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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描述这种身份的话，也许只能是“更多”
（more）。对大多数当代美国人来说，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本质是个人坚持不懈地去购买、消费、放纵，并冲破一切干扰这一努力的藩篱。一张保险杠贴纸、一则讽刺性格言和一句伍德斯托克时期的告诫，用现代语言重塑了杰斐逊的“三位一体”：“最后谁的玩具最多谁就取得胜利”；“拼命逛街，直到倒下”；“感觉好就做”。
当然，如果说每个美国人都已经屈服于自我满足，那也是误导读者了。对这种诱惑的抵制依然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反对者试图遏制美国人的消费和放纵倾向，但他们打的实际上是一场后卫战（橄榄球术语），也许英勇无比，但不可能扭转局面。自我满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我这么说，既非谴责也非赞美这一事实，只是承认这一事实。
还有人描述、解析并悲叹这一状况的文化甚至道德影响。但是，没有人思考美国人需要“更多”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对外关系。美国当前的消费和放纵倾向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在过去60多年间，不断满足日益上升的消费需求导致了美国的极度依赖性。美国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事实是，美国人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自我满足倾向威胁着美国的福祉。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再具有清教徒传奇般的勤劳和自制习惯，而是因为他们背负着越来越多代价高昂的海外承诺，而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这些义务，同时面对许多现实的威胁，却不知如何应对。随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满足。
上一代美国人担心轰炸机和导弹方面的差距，但这两种担心都被证明子虚乌有。但当前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差距，既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想象中的。它真实存在，并仍在不断扩大。这一差距决定了美国的经济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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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1）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我满足倾向的大行其道算不上什么意外。努力追求财富以及竭力清除碍事之人（或物）早已成为美国人性格的核心。19世纪30年代，机智的观察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发现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公民“病态般的热衷于”积累财富。可是，虽然美国人一般都会“试图抓住所有东西”，这位法国思想家写道，“但他们什么东西也抓不紧，很快又会放开手去追求更新的满足感去了”。不管已经多么富足，美国人还是渴求更多，“焦虑、恐惧和遗憾”一直困扰着他们，“让他们的心灵一直处于惶恐之中”。
甚至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满足这些渴望并缓解由此引起的焦虑和恐惧也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了扑灭这种狂热，美国人开始放眼世界，延伸美国力量的触角。对“更新的满足感”的追求，在领土和商业扩张的冲动上得到了集中表现。托克维尔著名的《美国的*》（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面世时，这种扩张工程早已经开始了，最显著的例子是杰斐逊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以及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迁移（或清除）土著美国人工程，这一工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
为了让人以不同的方式记住他们的集体故事，美国人依靠政治人物为过去消毒。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乔治？W？布什把传播自由说成“缔造了美国的使命”。这时，新保守主义者的心脏当然跳得更快了，因为布什接着宣称美国的“伟大自由传统”需要美国致力于“终结世界上的*”。这一经久不衰的诉求赋予美国人的性格和目的以独特性，然而，布什只不过是对这一诉求作出自己的注解罢了。从建国起，美国就通过其行为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目的。尊重并更新这个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意味着美国的特权）传统，早就成为美国总统宪法以外的首要任务了。
许多美国人发现这种情结不可阻挡。但是，如果夸奖美国拥有“自由传统”，那就等于说好莱坞有“艺术精湛的传统”一样。电影业不过如此，只是一种产业而已，其目的是赚钱。如果一家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具有美学价值的电影，那当然值得庆贺，但是利润决定了企业存在的目的，它们不是为了揭示真与美。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1776年7月4日发起的这项事业。那年夏天，精明的律师、商人、农场主和蓄奴种植园主们齐聚费城，但不是为了创建教会，而是创建了一个共和国。他们的目的不是拯救人类，而是确保他们的同胞毫无阻碍地实现杰斐逊的“三位一体”。
在之后的年份里，美国取得了显著成功，实现了那些目标。但在从小国转变为大国的过程中，美国从未致力于解放别人，因为它缺乏一种主导观念，即美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虽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多，但世界上还是有些不幸的人成功地逃脱了奴役。例如，南北战争带来了黑奴的解放。可是，把1861~1865年的燎原之火解释成非裔美国人受奴役的后果，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大兵的确解放了纳粹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囚犯。可是，对1941~1945年指挥美国军队打仗的人来说，关注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顶多是事后产生的想法。
称赞美国有“伟大自由传统”是歪曲历史，它掩盖了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真实动机。它把历史改编成了道德剧，因而为回避道德分析提供了理由。坚持认为解放别人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附属动机并非玩世不恭，这是自我认识的前提。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2）
如果年轻的美国有某种使命，那也不是解放，而是扩张。“当然，”西奥多？罗斯福1899年如同向愚笨之人解释浅显道理一样宣称，“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罗斯福说的是真心话。这些帝国的建设者们视停滞为自杀。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占领土地、扩展商机的强烈冲动。
扩张是如何实现的呢？在这一点上，历史记录没有留下争论的空间：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根据情况不同，美国使用了外交、城下之约、恫吓、欺骗、胁迫或*裸的强迫等手段。美国渗入邻国的土地，然后厚颜无耻地宣称归为己有，并发动全面的入侵。美国也从事过种族清洗。它时常坚持认为条约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有些时候，它却随意抛弃“神圣”的协议，使之变成废纸一张。
美国使用的手段多种多样，用来解释行为的理由也多种多样。它把自己吹捧成“上帝的子民”，要建造“山巅之城”，照亮整个世界。美国奉天意行事，或是响应“天命”的号召。美国宣称有义务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提高棕色小兄弟的思想境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成为美国人的导师之后，美国承担起责任，“教给世界各国如何在自由道路上前进”。称之为废话的批评者得了一些分，但输掉了辩论。墨西哥战争中的年轻林肯是这样，1898年帝国冒险之后的马克？吐温是这样，“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的参议员罗伯特？拉？富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这样。定期修改和包装之后，美国例外论更加大行其道。
说到行动而非言辞时，甚至被视为最理想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密切关注一个主要目标：增强美国的影响、财富和实力。从最初殖民地时期与土著人遭遇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关系记录既不是特别高尚，也不是特别虚伪和具有剥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乔治？W？布什和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历史的解读都离题万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恪守着国际政治铁律，让利他主义毫无用武之地。如果美国扩张的传说中包含道德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也是模糊不清的。
确切地说，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失误，如滑稽剧般入侵加拿大，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并菲律宾，联手制造中国的“百年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灾难性经济政策为大萧条铺平道路，哈里？杜鲁门1950年决定派兵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等等。美国人对这些莽撞和失误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对于越南战争之类的事件，虽然美国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响，但它的确令人难以忘记。
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与美国总统治国的“大手笔”相比，这些失误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从法国人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托马斯？杰斐逊可能逾越了权力界线；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时，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场侵略战争。但他们的行动确保了美国有朝一日成为大国。为了确保巴拿马地峡的安全，西奥多？罗斯福策划了一场令人无法容忍的骗局，但他在那里建造的运河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
这些著名美国政治家缔造的成就不是源于他们共同致力于自由传统，而是源于他们无所顾忌的魄力。无论白宫和国务院发出的例行声明多么言过其实，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且经常受到实用主义的近亲——机会主义的约束。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3）
扬扬自得的教科书上美国所谓的“崛起为大国”的过程，并没有按照某些事先设想的全球领先战略来展开，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图纸或巧妙计划。指导政策的是善于捕捉机会的锐利眼光，不是固守什么原则。如果说它使用的手段并不总是漂亮的话，取得的结果却经常令人瞠目，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扩张使美国成了“机会的乐土”。扩张带来了富足，富足带来了真正自由。在费城签署的文件许诺了自由。实现这些承诺需要有利于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政治经济。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Frederick Jackson）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不是宪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向一群合适的人开放”；才使美国*成为可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id Potter）也发现了富足与自由之间类似的共生关系。“富足之下的政治”，他声称，创造了美国生活方式，“这种政治既对着那些认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对着那些认为自由有助于确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发现了一种更为紧密的相关性。对美国人来说，他认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简言之，扩张促进了繁荣，从而创造了美国人追求自由之梦的环境，虽然他们一直相互争论谁应该分享这个梦想。物质富裕程度不断增加的承诺和现实，使这一争论维持在美国边界之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人开始依靠更大的经济蛋糕来欺骗难以统治的人们，缓和阶级、种族、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局面。金钱成为润滑剂，使社会和政治摩擦一直处于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说过，美国人“总是用量化的办法解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确信更多就是更好。
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达到了极点。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兄弟阋墙的行为，日本鲁莽的政策导致珍珠港被袭，这些都极大地帮助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全世界羡慕不已。到1945年，《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四年前预言的“美国世纪”好像已经奇迹般成为现实。在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
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曾经达到过这一高度。后来，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为了评估接下来的滑坡，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所获取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近2/3的黄金储备，一半以上的制造能力。1947年，美国自己就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稳稳地处于外贸顺差地位。按照价值衡量，出口额几乎是进口额的两倍。美元已经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美国成了世界的资本经营者。当然，美国也是净债权国。在世界石油、钢铁、飞机、汽车和电子产品生产国中，美国稳居首位。“从经济上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这是它最为得意的时刻。”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军事上，美国拥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优势，1949年8月又占据了绝对核垄断地位，之后拥有了长期且毫无争议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的邻国都很弱小，不具威胁。它的对手都很遥远，战略影响力有限。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4）
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大萧条年代。那些害怕战时繁荣会随战争烟消云散的想法，被证明毫无理由。相反，向和平过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194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人均收入总和还高1/4。1939～194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0％。战时经济扩张实际上降低了经济不平等。更多的收入与喷薄涌出的需求一起创造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工厂忙个不停，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结果，战后一段时期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黄金年代。
战后美国不是乌托邦，远远不是。即使处于慷慨的时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国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么。紧随美国海外扩张的是扩张的又一版本，它在国内展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部分美国人争取获得完全公民权并最终达到目的，于是随着时间推进，自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也是一部充满歧义的戏剧性传说。
谁应该享有公民特权？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袭权所有者）从来就不让人满意。通过杰斐逊的笔端，《独立宣言》让这一狭隘的定义再也站不住脚。要求修改公民权概念的压力几乎马上就浮现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这个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真实，但是断断续续。在战后经济景气年份，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水闸打开了，障碍消除了。自由的范围大幅拓宽。被边缘化为“二等公民”的美国人比例显著降低。
许多美国人怀念20世纪60年代，认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现代民权运动的发端早于那个时间，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种族平等运动实现了巨大突破，1963年开始了“华盛顿行进”（March on Washington），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说。妇女和同性恋者也开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斗争再次兴起。1969年，纽约市的“石墙风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恋者权利运动。
这些成就的政治功劳应当归于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来维持的，并使自由在国内扩展成为可能。为了反击苏联有关美国种族主义和虚伪的指控，在美国国内推进自由成了一个战略方向。可是，因为有了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可能才变为现实。
以黑人、犹太人、妇女、亚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例，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的推动力来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软心肠的支持者。说到确保每个美国人享有同等待遇，现代保守主义的贡献几乎为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马丁？路德？金依靠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与种族隔离现象斗争的话，那么吉姆？克劳①（Jim Crow）现在依然会活得好好的。
给予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自由，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的核心主题。面对这些成就，有些人认为成功部分来源于美国正在同时寻求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不会降低促成这一成就的人的功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海外实力更强意味着国内更加富裕，反过来会为更大自由铺平道路。推动种族平等、妇女权利的改革派，负责德国、日本战后复兴的官员，要求把波斯湾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采购昂贵新武器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们，结成了默契联盟。
20世纪50年代，非正式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形成，不是为了造福少数人的阴谋的结果。战后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于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运用实力是为了促进国内形成更为完美的团结。在这种意义上，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将军的核打击部队战略空军司令部（既是美国实力的象征，也是战后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核心部分）帮助创造了条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全国妇女组织才得以出现。
正确理解当代历史，意味着承认勒梅将军等顽强的冷战斗士与弗里丹等女权主义者之间奇怪的血缘关系。战略空军司令部成就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神秘。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10年，标志着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所谓的“生产帝国”达到昌盛的顶峰。在这些年中，不容置疑的经济优势赋予美国很高程度的战略自给自足，因而转化成显著的行动自由。在告别演说中，乔治？华盛顿梦想有一天美国可以获得足够力量——“从人的角度讲，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位首任总统认为，实力使这个国家可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让美国人“在公正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但这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甚至在1950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进口外国石油。起初，数量微不足道。时间一久，数量逐渐增加。这是经济矿井里的金丝雀。①可是在这20多年里，没人注意这件事情。
生产帝国继续永无休止地制造商品，其优势地位好像恒久不变，无法挑战。在欧洲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