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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外的街角，就可以从英皇啤酒店（King 's Bra s s e rie）要一份龙虾。在偕德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们正在举杯谈笑。一台等离子电视里播放着按摩、切尔西俱乐部的其他服务以及场馆另一端的健康中心的广告。
全球化以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给切尔西俱乐部带来的影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俱乐部所遭受到的影响都要深。从20世纪80年代它就与流氓联系紧密，到了90年代则与国际化融为一体。斯坦福桥的房地产发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球场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的趋势也显而易见。切尔西聘用了意大利和荷兰的精英来训练球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浮华的异国印记。在他们的带领下，切尔西成了英国第一家没有一名本国球员的俱乐部。他们的新姿态加剧了俱乐部国际化的趋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阿联酋国际航空”（Fly Emira te s）开始在它的球衣上做广告。2003年，俄罗斯第二大富翁、石油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 ma n Ab ra mo vic h）买下了俱乐部的大部分股份，开始用他的财富打造一支具有冠军潜质的球队。
对于包括阿伦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些变化无疑是对俱乐部工人阶级基础沉重的一击，好像球队放弃了它最忠实的球迷而去追随那些昙花一现的随波逐流之辈。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心痛。1983年，切尔西主席肯·贝茨（Ke n Ba te s）提议将看球赛的球迷关在一个带12伏电的栅栏里，如果谁敢越轨就会遭到电击。“他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我们。”阿伦说。幸好当地政府干涉，这个计划才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对大众的伤害已经由此而生。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社会精英仍旧对足球怀有一种自命不凡的鄙视之情。在鲁珀特·默多克试图收购曼联之前，他的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对足球的诬蔑已是尽人皆知，它称足球是一种“贫民窟里的人进行的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指高阶层人士向原为穷人居住区的移居，结果导致低收入人民的流离失所。贫民窟运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称是中产阶级价值的主要倡导者，也表现出这种与其他人一样的傲慢。这位铁娘子的好友肯尼斯·克拉克（Ke nne th Cla rk）说她“认为球迷是内部的敌人”。在她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撒切尔多次明确地表示自己要与流氓行径斗争到底。在I989年，她的政府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借口来采取行动。在谢菲尔德（S he ffie ld）希尔斯堡球场（Hills b o ro ug h S ta d ium），95名观看利物浦队与诺丁汉森林队比赛的球迷被挤压在看台的围栏上窒息而死。为了应对这样残忍的行为，政府下令将球场只供站立观看的看台翻修成一排排的座位，就像剧院里的座位那样，球场中安装了摄像头以记录这里发生的一举一动。整顿球场治安最终成为了一项严肃的工作。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二（2）
这些新要求改变了球赛的经济状况。为了给体育场的重建工作提供足够的资金，球场的老业主们，大多是一些白手起家的小商人，引入了大量的新资金。这当中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狡猾的城市投资者，他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庞大的垄断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经开发的利润中心。新看台上有豪华的包间出租给各大公司。俱乐部的股票上了市，他们还提高了门票价格，将联赛的电视转播权出售给鲁珀特·默多克的卫星网络，这些计划实行得天衣无缝。一个更为富裕的新球迷群体开始在更安全更舒适的体育场里观看球赛。很多女球迷也第一次出现在了看台上。
但是这些转变是付出了代价才实现的。新的观众群体破坏了球场上以前那种喧闹的工人阶层氛围。阿伦在解释这种改变的时候，提到曾经有一度“有一万人去体育场，里面有六千人都是来打架的。其他的是去看打架的。是的，他们会说他们觉得恶心。但是事后在酒吧你问他们，‘你看了比赛还是看了打架？’”他向后仰着，装得一本正经地说，“‘噢，当然是打架了。’”阿伦对自己的观察都觉得好笑。“现在，人们只想去看比赛，那样他们就可以说”——他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看！我很酷。我看过切尔西的比赛了。’当我站起来唱歌时，他们会说，坐下。’”
在不知不觉中，阿伦将反对全球化最基本的文化论点——主要是来自《拒绝名牌》（No Lo g o）的作者内奥米·克莱恩、砸烂麦当劳的法国农民若泽·博韦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观点——归结为：跨国资本主义破坏了传统和本土文化，使一切都变得同质化失去了本土特色，并且还剥夺了当地无产阶级和农民深爱的东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论点如何在总体上适用于英国足球，尤其适用于切尔西。当我去观看一场在斯坦福桥的比赛时，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和他的拉美女朋友。我们坐在球场中阿伦·加里森和他的小流氓同伙们曾经占据的地盘上。与格拉斯哥满嘴唱着辱骂歌曲的球迷相比，切尔西的球迷像是聆听交响音乐会的听众，只有几个健壮的家伙轻声咕哝着挑衅性的粗话。他们小心地将自己的声音降低到只有自己听得见的程度，这样在场内拿着小型摄像机巡视的警察才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门票。（阿伦被没收了三次。）
但是对切尔西球赛经济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首先，比赛并没有变得完全中产阶级化。当然，切尔西的票价可能比较高——大概50美元一张——但这也没到贵得买不起的地步。即使在时尚的伦敦西区，这个可能是英国雅皮士最多的地方，切尔西还是成功地吸引了一大群工人阶层观众。现在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混合群体，包括了体力劳动者、管理人员、清洁工和广告行政官。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这可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进步。
面对这种群体力量的日益壮大，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市场并不总是由个人利益控制着。英国的足球作家们经常将旧式俱乐部的所有者描述成仁慈且具有公益心的公民，在为他们的工人阶级朋友做好事。但这只是一种对从未存在过的社会市场的怀旧之情。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比赛中赚到的钱很少，俱乐部的所有者只能听任球场变得破败不堪、到处都是安全陷阱，受人责骂。实际上，他们对待球迷的方式就好像球迷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冷淡疏忽最终引发了完全崩溃，这就是导致社会衰退的破窗理论的一个缩影。球迷们也开始认为生命不值一钱。他们每周末都会将彼此打得半死。对这种古老文化的消失表示悲哀同时也会对消失的传统以及氛围而满怀感伤。事实上，这是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对所有的本土事物加以颂扬的趋势，即便它们应该被抛在身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足球流氓对年轻时代的缅怀是最真实诚挚的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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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三（1）
在遇见阿伦·加里森之前，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文章。在切尔西网站上浏览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内容是阿伦从讲述自己年轻时代流氓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我们是北看台》里摘录的一些内容编辑而成的。这本传奇式的作品以冒险流浪事迹为题材，讲述的是一群朋友周游英国和欧洲，到处寻衅闹事的故事。在手写稿里，他称自己为阿伦·梅里尔（Ala n Me rrill）——他使用的一些化名已经使他远离任何自证其罪的供词，而这个笔名与化名更是相去甚远。
阿伦的文风出奇地清晰华丽。但是如果以小说家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是有些许不足。这个梅里尔的角色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自我牺牲精神，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无辜的旁观者。他像个英雄一样制服每一个对手，场场必胜。（“一个＇流氓＇拼命回击，一拳向梅里尔挥来，但他轻易地躲闪开去，一把抓住了向他挥来的手腕。然后他迅速将那小子拉过来，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支点，翻身将对方重重地摔在球门柱上。”）不过，从很多方面看，这还是一部令人惊奇的表现自我的社会学作品。阿伦并没有把自己的伙伴描述成追求崇高目标的反叛者或者一群演绎贫穷所带来的反常状况的怪兽。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青少年，身陷于暴力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脱身逃离的愿望罢了。
阿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流氓，他非常细心地阅读军事历史和新闻报纸，而且酷爱希腊文化。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阅读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作品上。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阿伦一定很懊恼自己没有早一点儿想起来写自传。他开始着手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三个朋友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儿了。“大嘴唇”史蒂夫·希克莫特（S te ve “Hic ke y”Hic kmo nt）在阿伦入狱期间取代了他在切尔西的位置。他出版了《为比赛做好准备》。他的同伴“胖子”克里斯·亨德森（Chris “Chub b y”He nd e rs o n）写了另一部自传。还有一个叫马丁·金（Ma rtin King）的写了一本《流氓球迷》，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些都十分畅销。阿伦觉得他也有一连串有意思的故事要讲，于是就将自己的手稿送到朋友的出版社。其他三人都是与人合著的，而阿伦则是完全自己创作。也许他希望自己未加修饰的真实声音会占据优势，获得好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受到了婉言拒绝——这是拒绝流氓的唯一一种方式。“他们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太暴力了，而且右翼倾向严重。”
但是，如果出版商们说实话的话就会给他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市场上不能再出现另一本有关足球流氓的自传了——至少是不应该再有了。除了有关切尔西的书之外，来自西汉姆联队的球迷流氓组织“内城团伙”（Inte r City Firm），卡迪夫城的“灵魂帮”（S o ul Cre w），朴次茅斯的“657帮”（657 Cre w），以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俱乐部的足球流氓们都出版过他们自己内容单调，冗余重复的自传，比如《想挨揍吗？》、《城市狂人》等。如今，伦敦街角书店里的体育运动专架上充斥着这些流氓文学。这种题材已经不仅局限于第一人称的叙述。道吉·布林逊（Do ug ie Brims o n）和埃迪·布林逊（Ed d y Brims o n）两兄弟已经获得特许权，出版用人类学来研究足球暴力的流行书籍。他们将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和刻意摆出的滑稽险恶的眼神摆在封面上；并且书中大量引用流氓话语，且书名以《欧洲垃圾》、《死刑：伦敦暴力足球的追随者》等字眼命名。一个名叫约翰·金的（J o hn King）小说家写了整整一书架的流氓小说，大多也是关于切尔西的。另一个书架上则是有关于流氓时尚和地下流氓经济的书；还有学者撰写的大部头书籍，希望趁机以色情细节描写吸引读者而赚上一笔。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足球流氓已经变成了黑帮说唱歌手或者黑手党一样的角色，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以及商品化了的罪犯。当英国广播公司（BBC）觉得自己的收视率不佳需要提高时，就会从大量的流氓纪录片中挑一部来播放。每个月似乎都有一家英国报纸或杂志刊登一篇报道，讲述国内流氓的行为或者他们在国外的影响。直到我亲自去了切尔西之后，才对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深有感触。在富勒姆大道（Fulha m Ro a d）上，我遇见了一个小贩在摆开桌子出售帽子和别针；这些东西上面都印有骷髅头标志，代表着臭名昭著的“猎头帮”。在球场内的看台上，我看见一个身穿猎头帮T恤，头发梳成钢针状的少年。球场保安放他进来的时候一定很放心，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哪个足球流氓会傻到这样招摇过市。
这种流氓产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英国足球中产阶级化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以至于传统形式的流氓行为已无法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当然，流氓们照样打斗，只是不再在球场内。阿伦是这样向我解释打斗技巧的：“你打电话给对方的头目说，‘好，两点特拉法加广场见。’然后你就希望在出手之前警察还没有到达。有时候会打上一架，有时候看见警察过来，就只好走开。”对阿伦来说，这种流氓之间发起挑战的新形式糟蹋了打架的快感，因为在狭窄的场馆走廊或者看台上打架要让人感觉爽快刺激得多。有了事前的准备，“打斗就失去了它的自发性和即时性。”因此，他对现代足球流氓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质疑：“如果足球暴力不在球场内发生，那还算得上是足球暴力吗？”虽然让他承认这点很痛苦，但他不得不认为流氓习气已经被驯化了，或者说已经被驯化得足以成为被迷恋和崇拜的对象了。现在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市场对足球流氓有这样强烈的兴趣了。从根本上来说，足球流氓是一种浪漫的反叛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与警察对抗。并且，他们不仅仅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在为俱乐部的立场和荣誉而战，这一点与那些爱好和平的普通球迷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些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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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三（2）
——他们也是构成这个自由和平的英国的一分子——却完全放弃传统的道义而成为恶棍呢？
流氓文学并不试图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文学通常采用忏悔的形式，目的是使读者感到震惊。（随便引用一下阿伦的作品：“那人脸朝下跌倒在平台上，后脑勺上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从中喷涌而出。”）但是，作者们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找个理由。也许他们确实抛弃了传统的道义，但仍然在其附近徘徊。流氓们通常都会美化自己的暴力行为：比如他们从不攻击无辜的旁观者，也从不使用武器。很多时候，这种试图为自己开脱的意图与专横的恐吓叙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充满了欺骗和恐吓。
像其他人一样，阿伦删除了故事中令人不愉快的部分，省略了一些很有趣的自传性细节。这未免太糟，因为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从他成为切尔西队的足球流氓开始，他就承认自己沉溺于暴力以及引发暴力行为的肾上腺素中。他说：“恐惧是一种毒品，英雄和胆小鬼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它比性要好，也持续得更为长久。”他认定了自己需要一个像毒品一样可以经常吸食以产生快感的事业。在他离开学校之时，伦敦正全面沉浸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尚中，他却极力反对这种日益显露的嬉皮士的时代精神，去报名参了军。更为特别的是，他自愿加入了一支特种精英部队，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深爱的暴力技能。
阿伦开始过着一种奇怪的双重生活。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有时，他的职责会涉及到执行秘密的打斗任务以及训练某支部队，但他不想透露这支部队的身份。一到周末，他就回到少年时代的足球暴力活动中。他猜想部队可能知道自己的这种双重生活——他有那么多前科，他们怎么会一无所知？但是只要他及时完成平时的任务，他们并不太介意他在周末时搞的破坏活动。作为这种双重生活的一部分，他也开始接受了常规的束缚。他结了婚，有一个女儿。虽然妻子恳求他放弃暴力，但她还是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他。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她已经从她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过我。我们是在一个办公室的圣诞晚会上遇见的。在我自我介绍之后，她说：‘我不想认识你。你是个该死的流氓。’”但她却从来没有指责阿伦当初欺骗了她，给了她一个虚假的许诺。
阿伦的双重生活互相弥补相得益彰。“我天生就是打架的料，我没法停止或放弃。”他这样说到。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停止。阿伦说有八名士兵加入了他的流氓团体，给打斗带来了一种职业水准。在一次去美国的旅游中，阿伦走私了一些CB机（也称市民对讲机，即Citiz e n Ba nd Ra…dio，在美国一般是州际卡车司机使用的市民波段收音机，便于司机间或司机与车站保持联系），这种对讲机当时在英国还是违法的。他用这些对讲机来协调和指挥攻击行动。这些流氓士兵会画出体育馆和周围环境的地图。阿伦则置身于打斗之外，用双筒望远镜和对讲机的汇报来跟踪场内的情况。“我们就像消防队员，有人遇到麻烦，需要帮助，我们就会赶过去解决问题。”
但是这种双重生活之间也有过矛盾；而在I977年，这种矛盾变得无法调和。这一年，切尔西队去西南部的朴次茅斯参加一场比赛。在比赛结束时，阿伦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强行进入朴次茅斯球迷的观众区。阿伦刚跟对方的一个球迷交手就有人拿了一根铁棒在他根本没有看见的情况下向他的后脑勺砸来。这个偷袭者又在他的手上砸了一下。但是不幸的是，他没能将阿伦完全打晕。阿伦站起身来，抢过铁棒，用力回击。他一棒砸在对方的脸上，将其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打了出来。“那只眼珠子还挂在他脸上。”他承认到。阿伦运气不好，警察在这个时候过来了，被打出的眼球和他手里握着的铁棒都无法证明阿伦不是无辜的。
在法庭审判他的时候，阿伦将自己骨折的手和脑骨的X光片出示给法庭，以证明自己是在正当防卫。但是这个证据还是敌不过警察的目击证词。法官判定阿伦谋杀未遂。他离开家人，在达特穆尔（Da rtmo o r）监狱待了将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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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四（1）
我第二次去伦敦的时候，阿伦在他家附近的芬奇利大道地铁站旁的商店与我见了面。我们沿着街道往前走，准备去韦瑟斯庞（We a the rs p o o n）酒吧喝一杯。当我掏出钱包要付账时，他拦住了我。
“我是犹太人，但不是那种犹太人。上次是你付的钱。”
阿伦穿着一件喷枪绘出的蝎子图案的T恤，这是他几年前在旧金山的一个市场里买的。他告诉我：“这是从一个艺术家那儿花75美元买的。后来我发现这笔买卖不错。”与阿伦的谈话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