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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是温州一个发达的县级市，全市村集体资产超过100万元的村数以百计，有的村光银行存款就达几千万元。村民反映一些村干部在财务管理、工程发包、土地转让等方面的问题，成了瑞安市的信访“热点”。
据瑞安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有不少“村官”在村务管理、决策中存在明显的故意过错行为，给村集体造成很大损失，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个中原因，主要是村委会不是政府部门，行政监察用不上；如果村干部不是党员，那么党纪监督也对其行不通；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收受贿赂、非法占有集体资产、贪污的犯罪行为，也难以适用刑事处罚。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当新富阶层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愿望时，担心他们“执政”后“为政不仁”的顾虑，就在情理之中了。
“富人政治偶尔会出现一些不良现象，”著名学者党国英，较早研究乡村新富阶层政治诉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研究论文中说，“这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怎样的“政策”才能“调整得当”？
研究者认为，瑞安市“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度”这样的“政策”就比较“得当”。起码，瑞安农村的民众是欢迎的。
在首个试点村安阳镇北隅村，新当选的村委会副主任刘德龙说，他们签《协议书》时，“在场的村民都鼓掌了”。谈起对“协议村官”的看法，有的村民反问记者：“如果村干部没有私心杂念，他为什么不敢承诺呢？为什么不敢签协议呢？”
“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4）
北隅村试点的消息很快传开。随后，包括邻近县市在内的许多村，纷纷派人前来取经，有的要求乡镇政府帮助他们尽快建立这项制度。
根据这项制度的要求，当“村官”还是候选人时，就得首先填写一份《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承诺书》，张贴在村委会公告栏。承诺的便是协议书中规定的有关条款。
“候选人做出承诺”、“当选后须签订协议书”，这些条款写进了由瑞安市司法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村民自治章程》。
如此一来，起诉违规“村官”就有了法律依据。瑞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戴贤信说：“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民如果根据《协议书》或者《村民自治章程》的规定，提起侵权之诉或者合同之诉的，法院将依法受理。”
用合同的方式约束村干部，或者说走向村政前台的乡村新贵，在法律上是否妥当？专家们认为，村主任违反财务规定，乱开支和乱报销，或者在村务管理决策上胡来，本身就属于侵犯集体权益的行为，完全可以适用于民法。“村官”与村民之间的协议方式，是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化。
这项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瑞安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国民认为，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中，有的候选人摆酒请客、贿选，甚至采取暴力介入手段，就是因为心术不正，看中了村级资产。而这些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往往缺乏监督。
“毫无疑问，民主监督不力，导致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形同虚设；如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到位，民主监督落到实处，想‘捞一把’的人就会打退堂鼓。”浙江省民政厅助理巡视员何志权说。这位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此举实际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它起到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作用，可以依法规范村委会选举，刹住一些地方村干部选举中的不正常现象。
浙江大学法学院赵世义博士认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把因经济问题引发的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纳入法律诉讼程序，改变了动不动就“上访”的习惯，有利于培养法治精神，有助于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当然，这一制度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它会不会形成事实上的村干部候选人财产资格限制？公务管理究竟应当依靠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群众？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尚不够成熟的制度，是实行农村民主自治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1）
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温州市沙城镇，在刚刚结束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的指导意见。他们说，堪称“全国首创”的民主的制度创新，委实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至于是否能在中国乡村大地开花结果四处繁衍，他们也不晓得。
2005年4月5日，寂寂无名的温州农民孔令训的名字，登上了《中山日报》。不同于赫赫有名的温州富翁，在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做小生意的孔，还是第一次享受见报的殊荣，且与中国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联系在一起。
孔是温州市瓯海区沙城镇永阜村村民。3月下旬，他收到一纸来自千里之外的老家的通知书，落款是永阜村委会选举委员会。通知称，永阜村新一届村委会班底的选举将于4月8日掀开帷幕，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亲自回去参加投票，另一种是委托投票，但需要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同时收到参选通知书的还有孙菊玉小姐等8人。
由于生意不容许他们悉数返回老家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他们选择最后一种方式。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每位选民可以接受3个人的委托。依此，8人合议后决定，留下六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其余两个人返回永阜村参加民主投票，并接受留下六人的委托，代他们每个人投上神圣一票。
3月31日，孔等8人一行去中山市菊城公证处，共同申请办理委托选举公证。从身份证看到委托书，该公证处的公证员们一一审核他们携带的材料。虽然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请托，略显惊讶的公证员们，还是在法定范围内爽快地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当日，菊城公证处收取了他们500元的公证费，为他们出具了两份委托选举公证书。拿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2名回家参加选举的受委托者，几天后就返回到故乡温州，去那个早已城市化涂改过的村庄，代表委托者的意愿选举他们真正属意的村官。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对我说，委托选举并不止步于永阜村，4月上旬以来，已有百余名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的沙城镇农民，通过公证的方式，委托在家的亲朋行使自己的民主意志。
4月6日出版的中共温州市委机关报《温州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并认定沙城村民办理委托选举公证书系国内首创。《中山日报》也宣称，菊城公证处所遇到的委托选举“村官”公证案，是全国首宗。一个长期致力于中国基层民主研究的专家对《南风窗》说，2005年是中国部分省、市（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年，沙城镇的这一创举，为在外经商、务工的村民行使选举权，提供了一个范本。
温州市人大研究室主任胡经琨说，他很快慰于这样的民主制度创新，虽然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选举一定要公证，就龙湾区沙城镇村委会选举的实践而言，这样的公证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不得不的选择
“沙城镇搞委托选举公证，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创新。”温州市龙湾区人###律工作委员会一负责人说：“上一届沙城镇所辖各个村庄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把国家民政部的调查人员都引来了，说是贿选成风。我认为，委托选举公证，是抵挡贿选的不得不的选择。”
我对该人大常委会官员所叙述的背景并不陌生。2002年夏天，“海选”村官这个中国乡村最大的民主政治，同时在沙城镇15个行政村启动。经历过第一轮“海选”的选民们，对选举村官已不像三年前那么陌生，新鲜的是他们的选票还可以和希图走向村政舞台核心的新富们“交易”。投票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收到了候选人送来的礼品。于是，温州人的“常用词典”中多了“贿选”这个词。尽管严格界定贿选，是个异常复杂的事情，但乡村村社阶层的一般民众，还是将“新富”们用香烟酒席钞票推动的选举，笼统称之为“贿选”，并将广泛存在的贿选现象，描述为“贿选风”。
2002年10月16日，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一同来到据称“重灾区”的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彼时，区镇两级联合成立的“贿选调查组”还没有撤离。在官方结论尚未作出的前夕，经由民间人士之口，我对这场被称为“温州历史上最为罕见”的贿选风，有了“如是耳闻”。
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2）
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沙城镇，礼品首选35元一盒的中华香烟。沙城镇民政办公室一位公务员说候选人给选民们送几盒中华烟是平常事。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言：选举期间，有老板候选人用面包车装载一箱箱中华烟，挨家挨户送。或含蓄地暗示，或直接赤裸裸地要求对方一定要将选票投给谁。
而用香烟做礼品只是第一轮预选前的准备动作，用来“热身”的。预选开始的时候，礼品由香烟变成了请柬。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喜欢套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说法来调侃选举：选举不是……，选举不是……选举就是请客吃饭。沙城镇的“九五酒楼”在那段时间内时常爆满，十几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一位村民曾在“拉票酒席”中吃了27顿免费的午餐。一名茶楼酒肆的老板甚至期盼村官选举年年搞！
第二轮正式###，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此时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一箱箱中华烟”传闻之外，是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100元的钞票！
据称，沙城镇部分村庄“贿选”结束后，11个村的落选候选人联合起来到有关部门告状，揭发“贿选”。接待他们的一位官员恼火地对他们说：“难道你们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说，你们哪个竞选没有花钱？”这拨落选者见告状无门，就找一个官方通讯社的记者投诉。该记者调查后发了一个内参，受到中国高层领导的关注。不久，民政部派员前来沙城镇调查。龙湾区人大常委会、中共龙湾区委组织部等部门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挨家挨户地调查核实。
一位在沙城镇驻扎将近百日的调查组成员说：“我们调查了三个多月。几乎对每个村民都进行了访谈。确实，很多候选人花费了钱财，有的花了十数万，有的花了二十多万，但是很难断定某某人的行为就是贿选。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候选人把钱送给了有选举权的村民。他们花掉的钱，大多是竞选的费用，比如助选班底的人员，住在宾馆的吃喝。温州人抽烟都是中华烟，他们有时候一人一包甚至一条中华烟，花个十数万，并不困难。”
事实上，描绘所谓“贿选现象”，远没有取证困难。今年，为避免再度发生看不见的用钞票拉选票的现象，沙城镇努力确保每一张选票的公正。这就是委托选举公证的背景和由来。
约束候选人，也约束选举人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委托选举公证的目的，一是防止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在激烈的“选战”中把目光投向人在外地的选民，利用他们远在外地信息不对称的劣势造假，二是防止不珍惜自己民主权利的村民任意投票，过去就有人在外地的选民，谁给他打个电话都答应投谁的票，多头委托。
也就是说，委托选举公证，不仅约束候选人，也约束选举人。
与其说约束候选人，不如说约束候选人的“竞选班底”。在温州，村官候选人一般是私营企业主，沙城也不例外。送礼品发请柬给钞票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生意忙碌业务缠身的老板们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亲自上阵容易给竞争对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竞选风潮”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个个活跃的“竞选班底”。
“竞选班底”的核心成员多为老板候选人的亲戚朋友。据说，三年前的换届选举中，一位信奉“钱财通神”的候选人，以5包中华烟加20张“老人头”的筹码，试图招募选区内几十个生产队长，组阁成庞大的贿选班底。“竞选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说选民，负责派送钱物，以及监票。投票的时候，贿选班底的成员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选票入箱。
如此激烈的选战，自然不会放弃人在外地的选民。据不完全统计，沙城镇常年在外经商务工者占全镇人口10％，大略3000多人。候选人们的“竞选班底”，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些外地选民的争夺。过去，利用传真字迹模糊的特点，一些竞选班底竟然玩起了造假的把戏。
约束选举人，指的不单单是约束委托人，还要约束受委托人。委托人重复委托，受委托人不尊重委托人意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三年前的竞选事实表明，富裕使得选举人对谁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人大主席团主席说，“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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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3）
人大：公证，只是指导意见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我们并没有硬性要求各个行政村在选举村委会时一定要搞委托选举公证，只是根据区民政局的意见建议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考虑用这种方式对选举加以规范而已。”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认为，人在外地的选举人，本来是可以弃权的。所以，是否委托选举，委托选举是否要公证，由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其实没有这一条。是他们临时加入的，供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择。项主席说，永安村的村民代表大会就没有通过这一条。人在外地的选民，如果愿意委托选举，只需要将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传真回来就可以了。
4月8日，是沙城镇各个行政村的预选日。5天后，才是正式选举的日子。镇人大主席团提倡正式选举的时候，采用委托选举公证，但，有些村庄在预选的时候就采取了委托选举公证。另外有一些村庄进行了两次委托选举公证，甚至于三次委托选举公证，以应付可能重新选举的局面，防止委托人的意愿被受委托人曲解，也方便委托人自己随时改变主意。
无论是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还是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都对委托选举公证这样的创新，缺乏足够的信心。当下，《人民日报》要求前来采访、其他地区要求前来学习，这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沙城的民主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譬如，数百元的公证费，显然就不是一般农村外出务工者能够轻松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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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1）
就村社民主而言，浙江的民主在中国民主版图上，只是一个耀眼的“红圈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浙江的民主，像浙江的GDP，是一个先进分子，而非平均数的代表。直白地说，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由于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民主的发育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开香槟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2005年4月9日上午8时30分，257名泽国镇民，像2500年前的雅典公民，聚集到乡镇中心小学，议论他们所在社区的未来。作为一场浙江乡村民主盛宴的见证者，美国《时代周刊》记者Susan Jakes，以《民主试水》为题，在“中国来信”栏目中，向亚洲版读者娓娓讲述了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他在信的末尾，说：“就当下的情形而言，即便在只有一个党的市镇里，民主也是有益的。”
显然，浙江的村社民主业已颠覆了大洋彼岸的“老眼光”，尽管他们依旧满腹狐疑。但，浙江村社民主的高度，还不是中国村社民主的高度。在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中国，村社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事实上，即便在浙江村社民主最为旺达的温州，民主也是不均衡的。
温州：“民主的敌人”VS“专制的敌人”
经济的引领下，民主开始登堂入室。温州高速公路般迅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将温州的民主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民主气候温和的温州，民主生长繁育的水平也是不均衡的。
办公桌上摆放着《契约论》的李国民，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一个丰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协约村官”制度的设计者，还是以民主程序冲破组织意图当选为镇长的第一人。迄今尚在监牢中的陈仕松，也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非但是一个“还俗和尚”“落魄巫师”“村支书”“人大代表”，还是颠覆民主程序嘲弄公众民意插手干部任命的“地下组织部长”。
陈仕松象征着温州民主的谷底，李国民喻示着温州民主的高峰，他们都是温州辖制的瑞安县莘塍镇人，一个是“民主的敌人”，一个是“专制的敌人”，他们作为对手在民主的战争中有过交锋。他们的故事，无奈在瑞安，温州，还是在浙江，都是极端化的典型。但他们却矛盾地统一在我们叙述的真实世界中，鲜明地提醒我们民主的不均衡。
2000年4月28日，陈仕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罪名是：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行贿罪。以陈仕松为圆心的三项罪名，牵涉了曾在瑞安任职的80余党政官员。不足一年的时日内，他们分别受到党纪政纪乃至刑罚的处分。原中共瑞安市委书记、瑞安市长都因为陈仕松冠盖落地锒铛入狱。
说起来匪夷所思的陈仕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入狱时43岁的陈仕松绰号“阿太”，是莘塍镇中村的一个文盲，一个还俗后跳大神的巫师，一个既不会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