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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但我大部分都无法确定。他们在某个地方供应午餐（在同栋大楼？还是外头餐厅？），但我只记得那餐饭没人要坐在我旁边。下午，回到楼上的走道，他们终于腾出空档测量我们的身高体重。我让体重计的指针停留在轻得荒谬的数字上──一一二磅吧，我想，也或许是一一五磅。从那时候起，我从同梯人中被隔离开来。他们送我去看精神科医师，他身材矮胖、手指又肥又短，我记得当时我觉得他不像医生反而比较像摔角手。我对他没有说不说谎的问题，我已经准备好要当个圣徒，根本不想做出日后懊悔的事。医生在我们谈话时叹了一两次气，除此之外，他对我的回答或样子倒是满镇定的。我想他是这类面谈的老手，能让他心烦的状况没多少吧。至于我，对他问题的含糊不清倒是相当惊讶。他问我有没有服药，我说没有的时候，他扬扬眉头再问一遍，但第二次仍给他相同的答案后，他也没追问。随后是标准问题：肠胃蠕动情形如何？有没有梦遗？常常想到自杀吗？我尽量简明扼要地回答，不假修饰或评论。我说话时，他在一张纸上核对勾选，没抬头看我。用这样的方式谈论这么私人的问题，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安慰。然而，在看到页末时，他又抬眼看我，盯着我看了整整四、五秒。
“孩子，你的样子真得很糟。”他最后开口说道。
“我知道。”我说：“我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你想谈谈这件事吗？”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体重开始。”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几个礼拜前得了那种肠胃性的感冒，一直没办法吃东西。”
“你掉了几磅？”
“不知道。四五十吧，我想。”
“两个礼拜内？”
“不，大概是两年。不过大部分是在这个夏天才掉的。”
“为什么呢？”
“钱哪，这是个原因。我的钱不够买吃的。”
“你没有工作？”
“没有。”
“有没有去找？”
“没有。”
“这你得解释一下理由，孩子。”
“这事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
“这让我来判断。只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不必担心别人听了会怎样。我们不赶时间。”
由于某种因素，我有股难以压抑的冲动，想把自己的故事全部说给眼前这个陌生人听。这么做其实很不恰当，但还来不及阻止自己，话已脱口而出。我觉得自己的嘴巴在动，但同时又像在听别人说话。我听见自己喋喋不休地谈论我妈、维克托舅舅、中央公园跟吴凯蒂。医生礼貌性地点头，可是显然不懂我在讲什么。我接着解释这两年来的生活情况时，看得出来他变得很不自在。这让我很沮丧，他表现得愈不懂，我就愈想跟他讲清楚。我觉得自己的人性尊严岌岌可危。他是军医也没关系，他也是人啊，没什么比跟他好好沟通更重要的。“我们的生命取决于多重偶发事件，”我试着以最简洁的方式说：“每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些冲击和意外抗争来保持平衡。两年前，为了个人和哲学上的理由，我决定不再抗争。那并不是因为我想毁了自己──你千万别这么想──而是我以为将自我放逐于这世界的混乱里，这世界就会向我表露某种秘密的和谐，某种能帮助我参透自我的形态或方式。重点在于要接受事情的原貌，要随着天地万物的潮流漂浮。我意思不是说自己做得很好，其实我是一败涂地。不过失败并未损害这个企图的诚意。就算我离死不远，我还是相信自己是比较适当的人选。”
月宫 3（4）
这番补充说明很烂。我的语言愈来愈别脚抽象，最后我发现医生已经没在听了。他盯着我头上某个无形的点在看，眼睛蒙上一片困惑和同情。我不知道自己的独白表演了多久，但已经久到让他判定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案例──一个货真价实无可救药的案例，不是那种他接受训练来拆穿的装疯卖傻的人。“这样就行了，孩子。”他最后打断我的话说道：“我想大致上我已经了解。”接下来的一两分钟，他潦草地在公务用信纸上写下意见，我则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发抖流汗。他把纸条折半，然后手横过桌面交给我。他说：“把这交给大厅的指挥官。出去的时候，叫下一个进来。”
我记得自己按捺住偷看的诱惑，拿着纸条走到大厅。很难不去感受到被监视的感觉，大楼里头一定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指挥官是个大块头，军服笔挺齐整，胸前奖章勋章饰带挂成一排拼图。他从桌上一堆文件中抬起头，若无其事地挥手要我进去。我把精神科医师的纸条交给他。他一瞥到纸条，就咧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他说：“谢天谢地。你可省了我好几天的工作。”没有其他解释，他开始撕起桌上的文件，一把丢进垃圾桶里。他似乎满意极了。“真高兴你没通过，佛格。”他说：“我们正准备对你进行全面调查，但现在你不合格，我们就省了麻烦。”
我说：“调查？”
“你参加过的各个机构啊。”他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道：“我们可不能让左派份子和煽动者加入军队，对不对？这对大伙的士气不好。”
不记得后来事情的正确顺序了，但没多久我发现自己跟其他不适合、被淘汰的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里头一定有十来个人，我从没看过这么多可怜人聚在一起。有个男孩，脸上背上长满丑陋难看的痤疮，坐在角落喃喃自语不停地发抖。另外一个，他的一只手臂已经萎缩；一个至少有三百磅的，靠着墙站，用嘴巴发出放屁的声音，每放一次就哈哈大笑，像个让人头痛的七岁小男生。这些人都是笨蛋、怪胎，都是不属于任何世界的年轻人。当时我因为疲劳过度几乎意识不清，所以没跟谁说过话。我在门边的椅子上坐好，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眼时，一个军官摇着我手臂把我叫醒。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他说，都结束了。
我在傍晚的阳光中越过街道。济马在餐厅里头等我，跟他先前保证的一样。
体检之后，我的体重开始迅速增加。接下来的十天里，一定增加了有十八或二十磅。到了月底，我开始有以前的样子。济马认真尽责的供养我，在冰箱里塞满各种食物。等我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似乎禁得起出门的折腾时，他开始每天晚上带我去当地一家酒吧，那个地方昏暗安静人不多，我们就在那里喝啤酒看电视转播的棒球赛。电视里的草地都是蓝的，球棒则是模模糊糊的一团橘色，球员看来像小丑一样，但能窝在我们小小的座位里谈论眼前的事物谈上好几个钟头，倒是件愉快的事。那是我俩人生中极为沈静的阶段：再度迈步向前的短暂驻留。
我从那些交谈中才开始了解吴凯蒂这个人。济马觉得她很不凡，很难不听出他话里的倾慕之意。有次他还说，要不是已经爱上别人，他一定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他认识的女孩子里，她是惟一接近完美的人，他说，但他就是搞不懂她怎么会被我这种阴阳怪气的家伙给吸引。
“我才不觉得她被我吸引了。”我说：“她只是心地善良而已。她同情我，然后就采取行动──就像某些人同情受伤的狗一样。”
“我每天都看到她，M。 S。。三个礼拜以来几乎每一天哪。她不停地提到你。”
“胡说。”
“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女的疯狂地爱上你啦。”
“那她干嘛不来看我？”
“她很忙。茱利亚已经开学了，而且她还打工。”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根本就一无所知。你整天躺在床上，开开冰箱，看看我的书。没隔多久就想去洗洗碗。你怎么可能知道任何事？”
月宫 3（5）
“我力气慢慢在恢复了。再几天就可以过正常生活了。”
“生理上而已。可是你的心还要很久呢。”
“什么意思？”
“这是说你得看到表面之后的东西，M。 S。。你得用你的想像力。”
“我还以为我已经用太多了。现在我要更实际，更脚踏实地。”
“用在自己身上，可以，但你不行那样对别人。你以为凯蒂为什么会退缩？她为什么不再来看你？”
“因为她很忙啊。你刚说过。”
“那只是部分原因而已。”
“戴维，你在兜圈子。”
“我只是要你明白，除了你想得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好吧，其他什么原因？”
“矜持。”
“我可不会用那种字眼去描述凯蒂。她可能是我遇过的人里面最开放、最自然的。”
“没错。但在这些背后还有十足的矜持，一份真正纤细微妙的感觉。”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吻了我欸，你知不知道？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她在门口拦住我，两只手臂把我圈住，重重地吻在我嘴上。我实在很难把这种行为称作微妙或矜持。”
“那一吻感觉好吗？”
“说实话，那个吻很棒。那是我有过最棒的几个吻之一。”
“那你懂了没？这就证明我是对的。”
“那根本没证明什么啊。那只是一时冲动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事而已。”
“不，凯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是那种忠于自我冲动的人，不过那些冲动也是知识的一种。”
“你听起来还真有自信。”
“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吧。她爱上你，她吻了你，她不顾一切到外头去找你。可是你为她做过什么？什么都没有。连个影子都没有。凯蒂与众不同的是，她愿意接受这种情况。想想看，佛格。她救了你的命，你却没欠她什么。她不期望会得到你的感激。她连友情都不指望。她太尊重别人了，所以不会强迫他们去做违背意愿的事。她是很开放很自然，但同时她宁愿死也不要你觉得她在讨好你。那就是她矜持的原因。她做得已经够多了，在这节骨眼上她别无选择，只好把持原则静待其变。”
“你到底想说什么？”
“轮到你啦，佛格。该是你先采取行动的时候。”
根据凯蒂跟济马说的，她父亲是中国革命前的国民党将领。在三○年代，他位居北京市长或军事统领要职。虽然身为蒋介石内部权力核心一员，但有次蒋以国共两党会面为由设陷逮捕周恩来时，他却引周安全出城，救了周一命。尽管如此，将军依旧忠于他的党。革命之后，他随蒋残存的拥护者退守台湾。吴家人口众多，有一个元配夫人、二个小妾、五六个子女、一批管家仆佣。凯蒂是第二个姨太太在一九五○年二月所生，十六个月后吴将军被派任为驻日本大使，吴家也就举家迁移到东京。对蒋而言，这一步棋十分高明：一则藉此推崇这位难以相处、直言不讳的将军，一则将之逐出台北的权力中心。吴将军当时已六十好几，叱咤风云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
凯蒂在东京度过童年，她就读于美国学校，这说明了何以她的英语流畅无瑕。身为特权阶级，她拥有多种享受：芭蕾课程、美式圣诞节、私家轿车接送。虽然如此，她的童年很寂寞。她比最年轻的同父异母姊姊小十岁，一个住在瑞士的银行家哥哥，大她整整三十岁。更糟的是，她母亲二姨太的地位，让她在家庭阶级制度里与仆役无异。六十四岁的元配和五十二岁的大姨太，十分忌妒凯蒂年轻美丽的母亲，她们用尽一切手段来削弱她在家中的地位。正如凯蒂向济马的解释一样，那就像生活在中国皇宫里，敌对斗争、派系倾轧、阴谋陷害、无声圈套、虚假笑容等如影随形。将军自己鲜少露面。公务不缠身时，他便把时间花在各个声名狼藉的年轻女子身上。东京遍地诱惑，这类混迹脂粉的机会取之不尽。他后来包养了一个情妇，为她准备高级的寓所，花大笔银子讨她欢心：砸钱买衣服、珠宝、最后是跑车。但这些终究不够，连痛得要命、所费不赀的性能力治疗也扭转不了情势。那位情妇开始移情别恋，有天晚上将军出其不意地走进金屋，却发现她躺在一个年纪比他小的男人怀里。接踵而来的打斗惨烈：尖叫声、锐利的指甲、血迹斑斑的破衬衫。那是一个蠢老头最后的人生假象。将军回到家，把扯烂的衬衫挂在自己房中，贴了一张纸片在衣服上，纸上写着事件发生的日期：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在他有生之年，他就让衣服这样挂着，把它当成纪念碑，独自回味坍塌的虚荣浮华。
月宫 3（6）
后来凯蒂的母亲过世，但济马不清楚是何原因或状况。那时将军已年逾八十，体力渐衰，他突然对小女儿大发父爱，安排她到美国的寄宿学校就读。凯蒂到麻州进入私立费尔汀高中就读一年级时，刚满十四岁。照她的个性，她很快就融入环境，为自己找到适当的定位。她演戏跳舞交朋友，努力读书获得好成绩。待到第四年时，她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日本去。也不会再回台湾或是其他地方。美国变成她的国家，她用继承来的小额遗产支付茱利亚音乐学院的学费，并搬到纽约来住。她已经在这城市住了一年，现在刚开始第二年的课程。
“听起来似曾相识，对吧？”济马问道。
“似曾相识？”我说：“那是我听过最有异国情调的故事之一。”
“那只是表面而已。撇开一些地方色彩，其余的跟我所知其他人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当然啦，还要加加减减一些细节。”
“嗯，好吧，我懂你意思了。暴风雨中的孤儿，诸如此类的。”
“完全正确。”
我停了一会儿想想济马说的事。“我想是有些相似之处。”我最后说道：“但你真认为她说的是真的？”
“我无法证实。不过基于到目前为止我对她的认识，如果不是真的，我一定会很震惊。”
我啜了一口啤酒点点头。很久以后，在我更了解凯蒂的为人后，我才知道她从不说谎。
跟济马同住愈久，我愈不自在。他替我支付休养身体所需的费用，虽然他从未抱怨过，但我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其实不很稳，这样无法再持续多久。济马从纽泽西的家里得到一些帮助，但基本上他得赚钱养活自己。大概是同一个月的二十号吧，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学校提供助学金请他来念──学费全免再加上两千块的津贴──就算这笔钱在当时算是丰厚，也不够一年的开销。但他还是继续照顾我，无怨无悔地逐渐掏空微薄的存款。济马会这么慷慨大方，除了纯粹的利他主义外，一定还有什么理由。回溯我们仍是室友的第一年，总觉得他有点受我威胁，被我完全愚蠢的行为给压制住，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我为生活所逼，也许他觉得这是个取得优势的机会，调整双方友谊内部平衡的时候。我怀疑济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现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尖锐的优越感，很难不去察觉他从取笑我当中所获得的快感。我有点厌烦，但也没动怒。我那时的自我评价滑落到谷底，暗地里欣然接受他的烦扰，把它当成一种制裁、一种罪有应得的惩罚。
济马个头小、身体结实、头发黝黑鬈曲，一副从容正直的样子。他戴着金属框眼镜，这在当时很流行，刚蓄的胡须让他看来像个年轻的犹太教士。我在哥伦比亚所认识的大学生里头，他是最有才气最勤恳的一个，要是他能坚持下去的话，绝对具备成为优秀学者的潜力。我们对那种晦涩难懂没人记得的书有相同的热情（莱克福隆的《卡珊卓》、乔丹诺·布鲁诺的哲学对话、约瑟夫·朱伯特的笔记，这里只提出几个我们一块发现的东西），但我只有狂热，而且是分散在这些作品上，而济马却是周密完善、有条有理，专注的程度常令我惊讶。尽管如此，他并未因自身的评论天赋而沾沾自喜，反倒把它们当成次要的事。济马对生命的主要关注在于诗的创作，他花大量的精力时间在上头，仔细地推敲每个字，好像世界的命运就维系于他所勉力维持的平衡一样──当然，这是惟一合理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济马的诗正如同他自己的身体：紧密结实、连绵紧凑、羞怯腼腆。他的意念绵密交织，我常难以领会其中的深意。但我还是很佩服那些诗的奇特以及语言文字坚若盘石的质地。济马信任我的意见，而每当他问的时候，我也总是尽可能地坦率并给予鼓励，但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也不会客气。我自个儿是没什么文学抱负，这就让一切比较简单。如果我批评了他的作品，他很清楚这不是由于我们之间不曾挑明的竞赛。
月宫 3（7）
他过去两三年来都跟同一个人在谈恋爱，对方叫做安娜·布隆或布农，我不确定是怎么拼。她住在纽泽西市郊济马家的对面，跟他妹同年级，也就是说比济马小上好几岁。我只见过她一两次，她是个娇小的黑发女子，脸蛋满漂亮的，看起来精神奕奕、很有活力，我觉得她对济马这种认真的个性来说，也许太难掌握了。夏初，她突然飞去找在异国担任记者的哥哥威廉。从那时起就音讯全无──没有信，没有明信片，什么都没有。几个礼拜过去，他对这种缄默越来越感到绝望。他每天都到楼下看看信箱，用这个仪式开始每一天的生活，而进出大楼也一定会去开关那个空荡荡的信箱。连清晨两三点，这种根本不可能有信送来的时间也一样。但济马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很多次我们两个在街角的白马酒馆喝啤酒喝到半醉回家时，我就会亲眼目睹那番痛苦的景象，我的朋友摸索着信箱的钥匙，盲目地伸手探寻不存在的东西。也许那正是济马何以能容忍我待在他家这么久的原因吧。撇开别的不谈，我是个可以聊天转移注意力的对象，是个古怪又难以捉摸的有趣慰藉。
不过，我仍是他经济上的负担。他愈不提这事，我感觉就愈糟。我打算等身体够强壮时就出去找工作（任何工作，什么都没关系），开始偿还他花在我身上的钱。虽然无法解决另觅住处的问题，但起码我说服济马让我睡地板，他自己则回床上去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