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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2）
目前，国际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基本结构，即随着美国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必然向金融衍生经济升级。由于金融衍生阶段赚钱更容易，美国人消费大手大脚，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增长之源；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加工为成品后，再运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销售。此结构中，在中美之间，美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逆差，中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顺差；在中国与原材料提供国之间，中国是贸易逆差，原料提供国则是贸易顺差。但是，从利润流向的角度，在中美之间，美国是巨额的利润顺差国，这种巨额的利润顺差，反过来又支持了美国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
无须回避，在这种新结构中，只要中国“世界工厂”的基本角色不变，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可能实现贸易额的基本平衡，而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基本定位至少会持续10～20年。目前，由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发展仍然在上升周期之中，中国对美贸易逆差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保持高位，甚至不排除继续上涨的可能。
如果非要把中美间的贸易平衡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那么有两个方法：一、中国尽快超越OEM品牌代工厂的阶段，使得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中国资本合为一体，但这最多只能是局部实现，因为美国资本、美国品牌和中国制造的结合已经是既成事实；二、中国形成与美国并雄的强大金融市场，可以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收益养活国民，然后把制造能力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在至少10～20年内都是奢望。
非要达成贸易平衡不可的话，那只剩下一个办法———将人民币大幅升值，自废了“世界工厂”的“武功”，将“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慷慨地转赠他国。即使那样，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不会减少，除非美国人不再消费，或者自己重拾制造。
事实上，试图通过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不仅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贸易顺差，更可能会刺激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或外商直接投资“偷渡”中国，从这层意义上说，用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只能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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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药方”将把“世界工厂”置于绝地（1）
人民币必须更快升值！因为这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对症之药。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这是他的主要逻辑，也是人民币大幅升值论者的另一个有力的“武器”。
更加细致的推论是这样的：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增速将减慢，其对应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增速会降低，进而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按货币乘数的减少（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这个乘数在8倍左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就会对现在的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釜底抽薪，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
对于这个论证过程，笔者认为，央行减少基础货币发行之后的逻辑部分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它的基本前提错了———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原因在真相之二、之三中已经指出，中国的持续大额贸易顺差是因为当下世界经济新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基本结构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除非中国自动放弃“世界工厂”的发展机遇，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10～20年内将长期保持高位。
最重要的前提错了，诊断及其药方必然是错的，尽管坚持人民币应更快升值的人士中有些主观上可能并无恶念，但这个药方客观上会将“世界工厂”置于绝境。
既然“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中国无论如何不容放弃，在外汇储备仍将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又必须解决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增大、流动性过剩压力不断攀升的问题，这就需要用新思维、新办法来解决它。
目前可选择的方法有三个：一、央行发行票据将市场流通的钞票收回，但需要央行承担票据成本；二、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其副作用是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而降低它们的盈利能力，这将对三大行上市后的中国银行业长期不利；三、通过加息来抑制流动性过剩，但加息和人民币升值一样，会吸引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潜入境内，造成更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流动性愈加失控，犹如火上浇油。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到流动性过剩之“蛇”的“七寸”上呢？在笔者看来，这个“七寸”就是，基础货币发行导致流通货币乘数放大，这个6～8倍的乘数放大，就是流动性过剩的“魔法”之源。
最近，一种创新的“降魔之法”已被提出，并逐渐为金融决策层所认可：国家可以成立一个经营外汇储备的专门公司，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向市场上收集人民币，再到中央银行那里去买外汇。这个办法不会违背现有的相关法律。
这一创新妙法堪称一举多得：一、有利于将央行的外汇流动性管理和外汇投资功能分开，使央行的职能更加纯粹；二、成立了国家外汇经营公司，使得中国对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有了更直接高效的操作办法，并有可能获得更佳的投资回报；三、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向市场发行人民币的债券，可以收回流动性过剩。
这堪称解决流动性过剩的生花妙笔。因为，发行人民币债券正好可以收回因兑换顺差投放基础货币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比如，原来，央行收到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必须发行人民币780亿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换算）基础货币；现在有了这个方法，财政部就可以同时通过银行发行780亿元的债券，然后再去央行购买100亿的美元。这样，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到起点，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将被隔绝，对国内的股市、楼市等投资过热都将釜底抽薪，差转嫁，中国经济内部的过热压力也将得到根本性破解。
当然，和其他货币工具一样，这样的操作方法也有一个成本问题，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风险。现在美元一年期利率为，人民币一年期利率为，两者相差3％，假定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升值3％，则每年的成本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越大，则成本越高。当然，美元外汇储备的经营收益也是可以冲销该成本的，甚至有所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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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药方”将把“世界工厂”置于绝地（2）
此外，它还可以与发行票据、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措施相互配合，形成复合的工具箱，从而使央行的货币工具更有针对性。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这一办法，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造成的危害将更大———在没有完善的汇率对冲工具的情况下，它将会直接导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成本急剧加大，甚至严重亏损。
谁在试图炸毁中国价格的“三峡大坝”（1）
在关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中，除了理论上需要明辨是非外，更需要深入辨别各方人士的价值立场。
诚然，不能指望辩论者都真实地披露自己代言的国家和利益集团，一则，确有人真诚地信仰某种学说，而并不认为自己为某个国家或利益集团代言；二来，也肯定有那些明知自己是某种利益的代言者，但为了替本方博取最大化利益，进而为自己赢得更丰厚的佣金，而故意打着为中国、为社会公众的旗号，以图混淆视听，浑水摸鱼。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乱局，试图辨别每个参与者的真实立场似乎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客观的利害分析法，去评估不同的汇率政策对不同国别、不同利益集团的利弊得失，进而得出对中国的影响，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参考。
笔者前文曾述，由于传统地缘的鸿沟、政治壁垒和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方与西方世界形成了两个落差极大的价格体系。西方高价格体系犹如三峡大坝的上游之水，中国的低价格体系犹如大坝下游之水，而随着世界制造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中国与世界两个价格体系开始接轨。
目前，围绕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论战，实质上是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在激烈争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舆论控制权，以图影响决策层和社会公众的判断，进而间接地争取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导权，即当下中国与美国的两个价格体系如何进一步接轨。此刻，中国正面临两条主要道路的选择。而不同的接轨方式也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第一种方法是将水坝一次性炸开，让上下的水位在巨浪滔天后对齐。但高悬半空的上游之水狂泻而下，必然对下游中国造成灭顶之灾。这种方法就是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化。但这个比喻有点不到位，那就是，热钱与上游之水不同点在于，它以人民币极快升值冲击了中国经济后，还会倒卷而去，最终形成先冲击后倒卷的双重灾难。
第二种方法也是中国目前采取的方法，在上下游水坝中间建立一个船闸———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小区间浮动汇率制度，允许船只运货自由通过（贸易项自由），但控制上游的水（国际资本项目）有节制地下流，这样通过10～20年的时间，渐进扩大船闸容量，此消彼长之下，波澜不惊地完成中国与美国的价格体系对接。
这两种模式中，前者意味着美元的快速贬值，人民币的急速升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将失控，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美国人将突然失去来自于中国消费福利，中国工人将出现大范围的失业，中国制造岗位势必流到价格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当全球经济金融遭遇由此而来的巨大危机之后，由于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弹性程度更好，美国将从这场经济灾难中较快恢复。但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将失去竞争力，较为脆弱的金融体系很可能崩溃，国家从而会失去对本国金融系统的控制权，深陷拉美化陷阱。受益者则是一些冲浪高手———对冲基金等热钱———因为风浪越大他们越能赚取暴利。
后一种模式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良性循环的办法。中国可以有时间持续提升“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可以有时间持续改善金融系统的健康，并通过社会保障改革的完善来提升国内消费能力，逐渐降低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这种渐进性非常重要，这就像一个严重饥饿的人，突然面对一堆大米，最好是先喝稀粥，后吃稠粥，再吃干饭，一顿一顿地吃，才能增强健康，否则，一开始就暴食干饭甚至是生米，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样，人民币的小幅渐进升值，使得美国在欧元的竞争压力下，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失控，有助于给美国创造条件，逐渐节制过度消费，以提升储蓄率，减少财政赤字。
换一个角度，从资本属性看，我们可以把资本分为三类：一、工商业资本，通过制造和销售实物商品而获取利润；二、传统金融服务资本，通过给工商业实业提供金融服务，通过服务佣金获取利润，比如银行贷款业务和IPO投行业务；三、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热钱衍生资本，通过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赚取差额利润者，他们自身并不直接创造利润，其利润都是靠剥夺前两者的财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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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试图炸毁中国价格的“三峡大坝”（2）
在前一种模式中，大起大伏的经济和金融动荡对整个世界必然是“负和”博弈，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巨浪狂飙之时，最有利于热钱冲浪，在短期内赚取惊人的暴利，它们对目标国工商业杀伤力最大，对目标国传统金融业也伤害很大。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金融风险对冲机制很成熟，又多在母国资本市场上市，只存在短期负面影响，反而可以利用跌宕起伏，击溃中国本土竞争对手，有利于它们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
而后一种模式中，最受益的是本土的工商业和金融业，对冲基金等短期热钱将无法兴风作浪，中国制造和世界经济将演绎良性循环的共赢局面。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中国制造”与短期热钱势不两立。扩大人民币汇率区间，放松资本项目流动，这些试图在短期内放任热钱的行为，事实上正动摇着“世界工厂”的地基，自毁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城，松动着中美间的价格“三峡大坝”。
防开放“大跃进”酿金融“大灾变”（1）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激进者而言，支持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乃至允许资本项目更自由流动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它将以开放促改革，它将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更充分的竞争，使得市场更有效率，促使中国金融企业提升竞争力，从而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这个无限美好的图景是真的吗？值得中国人冒自毁“世界工厂”长城的风险吗？
在笔者看来，这种逻辑首先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必须再次明确的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包括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建立在我们已经拥有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世界工厂”的可持续发展上。道理也很简单，由于“世界工厂”产生的可持续增长的利润，将是中国金融企业的利润源头，是股票市场兴旺的IPO之源，是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成长之源，也是期货市场对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和交投活跃之源。
但是，如果按照2007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全年将是的状况来看，将对“世界工厂”造成多重重大伤害：
———过快的升值速度将抬高中国商品的国际价格，使得“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发达国家企业在这种趋势预期下，会将更多的制造能力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这种情况持续2…3年，中国在过去多年中形成的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将遭受根本性的伤害，“世界工厂”将由中国的“一枝独秀”变成“多国演义”，中国由此将失去与消费国的博弈能力；
———在过快的升值中，由于制造业与国外销售业博弈能力的天然弱势，大部分的升值压力必然转嫁到“中国制造”身上，会进一步“侵蚀”其利润；
———过快的升值乃至更大程度的人民币波幅，中国的制造业根本没有对冲的能力，必须求助于金融公司，尤其是经验丰富的跨国金融企业，跨国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一定会要求“中国制造”支付额外的服务费用，又再一次削薄“中国制造”的利润。
因此，当中国的“世界工厂”在国际上失去了不可替代的竞争力，“中国制造”的利润被一再削薄，在中国因人民币大幅升值而自毁竞争力之根时，在中国“世界工厂”的坚实大地变成脆弱的冰面的时候，发展所谓的中国金融市场和提升中国本土金融业的竞争力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自欺欺人的“空中楼阁”。
其次，金融开放并不能自然带来金融改革，甚至会给金融改革造成因外部环境过于严酷而夭折的恶果。
我们需要辩证全面地看待金融开放与改革的关系。金融开放与改革的关系，就犹如一个人血液系统和血液流动的关系，开放犹如增加运动量而导致血液流动加速，而要靠改革来改善心脏和血管的弹性健康程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四种情况：一、适度的运动，适度地增快血液的流动速度，会有助于刺激心脏和血管更具活力；二、通过主动的改革，血液系统被改善得更富弹性，可以适度接受更快的血液循环；三、如果心脏和血管非常健康有弹性，中国的金融系统达到美国的水平，在不考虑“世界工厂”的前提下，中国也可以采取完全的自由汇率制度。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第四种情况，也是当下中国特别需要警惕的一种，即，如果血液系统仍相当脆弱，剧烈的运动、突然加快的血液流动很可能导致心脏和血管的破裂，进而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巨人轰然倒下。
换一种比喻，开放与改革对于中国金融来说，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腿，改革和开放需要交替前行，这样才能走得稳，但如果开放迈得太快，而改革跟不上，则这个人就会因失去平衡而摔倒。
在过去两三年的金融改革和开放中，中国非常好地协调了改革和开放的动态平衡的节奏，改革和开放形成了极佳的良性循环：以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为突破口，激活证券市场，恰如其时地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在可控范围内利用国际合格机构投资者，使得股市水涨船高，并顺势将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推动上市，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协调前进，取得了举世俱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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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开放“大跃进”酿金融“大灾变”（2）
但最近一段时间，在金融开放方面，尤其是在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方面，某些舆论正在营造一种“大跃进”的氛围。同时需要警惕的是———金融开放在加速之时，而更为关键的金融改革攻坚反而存在被忽略的危险。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弹性程度仍不容乐观，从整体上看，是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比例仍过高；而在间接融资比例中，国有银行的比例过高；在国有银行中，国有绝对控股者的比例过高；在国有绝对控股的银行中，四大行的比例仍然很高。从这个角度看，三大行上市并不能有效降低这个比例。前一段时间的金融改革尽管缓解了国有金融隐患，但仍远未能将金融的国家风险有效地分解出来。
从微观竞争力上说，中国本土金融企业仍远远落后于国际竞争对手：一、中国的金融企业大部分都处在经营模式相当原始的阶段，目前基本没有一家具备全球竞争能力者，更不要说跨出国门赚取利润，就连对中国“世界工厂”提供全球服务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和巨大的挑战。二、中国金融企业大多处于政企难分的状态中，这使它们在上至战略决策下至减员增效中都效率仍低，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三、中国金融企业大多仍是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短期内难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