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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匹配的成本确实非常高昂。他们还验证了组织形式会随着交易的属性变化而变化这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原理。他们的发现同样表明，内部组织的成本变化在决定企业的边界时比理论所预计的作用要大，也就是说应当给予内部组织成本的特性和源泉以更多的关注。
总的来说，对于纵向一体化决策的变量所进行的各项实证研究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都论证了资产专用性作为分析变量的重要性，这为交易成本理论最核心的命题找到了实证基础。
缔约
与检验纵向一体化决策相关的交易成本假说所取得的成就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在契约的设计和持续期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早期著名的例子是Paul Joskow的论文《契约持续期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煤炭市场的实证证据》对于将近300份煤炭契约的持续期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1987，本书第13章）。他认为随着相关的关系性投资越来越重要，交易双方会发现对于重复性的交易，依靠事前将条款和条件具体化的长期契约将会使双方受益，而不是依靠重复的谈判。为了验证这个假想，他对大量煤炭契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对此假设给予了相当有利的支持，而且这些结果经受住了其他规格/类型的模型、样本和估计方法的检验。因此这些结果也为以下观点提供了相应的实证支持：相关的关系性投资的（重要性）变化深深影响着买卖双方纵向一体化关系的构筑。他的发现第一次提供了正式的证据表明投资的专用性会产生事后为设计和管理长期契约的重复谈判的成本。
序言（6）
交易双方决定要签约就必然需要选择契约条款。交易成本研究关于缔约的一项成就在于突出了契约设计中的私人命令，即交易方要求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以最小的代价促进有效的适应。Victor Goldberg和John Erickson的论文《长期契约中的数量和价格调整：关于石油焦炭的案例研究》通过对于石油焦炭契约的详细分析（1987，本书第14章）描述了长期协议的变化以及复杂性。他们所关注的是数量和价格的调节问题。他们的分析始于（1）生产的地点专用性以及流程的便利性与（2）由于石油焦炭的体积与有害性特征所要求的及时从炼焦厂运走。他们从这两方面探索石油焦炭契约的持续期与最低数量要求。随后他们转而研究价格调整条款，将广泛的价格调整条款的目的归于减少签约前搜寻行为和签订协议后对于契约条款的操纵行为。
Goldberg和Erickson所强调的契约的一个方面是契约条款之间的互动，即对于某个条款的解释依赖于协议中的其他条款……这些细节只有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才能获得。然而，案例分析易于受到事后合理化的影响，而对于大样本的更加正规的统计分析则不容易受其影响。Scott Masten与Keith Crocker的论文《长期合同的有效适应性：天然气行业的“绝对付款”条款》对于最低采购要求或者说“绝对付款”的分析，是早期少数系统证明契约的设计是基于效率原则的研究成果之一（1985，本书第15章）。“绝对付款”意味着无论提货与否均需付款。不同于以前的解释，Masten与Crocker认为购买责任是一种适当的激励履约的机制，是出于有效违约（efficient breach）的考虑，最优购买比例会随着交易特点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对于将近300份契约的研究表明天然气契约的条款确实随着交易特征的变化而变化。
公共政策
与芝加哥学派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抵制反垄断法律中的非友善传统（即对于所有的非标准的契约安排表示出敌意）方面有所贡献。然而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解释纵向一体化和契约行为中所取得的成功使得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总体上认可有选择地使用纵向一体化中存在潜在的效率，但是直接将交易成本的逻辑整合到反垄断法法庭辩论中的情况，迄今为止还比较有限。
明确采用Coase所推崇的评估组织的方法的优势在Roy Kenney和Benjamin Klein《捆绑预售经济学》一文（1983，本书第16章）对于捆绑销售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传统的反垄断法对于产品捆绑的反对主要体现在两次高级法院对于电影捆绑的判决中，即允许垄断者将垄断权扩展到非垄断的产品的判例。芝加哥学派挑战了以上逻辑，并且为电影的捆绑提供了一个价格歧视的解释。尽管芝加哥学派的解释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Kenney和Klein证明将价格歧视作为一个动机是与事实不符的。他们将电影的捆绑预售以及未切割的钻石的掩盖式销售解释为为了节约考核成本。电影和钻石（与其他商品相比）拥有一个特质，即他们的价值是同质化的，作为购买者很难确定，而作为生产者也很难控制。掩盖式销售降低了在分类和重新定价方面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分析的结果表明，那些看上去似乎难以阐释清楚的合同条款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内在根源，这一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了解竞争性经济现象的视角。 。。
序言（7）
现代交易成本理论的另一个应用是关注公共服务的管制与特许权契约的相对优势。在Harold Demsetz（1968）的自然垄断问题的特许投标解决方案的启发下，Oliver Williamson的论文《一般行业及CATV行业中治理自然垄断的特许投标》（1976，本书第17章）以及Victor Goldberg的论文《管制与管制契约》（1976，本书第18章）对于签约和管制作为一种治理公共设施交易的替代方式的角色和局限性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Williamson和Goldberg的研究说明，通过调整特许协议中持续期、专用资产以及与公共设施交易相联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契约条款与管制工具……成本加成定价、审计程序、精心设计的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复杂性）并不能规避管制所引发的问题。正如Goldberg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服务的内部，而不是管制行为本身”。Williamson文献中所附的对于奥克兰市与加利福尼亚对有线电视进行的特许投标的解释表明，尽管试图建立协议的保证，奥克兰市实际上承担了很多Goldberg所指出的问题。对于管制的问题，传统的方法认为主要是发现和实施竞争性价格的问题，但是Williamson和Goldberg的研究表明，执行中的适应程序可能更为重要。这为政府的管制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经济史
交易成本理论的另外一个应用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Douglass North和Barry Weingast的经典论文《宪法与承诺：十七世纪英国公共选择的治理制度之演进》（1989，本书第19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在这篇文章中，North和Weingast研究了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的制度变迁，它集中讨论了制度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革命者的宗旨是保障产权、保卫财富和约束政府；并指出了如何从内生的角度来思考管理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使得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应用到对于制度的分析中去。
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于我们理解所观测到的组织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它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缺点。然而，还没有其他组织理论拥有这样重要的理论概念发展和相应的实证支持。
六
正如读者很快发现的那样，这19篇文章在行文的习惯上各不相同，其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其中的艰辛，大概只有经历的过来人才可能体会。当然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它可以帮助自己思考这些学者的逻辑思维，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和精巧的研究结论。由于本书所收录的论文都是一些经典论文，因此有一些论文已经被翻译过，这些翻译经常使译者对于原文的含义获得一些启示，在此对于前人的贡献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对英文人名的处理做一点说明。本书对于英文的人名的处理方式采取了不译的方法，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英文的人名的翻译太过混乱。为了规避这一混乱，我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方式，不译而直接使用英文的原名。
本书的翻译最初始于2003年，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直拖延到今天才能出版。因此对于本书的出版，我要非常感谢人民出版社的许运娜编辑，没有她的督促和鼓励，我不会有动力完成本书。我还要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部和我所在的国际商学院，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无法完成。
参与本书翻译和校对工作的还有蔡铭、贺爱霞、李搏凌、刘明、陈晨和罗迪。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们不吝批评、指正。
李自杰
2007年9月于惠园
企业的性质（1）
交易成本经济学第1章
企业的性质罗纳德·科斯（RHCoase）
过去，经济理论因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而备受困扰。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进行考察。然而，这种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对防止因缺乏对理论假设的了解而产生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非常重要，而且对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很重要。比如，“企业”一词在经济学中的含义与“一般人”对它的理解就有所不同。Joan Robinson； Economics Is a Serious Subject （1932）； p12由于经济理论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从个别企业而不是从整个行业着手进行分析，见NKaldor； “The Equilibrium of the Firm”； Th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34）； p60~76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而且要弄清楚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之间的区别……假如存在这一区别的话。Robinson夫人曾经说过：“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它们易于处理吗？第二，它们与现实世界的情况相一致吗？”同上文，p6尽管正如Robinson夫人指出的那样，“通常的情况往往是，一种假设是易处理的，而另一种假设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理论的分支，它们的假设既是易处理的，又是符合现实的。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展示一种企业的定义，它既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相一致，又能够用Marshall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进行简单处理。这两种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两者相结合就是边际替代概念。J M 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1933）； p223~224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符合能够被准确表达的规范叙述的要求”。L Robbins；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1935）； p63
Ⅰ
在探讨企业的定义时，像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首先分析经济体系是正确的。让我们先来看一下Arthur Salter爵士所描述的经济体系。这一描述引自D H Robertson，Control of Industry，p85，和Arnold Plant教授的“Trend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conomica； February； 1932。它出现在Allied Shipping Control一书中，p16~17“正常的经济体系是自行运转的。它的日常运行不受任何中央控制，并且不需要任何中央监督。就人类的整个活动和需要的范围来说，供给是根据需求而定的，生产是与消费相适应的，整个调整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并且是反应灵敏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体系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社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见F A Hayek； “The Trend of Economic Thinking；” Economica； May； 1933经济体系“自行运转”。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个人计划。人们作出预测，并在不同的方案间进行选择。如果要使经济体系有秩序的话，那么计划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一理论的假设是资源的流向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计划仅仅是在试图做已经由价格机制做好了的事情，因此应该反对经济计划。见F A Hayek，同上文。但是，Arthur Salter爵士对经济体系的描述并不完整。在企业中，这种描述根本就不适用。比如，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不同用途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当A要素的价格用于X比用于Y高时，那么就会导致A从Y流向X直至它用于X的价格与用于Y的价格一样为止，除非存在某种程度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这种说法在很多地方并不适用。一个工人从Y部门转到X部门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迫于某些人的命令。一些人反对经济计划的理由是价格变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计划与上面所提到的个人计划完全不同，而与通常所说的经济计划相类似。上面的例子在我们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一事实并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Marshall将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理论；JBClark认为企业家具有协调职能；Knight教授介绍了管理者的协调作用。正如DHRobertson指出的那样：“就像一桶酪乳中凝结着一块块黄油一样，在无意识统筹协调的大海中我们发现了有意识力量的小岛。”同上文，p85。如果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协调工作可以由价格机制来完成，那么为什么需要承担协调职能的组织存在呢？为什么会有这些“有意识力量的小岛”存在呢？在企业外部，价格变动引导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内部，不存在这种市场交易，与交易相关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来指挥生产。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将用“企业家”一词指代在一个竞争性体系中替代价格机制指挥资源流向的人或人们。显然，这些是协调生产的不同方法。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假如生产由价格机制调节，那么在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生产仍然能够进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就不得不问，组织为什么会存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企业的性质（2）
当然，价格机制被替代的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一家百货商店里，各柜台在大楼中的位置既可以由管理者决定，也可以通过不同位置价格的竞标来确定。在兰开夏（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州）的棉纺织业中，一个纺织商可以靠信用租用动力设备和店面，购得织布机和纱线。Survey of Textile Industries，p26然而，这个行业中的生产要素的协调通常却是在没有价格机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作为替代价格机制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我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然，正如Robbins教授指出的那样，“（企业）与其外部的相对价格和相对成本的网络有关”。同上书，p71但是重要的是去发现这种关系的真正性质。Maurice Dobb先生在讨论Adam Smith的资本家概念时，生动地描述了资源配置在企业中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差别。“人们开始注意到了比承包商指挥管理的每一个工厂或单位的内在关系更为重要的事情；承包商与他直接活动范围之外的经济世界存在着联系……承包商忙于每一个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且他有意识地进行着计划和组织，”但是“他还与更大规模的经济专业化存在着联系，在那里他只是一个专业化的单位。他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而他几乎是毫无意识地扮演着这一外部角色”。Capitalist Enterprise and Social Progress，p20．比较Henderson，Supply and Demand； p3~5。
事实上，经济学家将价格机制看成是一种协调工具，同时他们也承认“企业家”的协调作用，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通过企业家来协调？在经济理论的两种假设……资源由价格机制来配置的假设（出于某些目的做出的）和资源配置依赖于具有协调职能的企业家的假设（出于另一些目的而做出的）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分歧。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两个不同的假设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必须解释在现实中影响两种协调机制选择的依据。不难看出，当政府接管了一个产业时，它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已被价格机制预先做了。通常人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任何一个实业家在组织他的各个部门的关系时，也做着同样能通过价格机制完成的事情。因此Durbin先生对那些强调经济计划中存在的问题的回答（即在竞争体系中，同样的问题依然需要由实业家来解决）显得十分重要。（参见“Economic Calculus in a Planned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December，1936）这两种情况之间的重要区别是，经济计划是强加给行业的，而企业作为一种更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是自发地出现的。在一个竞争性的体制中存在着“最优”的计划量。
Ⅱ
我们的任务就是试图找到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的经济中出现企业的原因。如果替代价格机制的关系正是价格机制本身所期望的，那么价格机制（仅从资源流向的方面考虑）将会被替代。比如这种情况，有些人愿意在某个人的指导下工作，这些人为了能为某人工作，宁愿接受较低的报酬，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企业。但是这似乎不能成为企业出现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似乎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在起作用，比如人们通常趋向于寻求“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好处。见Harry Dawes； “Labour Mobility in the Steel Industry；” Economic Journal；March；1934，P86，他认为“一些本可以得到较高工资的技术人员之所以愿意经营零售商品和做保险是因为他们对独立的渴望（通常，这是一个工人一生当中主要的追求）”。因此，如果人们的愿望是控制、指挥别人而不是被人控制，那么他们就会为了能够指挥别人而愿意放弃某些东西；也就是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