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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对于法国之重要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在非洲的政治、军事主导地位，法国的大国形象将难以维系；如果没有非洲的廉价资源和广阔市场，法国的经济将大受影响。但为了这一切，几十年来法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不论是庞大的非洲法郎体系，还是五花八门的援助、贷款计划，都是耗资惊人、即期即付、且未有穷期的高消费，而回报却是有限的、长线的，随着法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对非洲初端原料的依赖日渐下降，而近10年来法国经济的差强人意，也令国内对重新检讨非洲援助和投资政策的压力提高，在这样背景下，萨科奇端出避重就轻的鸡汤，想用精神换物质，也不难理解。
法国非法移民、尤其来自非洲前殖民地的非法移民问题给社会造成很大困扰，作为希拉克前政府内政部长的萨科奇素以强硬控制非法移民著称，去年且出台了以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为参考指标“有选择接纳移民”的甄别措施，此次鼓励留学生“回国效力”的演讲，不过是裹了层糖衣的“移民甄别”苦药丸罢了。
然而对于塞内加尔和其它黑非洲国家而言，法国的利益不等于他们的利益，法国需要在非洲省钱，正出于经济起步关键时刻的它们却需要更多投入和更具体可行的双边合作计划；法国需要甄别移民，限制移民，它们却希望通过移民降低就业压力，减少贫困人口；法国希望非洲留学生“回国效力”，而留学生本人则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法国人并未帮助他们创造“回国效力”的合适环境，说这样的话是不负责任的、自私的。
心灵鸡汤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对处于饥渴状态的塞内加尔和黑非洲各国而言，可以吃得上喝得着的真实鸡汤才有实际价值，他们需要的是援助计划、合作方案，是条款和数据，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美好未来”，他们不会忘记“现代化新型关系”是2月法非首脑峰会上前总统希拉克的首创，不会忘记几个月下来，这“新型关系”不但仍旧仅仅停留在蓝图上，而且还少了原本就不多的实质性内容，他们更不会忘记萨科奇上次来访是去年9月，当时作为内政部长的他咄咄逼人，唯一使命就是压迫塞内加尔接受法国要求，签署控制移民的双边协定，并“动员在法塞内加尔人才回国”。
作为萨科奇，心情是矛盾且尴尬的：既不想丧失法国在黑非洲的主导影响力，又不愿为此付出法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付的巨大代价。权力来自义务，影响力来自责任，如果在饥饿人群面前一味捧出心灵鸡汤，结果势必连心灵的维系也岌岌可危，或者，如塞内加尔社会党领袖迪奥普（MamadouDiop）所言，萨科奇在短短一天访问中说了很多，但“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跨越31年的拳击兄弟】………
说起绰号“火箭筒”的加纳拳击手艾克。夸泰（IkeQuartey），恐怕拳击迷没有不知道的。这位被“金童”德拉霍亚称为“出道以来第一劲敌”的前WBA次中量级金腰带获得者，以37胜1平4负、其中31次击倒对手的惊人战绩，一直稳居职业拳击次中量级顶尖高手行列。
稍懂拳击掌故的人或许还知道，1960年在罗马举办的第17届奥运会，为非洲获得有史以来首面奥运奖牌（63。5公斤级拳击银牌）的也是一位加纳人，他的名字叫克莱芒。夸泰（ClementQuartey）。
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拳手国籍、姓氏都相同，也许有人会把他们二者联系起来，猜测他们是父子、或者叔侄的关系。
错了，他们不是父子、不是叔侄，但千真万确是很亲密的一家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没有搞错么？艾克。夸泰生于1969年11月27日，1994年夺得金腰带，至今仍活跃在职业拳坛，而克莱芒。夸特出生于1938年4月12日，罗马奥运会上惜败于前捷克斯洛伐克选手内梅切克屈居亚军，1962年获得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63。5公斤级冠军，因未能进入职业拳坛，60年代中就从拳台上隐退了。两人相差31岁，真的是亲兄弟么？
千真万确。夸泰兄弟出生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嘎”（GA）部落，这个部落崇尚早婚和多妻，他们的父亲老夸泰一生共娶了5个妻子，生下27名男孩和数不清的女孩，克莱芒。夸泰是长子，而“火箭筒”艾克。夸泰则是最小的弟弟，比大哥的许多子女还要小很多岁。
老夸泰作为志愿兵加入过英国殖民军团，参加过二战中的北非战役和诺曼底登陆，素以身体强健、精力旺盛著称于部落，或许，他一头一尾两个儿子在拳台上的辉煌，个中不免受到这位雄健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
克莱芒本有机会创造更大的辉煌，为非洲夺取奥运史上首枚金牌，可惜他遇见了意志坚定、作风顽强的内梅切克，后者在首先被击倒的不利情况下反败为胜，赛后内梅切克在领奖台上激动不已的照片广为流传，至今仍是奥运摄影的经典作品，尽管绝大多数转载者甚至早已淡忘了这位昔日拳坛猛将的名字。就在克莱芒夺亚后几天，埃塞俄比亚“赤脚大仙”阿贝贝。比基拉（AbebeBikila）在马拉松比赛中独占鳌头，为非洲夺得奥运史上首金，光芒一下盖过克莱芒。夸泰，如今40多年过去，比基拉声名依旧，而知道克莱芒。夸泰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有些记载把克莱芒。夸泰的名字记载为“依撒克”，甚至和弟弟一样的“艾克”，这并非这些记载有误，或者他们错把兄弟俩的名字张冠李戴，原来老夸泰二战后解甲归田，出于对盟军名将艾森豪维尔的推崇，用艾森豪维尔的昵称“依撒克”（简称艾克）给长子克莱芒改名，但他却忘了去民政部门备案，结果1960年长子入选奥运代表队出征罗马，护照上的名字依旧是克莱芒。也许为的是弥补当年遗憾罢，1969年最小的儿子呱呱坠地，他又给起了同样的名字，当然，这回再不会忘记正式备案了。
………【对外沟通应学会说“外语”】………
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9：2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众议员迈克尔。本田提出的、有关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它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决议案，消息传至中国，许多人为之欣慰和鼓舞。
众所周知的是，该决议案此番能以如此大的优势顺利通过，是和北美当地许多华人团体积极、有效的努力分不开的。世界二战亚太地区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联合美国华人全国联合会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亚太二战浩劫纪念馆筹备会等华人团体，积极联络其它亚裔社团，积极向所在区的众议员介绍史实，阐明立场，沟通想法，投票前夕，他们更发动各界，给议员们打电话、发传真，提醒各自选区的国会众议员下周一记得去投票，支持这个“维护史实、捍卫人权”的重要决议案。
其实这一努力远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北美各华人团体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方法介绍、宣传日本侵华史实，史维会加拿大分会自2004年以来每年资助和安排20多名加拿大高中教师赴中国考察、了解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通过这一努力，不但使这些教师成为向加拿大青少年如实介绍二战日本侵华历史的中介，而且通过他们的帮助，日本侵华史被加拿大安大略省列为高中必修课。北美华人团体还通过影响、支持甚至自筹自己拍摄，推出或协助推出了《张纯如》、《南京》等一系列揭露日军二战暴行的影片，为议案的最终通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难看出，这些北美华人团体之所以卓见成效，不但应归功于其积极投入和不懈坚持的精神，更应归功于他们懂得选择最适当的渠道、对象、形式和语言，恰到好处地宣传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取得了广泛的同情和理解，并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概括言之，就是他们懂得对谁说，说什么，怎样说。
不要小看这九个字，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反思之处。
中国国内有关方面和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历史问题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并积极向世界各国宣传史实，宣传中国的主张，但效果却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甚至有时会被误解为“总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在“打历史牌”，我在非洲马里时，就曾有一位相熟的当地朋友不解地问我“你们中国为什么总和日本闹别扭”。不能单纯责怪外国人不理解，不接受，他们处在完全两样的环境，对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切肤之痛既缺乏感性认识，也缺乏理性认识，而我们的对外宣传、沟通工作却是努力有余，方法不足，说出的话、写出的东西，人家或是看不懂，或是不爱看，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
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问题，许多现实问题同样可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经验。近来“中国制造”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了信任危机，有关方面对此着急上火，千方百计试图消除负面影响，但效果却似未如人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归咎于不懂得那九个字。许多相关人士在危机来临时第一反应是否认，否认无效再推脱、辩解，有关部门还会拿出诸如“大多数产品是合格的”或“按照中国标准没有问题”等来解释，殊不知国际问题要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涉及别国的事要用他们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沟通，你只顾强调合格的99％，却忽视了当地消费者如果恰好碰上那1％，对他本人而言就是不折不扣的100％，而决不会管别人买到的是否合格；你只说中国标准检验合格，可你的东西是卖给外国人的，外国人不买帐那就是行不通。
即使更高层面的问题，同样可从此次事件中得到启示。中美之间围绕贸易逆差和汇率已争执多年，美方的重重压力让中方疲于应付，并付出了不少代价。对此中方没少作解释、作工作，又是下订单，又是进行政府间会谈，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往往是你强调你的，人家施压人家的。
对外交流、宣传、沟通，要说“外语”，也就是说，要找对人，说对话，讲对口。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官对官”，即重视政府间对话，轻视做议员、民间团体、舆论和普通民众的工作，可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结构和中国不同，是“小政府、大社会”，议会等立法机构、公会等民间团体的能量和影响力相当广泛，而且在浓厚的选举文化影响下，他们往往一方面跟着基层民意转，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基层民意，忽视了这些阶层，一味“对官”说话，或者虽然知道要和议员、工会等沟通，却不得其法，无法达到说服、沟通的效果，这样一来，“中国道理”在大众层面得不到充分的认识、理解和共鸣，即使上层路线走得再好，效果也不会理想。
况且，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及其官员由于经常跟中国打交道，对中国的情况和立场了解较深，而议员、工会和最基层的选民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对中国了解不多，印象不深，容易受误导和产生误解，而中国的沟通、解释等工作却是对最熟悉情况的政府层面做得最多最到位，对最不熟悉情况的议员、工会、选民等做得最少最不足，但在西方社会，政府往往必须体现选民、立法机关和民间团体的意志，如此则必然导致中国的苦心孤诣付诸东流。即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中方不遗余力地与布什政府、尤其是保尔森财长沟通、解释，殊不知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尤其有深厚中国市场背景的保尔森何尝不明白个中关系？但他们无法不对议会、民间团体和民间的反对声浪作出反应，否则就将面临许多麻烦，而中方对这些反对声浪最高、对中国了解又最少的部门、团体和个人所作的宣传和解释，恰恰是最少、最不足的。
在对外宣传中我们往往过于注重“以我为主”，觉得自己理由充足、逻辑严谨，对方没道理不接受，殊不知各国有各国的立场和国情，你的道理人家未必觉得是道理，除非你能说得明白，让对方听得懂、听得进、心服口服。你是在跟别人打交道，希望他们接受你的见解，当然要用“外语”、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去讲，去解释，让从没到过中国的人、甚至普通家庭主妇也能理解和接受，认为你的道理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你的利益符合他们的利益衡量，惟如此，才能收到预期的沟通、交流效果，此番北美华人团体，不正在这方面给国人和有关方面上了生动的一课么？
对外沟通，“外语”很重要，因为语言是相互理解的桥梁，而理解是相互接受的基础。
………【被刻意淡忘的第一次】………
不论大国还是小国，成绩是一鸣惊人还是名落孙山，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首批选手，他们的名字几乎总会被铭入史册，被后来人反复提起，广为传诵。
可是非洲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两位选手却并未享受到这一待遇，他们虽然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却似乎总被非洲人刻意回避，甚至他们的祖国南非，也仿佛并不情愿更多地忆及这两位体坛前辈一般。
他们一个叫莱恩。塔夫，一个叫让。马什阿尼，都来自南非，参加了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那届被谑称为“美国奥运”的奥运会总共只有689名选手参赛，美国一家就占了533人，外国选手寥若晨星，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更只有区区31人，不但如此，由于这次马拉松比赛闹出无数笑话：比赛全称是40。2公里、而不是标准的42。195公里，第一个跑到钟点的美国人洛茨途中偷偷搭乘了17公里汽车，顶替他获得金牌的希克斯后来被发现中途注射了兴奋剂、还灌了烈酒提神，本有争冠实力的古巴选手卡哈尔途中因为口渴跑进果园偷吃苹果耽误比赛，结果只拿了个第四……两位非洲选手身处如此热闹的焦点舞台，居然毫无声响，甚至连他们究竟名列第几也不见记载。
这二位都是黑人，属于布须曼族，居住在南非北部贫瘠干旱的卡拉哈里沙漠。布须曼人是南部非洲最古老的黑人族群，身材矮小，成年男子最高也不超过1。60米，两位选手的身高未见记载，大约也在1。50…1。60之间罢，虽然个子矮，但由于他们整日以外出狩猎为生，成年男子通常两人一组，每星期要在沙漠中长途奔跑2－3个来回，以捕杀同样善跑的羚羊和鸵鸟，因此他们都是天生的长跑家（此次参赛他们也是同时派出2人，不知是否跟其捕猎习俗有关），那个年头没有飞机，他们乘船飘扬过海20多天才到达赛地，虽说名落孙山，也只能说“非战之过”，再说奥运宗旨原就是重在参与，何以被冷落至此？
原来在这届奥运会开幕前仅仅两年，英国通过残酷的英国－布尔战争征服了荷兰白人后裔组成的两个国家，成立了统一的、白人种族主义专制的“南非联邦”，为了彰显这个新国家的国际形象，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参加同样在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博览会，展示南非的经济成就和风土人情，塔夫和马什阿尼，便是专为这个博览会准备的展品——对，就是展品，而参加奥运会马拉松只不过是附带。
作为种族主义压迫下毫无地位可言的黑人、而且是比祖鲁、科萨等大的黑人部族更受歧视的“矮黑人”布须曼人，两位运动员一面要准备参加比赛，一面还要每天站到世博会的展台，展示他们矮小的身材、与其他黑人种群迥异的相貌特征，甚至被迫表演他们特有的语言——一种由舌头弹出的高低长短、抑扬顿挫“噼啪”声组成的奇怪语言，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论是“南非代表团”还是两位选手自己，都不可能对这样一次参赛产生任何重视或自豪感。
更让人咋舌的是，主办国美国异想天开地在奥运期间的“奥林匹克节”上搞了个“人类学日”，让一些所谓的“原始民族”的奥运代表相互间进行爬竿、打泥仗之类“比赛”，两位南非选手也被迫参加，这种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安排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不满，甚至顾拜旦也愤愤地称，这种活动是奥运和全人类的耻辱，决不允许在今后的奥运会中再次出现。
由于当时的南非政府出于种族主义偏见，根本就没把这次参赛和两位黑人选手当作一件国家荣誉看待，因此长期以来对这样的“第一次”不愿多提，非洲其它国家在纷纷独立并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后，也因这次参赛饱含污辱性而予以回避，甚至实现种族平等的南非新政府也出于同样因素淡化此事，如此一来，本应记下浓重一笔的非洲首次参加奥运会，就注定只能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颇有些尴尬的淡淡一点了。
………【喜忧参半的加拿大中医前景】………
中医在加拿大起步很晚，80年代初香港掀起加拿大移民潮，中医诊所才开始较普遍地出现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城镇和社区，但发展和普及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由于中西医间巨大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医业者的医生资质得不到加有关方面的认证、承认，中医业者虽可开业，却只能作为“另类医疗服务人员”，无法纳入加拿大正常医疗体系，即使中医硕士、博士，也拿不到医生资格证书，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医声誉（许多反对中医者借此抨击中医是“无照行医”），而且也妨碍非华裔加拿大人对中医的认同、接受。2003年，加拿大卑诗省成立“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对中医诊所的统一管理中医师、针灸师和医疗业务等，这使卑诗省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对中医针灸等医疗方法予以全面合法化地位的省，随即，阿尔伯特和魁北克省也相继仿效，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也已将之列上议事日程。这一措施使得中医师“无照行医”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2003年6月卑诗省中医药管理局首批即向231人颁发“高级中医师”证书，给600多人颁发了注册中医师、中医药师和针灸师证书。这是加拿大，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北美洲第一批被当地政府和医学界所正式承认的中医医生。他们的地位与当地西医医生一样，在专业资格上得到了承认，也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一切当然有助于中医在当地影响的提高。
事实上，上面这些成果之所以能取得，归根结蒂还应归功于中医本身在当地的功效得到普遍认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