名员工，要想对全体人员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对来往的每一封信件都进行检查，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寻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认他们所犯的错误。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就这一主题讲了几分钟，为他委托人的错误精心粉饰，说成是纯属偶然，而决非有意为之。小心翼翼地绕开索赔档案、工作手册、隐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谎言。这些事实对他像雷区一样充满危险，他要竭力绕开它们。
他坦率地承认，布莱克太太索赔的要求，本应予以满足，总共20万美元。他这个承认非常重要，陪审员们显然都已牢记在心。他是想以此来软化陪审员们的立场，而且这一着显然十分有效。至于说到赔款的数额，他对我的建议实在是大惑不解，干吗要求陪审员按照大利公司净资产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给多特·布莱克赔款的数额呢？这太令人震惊啦！这样做有什么益处？他已经承认他的委托人确实是错了。应该对这件不公道的事情负责的那些人也已经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经用行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裁定巨额赔偿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都起不到。绝对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开始小心谨慎地对不正当的致富手段进行抨击。他非小心谨慎不可，否则就会触怒多特，而触怒多特也就会触犯陪审团。他谈了布莱克家的一些情况；他们居住的地方，在那儿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个居民区，等等，等等。在这样叙述的过程中，他把这一家描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之家，生活朴素，但幸福快乐。他真是慷慨大方！名闻遐迩的大画家诺尔曼·罗克韦尔也不可能比他描画得更漂亮啦！我简直可以看到那林荫遮盖的街道和那友好的报童啦！他讲得有声有色，陪审员都在洗耳恭听。他描述的不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而是他们渴望享有的那种生活。
你们，陪审团的诸位女士们先生们，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钱拿给这布莱克一家呢？这只会损坏这幅令人愉快的画卷。这只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混乱。这只会使他们处于和邻居及朋友们大不相同的地位。简而言之，这只会毁了他们。而且，难道有谁有这个权利，获得我鲁迪·贝勒提出的那笔钱财吗？当然没有。仅仅因为大利公司有这么一笔钱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746美元这一数字，对陪审团说，这就是布莱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这一数字旁边，写了一个20万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这样一个数字。他接着又对陪审团说，他确实想要做的是，让布莱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这样的结果我们难道有谁还会不喜欢吗？可办到，十分容易。移植手术值20万，那就把这一笔钱付给布莱克家。假若他们把这笔钱投到收益率为6％的免税债券上，那么他们每个月就会获得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负责为多特和巴迪进行投资。
多美的一笔交易啊！
他干得着实不坏，他的论据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审团，他们全都在望着黑板，认真考虑。这看起来是个挺不错的折衷方案。
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不仅希望而且祈祷上苍，让他们不要忘记多特曾经发出的把钱一分不留统统捐给美国白血病协会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对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结束了他的结案辩词。他的声音深沉，语调缓慢，整个儿就是至信至诚的化身。务请诸位秉公裁决啦。他发出这一请求后走回被告席。
由于我是原告律师，我还可以最后再做一次发言。指定给我进行反驳的时间是半小时，但我刚才第一次发言已经省下了10分钟。我微笑着走向陪审团。我对他们说，我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干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刚才那样出色。我赞扬他是位老练的出庭辩护律师，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瞧，我是一个心地多好的小伙子！
我仅发表两点评论。首先，大利公司现在承认自己错了，而且实际上愿意支付20万美元使本案和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一边咬着手指甲，一边热切地祈祷上帝，不要让对他们的惩罚超过20万。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对陪审团致词的时候承认过大利公司犯了错误并表示过愿意赔偿这笔钱了吗？不，他没有。他现在知道的事，他当时同样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不向诸位承认他的委托人错了呢？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希望你们不至于了解事实真相。现在诸位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他们也就变得如此诚惶诚恐，低声下气啦！
我用几乎是挑衅的口吻结束了我的最后发言。我说：“假如你们裁定的数额最多就是20万美元的话，那就干脆免了吧。我们不需要。这20万美元是手术费，可是这个手术是永远也不会做的了。如果你们认为大利公司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那就留下这20万，我们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从陪审团面前走过，凝视着每一位陪审员的眼睛。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
“谢谢诸位，”我说，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对陪审团做最后指示的当儿，一种愉快而又轻松的感觉，突然涌遍我的全身。我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再不需要为证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请或者概要烦恼了，再不需要为听证会或者最后限期或者这个证人那个证人烦恼了。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缩在椅子里。给我几天我也睡不醒。
这种平静的心情仅仅持续了大约5分钟。这时已快到10点30分，陪审员们走出法庭，去开始进行他们对本案的审议。
于是，我又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楼的二楼，递交了赖考离婚案的诉状，接着径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办公室。法官为我的精彩辩护向我表示祝贺，我又再次反复感谢他对我的大力关照。但我心里此刻还在想着另外一桩事。我请他看了离婚诉状的复本，匆匆地谈了谈凯莉·赖考，她经常受到殴打和他那个疯子丈夫的事。我问他是否能采取紧急的强制措施，禁止赖考先生接近赖考太太。基普勒虽然厌恶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