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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欧洲联盟委员会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专员路易斯&；#8226；米歇尔（Loui**iｃhｅl）表示，他将建议中国与欧盟“合作进军非洲”。
据法新社报道，米歇尔表示，他正在准备文件，打算今年3月访华时向中国提出具体计划，他认为，非洲“早已从过去一个待开发大地，变成一个受欢迎的地方”，因此欧盟觉得有必要“加强与中国在非洲的伙伴合作关系”。1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也回应说，中国政府“愿与欧盟探讨加强在非洲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表面上看，这是一次经典的谈情说爱，一方当众捧上求婚戒指，另一方矜持地欲接还拒。
但事实当然绝不那么简单。米歇尔温情脉脉大标题之下，却是苍白空洞的内容——他说自己还需要“把思路理清楚”（也就是还没有清晰的合作思路），面对法新社记者的追问，他既没有详述“伙伴合作关系”是何种程度和形式，也没说他将和中国“伙伴”具体讨论那些内容。
而另一方面，一些似乎不那么“合作”和“伙伴”的内容却被十分清晰地描述出来：米歇尔称中国与非洲“蜜月即将结束”，因为“非洲精英们已经觉察，中国人利用非洲的一面，并终将做出反应”，因此当记者问及“欧中伙伴合作”对中国究竟有什么好处时，他认为，欧盟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投资非洲，而非只利用不回报”。
事情再明显不过：米歇尔捧给中国的“伙伴合作关系”并非闪光的求婚戒指，而是一枚可以控制或监视猎鹰行动的约束脚环：你投资，可以；开发，也可以，但一切都应在我掌握中。
作为能源、原材料供应地和最有潜力的待开发市场之一，非洲对于欧盟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但由于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限制，以及非洲巨额死债的阴影，欧盟并无能力、也不请愿对那里作更多实质性投入，而更希望一种所谓“平等**换”——欧盟向非洲各国开放市场，减免关税，而非洲各国也应对欧盟照办，前不久里斯本欧非峰会，欧盟对非洲端出的便是这样一盘菜。
然而中国人的强势介入让欧盟很难堪：因为非洲人不必死守着欧盟的餐桌讨价还价，欧盟不贷款，中国人贷；欧盟不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干，从铁矿到油田，从铁路到城市供水系统，中国的合同和资本迅速填补了欧盟收缩后的空白，而欧盟对此毫无约束力。
显然欧盟希望改变这一现状：最好的结果，是把中国人对非洲的投入纳入自己既有体系和轨道，做到中国出钱、力，欧盟得名利；退而求其次，也可以“劝阻利用性投资”的名义，把中国对非洲的介入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做到我弃你不取，不至过于打破既有的战略平衡。
问题是21世纪并非西班牙、葡萄牙凭一纸《托尔德西拉斯条约》自说自话瓜分全球的大航海时代，非洲人自己的意愿和感受，既非欧盟、也非中国可代为表达的。
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和援助，自然不可能没有“利用”的一面，通俗的说，就是为自身考虑的一面，非洲当地的反弹也的确存在；但这种“利用”，以及对这种“利用”的反弹，非洲和欧盟各国间更频繁、更激烈，整个非洲殖民时代，和后殖民的冷战时代，欧非之间正是这种利用与被利用、反弹与被反弹的关系，正是这种利用，导致非洲各国经济结构至今畸形；正是这种反弹，导致战后50多个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
米歇尔不久前解读欧非关系时曾表示，非洲之最需要欧洲的，应该是“相互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创造财富；但非洲各国显然对这种见解不敢苟同：这种“相互自由贸易”从宗主国时代便存在，非洲却依旧贫困，非洲各国普遍的认识是，非洲需要投资和开发，如果欧盟不给，那就找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都不给就自己想办法——据毛里求斯《快报》称，该国经济学家建议，建立5亿美元的“大陆投资发展支持基金”，给予本国向非洲大陆投资持续5年、投资额占注册资金总额50％以上的企业，以必要的资金扶助。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米歇尔表态作了足够礼貌的应对，事实上，对于米歇尔的某些看法，中方并非没有认识，去年一月，针对国际间对中国投资非洲水电站建设的不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曾对媒体公开表示，该行今后会避免给那些“违反其它国际规则”的项目提供资金，中方也不止一次表示，愿意在援助非洲项目上和世界银行合作，这当然并非外交言辞，而是一种实际的考量。
但无论如何，米歇尔的“欧中伙伴合作”若不补充更多有吸引力的内容，则不论这个计划是钻戒或脚环，他都很难将之套在中国人的手脚上，因为在“利用”与“回报”这一环节上，欧盟之于中国，并没有任何先天的、理所当然的道德优势
………【杯葛“国资贱卖”，能否令国资增值？】………
1月8日下午，东航股东大会表决揭晓，“东新联姻”被搁置，新加坡航空公司偕淡马锡定向增发33。12亿股H股，总计筹资128亿港元的参股计划遇到挫折。
观察家普遍认为，收购的主要反对方国航所提出的“东航股价被低估”、“不能将国有资产贱卖给外资”等理由，对说服股东投反对票，起到相当大作用。
从表决结果看，H股股东七成、A股股东九成反对，日前某网站所作相关民调也显示，76。95％的受访者认为东航重组应选择国内伙伴，只有12。06的人认为新航等外企是合适选择，很明显，不论投资者还是普通国内人士，对于“国资贱卖”都是强烈反对的，从这一点上而言，这一结果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理想的。
但舆论在聚焦国航、东航“贱卖”、“非贱卖”一个个回合争辩之余，却忽视了另一个主角——新航——的态度。在翻来覆去的两航激辩和A股、H股相关股价随之上下翻飞之余，新航却仅在去年12月12日做了唯一一次表态：当天，新航总裁周俊成表示，3。8港元每股是最高价钱，因为新航的购买是“有原则的”，而原则就是“被收购方的价值”。
这番言辞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东航这个2006年年报亏损高达27。79亿，2007年上半年亏损又超过10亿的中国“国资”，其“价值”就值这么多。从此后近一个月新航再无新的报价建议，甚至连积极的介入姿态都未做出，不难看出，不论这个估值是否合理，但新航方面显然自认为天公地道。
事实上3个月前的并购争议中，国航出价仅高过新航1。2港元/股，并非很高的抬价，但作为并购对手的新航却连还价的姿态都不肯做出，让期待着出现你来我往、水涨船高竞购场面的投资者和评论家空等一场；不但如此，中国内地航空市场的价值也好，上海作为远东航空枢纽的地位和潜力也罢，都是令国航、甚至许多国人坚信东航价值，并千方百计让“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依据和基础，然而不但“并购主角”新航态度冷漠如龙套，整个收购争议期间，只能听见国航的慷慨激昂，东航的喊冤叫屈，却不见有国外新买家介入搅局，将东航的增发价推高，而这本应是资本并购市场的常态。这只能说明，对于东航的价值，许多境外大投资者的认识，和新航并无大的差别。
显然国航并不认同新航等境外投资者（甚至也该包括东航自己，因为他们同样一直否认“贱卖”）对东航的价值估计，他们不但以捍卫国有资产价值、拒绝“国资贱卖”的高姿态领衔杯葛了新航的入股，而且已在6日晚发表声明，拟在两周后提出新的投资东航、并缔结战略伙伴关系建议，显示出对东航这一重要国有资产的重视和信心。
作为国人，当然应该、也愿意相信国航的投资眼光，更愿意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必须冷静地看到，如果仅从财务角度看，新航等国外投资者的冷漠并非毫无道理：一家连年亏损、背负巨额赤字的大型航空公司，在油价飙升、机票价格却无法同步提高、航线竞争白热化的市场大气候里，其生存和发展绝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从理论上讲，其股份价值已经是负数，从这点上讲，捍卫国有资产价值的关键，并非在投资市场上击退外国收购者，而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投入，让东航这个重要国有资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扭亏为盈，使已经归零、归负的股份价值重新变成正数；并非仅仅拒绝“国资贱卖”这么简单，而是要通过经营和调整，让已连年巨亏的国资增值。
民意也好，中小股东也罢，他们支持国内企业并购东航，而对外资说“不”，固然表明了他们对捍卫国有资产价值的认同，及对“国资贱卖”的反对、反感，但这同样表明，他们希望国有企业经营正常，业绩优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利润丰厚，希望“国资”在国内经营者手中得到好的恢复与发展。显然，这些投票反对外资介入的股东和普通民众，并不会认同东航继续巨亏、继续沉沦，不会认同东航这一国有资产因经营问题一步步烂下去，不论它是烂在国人或洋人手中，他们都是不可能满意、不可能答应的。
杯葛东新恋，击退洋投资，既反应了国航的实力和能力，也表明了其捍卫国有资产的决心，但要令“国资”不致贬值，击退外资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如何拿出令东航和各方面信服的方案，让后者相信自己能让东航走得更好，让这一国有资产迅速保值增值，并通过努力和经营切实兑现，才是对喊出“捍卫国有资产价值”响亮口号的国航最艰苦、最严峻的挑战。
………【光明使者或生态杀手？】………
光明使者或生态杀手？
——中国援外水电站引发的争议
从三峡大坝到三江开发，中国在兴修水电站和大坝方面的努力和热情，一直饱受中外各界的争议。近来这种争议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人出钱、出力、出技术，正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球许多角落的大江大河、甚至小江小河上，忙碌地修起一座座大坝和水库，拉起一张张电网。对此，中国国内一些部门、专家，尤其水电领域的部门和专家认为，这是造福当地、促进中外友谊的好事，但一些国外舆论和学者却流露出忧虑甚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种到处建水坝、水电站的做法，将在当地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以及其它负面效果。
事实究竟如何？中国在境外修筑的水电站，究竟是给当地带去光明的使者，还是扼杀当地生态链的杀手？
水坝修了几十年
其实中国人在国外承接水坝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大型援外项目，就是一座大型水电站——几内亚金康水电站，这座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受水电总局委托、全部由中方出资、集中国水电精英不惜工本修建的大型水电站有效库容为274万立米，电站引水流量为4。7立方米，发电量为543千瓦小时。坝高21米，坝顶长235米，引水管道1740米，调压塔高28米，1964年7月2日开工，1966年6月完工，成为当时中国援外工程的标志性建筑。60…80年代间，中国又相继援建了刚果布昂扎水电站、塞拉利昂多多水电站等大型水电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工期长、投资大、管理效率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调整援外政策后，这种“全包”性质的外建水坝逐步减少。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类以低息贷款＋商业合同形式出现的、由中国人在海外修建的水电站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不完全统计，中资银行和中国公司参与了27个国家、47座水坝的建设，而今年召开的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会议公布的数据更惊人：仅东盟各国范围内，中国从事水电项目开发的公司就达21个，涉及项目52项。中国公司建造大坝的触角不仅伸向传统的非洲、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帕尔旺水利枢纽电站），甚至车臣叛军出没、冷枪冷炮不断的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卡杜里水电站），都有中国造大坝的影子。
中国公司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在埃塞俄比亚，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总公司与埃塞俄比亚苏尔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于2002年6月26日动工修建特克泽水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30万千瓦，水库容量94亿立方米，大坝净高达188米；在苏丹，位于尼罗河干流、规模仅次于埃及阿斯旺水电站的非洲第二大水电站麦罗维水电站正由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与苏丹当地公司共组“ｃｃMDJV七五联营体”紧张施工，该项目合同总金额6。03亿欧元，库容量124。5亿立方米，装机容量达125万千瓦，号称世界第一的水坝总长9500米，最大标高65米，是中国迄今承建的最大境外水电项目；中国企业还把目光投向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刚果（金）大英戈水电工程项目，该项目预计投资500亿美元，装52台75万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900万千瓦，一旦建成，规模将是三峡电站（1820万千瓦）的两倍多，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
中国造水坝增多的奥秘
由于上世纪末以来，欧美各国对水电利弊争论不休，大型水坝处于搁置甚至负增长状态，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全球在建水坝数量为5000座以上，而90年代则下降为2000座左右。但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国却处于急需电力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本国科技能力和财力又不足以支持火电、核电等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一次性投入巨大、但建成后成本低廉的水电就成为这些国家的首选。
二战后长期一段时间，世界银行曾将水电开发作为对穷国帮扶脱贫的良好选择，对这些国家的许多大型水电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但由于环保组织和舆论的压力，2000年，世行和其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几乎全面停止对水电项目的资助，而水电站工程所需投资巨大，非贫困国家力所能及，这使得这些国家虽拥有大量可开发水电资源，却无力转化为急需的能源，如非洲经济可开发水电蕴藏量高达10亿千瓦，但目前开发率还不到8％。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所谓BOT模式，即开发商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融资责任、并在一定合同期限内承租经营，就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而世界银行等的大门紧闭，又让他们不得不另寻途径，这一途径的首选自然就是中国。
由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都是国家企业，不仅财力雄厚，而且门槛低，手续简便，对中国企业出境承揽水电工程项目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扶植，因此中国水电企业很容易为其在境外发展中国家承揽大型水利项目申请到必须的融资；不但如此，由于国家战略的考量，在不少时候，双边关系等政治因素，会被放到比资金安全、投资回报等经济因素更重要的层面上考量，这使得一些大型、长线和高风险地区的水坝项目，也能获得大资金的支持。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水坝在第三世界遍地开花，毫不足奇。
水坝，生态杀手？
在西方，水坝的确已渐趋没落。
水电曾被认为是无污染、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坝则因具备防洪、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而备受各国青睐。但随着时代的推演，许多人认识到，水坝和水库会造成诸如地质结构变化、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加剧、污染物蓄积、生物链被破坏等种种环境问题，一些环保组织，如国际河网（IRN）和世界水坝委员会（WｃD）等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报告和抨击，力阻大规模水电开发，WｃD2000年的报告直接促使世界银行中止对第三世界国家水电工程的资金支持。
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开发水电的穷国存在较普遍的管理不善、贪污腐败等现象，不但造成资金大量浪费，而且加剧了水电工程给环境和库区安全所造成的压力，正因如此，即使在水电投资未被封杀的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也每每以管理、贪污、人权等各种理由，拖延、减少或拒绝给一些穷国的水电工程注资，如刚果（金）英戈一、二期工程就因资金屡屡延误，变成著名的“尾巴工程”。
越修越高的水坝造成一个又一个大型人工湖，这势必淹没大批农田、民居和村庄，导致许多人失去家园和赖以为生的产业。如苏丹麦罗维水库就造成7万居民被迫由肥沃的河谷迁居贫瘠的沙漠，并于2006年4月酿成村民抗议、军警开枪的流血事件，IRN组织认为，另一些中国承建的水电工程，如加纳布维水电站（中国水电建设集团，40万千瓦）和赞比亚卡里巴北岸水电站（中国水利水电总公司，35万千瓦），也存在类似问题，它们可能分别淹没著名的加纳摩尔国家公园和赞比亚卡富埃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并改变当地的生态结构。世界银行首席水坝专家亚历山德罗。帕尔梅里就认为，这些大坝如果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生态灾难和当地动乱，从而影响整个水电行业的声誉。IRN主席彼得。博斯哈德也认为，中国公司在境外兴修水坝，所依据的分析资料“并未指出这些项目所需付出的真正代价”。
此外，一些水坝建造国地方的组织和团体担心中国势力的进入，危及其政治、经济安全，而不遗余力地抨击这些大坝，如泰国民间组织TowardsｅｃologiｃalRｅｃovｅry&；RｅgionalAllianｃｅ就多次游说、制造舆论，力图阻挠中国公司在湄公河上修建大坝。
大坝还会一座座竖起
尽管如此，“中国制造”的大坝仍会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河流上一座座竖起。
首先是需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都需要促进工商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这一切都离不开电。但不发达国家恰恰是缺点最严重的国家，比如非洲，约9亿的总人口中，2。5亿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在南部、中部非洲一些国家，阿富汗、柬埔寨等的城市里，虽然有电网，但一个月停电20天，或者一天内断电20次都并非罕见，即使不停电，电压的微弱和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