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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权力精英登场
在米尔斯的年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处于高潮，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学术界非常时髦，因为社会主义是冲击现有制度最直接的方法，对精英阶层的研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对了解社会运行更是必不可少的；是检验*主义核心思想——阶级的关键。*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讲道：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学徒、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米尔斯生活的美国社会认为自身与苏联的差异在于，美国否定阶级斗争观念，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阶级斗争的办法：凭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美国就能通向无阶级社会。当然，米尔斯环顾周围，他并没有看到无阶级社会。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但米尔斯对美国精英分子的研究确实带有经典*主义批判的意味：少数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少数公司掌握了生产资料，少数政治与军事领袖掌握了权力，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互相联结，他们的关系不拘一格，有时甚至非比寻常，通常都有助于他们扩大权力、确保地位，但却导致社会更加不平等。
总之，米尔斯对20世纪中叶美国精英的研究，实际上是针对世界当时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探索问题核心的动态变化。当时的人们面临两难选择——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求一切服从国家的意志，声称国家是为人民谋福利的管家，而资本主义认为个人的意志是社会福利的核心推动力。
现在，达沃斯的精英们似乎代表一种新的紧张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原有的紧张关系上新加一重。离米尔斯的时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达沃斯精英现在代表的紧张关系是：虽然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单位的老观念历经400年不衰，但国家已无法应对各种跨国界的需求，而且跨国权力中心也不断宣传国际主义者或超国家主义者的主张，因此国家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每况愈下。
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对地区主义。战斗的焦点是重新分配，但分配的不是财富，而是主权和权力。当米尔斯注意到“贯穿中欧和亚洲心脏地区分界线的每一边，都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的连锁”时，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动态发展的端倪，尽管当时还是冷战时代。也许正是通过这种观察，米尔斯暗示了冷战的迫切形势已经推动了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内部的全球化势力——联盟、贸易、基础设施的连接和机构的联系。
即使今天的精英不同于米尔斯所研究的精英，但他提出的几个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冷战结束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有关社会形态的论辩已经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没有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国家对于政府和经济生活的观念是治理社会的最佳途径的思想共识。最明显的反例出现在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和*主义之间的核心分歧——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2007年达沃斯会议争议的焦点转到高管薪酬上，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比一般员工的平均工资高出350倍到400倍是否公平。其他与会者努力探讨全球穷苦民众的困境，这个场景看似有些讽刺，因为满屋子的全球富人在考虑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30多亿人的命运。社会差距越拉越大，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双速的——给一些人提供加速的福利，而告诉另一些人等着，等着全球化给他们的儿子辈和孙子辈提供福利。
当然，全球精英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精英集团引人注目的唯一理由。如果有人要了解权力、争取权力或者反对权力，了解谁坐在社会秩序之巅是必不可少的。发现我们中间谁最成功和最有权势，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有多么不同，也是极为有趣的。莎士比亚笔下那位被围困的理查二世①并不全是因为绝望才说：“天哪，让我们坐下来讲讲国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我们总是特别喜欢听国王们的故事。历史本身就是讲那些顶尖人物的故事——他们失去最多、获得最多、权力最大、魅力最大。
精英是时代的主人，也是时代的缩影。他们告知世人如何受到尊重，如何取得成功，如何得到和使用权力。他们也反映出世人如何面对位处顶层的人，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能忍受，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精英显示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在整个历史中，我们创造了精心编织的神话，以证明精英建立或主导的制度的正当性，并且维系这些制度。过去一千年来，权力从神祇与地主阶层手中释放出来，功绩制度大行其道，如韦伯的新教伦理思想和霍雷肖？阿尔杰的白手起家小说。达沃斯的参与者对我们的时代有何看法？认为今天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何不同？对今后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有何看法？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神话？他们如何看待世人？
万里挑一：直击超级精英（1）
万里挑一之人
尽管从定义上看，他们非比寻常，但人人都熟知我们中间的杰出人物。
几乎在人类的每一个领域，天才和成就的水平并不是平稳、小量地提升。例如，在体育运动中，技能的水平更像原子中的量子水平，代表运动员的能力将呈现巨大的、几何级数的跳跃。一般的业余运动员和一流的业余运动员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例如，那些爱好周末打网球的人和大学校队里的网球选手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一流的业余运动员和一般的职业运动员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一般的职业运动员和常年参加顶级赛事的运动员之间的差距那就更大了。最为惊人的是，在任何运动中，前10名和前20名运动员之间都有巨大差距，而在一代人之中，只有几个出类拔萃的运动员能名垂青史。在数以百万计的执著付出、才华横溢而又满怀热情的运动员中，只有几个天赋异禀的运动员能脱颖而出，如迈克尔？乔丹和球王贝利。这种模式可以从体育领域扩展到人类其他领域，从艺术到文学，再到政治或商业，都是一样的发展模式。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罗斯柴尔德①和洛克菲勒、毛泽东和曼德拉，这些人决定了所处的事业领域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他们受人仿效，被人敬仰，常常成为变革世界的推动者和催化剂。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中，都有几个人站在各行各业的巅峰——有的声名在外，有的隐身幕后——统治着周围的世界。
市场通过个人收入的机制反映和增强社会的量子结构。例如，世界上参与体育运动的人不计其数，只有几千人能够以体育运动谋生。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斯蒂芬？卡普兰和乔舒亚？劳通过分析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和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薪水，发现了惊人的悬殊：1995年，有1259名运动员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其中37名运动员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与其产生的新闻效应相比，这个数目实在小之又小）。即使考虑了过去10年影响每个领域顶层收入的通胀，差距仍然非常大，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到2004年为止，收入水平在50万美元以上的运动员增加到了2000多人，而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运动员也才369人。当你意识到这些运动员是从无数才华横溢的人中间挑出来的，就能体会到369是多小的一个数字。位于顶层上的每一个精英，都称得上是万里挑一，甚至挑选比例还要更低。的确，有些顶级运动员会凭借技术之外的某些素质出名，如外形亮丽，穿衣服好看等。但是，像罗杰？费德勒或泰格？伍兹这类伟大的运动员，具有超人的技术，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主宰某项运动，更吸引观众目光。他们理应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收入。
名声和收入的高度集中在其他行业顶层也很常见，收入水平最能体现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每个行业都是这样。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一个严重弊病体现在：最优秀的教师、医生和其他对人类知识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并没有像某些行业的顶层人士那样，获得应有的收入和奖励。
然而，在那些收入报酬能直接反映个人价值的领域内，少数人超过大多数人，甚至更少的人从少数人中异军突起的模式重复出现。198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舍温？罗森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题为《超级精英明星经济学》。他在论文中说：“某些经济活动允许个人酬劳和市场规模过分集中在一小群参加者手中。”由于科技进步提高了超级精英明星的透明度，强化了他们利用自身优势的能力，这种趋势也愈演愈烈。
万里挑一：直击超级精英（2）
美国前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这样解释这种趋势：“比如说在75年前，如果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演奏家，而我也是一位不错的钢琴演奏家，我们每年赚的钱大致相同，因为我们得到的报酬仅仅来源于在一流的音乐厅进行演奏。在任何城市，任何时节，我们都有一定的渠道、空间和市场需求来发展各自的演奏事业。时值今日，钢琴演奏家的主要收入是通过录制赚来的。如果我是唱片公司，我会给谁投资签约、制作和销售？排名第一的钢琴家还是排名第十五的钢琴家？如果你是消费者，为什么不买由最好的钢琴家演奏录制的好光碟呢？最重要的是，科技帮助超级精英明星将演奏表现得比过去更好。这对理财专家和其他因掌握过人的技术与特质而享有声名的人也是一样。”例如，据一位经济学家观察，花旗银行以2000万美元的年薪聘请萨默斯的前任、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勃？鲁宾加入花旗，因为聘请他能提高投资人的热情，进而带动花旗股价上涨，或者他能轻易地通过两三笔交易让花旗银行连本带利都赚回来。
社会的公平性以及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问题暂且不论。显而易见的是，同样的模式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一小部分超级精英成功者在报酬方面远远超出常人。
然而就本书的写作宗旨来看，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能够体现出国际影响力的集团上，而不是放在某个特定领域的财富或成就，国际影响力才是决定超级精英的关键因素。西伯利亚楚科奇自治区前区长和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就是这些精英之一。83岁的比吉特？劳辛，凭借丈夫遗留的瑞典利乐拉伐包装公司，拥有110亿美元的家产，但在瑞士过着平静的生活，也许不算是精英。哥伦比亚摇滚歌星夏奇拉是精英，但只有少数几位世界级明星才能算是精英。穆克什？安巴尼——印度信实工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和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 ——当然是精英。他的亿万富翁兄弟安尼尔？安巴尼也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经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但现在已经不再是了。但是，某些已卸任的政治领导人，像李光耀、克林顿和基辛格，由于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当然属于超级精英。切丽？布莱尔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妻子，曾经事业有成，也许能算是超级精英中的一员，但是现在，由于布莱尔不再是首相，切丽也不再是超级精英成员了。数百名中国人现在还不是超级精英的成员，但不久以后肯定会是。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出现在超级精英的名单上。
超级精英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万里挑一。在全球60亿人之中，大概只有6000位精英。你可以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找到他们。有些很容易找：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府领导人，那些在政治、经济、资源方面很有影响力的人；几十个有能力越过国界发动武力战争的军事领导人；全球2000多家顶级公司的总裁和大股东；全球约1000名亿万富翁中的大多数；互联网天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酋长；华尔街、伦敦，以及其他金融中心的大亨；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和作家，全世界的宗教领袖。
这些人的鲜明特点是权力，持续性的、能影响到数百万人甚至是数亿人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还跨越国界。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市场发展，发动侵略战争，点燃群众热情，或者改变别人固有的信仰。你一看见这些人就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某杂志上占据排名的前100，而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占据偶像级的地位。
他们是凭自己的才能、努力、机遇，或三者兼备而获得巨大影响的少数人。他们的权力有些是和自己的财富有关，有些是和毕生经营的政治或宗教势力有关。最常见的还是和他们各自扮演的职业角色有关，诸如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投资官，或者军队参谋长。只要是处于适当的位置和适当的时机，权力常常是水到渠成。有时候，权力并非来自某些性格优势，而是来自性格的缺点：冷酷无情，对某个信念的狂热或贪婪。
不难预见，假设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就能发动战争，美国总统有改变世界几百万或几亿人的生命的权力。其他国家的元首也一样，他们的决定也许会直接影响到他国的贸易、联盟、冲突，或者间接地造成难民潮或环境变化。某些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制定的外交政策和指挥的军事行动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因此也有相似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是超级精英的重要成员，但是随着国际货币流通种类的缩减，这些人在精英名单上出现的数目也相应减少了。同样地，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组织能够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则其领导人也能列入超级精英。梵蒂冈教皇是10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也应列入超级精英。
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成员以外，这个精英集团还包括一些比较隐蔽的成员。他们中间有些人隐藏在幕后，另一些人开始崭露头角。这些人包括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和有组织的黑帮老大，从香港的三合会首领到俄罗斯的黑帮老大。那些控制着世界范围内的毒品、军火、伪劣商品、人口买卖等非法交易的不知名的罪犯是阴影下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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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其他情况都不同：不平等，反冲，新秩序（1）
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俱乐部
当我们驱车穿过智利的大街，去参加萨默斯过去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智利的财政部长安德烈斯？贝拉斯科的晚宴时，萨默斯的观点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智利，人们很难不受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的影响。这里有穷人、工人阶级，有相当富裕、正在创造智利经济“奇迹”的受过教育的人。此外，商业界顶层还有少数从这个奇迹中获取巨大的、不成比例的酬劳的人。事实上，尽管取得了很大进步，智利还是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由一小撮精英家族和个人统治国家，如俄罗斯寡头、韩国财阀、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国家的重要家族企业。一位来自特权阶层的智利朋友有一次这么对我形容智利：“不像是一个国家，更像是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只包括少数几个大家族：安杰利尼、马特、皮涅拉、卢克希奇、塞奇、克拉罗、爱德华兹，等等。据我的朋友说：“这是智利的核心，要做出点成绩，你需要圈中有人支持你。”
他的话虽然过于简单，但却有一定道理。这些家族各自控制了一些重要行业——木材、航空、银行、海运或媒体，以及相关配套产品和服务。有的家族是亿万富翁，如阿纳克莱托？安杰利尼、埃利奥多罗？马特、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几乎所有的家族在政治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皮涅拉，智利最大的航空公司——智利航空的老板，是上届选举中智利右派的总统候选人。他潇洒英俊、信心十足、能说会道、激情洋溢，讲话时唯一的缺点就是只爱听自己的声音。作为国家最富的人之一和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主要声音之一，他在选举中表现出众，是智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势力。听皮涅拉讲话，人们很难会怀疑他的真诚，他真心帮助智利发展的愿望和他主张的做法。
智利的精英团体也是一个大都会化的团体。和团体中任何一个人谈话，你都能感觉到对方是一个学识渊博、知书达理、思想开通的全球商业领袖。2007年年初，我在智利最大的私有银行——智利银行董事长安德罗尼科？卢克希奇的办公室里，谈起他积极投资亚洲市场的活动。他的银行刚在越南设立了几家办事处，在巴基斯坦完成了一个大的投资项目，而卢克希奇本人也在北京购买了一套公寓。这样，他能够“切身体会中国人和中国”。他的观点很清楚：“在世界上一大批快速发展的市场中，亚洲是发展最快的市场。”他说：“我想进军亚洲市场。我认为，除非我们和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开展积极的贸易，否则智利很难会有竞争力。亚洲市场就是我们的未来。”和国内的其他人一样，卢克希奇懂得需要做什么才能帮助智利。卢克希奇极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经常与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她的领导班子讨论政策问题和重要问题，常常鼓吹自己和商界同仁认为的，会使国家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政策，从改进教育到转变阻碍投资的官僚作风。他也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世界经济论坛拉丁美洲商业高峰会，并于2007年担任了会议的联合主席。和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一样，卢克希奇在和华尔街或其他全球市场的关系中游刃有余，轻松自在。这个团体没有一点乡土味，丝毫都不落伍，不像二三十年前大多数拉丁美洲的商业巨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