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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收拾情绪，出门到“月宫”去大吃一顿。一点帮助也没有。自怜自艾让步给奢侈浪费，而我憎恨自己竟然败给这种冲动。为了加深自己的厌恶，我先从蛋花汤开始喝起，心里无法抗拒这个双关语的固执邪恶。然后点了煎饺、一盘香辣明虾跟一瓶中国啤酒。然而，这顿饭对我的好处完全被我思想中的毒素给否定。我差点被米噎死。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晚饭而是最后一餐，这是他们在将死刑犯拖上绞架前所提供的食物。我强迫自己咀嚼、吞进喉咙，记起罗利爵士寄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的头颅已经破裂。没什么比这句话形容得更贴切。想到罗利爵士的脑袋，被妻子保存在玻璃瓶中。想到西哈诺的脑袋，被落下的石头给砸碎。然后想像自己的脑袋裂开来，像掉在我房间地板上的蛋一样到处飞溅。
我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然后走回住的那栋大楼。进入大厅时，按照惯例检查信箱，发现里头有东西。除了迁移通知外，这是我那个月的第一封信。有那么一刻，我幻想那是某个不知名的好心人士寄来的支票，但检查后才发现那不过是另一种通知单而已。九月十六号得去军中报到进行体检。想想当时我的处境，我接受这个消息的态度算是十分镇静。反正那时候石头从哪掉下来都无所谓了。纽约或印度###，我跟自己说，最后下场都一样。连哥伦布都可以把美国跟古中国搞混，我又该跟谁去啰唆挑剔什么地理位置呢？我回到自己房间，把通知信塞到维克托舅舅的竖笛盒里面去。不到几分钟，我已经把这事忘得一乾二净。
我听见有人在敲门，但我判定不值得浪费体力去看是谁。我正在思考，不想被干扰。几个小时后，又有人来敲门。这次的敲门声跟第一次的很不一样，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次是粗鲁野蛮的重击，愤怒的拳头震得铰链喀喀作响，前一个却很慎重，几乎像是试探：用一个指节轻轻叩门，在木头上敲出模糊而亲密的讯息。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心中推敲这些不同的地方，衡量如此简单的声音竟蕴藏着丰富的人类信息。我想，要是两次敲门的人是同一个，那么前后的差异反映出敲门者极大的挫败感，而我实在想不出有谁会这么急着想见我。这表示原先的推论才是正确的。有两个人。一个出于善意，另一个不是。一个或许是女人，另一个不是。我不停地想着这件事，直到夜幕低垂。一意识到周遭的黑暗，我马上点起一根蜡烛，然后继续想着直到入睡。然而，那时我一直没想到要追究敲门的是谁，最重要的是我从来也没有试着了解自己不想知道的原因。
次日早晨又有人在搥门。我那时已经够清醒，知道那不是在做梦。我听见走廊上传来钥匙哗啷乱响的声音──一个巨大的隆隆雷声在我脑袋里头炸开。我睁开眼睛，就在那时一把钥匙插进了门锁。门把在动，门被打开，接着大楼管理员赛门·斐南狄兹走了进来。他脸上留了两天没刮的胡子，身上套着从夏天开始穿的卡其裤跟Ｔ恤──现在已经被煤烟跟几十顿的午餐渍弄得一身斑斑点点。他直直地看进我的眼里却假装没见到我。打从圣诞节付不出年节礼金（书籍所支付的另一项费用）开始，斐南狄兹就变得很有敌意。不再打招呼、不再谈论天气、不再提他庞斯来的表亲差点在克里夫兰印第安队当起游击手。斐南狄兹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就是假装我不存在，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说过一句话。不过，在这么特别的早晨，他出其不意地逆向操作他的策略。他在房里四处闲逛，敲敲墙壁好像在检查损坏的程度，然后在第二或第三次经过床的时候，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夸张地表演了回头再看的动作才注意到我。“我的天哪，”他说。“你还在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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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17）
“还在呀，”我说：“可以这么说吧。”
“你今天就得搬出去，”斐南狄兹说。“公寓都是每月一号起租的，你知道，威利明天早上就会跟油漆工人一起过来。你可不想让警察给拖出去，对吧？”
“别担心。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外面的。”
斐南狄兹摆出一副屋主的架子到处审视，然后嫌恶地摇摇头。“你房间还真有房间样，老兄。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这地方让我想到棺材。就是那种专门装流浪汉的松木箱子。”
我说：“我的室内设计师去度假了。我们打算把墙壁漆成知更鸟蛋壳的那种蓝，可是不确定这颜色跟厨房的瓷砖配不配。所以我们决定再考虑一下再动手。”
“枉费你还是个聪明的大学生。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对呀？”
“没什么不对啊。只是手头很紧。最近市场不怎么景气嘛。”
“需要钱就该去工作赚钱哪。我只看到你屁股一天到晚黏在地上，跟动物园的黑猩猩没两样，你懂我意思吧？要是没工作，当然付不出房租。”
“我是有工作啊。我跟大家一样，每天早上起床，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又可以再撑一天。这可是全职的工作。没午休、没周休、没加班费也没休假。请注意喔，我没有在抱怨，但薪水还真少呢。”
“你听起来真像个瘪三。聪明的大学生倒成了瘪三。”
“你是不该高估大学生的。根本就没那么了不起。”
“要我是你，我会去看医生，”斐南狄兹说，突然流露出些许同情。“我说啊，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有够凄惨啊，老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一把骨头。”
“我在节食。一天两颗蛋是很难让人看起来有什么好脸色的。”
“我不懂，”斐南狄兹说，陷入自己的思绪里。“有时候大伙好像全都疯了一样。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一定是他们射进太空里的那些玩意儿搞出来的啦。那什么乱七八糟的鬼东西，什么卫星火箭的。把人给送到月亮上头，一定会出事的嘛。你懂我意思吧？就是那个玩意儿让大伙做出阿里不达的事。你可别以为胡搞到天上去还能没事。”
他把拿在左手的“每日新闻”摊开来给我看头版。这就是证据，最后一个证据。起先我还没弄清楚，但后来明白是因为那张空拍的群众照片。照片里头有几十万人，一个由人体聚在一起形成的庞大团块，我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看到这么多的人体。乌兹塔克。那跟我的遭遇实在没什么关连，我也实在不知道该作何感想。虽然那些人和我年纪相仿，但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根本就像是站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人。
斐南狄兹离开了。我在原处待了几分钟，然后爬下床穿上衣服。没多久就整装完毕。我把一些零星物品装入背包里，把竖笛盒夹在腋下，然后走出大门。那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下旬。记得那天上午阳光耀眼，有微风掠过河面。我转身向南，停了一会，然后迈出一步。然后又迈出一步。我就这样开始沿着街道往下走，再也没有回头。
月宫 2（1）
从这开始，故事愈来愈复杂。我是可以写下自己的遭遇，但无论写得多精确多完整，在这个我试图叙述的故事里仍只是部分而已。其他人陆续牵扯进来，到最后他们和我在自己遭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我在想吴凯蒂、在想济马、想那时候仍然陌生的人。比方说，很后来才知道到我公寓来敲门的那个人原来就是凯蒂。她对我在星期天早餐哗众取宠的表演觉得不对劲，她也没坐着干著急，反倒决定直接到我住的地方去确认我是否无恙。难的是找出地址。她第二天就开始翻电话簿，但既然我没电话，我名字当然也没列在上头。这只让她更担心。她记得我一直在找的人叫济马，于是开始查起他的电话──心里明白济马也许是全纽约市惟一一个能告诉她我住在哪里的人。很不巧，济马一直到八月下旬才搬到新公寓去，那已经是十还是十二天后的事。大约在她努力从询问处取得济马电话的时候，我正把蛋掉在地板上。（我们比对整个时间线，厘清每个阶段的行动，连几点几分都推算出来。）她立刻打电话给济马，但对方占线。然后花了好几分钟才接通，但我那时已经坐在“月宫”里，在食物面前崩溃瓦解。后来她搭地铁到上西区。可是这一趟拖了一个多钟头，等她到达我公寓时已经太晚。我陷入沈思，没去应门。她告诉我她在门外等了五到十分钟，听到我在里头自言自语（她觉得很含糊，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接着，非常突然地，我好像就唱起歌来——疯疯癫癫又荒腔走板的唱法，她说──但我自己完全不记得那件事。她再敲一次门，我却还是赖在原地不动。她不想让自己变成讨厌鬼，最后只好放弃离开。
这就是凯蒂给我的说法。刚开始听起来满真的，但后来一开始想，她的故事就愈来愈没说服力。“我还是不懂妳干嘛过来，”我说：“我们就见过那么一次面，我当时对妳来说不可能有多重要吧。妳干嘛要为个不认识的人费那么大的工夫？”
凯蒂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看着地板。“因为你是我哥哥啊。”她轻声说道。
“那只是笑话而已。没有人会为个玩笑自找麻烦。”
“对，我想也是，”她说，微微耸肩。我还以为她会继续说下去，但几秒钟过去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呃？”我说：“那妳干嘛这么做？”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下，然后又盯着地板看。“因为我以为你会有危险，”她说。“我以为你会有危险，我这辈子还没为谁这么难过。”
她隔天又去，不过我那时已经离开。当时门没关上，她推开门跨过门坎时，发现斐南狄兹在房里头乱转，一边气冲冲地把我的东西塞进垃圾袋里，一边低声地咒骂。根据凯蒂形容，他活像在清理一个死人的房间，一个刚死于瘟疫的人：一副非常厌恶的样子，慌慌张张地走来走去，因为怕我的东西会传染疾病给他，所以他连碰都不想碰。她问斐南狄兹知不知道我去哪，但他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他说我是个发神经的混蛋小瘪三，要是他知道个什么鬼，就是我大概爬到哪里去找洞等死了。说到这，凯蒂已经离开，回到楼下街上，然后在路上找到的第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济马。他的新公寓位于西村的银行街，但一听到凯蒂所说的话，他立刻丢下手边的事赶来跟她碰面。那就是我后来得救的原因：因为他们俩出去找我。当然我那时没意识到这点，但现在知道了，一想起过去那段日子就忍不住涌起对朋友的想念。我已经纵身跳下悬崖，结果就在快要跌到谷底之际，离奇的事发生了：我知道还有人爱我。像那样被爱着，让一切都改观。虽然那并没有减少坠落的恐怖感，却赋予那份恐怖感全新的观点。我已经一跃而下，然后就在最后的关头，有个东西伸出援手在半空抓住我。我将那个东西定义成爱。那是惟一能阻止一个人坠落的东西，那是惟一能推翻地心引力定律的东西。
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离开住处的第一天早上，我只是迈开步伐，任凭自己的脚步带领方向。真要说有什么念头，那就是让机缘决定未来的遭遇，循着莽撞冲动与无常世事的路径。第一步踏向南方，所以继续往南走，经过一两个街区后了解到我反正至少得先离开自己住的小区。请注意自尊是怎样动摇我疏远自身苦难、自尊和羞耻心的决心。有部分的我对自己的自甘堕落感到毛骨悚然，而我也不想冒着碰见熟人的危险。往北走表示会经过晨侧山庄，那里的街道到处都是熟悉的脸孔。不是遇到朋友，就是会碰到一眼能认出我的人──“西端酒吧”的常客、同学、以前的教授。我没那个勇气去承受他们的目光、他们的凝视、他们大惑不解的再看一眼。更糟的是一想到要跟他们说话，我就觉得怕。
月宫 2（2）
我继续朝南行走，在往后流落街头的日子里再也没落脚于百老汇。口袋中大概有十六七块钱、一把刀子、一枝原子笔；背包里头装了一件毛衣、一件皮夹克、一支牙刷、一把剃刀、三片新刀片、一双备用的袜子、内衣还有一本绿色的小记事本，线圈里插着一枝铅笔。朝圣之旅不到一个钟头，我已经走到哥伦布圆环北边，这时不可能的事发生了。当时站在钟表修理铺前面，研究着橱窗里某支古老定时器的机械装置，我突然往下看到脚边有张十元钞票。由于太过惊讶，一时竟不知该作何反应。我的心情已经一片混乱，我直接的想法并不认为这只是运气，反而要自己相信是发生了件意义深远的事：一桩宗教事件、一项千真万确的奇迹。我弯下腰捡起钱，确定那是真钞后高兴得直发抖。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告诉自己，船到桥头一定直。我停都没停、想都没想就走进一家希腊咖啡店，点了一客农夫早餐：葡萄柚汁、煎饼、火腿蛋、咖啡──全套的早餐。我甚至在饭后买了一包烟，待在柜台喝了杯咖啡。我被一种难以控制的幸福快乐所攫获，找到一份对这世界的新爱。餐厅里头的一切看起来都棒透了：冒着蒸汽的咖啡壶、高脚椅和四片式烤面包机、银色的奶昔机、堆在玻璃柜里的新鲜松饼。我觉得自己好像就要重生，好像即将发现新大陆。抽着第二包骆驼牌香烟，看着柜台服务生忙里忙外，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头戴红色假发、懒懒散散的女侍身上。他们两个都具有难以言喻的深刻意义。我想告诉他们对我的意义有多重大，却难以启齿。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只是沈浸在自己的愉悦中倾听自己的思想。我心里翻来覆去瞎扯个没完，狂热思绪混乱喧哗不停。后来烟抽到只剩烟蒂，我收拾力气，继续走下去。
到了下午，天气变得窒闷。我不知该拿自己怎么办，干脆走到四十二街靠近时代广场的三片轮放电影院去。里面的空调引诱着我，我摸黑踏入电影院，连入口处的电影广告牌都懒得看。反正只要九十七分钱，什么玩意我都愿意坐着看完。我坐在楼上的吸烟区，看头两部片子的时候，慢慢地把十还是十二支骆驼烟抽掉，而电影的名字现在已经忘了。电影院是那种建于经济大恐慌时期、华丽俗气的梦幻宫殿：大厅悬挂水晶灯、大理石砌的楼梯、墙上是洛可可式的装饰。与其说它是电影院，倒不如说是神坛，一座为纪念虚幻荣耀而建造的殿堂。那天的室外气温好像让全纽约被遗弃的人都聚集到这个地方来。这里有醉鬼和毒虫、脸上长癣的、喃喃自语又跟银幕上演员抬杠的、打鼾放屁的、尿在裤子里头的。一组接待员拿着手电筒在走道上巡逻，查看是否有人睡着。噪音可以容忍，但在电影院里头失去意识显然是违法的行为。每当接待员发现有人睡着时，他会用手电筒直接照在对方脸上叫他睁开眼睛。要是没回应，接待员就走到座位上把他摇醒。不听话的就会被轰出去，大吼大叫的声音和激烈的抗议时有所闻。整个下午，类似的情形不下半打。我很久之后才想到，接待员大概是在找死尸吧。
我不为所动。我很冷静、我很镇定、我很满意。想到踏出电影院后，等待我的是难以预料的未来，我异常坚定地把握现在。接着，第三部影片开始放映，心中防线突然开始动摇。那部片是《环游世界八十天》，十一年前我跟维克托舅舅在芝加哥一起看的电影。本以为自己会很高兴再看一遍，而在影片刚开始时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对的日子里坐在这个地方──看这部片子，这部世上独一无二的片子。好像命运仍在眷顾我，好像我的人生仍然受到善意的保护。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眼中蓄满奇异的泪水。当菲利斯·佛格和万事通慌忙爬进热气球时（大概是片子的前半小时），泪腺终于溃决，我感到带着咸味的滚烫泪水流下脸颊。童年千般伤痛回头狂啸，我却无力抵挡。我想，如果维克托舅舅看到我，他也会崩溃，也会打从心底厌恶我。我把自己变成废物，变成一头栽进地狱的死人。戴维·尼文和坎丁福拉斯从热气球篮往外凝视，飘过苍翠繁茂的法国乡野，我却跟一堆醉鬼身陷漆黑，为自己的悲惨人生呜咽落泪，直到无法呼吸。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通往出口的楼梯。外头才刚刚傍晚，明亮的光线向我袭来，突如其来的温暖将我包围。这是报应，我告诉自己。我让自己变成一无是处的废物，如今活该这样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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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2（3）
接下来几天都是同样的情形。心情急遽变化，从高峰跌落谷底，在欣喜和绝望之间反复，心智在旅程中遍体鳞伤。几乎什么事都可以触发转变──冷不防地忆及过往、陌生人的偶然微笑、任何时候光线落在人行道上的样貌。虽然努力要在心中达到某种平衡却没有办法：全是无常、骚乱难抑的念头。这一刻还在追索哲学命题，极度自信将要登上名人殿堂；下一刻却泪流满面，在自我苦恼的庞大重量下支离破碎。我太过于专注，以致看不见事物的原貌：物体变成思绪，每个思绪都变成心中搬演的戏剧片段。
坐在屋里等天塌下来是一回事，被逐出门外又是另一回事。离开电影院后的十分钟里，我终于了解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夜色愈来愈深，在浪费太多时间前，我得先找到过夜的地方。我当时竟然没好好地想这问题，到现在自己都还觉得奇怪。我以为一切会迎刃而解，以为信任盲目愚蠢的运气就够了。但开始勘查周遭环境后，我才发现那些地方有多凄惨。我告诉自己，我不要跟流浪汉一样，裹着报纸整晚大剌剌地躺在人行道上。这么做等于暴露在城里所有疯子面前，请他们来割我喉咙一样。就算没被攻击，也必定会以流浪的罪名遭到逮捕。换个角度想，我还有什么选择？投宿廉价旅社的念头令我反感。我无法忍受自己跟上百名穷途潦倒的人躺在同一间房里，呼吸他们的味道，听着老头子鸡奸的闷哼。我不要跟这种场所有瓜葛，就算是免钱的也不要。当然还有地铁站，但我知道自己在那里绝阖不上眼──突如其来的震动、噪音、日光灯，还有随时冒出来用警棍敲你脚底的警察。我在惊恐畏缩中晃荡了个把钟头，试著作出决定。如果最后的选择是中央公园，那也只是因为我已经累到不能再想。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走在第五大道上，心不在焉地用手一路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