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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穿着一件喷枪绘出的蝎子图案的T恤，这是他几年前在旧金山的一个市场里买的。他告诉我：“这是从一个艺术家那儿花75美元买的。后来我发现这笔买卖不错。”与阿伦的谈话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谈到了湾区（Ba y Are a）。在20世纪80年代，在从监狱里出来后，他做起了美术设计的营生，专门设计电视游戏。90年代他的一个朋友到了硅谷，正好赶上当时网络热潮兴起，阿伦就跟着他去了加利福尼亚。不可思议的是，移民归化局竟然忽略了他的犯罪记录，给他发了一般工作签证。他就在旧金山郊外给自己买了栋房子。
“那网络热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问。
他停顿了一会儿，想了想，这很不像他的风格。然后用不太相关的话回答说：“老天，那儿的女人真是骗人的老手。在酒吧里，她们就像见了大粪的苍蝇一样围着你。有一天我正跟一个年轻的女人聊天，她就对我说，‘你要不要去我那儿？’然后她从钱包里拿出一样东西。‘这是我的艾滋病证明。我已经检查过了。’我问‘什么’？她说，‘我已经检查过了。’我说，‘什么时候？’她说，‘三星期之前。’我就说，‘从那以后你跟多少男人搞过了？滚一边儿去。’”他摆着手，觉得自己的故事很好笑。“那儿的女人就像鲨鱼一样贪婪狡猾，特别是带着英国口音的。”
阿伦在书里经常回忆自己在加州的生活场景，并将其与英国的生活进行比较。这样的对比很是鲜明。但是阿伦也夸赞自己弥合了文化之间差异。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奥克兰突击者队的夹克，那是一身很合适的装束。在美国所有的足球俱乐部当中，突击者队以拥有忠实的工人阶层球迷而著称，他们同英国的流氓球迷情形相当。在身为美国人的日子里，阿伦热诚地支持突击者队，而且他对这支球队的热情仅次于切尔西队。“我们试着教他们怎样像真正的流氓，”他跟我说。在圣地亚哥的一场比赛里，他组织突击者队的球迷在停车场里“跑”了一圈，沿路拳打主队的球迷，那帮球迷正在烧烤架上翻着热狗。“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
开明自由的加利福尼亚北部并不是一个适合切尔西流氓待的地方。与其他俱乐部不一样的是，切尔西已经和新纳粹右翼扯上了联系。我在BBC的一个纪录片里看见过许多切尔西流氓专程到集中营遗址去旅行，以便在那里缅怀希特勒的成就。他们大多是阿伦认识的那些人，在那里他们向游人行纳粹礼，并且弄了一些集中营用具作为个人收藏品。还在伦敦时，他们就为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提供人身保护。
英国足球流氓的这一历史至多能称得上是主流年轻文化的一种扭曲的反映。首先，在阿伦的鼎盛时期，足球流氓模仿早期唱《我想牵你的手》（I Wa nt to Ho ld Yo ur Ha nd）的披头士的非政治反抗，只当这是一种娱乐，为了好玩而已。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足球流氓开始涉足激进的政治运动。只不过他们崇尚仇恨与武力，无法与热爱和平的人士站在一起。他们选择了相反的方向，成为英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原始法西斯的先锋。当青年运动转向愚笨无知、虚无主义和叛逆（庞克）之时，切尔西运动变得更无知、更虚无、更叛逆了。阿伦服刑的那段日子，社会上对纳粹的崇拜成了一种美德。
随着切尔西流氓数目的增加，他们开始分成一个个名为“团队（firm）”的小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称自己为“切尔西猎头帮”。在每次攻击后，他们会留下一张名片，上面有他们的骷髅头标志和一句话：“你已经被切尔西猎头帮提名并被修理。”除了和极右组织有牵连外，猎头帮还和 “英国民族党”是英国宣扬种族主义的极右党派，尤其是伦敦地铁被炸后大肆宣传排外理论。所谓“白色革命”，是指在不流血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使其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化的革命，也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犯罪集团有染。他们开始贩卖毒品，还靠敲诈勒索迅速致富。像洛杉矶的血帮（Blo o d s）和瘸子帮（Crip s）那些街头帮派一样，他们将这些钱花在豪华轿车和名牌服装上。另一个与各个俱乐部流氓形成联盟的组织名叫“战斗18”（Co mb a t 18）。这一绰号是把阿道夫·希特勒（Ad o lf Hitle r）的名字和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用数字来表示的方法而形成的。A转化成了第一个字母1，H是字母表中的第八个。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组织是宣扬种族主义的英国民族党的安全力量，它充分利用了仇外情绪而且运气极佳，从而在大选中得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英国民族党仍公然崇尚纳粹，但“战斗18”对它的温和政策却大失所望，对民族党拥护选举政治的社会改良主义态度也极为不满。战斗18希望进行白色革命，进而在移民区引爆长钉炸弹（一种自制炸弹，用铁钉、金属碎片和长钉制成），在奥尔德姆（Old ha m）煽动种族暴动，还策划绑架左翼女演员范尼莎·雷德格雷夫（Va ne s s a Re d g ra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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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四（2）
虽然阿伦自称是右翼派，他仍然将自己的政治取向看成是主流的。他的大多数观点都同电视访谈节目中保守的政治批评家所述无异。但是他有着很明显的战斗18背景。许多右翼恐怖核心人物都和他的经历相似。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和阿伦一样，在被警察盯上之前，都曾经在特种部队里服过役。所以我问他：“谈一谈战斗18怎么样？”
每次一谈到像这样的敏感话题，阿伦就会让我关掉录音机，放下笔。但这次他没有。他把手里的可乐放到一边。“首先，整个这些种族斗争之类的话都是胡说八道。他们是民族主义者。战斗18里就有不少黑人……这就是我对整个种族主义这件事的看法：都是胡说八道。如果有人来到这儿（英国），就像科杰克（Ko ja k一个黑人切尔西流氓），他当自己是英国人，用英国口音说话。他说：‘我在这里长大。我是英国人。我根本不在乎我的父母是否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他会为任何与英国有关的东西而战。他就是右翼战斗18的成员。那不是种族主义右翼，而是民族主义右翼。”他对自己的观点很坚定。
“那么犹太人呢？还有托特纳姆的犹太佬军团？这些会让你烦心吗？”
“没有人让我烦心。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但是我为自己是个犹太人而自嘲。”
他说话的时候，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看过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切尔西流氓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给英国的反法西斯激进分子寄来明信片的场景，他们在明信片上写道：“多么希望你也在这里，这样你就能看见我在你妈的尸骨上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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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五（1）
新经济也许没能走过20世纪90年代，但它留下了一种新的行业：咨询顾问业。各行各业都有咨询顾问。为什么流氓主义就不能有？阿伦现在不再经常打架了，他和切尔西其他半离退的流氓们给一群青少年做起了顾问和教练。这群年轻人自称青年团。“我们帮他们策划。在他们打架时，我们就在后面拿着地图和手机观战。”这群老流氓干涉年轻一代的活动，是因为他们不想完全放弃斗殴时的所有快感——而且还可以怀念自己的年轻岁月。他们也觉得对培养自己如此长久的这个组织有一种责任感。“我们觉得对这群年轻人有种责任和义务，”阿伦对我说，“我们希望他们成功。他们是切尔西的人。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
像大学里的校友会一样，这些半离退的老流氓也很重视彼此的情谊。他们通过网上论坛来保持相互之间联系，并且在那里讨论青年团的事，讲述斗殴的故事并互相交换对深爱的俱乐部的看法。毫不奇怪，对于这样一群怀念过去的人来说，他们的许多帖子都是关于同伴们出版的自传中对自己形象的刻画的内容。他们尤其关注敌对俱乐部球迷出版的书中对切尔西的描述。为了应对赫尔城的一个流氓写的自传，一个称号“猴架子”的人毫不理会这本书作者的大胆尝试：“我们用了一小帮狗屎饭桶就占领了那座城市，他们躲在银色鳕鱼小酒吧那里，在那里他们才安全……至于这本书，我们不再说什么，看见它就立马想起了大粪纸。”在读完一篇西汉姆联队的传记之后，一个响应者怒斥道：“纯粹的编造！这是他们诋毁切尔西的唯一伎俩！”
当俄罗斯…犹太籍的石油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 ma n Ab ra mo vic h）买下切尔西的时候，我急忙上网看看他们的论坛上对此事的评价——尤其想看看阿伦会不会参与评论。这个论坛很郑重地宣称：“欢迎来到切尔西流氓论坛。此论坛不为任何组织暴力或种族评论提供平台。”不用说，这种警告并没能真正阻止反犹太主义。阿布拉莫维奇买下切尔西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名叫“西肯肯”（We s t Ke n Ke n）的家伙在论坛上抱怨道：“我喜欢钱，但是大卫星马上就会从（斯坦福）桥上陨落。”其帖子的标题是：“对罗曼是犹太佬无话可说。”有零星的几个评论支持西肯肯的感伤。因为阿伦曾几次口头攻击过托特纳姆，但对于西肯肯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他的反应敏感，这实在有点儿出人意料。但他确实如此。阿伦出现在论坛上，给西肯肯回了一个严厉而书卷气的训斥：“犹太佬是指那些支持（托特纳姆的）胡说八道的人。而犹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个绝妙的回答。他用一种流氓的方式为自己的犹太人同胞辩护。而对阿伦唯一的回答就是：“对，我忘了你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阿伦还能造成多少暴力事件？他说自己已经开始从事作为兵痞的第二项事业，在一家出租雇用兵的德国公司工作。他提到了自己在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工作。在上一次去巴尔干地区时，他告诉妻子自己只是去那里训练士兵，不是去打架的。“她觉得我太老了，身体也不如当年，不会再打架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有一天和妻子在家里看电视，在不停地换台时，无意中看见了一个关于科索沃战争的纪录片。开场的镜头是正在战斗中的阿伦。“那天晚上她很生我的气。”
那些打架斗殴的日子或许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阿伦说他还没有完全从流氓事业中退身下来。他说大概每年有四次，通常是在对托特纳姆的比赛之后，他自己就会出去打上几拳。我不太确定要不要相信他。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他居住的地方，看看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样子。我想看看他与真正的流氓到底有多像。
比赛那天，我看见阿伦和他的几个朋友在斯坦福桥不远处的百货商场的二楼酒吧里。阿伦喝着可乐，在一张桌子旁走来走去。他给我介绍了他最好的朋友安格斯，并且提醒我在他的自传里提到过他。安格斯带来了自己二十来岁的女儿。他们三个正在为安格斯收到的黄色短信而开怀大笑。在他们边上，有一张桌子坐满了阿伦的其他朋友。只有安格斯的女儿穿了一件球衣。“我们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希望能混在人群里。”阿伦说。
但是从他们的长相和举止看，这些人并不像真正的打手或暴徒。事实上，他们好像并不是那种经常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大打出手的人，就更别说他们最近对一些狂暴的反社会者大动干戈，对其下身拳打脚踢了。
我告诉阿伦在街边的一个酒吧里看见了这周末的对手曼城队的球迷。“他们只是坐在外面喝酒。他们可以那样吗？不会有人过去教训他们吗？”我向阿伦描述了一下那家酒吧的外形。
“那是一家切尔西酒吧。”他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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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五（2）
他转过身，告诉一个朋友：“弗兰克说有几个曼城的球迷在街那边。他们在切尔西的酒吧里。这不太好。”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很生气。
他的朋友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看着我。刚才他正在从朋友中筹集资金准备租一辆货车去利物浦看下周的比赛。“阿伦会去试一下的。如果托特纳姆在这儿，他可能还会出手。”他转了转眼珠说道。另外，就算不是年纪太大打不动了，他们也不会蠢到在离场馆那么近的地方打斗。那种形式的战斗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酒吧外面都有很多警察在巡视。
我和阿伦穿过房间走到安格斯和他女儿身边。安格斯有点醉了，酒吧的保镖正试着把他扶到座位上，以免撞到人。
安格斯开始讲述一次去诺丁汉森林俱乐部的旅行。“只有我们俩，对方也只有两个人。警察看见我们向对方走过去觉得很滑稽，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们就看着我们打了起来。当然，这个家伙，”他指着阿伦，“他得对付那个小个子笨蛋，我来对付那个高个子男人。”他手脚比划着，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我跳上去，一口咬下了他的耳朵。”
他转向女儿，笑得弯下身子，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这就是那些日子。”阿伦说。他们又继续描述那些狂躁且不可思议的戏剧性的故事。几分钟后，我们和人群一起开始往比赛场地走去。当我们站在自动扶梯上时，阿伦拉起自己的裤腿，露出一截牛仔皮靴，上面带着一个铁尖：“这踢起来很带劲儿呢。”他走下电梯的时候，醉醺醺的安格斯向我俯过身来，在我耳边低语：但是最后一次用它们踢人又是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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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一（1）
当球员们在里约的圣雅努阿里奥（S o J a nu rio）足球场进球的时候，他们仿佛会看到耶稣受难时的情景。在球门后面不足20码的地方，有一座始建于中世纪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教堂——胜利女神大教堂（Our La d y o f Vic to rie s）。一个黝黑的木十字架从教堂污秽的玻璃窗伸了出来。球网左边几码远处，在角球位的视线内，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布满了基座，上面矗立着圣母玛利亚和其他神像的水泥小雕塑。这是人们对于在巴西这个足球文明的摇篮举行足球赛的期待：超凡脱俗。
圣雅努阿里奥球场属于瓦斯科·达伽马（Va s c o d a Ga ma）俱乐部，这个球场本身就是巴西足球的圣地。在俱乐部的传奇历史中，球员完全体现了里约热内卢的这种酒神戴奥尼索斯似的耽于声色的禀性——例如1994年世界杯赛的明星罗马里奥。他用逼真的假动作弥补了对奔跑的毫不掩饰的厌恶。每个里约热内卢的记者都告诉我说他的教练都拿他没有办法，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要求他离开沙滩，离开酒吧，参加球队的训练。
2002年，罗马里奥抛弃了瓦斯科俱乐部转投同城的对手俱乐部。从他离开时起，圣雅努阿里奥球场里最具号召力的人物肖像就不再是某一名球员了。在胜利女神大教堂的正上方，你可以从紧挨着足球场的塔楼上悬挂下来的一面巨幅广告条幅上看到一张男人的肖像。这个人长着一张面无笑容的脸，灰发秃顶，下巴多肉且戴着一幅硕大的金边眼睛。他名叫尤瑞科·米兰达（Euric o Mira nd a），联邦议员，也是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总裁。广告宣传吹捧他是“抵抗的标志”。当我造访圣雅努阿里奥足球场的时候，这种标志随处可见。他竞选连任的标语牌—— “一个反对强权的声音”——贴满了整个足球场的外围。在圣雅努阿里奥正门对面的大街上，一辆福特Es c o rt车的车顶扩音器中传出的桑巴舞歌曲唱到：“尤瑞科是穷人的代表。”一进入球场，一面竖立在中场位置上的旗帜上醒目地写着：“激情献给瓦斯科，为尤瑞科效力。”
美国人称他们的体育运动队为“授权经营”，巴西人永远不会容忍这种称呼。因为它与麦当劳连锁店以及干洗连锁店一样有着太多的商业意味。取而代之的是巴西人称他们的球队为“俱乐部”，因为多数巴西球队实际上就是俱乐部。俱乐部里有游泳池、餐馆、网球场、棕榈掩映的花园，还有收费会员——确实是中产阶级周六下午的好去处。虽然俱乐部也给球员付钱，可还是保留了作为非营利性业余组织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的财政不接受公开审查，其管理人员不承担法律责任。简而言之，管理层成了“恶棍们理想的避难所”。这些恶棍和巴西的足球运动紧密结合，以至于人们都称呼它的另一个名字—— “卡拉托拉斯”（Ca r…tola s），意思是“大礼帽”。鉴于俱乐部的业余性质，这些卡拉托拉斯通常不领薪水。人们一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出于对俱乐部的一种绅士般的热爱。然而，实际上，这些卡拉托拉斯通过染指球队的财产作为对自己志愿工作的补偿。巴西足协传奇式的前总裁及国际足联前任主席乔·阿维兰热（J o o Ha ve la ng e）曾说过：“我一分薪水都不领，只要够花就行。”
1975年尤瑞科·米兰达进入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层时刚刚30出头，而且财产有限。他是一个葡萄牙面包师的儿子，之前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大众汽车销售商的手下做推销员。但是他凭借自己的魅力，很快在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层扶摇而上，他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他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滨拥有多套住房以及一艘游艇。这些财富不是靠个人自立更生勤奋努力就能获得的。到目前为止，巴西新闻界和议会通过调查已经掌握了米兰达的犯罪事实。1998年瓦斯科从国民银行（现在的美洲银行）收受现金3 400万美元，当时正值该银行急于赞助一个著名的体育品牌以便在广阔的巴西市场中树立声誉。国民银行签订该协议时曾宣称，这笔钱可以维持俱乐部100年的开销。然而，两年之内，这笔钱就差不多消耗殆尽了。在米兰达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中大约有12 400美元用在购买T恤衫和广告宣传上面。另外有1 200万美元流入了巴哈马一家名为自由银行有限公司的四个账户中。调查结果发现，这家公司果然非常自由，瓦斯科的任何一名合法代表都可以从中提款。根据巴西参议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的款项被用在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