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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在魔术棒的轻触下神奇般自动地打开了。他的皮肤有点冰凉，像蛇一样。
“是吗？”
“是的。”我轻声说，再也无法让自己的声音大起来了。“当快轮到我们时，我看到它是那么高，那么快，冲到顶上倒了过来，坐在里面的人大声尖叫着，我害怕了。她狠狠地扇我，在回家的路上她气呼呼地不愿理我，所以我还没有坐过。”是的，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坐过。
“兄弟，你应该去坐坐，那东西坐起来非常刺激，至少那儿没有比这更刺激的了。从惊悚园回来，我在州公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些啤酒，准备到我女朋友家去一下，给她一个徽章，逗她乐一乐。”他轻轻地拍了拍胸前那徽章，摇下车窗，把烟头弹到外面秋风瑟瑟的夜晚中。“你应该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当然知道，不正如曾听过的每个鬼故事一样吗？他出了车祸，当警察赶到时发现他仍坐在车的残骸里，身体在驾驶座而脑袋在后座，帽子反戴在头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车顶。从那以后在月圆风高之夜，呜……呜……他就出现在历奇路上。现在我明白了过去不明白的事：最糟糕的故事就是那些你一生都在听的故事，那才是真正的噩梦。
“没有什么比得上葬礼。”他笑着说，“这不是你说的吗？阿兰，你偷偷到过那儿，一定到过，到那儿的时候被绊了一下摔倒了。”
“让我出去，”我低声说，“求你了。”
“哼，”他转向我，“我们只好讲正事了。阿兰，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鬼！”
他不耐烦地哼了一下，借着仪表盘的亮光，我看到他的嘴角向下撇着。“得了吧，你装鬼会更像。凯斯朋（凯斯朋（casper），美国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卡通片的主角，九十年代初又流行起来。他是个白色的娃娃模样的、轻飘飘的、可变成各种样子的可爱的精灵。这个卡通片曾在国内的电视台播放过。）才是鬼。我会停在空中吗？我是透明的吗？”他抬起一只手在我面前挥动着，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手臂肌腱干涩得吱吱咯咯作响。
我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说不出也不要紧，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个信使，”斯托伯说，“像他妈的从坟墓下面来的联邦快递员，好玩吧？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出来，无论时机是否适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无论是谁在做事，上帝或人，都喜欢逗乐子。他总想看看你是不是珍惜所拥有的，或者在你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作出选择。事情就像今晚这样，你自己说出了一切，母亲病了，搭车去……”
“如果我愿意坐那老头的车，就没事了，对吧？”我说。现在我可以明显地闻到他的气味，除了松香空气清新剂的气味，还有隐隐的腐肉的臭味。我怎么不曾嗅出来呢？还是我把它误认为其他气味了呢？
“很难说，也许你说的那老头也是死人。”他回答。
我想起了那老头刺耳的嗓音、猛扯疝气带的动作。不，不会是死人。但我因无法忍受他车里的尿臊味而使自己遇到了更糟糕的事。
“总之，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么多了，再开8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子了，再开11公里我们就到路易斯顿的地界了，现在你得作出选择。”
“选择什么？”我就想知道这个。
“谁坐上过山车，谁待在地上，你还是你母亲？”他转过来，用他那反着月光的眼看着我，笑意更浓了，我看见他大部分牙齿在车祸中被撞掉了。他轻拍着方向盘说：“我带你们中的一个走，既然你在这，就由你选吧。选谁？”“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说这些已没什么用了。因为他这次是认真的，绝对认真。
我回忆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然也有些是痛苦的日子。想起了裤子上的补丁和沙锅晚饭，很多孩子每周可花两毛五买热腾腾的午餐来吃，而我总是带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或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愚蠢故事中的傻小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收入来养家糊口。每个月她都要请一天假，穿上最好的衣服，约见贫苦儿童救济局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西装笔挺，坐在厨房的摇椅上，膝上放一块写字板，手上握着一支粗亮的钢笔。她带着机械的微笑回答着他那带侮辱性的令人尴尬的问题，却词不达意，甚至像我这样九岁大的孩子回答得都比她好。还要给他准备咖啡，因为只有他作出正确的调查报告，我们每月才能拿到那屈辱的50元补助。工作人员走后，她就倒在床上哭泣，当我走进房间坐在她旁边，她挤出笑容并说贫苦儿童救济局是狗屎。我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我那肥胖嗜烟的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屈辱，我们只能一笑而过。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在世间忍辱偷生的人来说，有时取笑那些愚昧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能做到的唯一报复。她干过餐馆酒吧里所有的活，而且经常加班，这使她的脚踝肿痛，回到家里她一边缠绷带，一边把所得的小费放入标有“阿兰的大学学费”的罐子里——就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故事，而且还不断地唠叨要我努力学习，别人的孩子有钱，四处玩乐，不务正业，而我却不能。因为她的小费积攒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够，最后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如果我要上大学的话。我只能上大学，这对我和她来讲是唯一的出路。请相信，我在那时候确实努力学习，我并不瞎，我知道她所负的生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看见她烟抽得很凶（这是她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缺点，只有置身处地才能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好，而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亲人。如果能有大学学历和一份好的工作，我就能做到。我应该如此，因为我爱她。那天我们等着坐过山车，快轮到时我却退缩了，她大发雷霆，面带凶气，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呵斥我后又狠狠揍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她，甚至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虽然她打我和疼我一样多，我对她的爱依旧，这很难理解，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这没关系。我想没有什么能够总结生活的规律，诠释家庭的关系。我们，她和我，是个家庭，是最小的双人家庭，微小而紧凑，有一份共享的秘密，我愿为她做任何事情。现在，我正被要求作出选择，要求为她去死，顶替她的位子。但即使她能再活48岁或更长，而我的生活却几乎没开始。
“是谁，阿兰。”乔治·斯托伯问，“时间不多了。”
“我无法决定那样的事。”我声音沙哑。
月亮在路的上方和我们一起飞驰，月光皎洁明亮。“这样问我不公平。”我补充道。
“我知道，请相信我，事情就这么定的，”随后他压低声音，“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开到第一个有灯光的房子时，你还没有决定下来，那我就只好带你们两个走。”他皱了皱眉又舒展开来，似乎想起了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如果我把你们俩带走，你们可以坐在后座，说说过去的事，对，没错！”
“带到哪里？”
他没有回答，也许他不知道。
树林变得模糊漆黑，车前灯在黑暗中狂奔，路面不断地翻滚。我只有21岁，虽不是处男，但只做过一次爱，那次喝多了，无法记住那么多。很多地方我想去：洛杉矶、塔希提，还有路克班奇、得克萨斯，有很多事我想做。我母亲48岁，已老了，麦考蒂夫人没这么说，是因为她自己也老了。说实在的，她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长期辛苦地工作，还要照顾我，可我要选择让她活下去吗？而她生下我就要为我活下去吗？她48岁了，我只有21岁，正如人们所说的，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但又能凭什么来定，如何决定这样的事，如何决定呢？
树林在飞逝，月亮像一只回光返照的眼看着我们。
“兄弟，最好快点，我们快开出这片荒野了。”他催促我。我张嘴想说，却说不出话，只有一声干叹。
“就在这儿出了事。”他抬起手指向后面，此时他的t恤被带起，我又看见他的肚皮上也有条缝针的黑线（如果出事的话，我可能不会有），内脏还在里面吗？或是只有经化学处理的填充物？当他的手缩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听啤酒，可能是最后一次开车时在州公路边的小店买的。
“我了解你此时的处境，你的压力很大，使你口干舌燥，给。”
他把啤酒递给我，我接过来，扯开拉环，喝了一大口，啤酒从口中泻下，冰冷而苦涩。我以前从未喝过啤酒，我不会喝酒，也不喜欢看电视上啤酒的广告。
在秋风飒飒的夜里，一盏橘黄的灯火在我们前面闪烁。
“快点，阿兰，赶紧决定，那就是第一座房子，就在这小山顶上，如果想对我说什么，最好现在说。”
那盏灯忽隐忽现，现在变成了好几盏灯。它们透过窗户照出来，房子里面住的是寻常人家，他们做着平常的事，看电视、喂猫，也许在打扫浴室。
我又想起我们母子，珍尼·帕克和阿兰·帕克，一个汗迹湿透了衣服两腋的肥胖妇人和她的小孩，在惊悚园内排队等坐过山车。斯托伯说得对，虽然她不想在烈日下排队，可我总是缠着她，闹着要去坐过山车，她还狠狠地揍了我，但却一直陪着我排队，这点斯托伯也说对了。她陪我排过很多队，还包括对和错的争执，我都能再一一记起，但现在没时间想那么多了。
“把她带走。”第一座房子的灯光掠过野马车时，我声嘶力竭脱口喊出，“把她带走，把我妈带走，别把我带走。”我把啤酒罐扔到车地板上，双手掩面。他的手伸了过来，触到我胸前，手指四处摸索。我突然灵光迸出，明白了这一切都是考验，而我却没有通过，他现在像那些阿拉伯神话中可怕的恶魔，准备撕开我的胸膛扯出我狂跳的心。我尖叫起来而他的手指却经过我的胸膛，直往车门去，好像最后时刻他改变了主意。此时我的鼻子和肺里都充满了他那腐尸的气味，使我真的感到自己已经死了。车门“喀哒”一声开了，清冷的空气灌了进来，冲去了那腐尸的气味。
“做个好梦，阿兰。”他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声，把我一推。我紧闭双眼，双手抱头，身体一缩，滚出了车厢，跌入秋高风急的黑夜。这一摔肯定会粉身碎骨，我可能还惨叫了一声，但我不记得了。
我没有粉身碎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地上了，感觉到大地就在我身下。我睁开眼马上又闭上，明亮的月光让我目眩。我的脑袋一阵疼痛，那不是眼睛的不适，而是在黑暗中受到突然强光刺激的痛感，一直延伸到脖子后面。我感到双腿和臀部又冷又湿，但我不在乎，我所关心的是我已经在地上了。
我抬起胳膊并小心翼翼地睁开眼。我恢复了意识，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一瞥周围就可确定：仰卧在位于历奇路边的小山顶上的一块小墓地里。月亮正高悬在正上方，月光异常明亮，却比前面的小得多。雾霭也更浓了，像一块毯子铺在墓地上。几个较高的墓碑突兀在那里，像几个石头岛屿。我试图站起来，我脑后又是一阵疼痛，伸手一摸，感到一个肿块，黏糊糊，湿漉漉的。在月光下，我看到黑糊糊的血顺着我的手掌一条条流下来。
第二次我终于站了起来，在墓碑和齐膝的雾霭中摇摇晃晃地站着。我极力四处张望才看到石墙的缺口、墙外的历奇路。看不到我的背包是因为浓雾盖住了它。如果我从左边的车辙朝历奇路走出去，就能找到它。但我很可能又被绊倒。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切，完完整整，清清楚楚：我在这山顶上停下来休息一下，顺便走进墓地稍微看看。当我从一个坟墓转身往回走时，乔治·斯托伯绊了我粗大笨重的双脚。我跌倒了，脑袋砸到墓碑上。失去知觉多久了？虽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根据月亮的位置确定几时几分，但估计至少有一个钟头了，这对做个和死人一起乘车的梦来讲是足够了。那死人是谁？当然是乔治·斯托伯。这名字我在一个墓碑上见到过，就在进入梦境前，天哪，我做了个多么可怕的梦啊。等我到了路易斯顿镇发现我妈已经死了，这不正是很典型的结局吗？其实这只是我在黑夜里的一点预感，并把它放入梦中而已。这可成为多年后在聚会快结束时讲的故事，人们会表情庄重，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些爱卖弄学识的教授则会吟道：天地间之奇事，非吾等可遐思（天地间之奇事，非吾等可遐思，是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第一章第五节中的句子。）。然后……
“然后个屁。”我嘶哑地骂了一句。雾气在缓缓地流动，像流动在朦胧的镜面上。我心想我永远不会提起此事，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即使在我临终前。
而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只有我知道，这一点可以放心。乔治·斯托伯独自开车来载我，这位爱特伯德·克雷（爱特伯德·克雷，美国民间故事《睡谷传奇》中的人物，是个无头的骑士。他常在晚上出动，把头夹在胳膊下。）的老友，是缝了脑袋而不是夹在手臂下。面对即将到达的第一座有灯火的房子，我得做出选择，而我几乎毫不思索地用我母亲的命来换我的命。也许这可以理解，但并没有使负罪感有丝毫减弱。还好没有人知道。她的死看起来很正常，应该是正常的死亡。这就是我极力摆脱负罪感的借口。
从墙的缺口左边的车辙走出墓地时，脚碰到了我的背包，把它拣了起来甩在肩上。山脚下车灯闪烁，司机似乎得到暗示山顶上有人要搭车。我伸出手竖起拇指，猜想一定是那开道奇车的老头回头顺着这条路来找我。如果真是如此，这故事就有个圆满的结局了。
可来的不是那老头，是个嚼着烟叶的农民，开着装满苹果筐的轻型小货车，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不老也不是死人。
“去哪儿，小伙子？”他问我。当我告诉他后，他说：“我们顺路。”不到40分钟，9点20分，车就到了缅因中部医疗中心的门前。“祝你好运，希望你妈妈的病正在好转。”
“谢谢你。”我说着打开车门。“我看你很紧张，她应该没事的。可你得涂些消炎药在这上面。”他指着我的手。
我低头一看，几道月牙状的紫色掐痕深深地印在手背上。我想起当时双手抱在一起，指甲抠陷到肉里，虽有痛感却不能放松。我还记起斯托伯的眼睛满映着月光，如一汪亮水。“你坐过过山车吗？”他曾问我，“我坐了四次那鸟东西。”
“小伙子，”那司机问，“你没事吧？”
“嗯？”
“你还没有从惊慌中恢复过来。”
“我没事，谢谢。”我砰地关上门，大步穿过停放轮椅的地线，那些轮椅在月光下闪着亮光。
我走向询问台，一边提醒自己当他们告诉我我妈已经死了的时候，一定要装出很吃惊的样子。如果我不这样，他们可能会感到好笑，或是认为我吓傻了，或是认为我们母子关系不好，或者……
我一直想着这些，以至于当站在询问台后的妇女问我话时，我都没听见，只好叫她再说一遍。
“我说她在487号病房。但你现在不能上去，探访时间到9点就结束了。”
“但……”我突然感到头昏眼花，连忙抓住询问台的边缘。大厅点着日光灯，在明亮均匀的灯光下，我手背上的掐痕一览无余。八个小小的紫色月牙像一张张咧笑的嘴。那个货车司机说得对，我应该涂点消炎药。
站在询问台后面的妇女耐心地看着我。她胸前的工作牌上有她的名字：伊婉·爱德尔。
“可她有没有事？”
她看着电脑说：“我这里是s，表示情况令人满意。第四层是普通病房，如果你母亲病情恶化，就应该在加护病房，在第三层。如果你明天再过来，你母亲就会好多了，探访时间从……”
“可她是我妈。”我说，“我一路搭便车从缅因大学过来看她，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上去看她吗？就几分钟。”
“来探访的直系亲属有时可以例外。”她冲我笑了一下说，“你等一下，让我看看。”她拿起电话按了两个数字。毫无疑问是打给四层的护理室。我可以想象接下来两分钟的过程，好像我以前经历过似的。伊婉问是否可以让487房的珍妮·帕克的儿子上去看她一两分钟，就亲亲她、说句贴心鼓舞的话，而那护士却说哎呀，帕克夫人刚死去，还不到两分钟，我们才把她送到楼下的太平间里，还没来得及把电脑里的数据改过来，真糟糕。
询问台的妇女说话了：“穆丽尔吗？我是伊婉，有个年轻人在我这里，他名叫……”她眉毛一挑看着我，我告诉她我的名字。“阿兰·帕克，他母亲是珍妮·帕克，在487房吗？他只想是否能……”
她停下来，听对方说。我想对方护士肯定告诉她珍妮·帕克已经死了。“好吧，”伊婉说，“是的，我理解。”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看着前面。然后，把话筒压在肩膀上对我说：“她正叫安妮·科里根到487去看看，只要一会儿。”
“这事永远不会结束。”我说。
“你说什么。”伊婉皱着眉头问。
“没什么，”我说，“我是说这是个漫漫长夜，我……”
“你还在担心你母亲，当然，我知道你是个好儿子，扔下所有的事赶来看她。”
我想如果她听到我和开野马车年轻人的对话后，对我的印象肯定一落千丈。可是她当然不会听到，这是我和乔治之间的小秘密。
站在明亮的日光灯下面等着四楼的护士打电话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度日如年。伊婉的面前摆了些纸，她拿着笔顺着名单查找人名并在一些名字上打个对号。我想是否真的有死神，就像她这样，是个工作量有点过大的职员，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很多要处理的文件。伊婉仍把电话夹在耸起的肩膀和耳朵之间。医院的广播在说“华科医生，华科医生请到放疗室”。
在四楼，那个叫安妮·科里根的护士现在可能在我妈妈的床边看见她死在病床上，眼睛还睁着，因病痛而弯曲的嘴角终于松弛下来了。
电话里传来四楼的回答，伊婉直起身体听着，然后说：“好吧，可以，我知道，我会，当然我会的。谢谢你，穆丽尔。”她挂了电话，严肃地看着我，说：“穆丽尔说你可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