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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味，丝毫都不落伍，不像二三十年前大多数拉丁美洲的商业巨子那样。
假如其他情况都不同：不平等，反冲，新秩序（2）
访问卢克希奇后不久，我和智利另一位商界领袖，同样是靠经营银行业致富的阿尔巴罗？塞奇共度了一个下午。我们约在他的豪宅会面。他的豪宅坐落在安第斯山一条又长又弯的山麓的顶上，从那可以俯瞰圣地亚哥城市全景。汽车拐进大门，开上车道，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罗马式庭院，院内充满干净的线条，非常精致，富有美感。塞奇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非常关心智利的未来，对教育问题特别感兴趣。他想为智利建造一所新的大学，一所能通过教育帮助智利培养新的领导人以便在世界上更具竞争力的大学。“我们不能自满，”他说，“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继续发展，保持领先，我们必须鞭策自己前进。”尽管他的豪宅远离城市肮脏的街道，他承认本国存在很多问题，想利用他的财富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卢克希奇一样，他也利用国际商业领袖组织来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观点，扩展自己的关系网。比如，塞奇是50人集团的一名积极成员，50人集团是西半球最重要的一个商业领袖组织，每年聚会一次，一般在华盛顿举行，但是最近也到中国和圣地亚哥这些地方举行。
是的，智利的精英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某些情况下，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解决国家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和这些精英们的谈话常常会包括一些更为复杂的意外话题。在和智利一家主要木材企业的高层领导人谈话时，我能察觉到他对现状的满意和支持。他的公司统治了市场，当被问到智利是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吸引外国投资时，这位首席执行官迟疑了。“是的，投资是好事。”他慢条斯理地说，但是他的话和他选择用词时的停顿暗示他的本意恰恰相反。不难想见，他对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充满防备。直到现在，智利重要的经济部门仍由两三家公司把持，这些公司多半是典型的地方企业或者和地方利益紧密联系的企业。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受到明显制约。中小企业取得很大成功的故事寥寥无几。智利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社会和结构性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像那位木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精英就乐于接受这样的现状。在很多方面，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有其历史渊源，不平等现象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不仅是在智利，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有这类问题。那些本可以促进平等的重要资源却主要为精英们所有，因此这些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如教育，只被少数人享有，因而导致不平等更加恶化。
但是，在和智利一些很有影响的商业领袖讨论时，只要谈起分配不平等这些历史性问题，大多数人都爱用芝加哥帮的观点作答。海运巨头、南美船运公司的老板和智利最有名的葡萄园圣丽塔的主人里卡多？克拉罗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支持正统的经济改革。他才智过人，热情好学，处世练达，在国际精英圈子里非常活跃，在国外非常有名气。但是，从他和智利商界的许多人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不管是直接的还是暗示的，都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药方中特别提炼的版本：“把它交给市场。要耐心。减少那些创造就业职位的人的税收。”他们坚信25年前提出的滴漏原理，甚至无视层出不穷的反面例子。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写的，滴漏理论“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或者实际案例的角度来看，都无法立足”。
历史的教训：精英的起落
从瓦纳克斯 们到强盗大亨：精英们的兴衰
每一个时代都有精英，在精英兴衰的历史中，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一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大主题在重复发生。
大规模的历史剧变，包括战争、技术变革、社会革命，会推动社会的统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希罗多德②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什么现象能像战争那样，使精英结构产生变化，虽然在重大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战争，也产生了精英结构的变化。因为发动战争不单是为了改换统治秩序。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剧变所造成的变化完全出乎预期，在意料之外。比如，在古希腊，军事创新意外地让重装步兵，一个新的农民战士阶层崛起，他们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力。当他们的叛乱失败时，他们就支持颠覆旧秩序的专制统治者。在中国，明朝晚期的皇帝不能保护他们的子民免受来自北方的骚乱和袭击，结果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灭和满清家族统治下的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的崛起。与此相似，美国内战则是国内传统农业和先进工业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内战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推翻了奴隶制，开创了欣欣向荣的工业时代，原先分散的州经济体被新的全国性经济模式取代，商业领导阶层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地发财致富。
有限的或脆弱的体制规范引发了政治和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历史提出的难题之一是：能激发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条件也能招致胡作非为、不平等、不公平，最终引发社会动荡。然而，强加了太多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将扼杀创造性。比如，最强大的希腊城邦斯巴达由于整个社会实行军事化管理，导致异议和创造性均被打压。斯巴达千方百计控制奴隶的人口数量，使其难以适应地中海东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只能眼睁睁看着马其顿国王腓力统一了希腊。中国在15世纪初就在勘探和开发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成就，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和认为本国从外面的世界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思想，中国限制国人开展海上航行和对外贸易，导致国力呈螺旋形地下滑。与此同时，一些很有实力的大国却没有受到类似的限制，国力蒸蒸日上，在日后与明朝的争夺中，这些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内战后的美国，华盛顿政府很少管制快速发展的工业，尽管一团乱麻似的州立条例常常造成混乱。但有的家族，如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卡内基家族，以此为机会而不是阻碍，抓住了时机。亨利？基辛格用来描述自己钦佩的政治家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这些企业家：“有从混乱的局势中认清本质的力量，能从中找到开创新局面的资源。”
精英们的手伸得过长，会引起其他阶层的反感，通常会由另一群精英打着“代表广大人民”的旗号群起攻之。精英们在不断地积聚权力的过程中，常会走得太远，激发竞争对手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者激起大众的不满情绪。这样一来，精英们必须作出让步，以便重新取得合法性，恢复权力均势，保持昌盛。否则，就有可能要冒形势突变和无力回天的风险。古希腊的寡头统治者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引起部族的冲突，疏远了平民。结果，大多数人民站在专制统治者一边，后者以和平换得权力。雅典各域邦的领导人害怕*者上台，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立起*政体，以预防社会冲突。由于明朝统治者越来越妄自尊大，越来越不关心人民的需要，于是他们开放门户——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给清朝统治者，尽管后者是外族人，但是比明朝统治者更积极地回应人民。在19世纪的美国，情况也是一样：商业领域出现了依靠残酷剥削致富的“强盗大亨”，他们炫耀财富，漠视普通工人需要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美国人民党①改革派也借此推动立法，通过一系列的反托拉斯法和州际商业法律，遏制了这些企业家们的扩张。在上述情况下，支持改革的那些人多半也是精英集团的成员。从希腊的梭伦②、克利斯梯尼③和伯里克利④到中国清朝的康熙，再到20世纪早期美国的老罗斯福，这些人都是以精英的身份挺身而出的。而民众似乎也乐意接受精英的领导，只有当那些掌权的人被证明无能、无力、对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无动于衷时，民众才会要求改朝换代。
上述主题中的每一个都与今天有关。战争和技术导致的变化都能体现时代的特征。不论你将冲突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后冷战时期秩序的重组，或是全球化时代的出现，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完善的时代，旧的权力结构依然存在。在网络时代，大部分的既有体制依然是等级分明。国家权力正在衰退，公司和恐怖组织等重要的跨国组织越来越频繁地跨越国界活动或在信息领域中活跃。虽然历史、金钱、地方政治权力和武装力量仍然非常重要，但全球精英们正在操纵一个法律、风俗和传统政府都还没有跟上的世界。就像19世纪的美国，靠残酷剥削致富的强盗资本家们，在立法者与规范者尚未察觉正在发生的事并有机会作出反应以前，就认识到并利用了州际通商的机会，今日的全球化精英正在旧世界的边缘工作，规划着下一个时代的特点。就像美国19世纪的资本家那样，他们收获了惊人的回报，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怨恨。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当下的时代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就像过去的那些时代，那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即使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弄清当代的精英和过去的精英有什么本质不同是重要的。我提出的3个历史个案研究——古希腊、17世纪的中国和镀金时代的美国，也许能给大家提供几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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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1）
超级精英内部的企业群体
当《权力精英》在1956年出版时，作者赖特？米尔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上。所以，他必须分清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来源。因而书中的各章便取名为“社会名流”、“富裕阶层”等。有的内容则集中在精英权力的本质，因此使用“首席执行官”、“企业富豪”、“军阀”、“军人统治”和“政治高层”等标题。他强调了这些集团之间的交叉情况，以及当美国（或更早时期的欧洲）的历史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集团也会受到影响。
在写到“企业富豪”时，米尔斯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在过去的私有体制中依靠继承得来的财富和权力，今日的企业富豪应有尽有。”换言之，他承认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发展到以商业为中心的体系，不论是财富体系，还是阶级体系。工业革命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令米尔斯惊讶的是，公司所有人将大部分权力转移至首席执行官手上。他表达了很多受到*影响的观点，他问：“难道那些旧日的剥夺者现在不是在被这些拿薪酬的经理们剥夺吗？”就像二战后的美国一样，米尔斯对社会秩序的改变印象深刻，在这个秩序里，公司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家的重心不再是小企业、中产阶级，以及更早期的拥有并耕种土地的人们。
米尔斯在分析了每个精英群体之后，都会总结性地讨论社会内部权力如何平衡，以及关于这种平衡的已有理论需要如何修改。
美国人坚持认为，政府是一种自动机器，在各种利益相互竞争，达到平衡的过程中受到规范。政治形象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两者都是通过多方利益的推和拉实现平衡，各方利益只受法律和非道德层面的约束。
自我平衡的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术语中得到了最深刻的阐释：市场是至高无上的，在小企业家神奇的经济中没有专制主义。政治领域也一样：权力的分割和制衡盛行，因此没有专制主义的机会。“不采用权力制衡的民族，”约翰？亚当斯写道，“就只能采用专制主义，没有别的选择。”
显然，米尔斯认为平衡已经消失，小演员已经被行动一致、合伙消灭了平衡的大演员所替代。他感叹道，采取重大决策不再经过公开的辩论。（看到美国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却不经过国会宣战或者任何真正的全民讨论之后，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当他提到，作为国家的“枢轴和稳定器”，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衰弱时，在这个时代—— 一个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几十年的时代，我们又听到了令人不安的回声。
正是凭借这种回声，让米尔斯的大作至今都值得一读，米尔斯的观察最惊人的一点是，不仅提出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时还摆脱了时代的局限性。他不仅描写了国家现状，还描述了由一个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划时代的转变结果，以及导致转变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因素。真的，他是在估量那次重大动荡的后果对精英结构造成的根本影响。
50年后的今天，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另一场划时代的改革正在进行。全球资金和信息瞬间可得，运输时间和成本有了显著下降。这使得全球企业成为可能，同时也把信息传递给了不同的人群，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全球品牌成为塑造全球文化的关键要素，而像可口可乐、微软、IBM、通用电气、诺基亚、丰田和英特尔等公司都已从他们建立多年的全球化意识中获得大约300多亿美元的丰厚利润。其次，对于大多数的大公司来说，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都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司设在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和印度的优秀企业则进入了美国和欧洲。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大公司需要建立一致的规章和标准，使他们不必为满足个别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并负担高昂的成本。与此同时，商业的全球化也导致了政府的变化，企业的流动性，迅速有效地影响任何一个地区的能力，日益增加的资源，都为他们带来了米尔斯难以想象的优势。米尔斯那个时代的大公司有许多都是扎根在一个国家，遵照一套规则行事。此外，新时代的开始不仅把重心从世界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精英那里转移到跨国界的全球精英手里，而且它还提出了哪类权力集团更重要，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自米尔斯的时代以来有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
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2）
关于这种权力转变的本质，华盛顿最近的一次名流聚会让我们得以一探究竟，虽然场合有些奇怪，在这种场合中人们通常是聊天和吃橡皮似的鸡肉。这就是大西洋理事会一年一次的餐会。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智库①，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即跨大西洋国家关系。参加这次餐会的500名贵宾都是商界、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他们要为3名现任和前任的超级精英成员举杯庆贺。这3位成员是：史蒂夫？施瓦茨曼，他由于私募股权的强势劲头而成为华尔街当月之星并荣获商业领袖奖；詹姆斯？琼斯将军，曾任欧洲联合部队最高司令兼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荣获军事成就奖；阿伦？格林斯潘，这位金字塔的顶层人物，超级精英中的超级精英成员荣获公共服务奖。格林斯潘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服务了20年，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中高深莫测的大长老，即使退休了，他仍能以巧妙的措施影响市场。
为颁奖典礼开场致辞的是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他受到了全场来宾的热烈欢迎，3位获奖人坐在椅子上，与过去的获奖者、曾两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进行互动问答。斯考克罗夫特在向获奖者提问时幽默而睿智。他先问格林斯潘。问题是关于大西洋联盟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工作的影响，格林斯潘的回答非常深刻，他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两方面入手，对冷战结束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他说，当柏林墙倒塌，显露中央计划经济的灾难和彻底失败时，应该醒悟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参与冷战的各方。格林斯潘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让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得到展现的机会，如寡头的崛起，而且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白一点，即现在只有一条道路：接受政治经济理念75年来试验的结果和参与全球市场。冷战结束这个关键性时刻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让全球经济中新进入的10亿工人和消费者拥抱我们的观点。格林斯潘以深刻的信念谈到这个前景，即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种非凡的“理念的权力”仍然能够驾驭一切。
格林斯潘的观点和施瓦茨曼的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的观点更集中和务实。这位黑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美国实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正在使自己失去竞争力，因为该法案要求更加详细地披露和监督公司的财务。他说，一些公司董事会现在1/3的时间要花在处理法律问题上，这导致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即如何为股东们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还说，这些规定造成的结果是丧失了90％的首次公开发行股，因为想上市的公司都到政策宽松的国外市场去上市。他催促美国政府不要过度干涉市场，否则市场就会流向别的国家。施瓦茨曼还说，对于美国政府无法理解为何法律会伤害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迅速的私募股权公司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回应”。
虽然讲话没有格林斯潘那种历史性的远见，施瓦茨曼谈到了当今时代觉醒的另一个重要结果，这种意义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米尔斯的意义，南北战争的结束对“强盗大亨”的意义，或者是与世界隔绝的决策对明朝的意义。跨国公司不再受单一国家的束缚，它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超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而国家和政府却受国界的限制。公司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让各国政府在市场中为吸引投资而竞争，从根本上削弱了某些广为人知、强大而且历史悠久的主权基础。《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了自己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巴雷特的一次交谈：“巴雷特有一段话令人惊叹，‘就算不雇用一个美国人，英特尔今天照样能兴旺发达。这不是我们的愿望，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跨国公司现在凌驾于国家之上，脱离了自己的根据地。英特尔可以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翱翔，在美国翱翔，在世界可能发展的任何地方翱翔，没有总部。”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3）
以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