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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彬大张旗鼓地选择了刘学稼来烧他当台长之后的第一把火,第二天一早就召集全台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要大家全力支持刘学稼的项目,盯着各部门负责人一一表态并且形成会议纪要。但是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容易。第一把火实际上根本没有烧燃,老台的院子里有一股陈腐的气息悄然无形地窒息了火种。。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新任厅长的12341(6)
2005年8月,魏文彬在接受《今传媒》杂志专访时详尽地回顾了当时的无奈。
  他说要设备,我告诉技术部门,你们要给他设备!但是我不可能跑到机房里面去给他提呀;他要车,而且做栏目要钱嘛,我给车队、财务部门讲:你们要给啊!会一开完,会议纪要一签发,我就忙别的事情去了。结果一周过去了。我碰见他,问:怎么样了?他说,老板,你别急,正在办;又隔了一个星期,我又遇见他,我说,你怎么还没下去?他说,老板,你别急,还有些事没办好。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还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我说怎么回事儿!他一番话使我彻夜难眠!
  他给我讲那些细节,他说老板,现在做事比较难呀!你给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栏目,给我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但就是做不了。我就感觉到奇奇怪怪,心里就有些窝火!他就给我举例子,他说,我制作这个节目需要节目制作费嘛,要拿到这个费用就要作假。我做一个经费计划,报到财务部,财务部的人他不看计划,他眼睛盯着我看,象看小偷一样,总觉得我是在搞鬼,左看右看批不下来,最后把经费砍一半;我做一个真的他砍一半,这个我就没法做了,我就做假的。他又举例,我跟下面的单位联系好了明天十一点到,我就要联系车,这个车队的队长二郎腿翘起,我一进去,脸马上就要笑,要拿烟出来,一支还不行,最好拿一包,装作很热情地喊他一声什么,否则他就会对你讲,这个车子没有了,被这个或者那个台长或者什么人用了。他说我是备受折磨。
  我问还有什么呢?因为他说的前两个问题我都不好回答,我不能说财务你不能稽查,报多少批多少,天晓得哪个是对的!也不能说哪个台长或者什么你不能用车,我也不能把车从车库里划出来单独给他,这个也不行呀!然后说设备,他说得很形象,他说我跑到管设备的仓库去,一进去,那管设备的小伙子就知道我想用设备,仓库里各种各样的设备都有,有好的,也有差一点的,我想用一台好的,哪怕那个小伙子才二十几岁,我也要满脸堆笑,给他递支烟。但小伙子坐在那里还没有表态,他做这个动作(数钱)。 他说,一次点头哈腰一次满脸堆笑完成了也好,但一次完成不了,楼上楼下一天到晚来回转,转这几转,我这创造性和激情就没有了。
  所以我彻夜难眠,这就不是权力(能够解决的问题)了,这是机制问题。不久以后,在一次大会上我作了一个报告,说我对我们现在的这种运行机制深恶痛绝,我说我们现在是落后的以权力为纽带的机制,是一种养懒汉、发牢骚的机制,面临旧的做法、老的习惯、老的思维的障碍,几次折腾之后,还有什么激情呀,激情被磨灭了。
  魏文彬当然不会容许陈腐的空气轻易窒息变革的激情。担任台长的短短两年时间,他给湖南电视台那个二十年不变的老院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两年时间湖南电视台的收入增长了两千万,于是,采编设备更新了,宣传质量提高了,无线发射塔建起来了,广告回报增加了,冷暖空调和程控电话进宿舍了。
  这一切让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湖南省广播电视事业的希望之星。
  历史很快将赋予魏文彬更为强大的力量来改变他想改变的一切。
  2.6	新任厅长的12341
第二章 新任厅长的12341(7)
魏文彬闭关三个月,想了许多他自称为“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一想,这个广播电视是怎么搞的呢?哦,广播电视信号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质,通过电力往外面辐射,它辐射着辐射着总有个辐射不到的地方嘛,那个地方信号开始弱,哦,那就加个差转台——这是我对差转台的一个怪怪解释——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了,就建一个差转台,把信号给加强,又往前面跑跑跑,全省就这么跑。这个电台电视台,不单单要把节目做出来,还要想办法把它送出去,做要做得漂漂亮亮,送也要送得漂漂亮亮。
  “那这个系统是要钱的啊。我想让全省的老百姓都看上漂漂亮亮的电视,我就要一个优质的传输网络,要加大发射功率,要多建几个差转台,要铺有线光缆。我想要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看见我的电视,我就要上卫星。那都需要庞大的开支。那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呢?以前长期靠行政拨款,事实证明远远不够,所以很多事情都只能将就、凑合,做电视的将就着做,看电视的凑合着看,麻麻点点地看,满嘴是沙地吃。那这个系统能不能自己赚钱啊?钱怎么赚法啊?人家的广播电视怎么搞的啊?
  “我就让人到处去找资料来看,新闻集团的,好莱坞的,纽约时报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传媒集团,一年几十亿美元的纯收入,几十亿美元是多少人民币啊,几百个亿啊我的天哪,我们只有几千万。哎,我说新闻集团怎么又有电视台又有广播电台还有报纸呢,还有出版社呢,还有娱乐公司呢,我说怎么是这样呢。”
  “闭关”三个月后,魏文彬带着一个叫作“12341”的改革方略破关而出。
  12341展开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转变、三大任务、四大目标和一个保证。
  一个中心:以宣传为中心。可以借用魏文彬在厅长任命投票之前在省人大会议上的发言来对“一个中心”进行阐述:“紧紧抓住宣传这个中心,千方百计出精品,出力作,努力为人民群众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在宣传中,坚决把好政治关,始终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下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和团结、稳定、鼓劲的基调,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和耳目;在宣传中,始终不渝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无论遇到什么复杂情况,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决抵制毒品,杜绝废品,减少次品,努力消除目前节目中和屏幕上存在的脏乱差现象,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舆论保证;在宣传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真话,说实话,努力使我们的作品和节目贴近中心、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我们的宣传舆论工具变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强有力的武器。”
  两个转变:其一是管理体制上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设法理顺局台之间、广播与电视之间、有线与无线之间、省台与地市台之间、宣传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准备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其二是使广电行业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经营上从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变。
  三大任务:建中心、上卫星、建网络。
  四大目标:创办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
  一个保证:以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为保证。
  不难看出,“一二三四一”是一个虚实结合、软硬兼施的系统工程:一是指导思想,二是软系统建设,三是硬环境建设,四是战略目标,最后一个“一”,则表明人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三大任务”后来被视为魏文彬第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和物质性载体。
  “四大目标”可能意味着中国省级广播电视系统首次明确提出产业化的发展思路,魏文彬因此成为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先行者并且由于在产业化道路上的成功探索被视为中国传媒产业化的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传媒界刚刚开始触及新闻媒体属性问题的理论禁区,新闻媒体同时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理论探索,刚刚小心翼翼地迈开步伐。1992年10月,*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新时期,新闻媒体的产业属性如同一颗长期遭受封冻的种子,稚嫩然而鲜活地挺出有所松动的土壤,进入人们的视野,带给先行者慰藉、希望与勇气。这时候,“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的传媒产业化探索,在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文化发达省市,也才刚刚起步。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仍旧在老路上按照固有的节奏踏着原来的步伐。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文彬有理由为他的“12341”感到骄傲。
  十几年后,魏文彬谈及这段历史时,并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我们当年提‘四大’,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别人感觉你口气好大!我在一次会上不轻不重地解释了一下什么叫作大,一个电视台有500人看,另一个电视台有6000人看,相比较而言,6000人看的那个台就是‘大电视’。中国有十多亿观众,如果上星,整个亚洲都能看到,这个电视才是大电视。我也提出了大产业的目标,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当时我四十岁出头,去部里面开会发言,宣传我这个‘大产业’,有些领导面有难色,产业和意识形态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好像搞产业就是搞资本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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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风里飘来桂花香(1)
——您能告诉我马栏山最初进入您的视野时的情景吗?
  ——不,它首先进入的不是我的视野,而是我的嗅觉。
  3.1	一蔸桂花树
  2007年一个明媚的春日下午。长沙金鹰影视文化城。
  魏老板很少有步履匆匆的时候。这会儿走在金鹰大厦面前宽阔的广场上,步伐不急不慢,步幅不大不小,从容,笃定,稍稍带点踩在自家地盘上的松弛和随意,但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所以又松弛得有限,随意得有限。他的两手撩起外套的下摆,插在裤口袋里,身板挺得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直视前方,一个人默默地走。
  身后差三四步远,几个人跟随着。这个距离不远不近,不至于打扰他,但他若有呼唤的表示,又可立即趋前。他身边的人说,他走路的时候很少说话,好像脑子里总装着事,没人猜得到他在想什么。
  广场很大,路很宽阔,以至于连魏老板的身影,也显得不那么高大了。
  广场的西头矗立着一排高大的广告牌,明星主持人,精品节目,新推剧目,“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精美别致,光鲜亮丽,热热闹闹,放肆张扬着娱乐精神,仿佛自信满满地拍着胸脯对世人宣称:这里就是快乐渊薮。
  到了西裙楼前,默默前行的魏老板忽然停下来,回转身,开口说话: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有好大一蔸桂花树!”
  魏老板对树所使用的量词,不是“株”,也不是“棵”,而是“蔸”。他嘴里“树”的发音,不是“竖”,而是“叙”。
  很多人生成就卓越者,都固执于自己的乡音,毛泽东一口湘潭话,*一口广元话。看起来,湖南广电的这位魏老板也一样,固执于一口常德话。据说有一次他到外省出差,为了表示自己的普通以便于沟通,一本正经地跟别人说普通话,不料别人这样夸奖他:您说的这个湖南话还挺好懂的。
  不普通的人,对于“普通化”的东西,潜意识里大约是抗拒的,而社会又往往宽容甚至鼓励他们的“抗拒”,普通人说不好普通话,会被视作语言能力差,不普通的人说不好普通话,却可能成为一种乡土文化的骄傲。
  “这个地方,原来有好大一蔸桂花树!”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一直感到很可惜,这蔸树没有留下来。”
  “你看那个金鹰阁,原来是洼下去的,洼下去多深呢?六米。六米什么概念?两层楼高。办公楼这个地方洼下去更深,十米都不止,后来修了地下三层。那个山呢,又高上去几十米。洼的洼下来,高的高上去,你看当时好大的落差!”
  刚才还在沉默着独自前行的魏老板,不知道为何种力量挑动了情绪,记忆的河流活泼泼地流淌起来。据说这是他的性格特征之一,思维活跃,情绪转换快,情感爆发力强。
  他返身东向立定,指给大家看金鹰大厦东端和会展中心之间的一座小桥。因为是在空阔的广场上,春日黄昏的夕阳,这时无遮无挡地照射在他身上,给他周身镶上了一道金边,脸部的轮廓为逆光所勾勒,显得异常年轻。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整个广电没有几个人知道。从卫视前面那个大坪过去会展中心那里,不是有一个小桥吗?过了这条桥,左拐弯,就去了会展中心酒店。那条路底下有什么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吧?那个路底下是一条渠道,可以开小船!”
  3.2	后任要翻前任的案
第三章 风里飘来桂花香(2)
1993年,魏文彬刚刚接任厅长不久,广电部副部长何栋材到湖南考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杨正午在蓉园设宴款待,魏文彬奉命作陪。当时湖南广电的事业状况不尽人意,何部长对杨书记说,全国只有三个地方没有建广电中心了,西藏、宁夏和湖南,你湖南无论从哪方面讲,也不至于是倒数第三吧。
  杨正午当即对魏文彬耳提面命:
  “文彬,你当厅长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广电中心建起来!”
  魏文彬简简单单应了一句:“好,我建。”仿佛省委副书记给他下的是一个轻巧不过的任务。他的轻松笃定倒让省委副书记感到了诧异,不放心地看了他一眼。
  广播电视中心的建设计划,省委省政府早在1984年就已批准,但是从1984年到1993年,十年过去,经过两任厅长,还只是一纸蓝图。原因只有一个:家底薄,钱不够,动弹不了。
  杨正午不知道魏文彬要提什么特殊要求,特意强调条件还是原来那些条件,基础还是原来那个基础,省里没有特殊待遇可给。
  魏文彬提了唯一的一个要求:推翻原案,重新规划,离开黄土岭。
  这是一个大胆的要求。
  湖南省广播电视厅的大本营一直在黄土岭,从来没人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拟建的广电中心大楼自1984年立项以来,也理所当然是以黄土岭为中心来进行规划与设计。前任厅党组书记李青林已在省厅现址附近征购土地数十亩,划了红线,绘了蓝图,只等资金准备到位,一声令下鸣炮开工。
  推翻原案、重新规划意味着否定前任的工作。前任厅党组书记(兼副厅长)李青林对于魏文彬是有知遇之恩的。魏文彬甫一上任,就要推翻李青林的原案,李青林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魏文彬要推翻原案重新规划的消息一经传出,广电厅的院子里不免交头接耳,四处响起窃窃私语。其中颇有一些人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等着看李青林如何应对接班人的“背叛”。
  李青林形容自己的反应是心头一震又一振。一震是本能的不适,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这是自然而然的第一反应。随即则是精神为之一振——魏文彬若不是有了更好的方案,断然不会这样狂悖行事。李青林当初压着广电中心的工程迟迟未动,一方面是不想用一个半拉子工程留难后任,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在内心深处对后任有所期待,他有理由对这个年轻的后任寄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望。
  广电中心这个工程拖了若干年,在李青林手上有了较大进展,地征了,红线划了,蓝图出了,但是万事俱备只欠动工的时候,李青林的任期也只剩下一小截了。在动不动工的问题上,李青林费过一番思量,在自己任上开工上马,算是完成一桩大事,对省委省政府有个交待;但是工程浩繁,困难重重,一旦开工,势必给后任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弄不好,它就会变成一个“画胡子”工程。
  最后,李青林留给魏文彬的是一红一蓝两张图,一张红线图,一张设计蓝图。
  是谓留白天地宽。
  李青林体恤后任的一念之仁,给魏文彬留下了改革与开拓的空间。
  十四年后的一个春日,魏文彬在湖南影视会展中心酒店为李青林夫妇庆贺金婚之喜,庆典过后李青林携夫人步出酒店,徜徉在金鹰城中,享受着马栏山上的美丽黄昏,为湖南广电的沧桑巨变感慨万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风里飘来桂花香(3)
“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策之一,就是当初压住了黄土岭的工程没有上马。否则,只怕就没有今天的金鹰城了!”
  3.3	一座楼与一个城
  魏文彬早已有一个创建影视拍摄基地的设想。在副厅长兼湖南电视台台长的任上,他已经踏勘了长沙市周边的很多地方。当一厅之长的重担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落到他的肩头时,他立即将影视基地的梦想和建设广电中心的行政使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思路。
  八十年代兴建广电中心是大力发展广电事业的标志性动作,全国各地广电大楼纷纷拔地而起,不少地方的广电大楼建得豪华气派,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与大楼建设相伴随的是设备更新和节目改革,硬件的升级换代带动了软件的建设,因此兴建广电中心的确促进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一座座大楼的矗立并未能够带来广电事业的根本性变革与突破。
  魏文彬不再想要一座孤零零的广电大楼。其他省区的大楼都已经旧了,湖南的广电大楼还迟迟未建,落后的局面已然形成,这时再跟在其他省区之后建起一座类似的大楼,就算建得比人家光鲜一点,气派一点,意义也已经不大。魏文彬试图在落后的耻辱之中发现暗藏的机遇——既然落后,就要设法后发制人,一举扭转局面,由落后十几年变成领先几十年。
  那唯有走综合开发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他想要一个影视文化城。
  他需要一片宽阔的土地,建设一片现代化的影视文化产业园区,因此拒绝在黄土岭的螺丝壳里做道场。黄土岭可供使用的土地不足百亩,周边没有任何发展余地,而他需要的是几百亩,甚至几千亩。他的梦想是“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
  事实上,在看似简单轻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