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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说，他上任后，和前任的矛盾，完全白热化，无须掩饰。2003年6月26日，前任村委会主任去北京告状，指责他破坏耕地。当时的情况是，有块在鹿城区的土地，十数年未种庄稼，有人在上面建了一个养猪场，被镇里毁弃了。黄领着村民推倒了上面的棚子，对土地进行三通一平，迎接三拨台湾商人的到访。前任的上访起到了作用，落马的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作了专门的批示。区公安局以涉嫌破坏耕地罪，把黄羁押了14天。村民集体去区委喊“还我村官”，最后黄被取保候审，直到2004年6月，方了结此案。
春节前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被黄视为“他们那条线上的”村支部委员，给二十多个中###员每人送了数百元的超市购物券，希望能够当上村支书。推选村支部书记候选人的时候，黄向镇纪委汇报了此人涉嫌贿选的事实。区纪委和镇纪委查了一个月，确认该支部委员是贿选，取消了他的村支书候选人资格。
黄说：“他们希望通过代理人对付我的计划落空了。”
逃
2005年4月10日早晨，温州市水心村村委会主任董志平，开着自己的“小丰田”，把几份当年记述水心村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文字资料送到我入住的宾馆。而后，便神秘地失踪了，无论人们怎么拨打他的手机，都没有人接听。
此前一天夜晚，他对我说：“我必须逃走，躲起来。否则，村委会又要换届了，老百姓还会选举我当村委会主任。可我真的干不下去了。”
站在一旁的一位温州知名人士无奈地对我说：“你想象不到吧，一个当年历经带领村民罢免不合格村委会主任的人，自己当选村委会主任后，竟然害怕再次当选。”
董志平是2001年9月23日当选温州市鹿城区城郊乡水心村村委会主任的。当时，并非正常的换届选举，而是原先的村委会被他率领的“反对派”罢免了。他是补选中胜出而后“组阁”的。
据称，水心村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城郊结合部的一个村庄，绿水环绕，风景怡人，南宋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曾寄居这里潜心著述，后人称其为水心先生。水心村由此得名。
恐怖的民主（3）
过去的20年里，水心村渐成温州都市化浪潮中的“城中村”，集体资产像野草一样疯长。董志平举了一个堪以说明水心村一夜间暴富的例证：1996年，水心村破费130余万元，为当时的两个党政一把手——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配备了两辆帕萨特轿车。董志平们也在温州城市化的潮流中，洗脚出田，穿上皮鞋，打上领带。他们不仅参与到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中，也参与到由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酿成的“干群矛盾”。
2000年6月4日上午，水心村三百多村民涌到村委会的“官邸”，勒令村官对劳力安置房分配、集体店面出租、村官报酬、集体资产投资等等问题，作出解释，并要求审计村集体财务状况。双方矛盾一触即发。村民们开始到“衙门”里上访，从乡政府到鹿城区再到温州市，“有关部门”的答复一次次让他们觉得沮丧。而后，153名村民集资30600元，委托董志平等人为民意代表，去杭州“告状”。浙江省信访局一位官员告诉董，村民有权罢免他们不认同的村官。
董找到倡导组织罢免寮东村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吴锡铭，请吴起草了一个《罢免理由书》。两天之内，三分之二有选举权的村民在罢免书上签了名。6月26日，村民们向城郊乡政府递交了罢免书，请求乡政府和区民政局依法帮助召开罢免大会，免掉4名村官的职务。7月27日，区民政局、人大、组织部、公安局、农经委等5个部门与城郊乡一起突然召集村民代表到乡政府三楼开会，向他们宣布签名无效。
2000年11月15日，董志平在吴锡铭的陪同下，去民政部上访。五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披露水心村村民民主权利被妨碍。一周后，董在凌晨5时许，被当地警方抓进警车。在一个纪委的宾馆里，非中###员董志平被关了9天。问讯者不断重复一个问题：你给人民日报记者送了多少钱？
在新华社记者的干预下，董重新赢得了自由。由于几家中央级新闻媒体的舆论介入，水心村的罢免被扫除了障碍。2000年12月5日上午8点，罢免大会在水心剧院举行。出于对乡政府与有关部门指导村委会成员制定的罢免办法中“不得办理委托”之规定的抗议，村民们拒绝入场。因为，不让办理委托，就意味着将外出村民的选票归到反对罢免的数目中，主张罢免者当然要反对。僵持到下午三点多钟，罢免大会无奈散会。
董志平开始了新一轮申诉。仰赖于浙江省人大与民政方面的开明官员的支持，事情再次出现转机。2001年4月28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一于姓副主任，就中共鹿城区区委组织部长以及村民代表董志平一行7人的问题，给予明确答复：流产的罢免大会可以接着开；罢免时外出选民可以进行委托。董志平说，那一刻，他的热泪差一点涌出眼眶。
接下来的事情远没有董想象的那么简单。依照法律规定，罢免大会应由村委会召集和主持村民会议，但水心村村委会回绝了村民的要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方法：先张贴公示，由9位村民牵头召开村民大会，再民主推选村民大会召集人。不日，村民大会推选董志平等7名村民为村民大会的正式召集人。主持罢免大会的是村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正式召集人”而非村民委员会，这在全国也是首例。
7月22日，在村社民主的道路上蹒跚了一年的罢免大会召开了。440名有选举权的村民到会355人。350张有效票数，以超过半数以上的法定票数，合法地罢免了村委会主任等四名村官。
又2个月，“反对派领袖”董志平毫无悬念地当选新的村委会主任，组成了新的“内阁”。
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董说他真的厌倦了。和村支部的矛盾，使得他的工作举步维艰。他每年领取36000元的工资，相当于自己补贴上去的数字。
现在，他最头疼的是，村民一早就堵住他的家门，以娶媳妇办公司为由，要求分得属于他的那一份集体资产。据悉，水心村现在的集体资产有好几个亿。
董说，摆平水心村的矛盾，已让他心力交瘁，除了躲避，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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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
当肇始于义乌的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成为民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防止新富参政“为政不仁”的协议村官制度，在瑞安诞生。当一个城镇的居民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它们的出现非但是民主之魔与民主之道的赛跑，也将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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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1）
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我是‘协议村官’。”不善辞令的王献桃说起话来开门见山。40岁上下的王献桃，是新当选的“村官”，一个多月前，经由村民民主选举这个似乎新颖的乡村政治活动，由商入仕的他，被选票拥戴为浙江瑞安市莘塍镇红光村村委会主任。
2002年8月7日，在王献桃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他用短小的手指掀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取出一纸《协议书》，递给记者看：“呶！我是乙方，名字签在这儿。”红光村党支部书记何小林，则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以甲方身份签字。
这个40天前签订的协议书，将村官有可能“违法行政”的11个层面一一列出：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土地规划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方案；集体资产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与使用；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与使用；违反规定报销、公款私存或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等行为。
王献桃说，尽管协议烦琐，约法十一章，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就任村官后，不搞阳光政治，暗箱操作，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承担赔偿责任。
据悉，王献桃的协议不是独创，自今年5月瑞安市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以来，逾千名村官持有王献桃手中的协议书，“协议村官”出现在瑞安1/3的村政舞台上。
当下，在浙江富裕地区的村政舞台上，活跃着一批私产甚丰的村官，由于其完成了从乡村经济精英到村政核心人物的转变，有研究者尝试着称之为乡村“新贵”。从事房屋中介生意的王献桃，只是众多从乡村新富阶层中涌现的“新贵”之一。
“协议村官”的出现之所以能够引起各界的关注，与众多“新贵”通过捐资参选，走向村政舞台的背景有极大的关联。在一些受访者看来，“协议村官”能够最大限度地防范新贵为“政”不仁，以“政”谋私。
“新贵”捐资参政
2002年5月31日，记者在浙江义乌，一个私企业主云集的富裕的县级市，对乡村新富走向政治前台，作了从个案到一般的考察。我们惊异地发现，代表乡村新富阶层的农村私营企业主通过捐资参政，走上政治前台，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那里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那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强烈需求，激发了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渴望。
2002年5月31日下午3时许，我们在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主任杨保伟家，见到了这个“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握手，让座，敬茶，38岁皮肤白皙的杨，举首投足间尽显浙江民营企业家精明豪爽大方之形象。两个多月前，杨捐资10万人民币，竞选上村委会主任，成为上杨村村政的核心人物。从他身上，既感受不到传统社会底层农民的习气，也闻不到旧式村官惯有的小官场气息。尽管，他在3月的民主竞选中获得的村官身份，是农民加“官”的集合体。
他的名片还是用于商务：杨力制笔厂厂长。1997年，在义乌小商品行销世界的潮流中，杨裹进了制笔业。如今，上杨村的制笔作坊，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中低档铅笔。杨始终屹立在上杨村制笔业的潮头。由此完成了他由一个有钱的义乌人到富有的义乌老板的转变。
2002年初，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即，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在经济上有影响力，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杨，如同一匹“黑马”，闯入了选举人的视线。在义乌市民政局主管乡村选举的官员看来，杨为其他村民交纳农业税的宣传是不合适的，因为交纳农业税是每个农民应该承担的义务。但出钱参选是不应该被禁止的。
“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2）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助选的“利器”。
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一村之长，当上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官，但事实上并不在国家官员序列的名义上的“村官”。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量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市府五六个局长级公务员一年的薪水。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数字。杨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他能为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
那么，杨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有所舍，就应该有所得，那么杨能得到什么？
在谈论村政的过去时，杨在表达他不满意的态度的同时，提到他捐资参政的原因。
上杨村临近市区，差不多寸土寸金，800余户的村庄宅基地异常吃紧，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村里130户人家做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混合在一起。杨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却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家，连个窝都不容易安排。
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合法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拿出10万元。
杨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的产品的创新没有好的办法加以保护，被克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的损失在这个方面很大，克隆他的人也挣不了大钱。可是他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一切。他想到，要是当了村长，有了发言权，他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
一名制笔的村民说：“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杨还有政治上的需求。
于他，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
杨的父辈祖父辈都是农村的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和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出人头地过。而村长，在乡村，绝对是有头脸的人物。
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荣来的，但他不否认他渴望这样的光荣。“我当村长，还是想为整个村子谋取利益，我的政治抱负在整个上杨村。”
道德权威让位经济能人
村民的选票是否冲着10万元的捐赠？
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将近一个亿的村庄，受访的村民一般都以蔑视的表情否定了记者的疑问。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穷的人家也有四五万的存款。只要劳动，就没有过不好日子的。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杨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就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了。
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上杨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怀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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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3）
其实，早在三年前，义乌的一个乡镇就有一个私营企业主捐资参政。
蒋说：“以前我们没有在意，今年较为普遍地出现，我们就必须有态度了。我们请示了市委，最后一致认为不是贿选，所以，我们持两不态度：不提倡，不反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
据悉，经济能人在竞选村官中战胜道德权威的例子在中国的一些乡村随处可见。
新富参政是必然趋势
“老板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反复强调他的这个认识。
他说，新富参政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一生，留个好名声，过过村官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
在他个人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只要选举程序合法，且他们在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
一些学者认为，乡村新富阶层渴望参与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以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党国英说，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强烈。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
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
有官方背景的学者进一步论述道，让乡村新富阶层走上政治前台，不仅有利于农村增收现实，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理由是：他们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当“新贵”为“政”不仁
然而，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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