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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会读新出版的管理学书籍吗？
答：我会大量翻阅这些作品。偶尔会碰到一些实践家写的书，比如（英特尔集团前总裁） 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写的《高效率管理》（High Output Management），讲的是如何在一家规模很大、发展迅速的公司里保持创业精神。我认为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重要作品。不过要看到一本像这样的书，我得在一大堆没什么用的书里翻翻拣拣。幸运的是，人体消化碳水化合物的速度非常快。
问：汤姆·彼得斯说过，他和鲍勃·沃特曼所写的书，其中的观点您早已阐述过。可他们却靠着它发了财又出了名。对此您会觉得烦恼吗？
答：不会。彼得斯的书，优点在于它强迫你正视基本原理。这本书最大的弱点——但从本书的成功角度而言倒是一大长处——是它把管理说得太简单，简单得叫人没法相信。你要做的就是把这本书塞到枕头下，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问：您在闲暇时间做些什么？
答：什么闲暇时间？
问：也许我应该先问问您是否有闲暇时间？
答：我7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自己两份大礼。一是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二是拿到了第二个教授头衔，它是有关日本艺术方面的。50年来我一直对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艺术很感兴趣，而现在我在某些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已经算得上是个专家——如为博物馆提供咨询，帮助收藏人士。这些事情很费时间。
还有，全世界有成百上千的人给我打电话聊天，寻求帮助，他们有些是我的客户，有些是我的学生，到底有多少人我可说不上来。
我常常游泳，也常常散步。但像打保龄球一类的闲暇时间，我没有。
问：您是如何写作的？
答：没什么系统性。总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冲动而写。谈不上什么模式。
问：您使用打字机吗？
答：有时会用，要看情况。我从来没法事先预料自己想怎么写。
问：比如说，您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要花多长时间呢？
答：光从写方面看，要不了太长时间——一天左右吧，但构思时间很长。这种文章只有一千四五百字。我最近为《公共利益》杂志（The Public Interest）写了一篇有关恶意收购潮流的长文章——有六七千字，我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删改。我突然间想到，我当然知道恶意收购是怎么回事，可有多少读者明白呢？必须先把它解释清楚。我把文章的整个结构都改了，这花了我大量时间。不过，一旦我自己想清楚了，写起来就很快。你知道，我20岁就当上了新闻记者，以此为生。我供职的第一份报纸，发行量赶得上《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波士顿环球报》有350名编辑，可50年前我们只有14名编辑。我觉得当时的情况健康得多。我第一天上班——那时我才20岁——他们就希望我写两篇社论。。 最好的txt下载网
访谈录与睿智长者一席谈（7）
问：如果说美国的事业就是经商办企业诸如此类的事，可为什么商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太让人满意呢？
答：我们这个国家有个好处，只有小人物才能出大名。这样很安全。摇滚歌星能出大名，因为没有哪个摇滚歌星红火得了几年。因此摇滚歌星没什么坏处。我们这个国家普遍存在一种*妄想狂，这很是奇妙。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被人轻视，受到了*。医生们抱怨自己为了人类呕心沥血却无人感激，这种牢骚你听到过吧？每个人都觉得受了*，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境况感到深深的遗憾。你和大学教授坐在一起，会觉得他们的命运真是糟糕透顶。商人们觉得没人爱戴、受到误解、被人忽视。你再跟工会领导们坐到一起谈谈看？
他们都说得对，全都是真的。我们这个国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尊崇，这正是抵御*的一种安全措施。我们把喝彩和欢呼献给那些绝不会危害社会的人——献给足球明星、摇滚歌星和电影偶像等无关紧要的人物。我们尊重成就，但不尊重地位。这个国家没有地位等级。人们尊重总统的职位，但并不尊重总统。结果，每个人都觉得受人*、遭到误解。我觉得这真是妙极了。
问：您愿意对经济学家们发表点不恭之辞吗？
答：愿意。经济学家们总是事过20年才若有所悟。再也没有比经济学家更迟钝的学生了。在学习上，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成为那些完全没用的教条理论的囚徒。现在的经济学家和1300年的神学家差不多，都是不成熟的教条主义者。
50年以前，经济学家们还十分谦恭，总是说：“我们不知道。”1929年以前，没人认为政府要为经济状况负责。经济学家们说：“既然我们不清楚，那么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保持低开支、高生产率，剩下的就祈祷吧。”
但1929年之后，政府接手管理经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变得教条起来，因为突然之间他们成了制定政策的人。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总是令人愉快。就好像有医生告诉你，你得了肝癌，而且不适宜动手术，但只要你和一位17岁的漂亮姑娘上床，病就能治好。凯恩斯说，只要维持较高的购买力，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比这更棒的事吗？货币主义者的药方更轻巧：只要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3％，就没有治不了的病，而且还能增加收入。供应学派更叫人欣喜：减税能治百病。
如今我们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但我们拥有的经济学家，几乎跟1300年的神学家一样多。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人会成为圣徒。1300年，圣徒的年代多多少少算是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神学家失去了信仰。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却恰好碰上了这种情况。
问：政府怎么样？您是否观察到一些迹象，表明创业家社会已经渗透到政府组织中了？
答：当今美国政府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它再也无法吸引正直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政府里什么也干不了，政府已经成了一条死胡同。部分原因在于，和企业里一样，所有的升迁路上都挤满了人，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人再信任政府。50年前，甚至20年前，政府还是一个产生思想、进行创新、带来新事物的地方。现在，只有日本政府还受到人民的敬重，能吸引到顶尖的人才。
访谈录与睿智长者一席谈（8）
问：照您看来，政府没什么事可做了？
答：哦，不，不是的。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并不应该废止福利制度，我们必须找出它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什么呢？福利制度在何种程度上会产生破坏作用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它是福利国家的成功所造成的结果。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问题，正是这些由于成功而产生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派别根本不适用于这些问题。它们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能解决的问题。对现在30多岁的人来说，传统的政党毫无意义。可是，他们有别的选择吗？
问：罗纳德·里根政府，对您所谓的创业家社会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呢？
答：这是一套很有意思的行政班子：一套完全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班底。如果你仔细观察它的政绩，就会发现卡特政府没有完成的事，它也没做到。也许，它既不见得更好，也不见得更糟。不过，两者使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想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征兆，表明过去10年里发生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变化。不管是谁掌权，他都不再相信大政府，都会鼓吹裁减政府开支，并且都会以一筹莫展而告终。这是因为，我们美国人，全都赞成削减赤字——只要削减的是别人的开支就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酒精中毒状态，你知道，该戒酒了——可明天再说吧。
问：您认为我们能办到吗？
答：除非跌进了阴沟里，酒鬼们是不会悔悟的。不过也许我们用不着等那么久。3年前，绝对不能提什么改革社会保险制度，现在算是可以谈一谈了，但还实现不了。不过我认为，我们总算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慢慢前进了。
问：那么您觉得未来没什么可担忧的？
答：这么说吧，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个世界感到悲观。很明显，它现在的状态不怎么良好，但它似乎从来也没有过什么良好的状态，至少我这辈子没见过。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的父亲和我姑父（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法理学家和哲学家），还有我父亲当时的密友，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出色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马撒里克（Tomás Masaryk），当然他的年纪要大很多……我还记得我们的房子，暖气管传来的声音美妙动听，浴室正好在父亲的书房上面。当时我还不到5岁，我从暖气管偷听到父亲、姑父汉斯和马撒里克的谈话：“这不仅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文明的末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件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事，再后来记得的就是报纸上无休无止的讣告。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我知道，那是人们最后一个重视价值观的时代了。从那以后世界再没变过。对我来说，悲观厌世太容易不过了，可这有什么用吗？很多事情都会困扰我。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从种种厄运中活了下来。
问：很难说清您属于什么政治立场……
答：我是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不是什么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左派出身，现在基本上都成了老派的自由主义者，这很令人肃然起敬，不过我不曾属于过这一派。比如说，虽然我信奉自由市场，但我对资本主义素来持保留态度。任何将某种价值观绝对化的体制都是错误的。基本上，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哪些权利，而在于我们有哪些责任。这是非常守旧的保守主义观点，20多岁的时候，我就在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里提出了这些看法，自此以来从没变过。
问：您从未想要进入政界吗？
答：是的。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关心政治，因为我对个*力毫无兴趣。如果你对权力不感兴趣，基本上也就不适合搞政治。另一方面，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就能过得很快活。
问：还有什么别的事能让您感到快活吗？
答：年轻人总是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关于年轻人的说法，全都是胡扯，比如有人说他们根本不工作。我倒觉得年轻人大多都是工作狂，而且在工作中会有一种成就感。不过我很庆幸，我不再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了。现在的世界是个苛刻的世界，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尤为苛刻的世界。
［1985年］
第1章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1）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现在人们就变化中的世界经济谈论得很多。但世界经济并不是正在改变，本章要谈的重点正在于此。它的基础和结构已经变了，并且这种变化大致上是不可逆转的。
在过去的10或15年中，世界经济的基础构造发生了3个根本上的变化：
（1） 初级产品经济和工业经济脱钩。
（2） 在工业经济体系内，生产和就业脱钩。
（3） 资本运动，取代了产品与服务的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推动力。这两者也许尚未脱钩，但它们的联系变得极为松散，更糟的是，变得相当难以预测。
上述变化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性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经济变化的原因大多是极为复杂的。也许要过很长时间，经济学家们才会承认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调整其经济理论，使之与这些变化相适应。而他们最无法接受的事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世界经济，而不是个别国家的宏观经济。可惜，大多数经济理论的关注重点仍然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然而，过去20年来诸多国家与地区的成功故事，恰恰表明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如日本、韩国和联邦德国。实际上，联邦德国的成功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只是不如日本那么引人注目。还有美国国内的一个伟大成就，即新英格兰地区工业的复苏和迅速崛起。就在20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个地区没什么指望了。
但实践家们，不管是政府人士还是企业中人，不管多么需要理论的指导，也无法坐待新理论的产生。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因而，他们的行动越是依托于转变后的世界经济新现实，也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
初级产品经济
非石油类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始于1977年，并且持续至今。其间只有一次止跌回涨，那是由1979年石油危机后人们大肆投机所引发的，而且持续时间不到6个月。这之后，非石油类初级产品的价格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跌。
1986年初，与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相比，各类原材料（除石油之外）的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与1932年的价格水平相当，某些原材料（铅和铜）的价格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还要低。
1986年初，石油的价格跌到每桶15美元以下，较之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它的售价其实也并不比1933年的时候高。
1968年创于罗马的一个国际性咨询机构，由五大洲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等组成，他们就粮食、人口、农业、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定期发表报告和预测。原材料价格的崩盘以及原材料需求的疲软，与人们原本信心十足的预测全然相反。10年前，《罗马俱乐部报告》（The Report of the Club of Rome）预测，到1985年所有原材料必定严重短缺。即便是短短几年前，1980年卡特政府的《2000年全球报告》（Global 2000 Report）也得出结论，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世界对食品的需求将稳步增长；除了发达国家，全世界的粮食产量都将下降；因此食品的实际价格定将翻倍。这个预测大体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农场主买下了所有能买下的农场——这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并给不少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威胁。
第1章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2）
但和所有这些预测相反，世界农产品总量在1972～1985年间，足足增长了1/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欠发达国家中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最快。同样，所有林产品、金属、矿物的产量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20％～35％，也是在欠发达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尽管原材料价格暴跌，但没有丝毫理由表明这种增长速度会放缓。实际上，农产品的飞速增长期——一种呈指数速度的猛涨——或许还未真正到来。
有关这一点，请参见两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一篇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农业分析家丹尼斯·艾弗里（Dennis *ery）所写的《美国农业的困境：全球性坏消息有误》（US Farm Dilemma； the Global Bad News Is Wrong，Science 230；24（1985年10月））；另一篇为纽约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芭芭拉·因赛尔（Barbara Insel）所写的《世界性粮食浪潮》（A World Awash in Grain，Foreign Affairs （1985年秋季号））。然而，较之普遍预测与实际结果的相互矛盾，更叫人惊奇的是，原材料经济的崩盘，似乎对世界的工业经济毫无影响。如果说经济周期理论中有什么“众所周知”且公认已被“证实”的事情，那就是原材料价格持续地急剧下降，必然会导致整个工业经济在未来18个月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发生大衰退。按照这个定义，当今世界的工业经济肯定是不正常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性的衰退并未出现。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工业生产一直在稳步增长，只是速度较慢，尤其是在西欧。
当然，工业经济衰退或许只是被推迟了，它仍有可能一触即发。比如，要是第三世界或艾奥瓦州生产初等产品的债务人巨额欠款造成一次金融危机，就能够引发世界性的衰退潮。但近10年来，工业经济仍然照常运转，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原材料危机。
唯一的解释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除了苏联），初级产品部门已经被推到了边缘位置，而从前它一直处于中心地带。
20世纪20年代末，在大萧条以前，美国1/3的人口仍然是农民，农业收入几乎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现在，农业人口和农业收入分别只占美国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1/20。即便加上国外原材料和农产品生产者通过购买美国工业产品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世界原材料和粮食经济最多也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在大多数其他的发达国家中，原材料部门所占的比重比在美国还要低。唯一的例外是苏联，它的农业部门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就业途径，近1/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原材料经济就是这样和工业经济脱钩的。这是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都对经济、社会政策和经济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1985年制成品和初级产品（除石油之外）——粮食、林产品、金属和矿石的价格比率和1973年甚或1979年相当，那么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骤减1/3，从实际上的1500亿美元降到1000亿美元。甚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会减少1/3，变成350亿美元左右，而不是现在的500亿。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则可增加两倍之多。我们还能继续保留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对象之一——拉丁美洲，由于这一市场的丧失，美国的外贸赤字增加了整整1/6。如果初级产品价格没有崩盘，美国的收支平衡表上甚至可能出现可观的盈余。
第1章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3）
反过来说，日本的贸易顺差会减少1/5。巴西最近几年的出口顺差则会比实际情况高50％。这样巴西就能毫不费力地偿还外债利息，不必像现在这样大幅削减进口，给它的经济增长带来损害。总而言之，如果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关系能维持在1973年甚或1979年的水平上，大多数债务国就不会出现危机，尤其是拉丁美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