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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误导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在股市上。最近两年，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出台了各种控制炒作的土地、税收及信贷政策，热钱投机房地产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但随着国内股市股权分置的根本性制度缺陷被解决，被压抑的资本市场空间被打开，加上人民币将更大幅度更快速度升值舆论的诱惑，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与国内的短期流动性资金一起，疯狂炒作内地股市，造成了上证指数在2006年上涨130％的奇观，造就了超级大盘股工行在46个交易日中上涨的闹剧。
人民币汇率手中的“风筝” 楼价与股价（2）
或许有人认为，热钱涌入中国，刺激中国股市和楼市水涨船高，一片繁荣，人人都赚钱，大家都获利，有什么不好？你是否在多管闲事？
对此，我想回顾一段历史。19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于是，1985年9月，美国逼迫日本签定城下之盟———《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大幅升值。在接下来的三年间，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75％，国际热钱因而汹涌而入，日本股市楼市一片极度繁盛之态。《广场协议》后第一年，日经指数劲升，日本房地产的价格也是扶摇直上，1988…1990年的3年时间内，大阪、名古屋的住宅地皮价分别暴涨了倍和倍，最高峰的时候，东京23个区的地产市值已经超过整个美国所有资产的市值。
然而，好景不长，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热钱突然呼啸而去，巨大的泡沫瞬间破灭，日经指数从1989年底最高的38915点跌到2002年8月的8688点，下跌，楼价也狂跌不已。大量日本银行、企业破产，无数日本人的纸面财富迅速蒸发，生活被打回原形，甚至更加不如。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十几年来，一直处于经济衰退状态，直到最近，才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刚刚摆脱通货紧缩的状态，但仍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挣扎。日本过去20年的教训是，经济发展切忌“一曝十寒”，切忌为短期“暴利”牺牲长期可持续发展，否则“一夜暴富”也只能是“黄粱一梦”，最终成为别人的反面教材。
前车可鉴，目前，围绕所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论战才刚刚开始，这场论战实质上是国际热钱对华发动“货币战争”的前哨战，或者说，是一场“现代金融战争”前奏期的制空权争夺战、雷达战和网络战。
因此，在2006年底2007年初，当人民币将大程度升值的舆论出现一边倒的倾向时，笔者撰写了七篇文章，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的真相。驳斥了目前正在盛行的关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的荒唐逻辑，即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是一宗“罪”，为了“赎罪”，中国必须将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并最终将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事实上，中国不仅无罪，美国更应感恩。如今一些美国人士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实乃别有用心———试图再次在亚洲发动一场“货币战争”，使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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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自由汇率背后的“伪自由市场”（1）
2007年一开年，为减少贸易顺差，人民币应该加速升值，浮动汇率区间应该扩大的言论声势日盛，正在动摇着中国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已经过去的1月，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到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升值，而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背景下，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舆论很可能紧接着将冲向前台。
中国既定的人民币汇率国策是稳妥而渐进。2006年6月26日，###总理明确指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在日前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有效监控”。
中国坚持以上原则至关紧要，但它也必然像海边的堤岸一样，遭受一轮又一轮热钱舆论的海啸攻击。此前，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已经至少遭受了两轮铺天盖地的舆论潮，但中国都坚守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并赢得了到目前为止有目共睹的成果。
然而，此情此景下，仅仅被动地坚守防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一种社会公众都能够明白的方法，用理性、透彻而直白的语言去摆事实、讲道理，讲一个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世界都有利的道理，去还原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升值的真相。
其实，“为减少贸易逆差，人民币应该加速升值”的论断，实际上是一个更长的逻辑链条中的一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自由市场制度就意味着金融资本（包括热钱）的自由流动和汇率政策的自由化；由于“人民币低估”，大量的中国商品流到美国，美国的金融资本却不能自由地按照市场汇率流到中国，则造成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美国大量的贸易逆差，又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由于中国企业赚回了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央行要给他们换成人民币拿回国内，则使中国被迫增发货币而形成货币流动性过剩，造成房地产和股市国内投资过热，经济过热；中国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对外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要进一步开放，以减少贸易顺差，对内必须加息，减少人民币的流动性……
这个看起来似乎强有力的逻辑链条，真的既合情合理，又能经受得住实践检验吗？
以上的整个逻辑推演有着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市场的制度”，但这个理论在西方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被用于拯救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之后，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所谓“自由市场”弱肉强食的危害性。
即使我们暂且假定“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是成立的，那么“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自由市场就意味着国与国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政策自由化”的推论也是片面的。
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自由市场”，那就意味着市场中的一切生产要素都是自由的，包括资本、技术、商品、劳动力等。如果资本是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那么技术、商品和劳动力也理应自由流动。
但现实的状况是，某些美国人士和经济学家们一面呼喊中国金融彻底开放，允许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但对于中国购买美国的先进技术却壁垒森严，对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常常设置“反垄断”和“特保”等障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全球的劳动力流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谓不遗余力地限制，除非是特别优秀的，符合美国标准的，能为美国创造高额剩余价值的精英，而对于普通的劳动者堪称严防死守。
即使在资本流动上，美国某些人士在提出中国放开短期资本项目的过分要求的同时，对于更加安全的中国对美实业投资，如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的投资项目却干扰破坏。
人民币自由汇率背后的“伪自由市场”（2）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国际资本自由化”的真相，是在蔑视劳动力、技术、商品等要素平等流动权利下的话语霸权。它之所以能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关键在于，相对其他要素的拥有者而言，资本的所有者，特别是热钱资本有着足够的金钱，去控制舆论，去推销自己的单边逻辑。其最终达成的目的是，通过不对等的单边舆论宣传攻势，误导目标国的决策者，以达成对于其他生产要素不公正的游戏规则，剥夺其他生产要素的受益人群的合理收入，乃至将目标国的财富积累席卷而去。
基于人类最基本的公理———公正而言，在发达国家仍然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流进的时候，请不要一厢情愿地指望中国对资本项目，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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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理论严重误导中国（1）
2007年1月31日，一场“被告”缺席的“审判”在美国国会上演。
美国议员里斯·多德等人“发难”，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美国财长保尔森则“辩解”。最后，保尔森称“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确实仍然没有做到我们想要的和他们需要的”，并自定目标，在其两年多任期内，“让人民币形成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由市场竞争决定的、自行浮动与定价的机制”。
其实，这种所谓一年一度的“汇率操纵国”的戏剧，对于中国并不新鲜。中国在加入WTO前，那时，戏的主题是“中国最惠国待遇”，都是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有人唱黑脸。在黑脸的法官面前，一个白脸律师担任“原告律师”，一个红脸律师再在他将要被判入狱的时候解救他，让“原告”感觉无比“侥幸”过关，让“被告”在心怀感恩中，不断加深“罪人”的暗示。
中国真的有“罪”吗？让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美国的价值观中，程序公正是非常神圣的，按照国际法理，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或汇率分歧，不论谁为原告，都应该依照国际法，由WTO来裁定，不可能由美国人既当“原告律师”，又当“被告律师”，更不能再当“法官”。
如果按照WTO协议，各成员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各种汇率制度，包括固定汇率制度，均无可指责的。换言之，在国际法的范围内，所谓“汇率操纵”罪名根本是不存在的。
从现实历程来看，人民币兑美元从1980年的贬值到1994年的，那时，无人指责中国汇率操纵，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小幅浮动汇率制度后，迄今（2007年2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约，人民币怎么反而被“操纵”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人民币坚守固定汇率，举世赞赏，无人认为低估，现在升值了怎么就低估了呢？
因此，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现实历程看，所谓人民币低估的汇率操纵之罪，根本是莫须有！
当然，有不少学者言之凿凿：按照国际贸易的经典———国际贸易中，贸易顺差国是受益国，贸易逆差国是受害国，将导致该国的经济增长减慢，失业率上升等恶果，这个原理已经成为“贸易顺差原罪论”者的教条。
撇开教条，经济学的本质是人的经济利益之学，它们都是由对现实经济现象的总结中提炼而来，都有它所发挥分析功能的特定时间、空间及人群条件，并必须得到现实的验证。从过去十年美国的现实来看，所谓经典的贸易顺差理论已经开始失效。其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攀升，从1995年突破100亿…167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019亿美元；美国的国际贸易总逆差也由1737亿美元上升到7258亿美元，但这十年中，美国的GDP平均增幅达到，平均失业率仅为，通货膨胀率仅有，完成了宏观经济学上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的黄金组合。
旧理论已失效，那就需要新的工具来分析。在笔者看来，如果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中利润的流向来分析，则完全可以解释。
目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主脉已变为美国投资———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原来美国生产一双耐克鞋的成本是20美元，现在转移到中国之后，离岸中国的成本价是4美元，其中，中国从国外采购这双鞋材料的成本价是2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是美元。
如果按照贸易额顺差理论，每双出口美国的耐克鞋，中国对美获得了4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是4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吃了大亏”。但从利润额流向的角度看，每双鞋中国仅得到美元利润，而这美元的利润，还是没有计算中国工人健康的牺牲、环境污染等长期成本。而美国呢？获利极其丰厚：一、由于生产基地转移中国，每双鞋降低成本16美元，降低成本或减亏从财务上看就是利润。二、耐克还可以在中国销售，每双鞋可以得到10美元的利润。如果按照中美新的经贸关系来看，双方的合作共产生了16美元的新增利润，美国获得了的新蛋糕，中国仅获得利润份额。尽管以上假定或有所误差，但毫无疑问，美国享用了中美新经贸关系产生的绝大部分新利润。当然，中国由此获得了GDP的大幅增长，也有新增利润，但利润非常微薄，毕竟是新增蛋糕，这也是造成中国GDP高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乏力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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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理论严重误导中国（2）
中国廉价的OEM商品给美国公司创造了大量利润，进而支持了美国公司股票价格，还给美国消费者巨大的福利补贴。而中国因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巨额外汇储备，又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金融资产，降低了美国人的资金利率，即资金使用成本，又给予美国政府和企业大量的利息补贴。
对此，美联储都不能不承认，2005年4月，它在一篇名为《汇率对美国进口价格的影响：一些新的证据》的报告中指出：美联储不必承受太大的通胀压力，而执行“循序渐进”的升息策略，中国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所以，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下，美国获得了最大的好处，远远大于中国。对此应该感恩的某些美国人，竟视此为中国的“罪名”。
他们摆不上台面的意图无非有三：一、以中国贸易顺差为罪状，通过反倾销和特保，最大限度地挤压中国制造已经非常菲薄的利润；二、美国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民储蓄率很低而无钱可借的情况下，迫使中国为美元贬值埋单，分担美国财政赤字；三、为热钱进出中国打通道路，在必要的时候发动一场“货币战争”，以比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大的声势，一举击溃中国的金融系统，将中国锁定在必须依附美国和西方金融的“制造车间”的身份。
中国崛起东方，对此不能不防！
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1）
2007年1月15日，商务部高官对贸易顺差表态，“要将解决贸易顺差作为今年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抓好落实”。几乎与此同时，商务部网站全文刊登了题为《外经贸发展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挑战》的报告，其“假定人民币低估15％”，称“到2007年底以前，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可能达到9％～10％”的预测，即2007年中国人民币可能升值4％～5％。
尽管商务部事后澄清该文仅代表商务部研究员的个人观点，但由于该报告在商务部官方网站刊登，发布者身份又是商务部的研究员，再加上与官方讲话非常巧合地同时发布，还是让市场理解为商务部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市场对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的预期骤升。结果此后半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果全年保持这种速度，则2007年人民币年将升值。
这一事件，将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关系的争论推向风口浪尖，而关键的焦点是，传统的国际贸易与汇率理论———本币升值，顺差减少是否正确。
在前文分析中，笔者已通过逆差国的案例反证了传统的贸易顺差与汇率变化理论在美国的失效。而在中国，该理论也同样是失效的。
首先，该理论在过去19个月中已被初步证明失效，即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至今（截止到2007年2月1日，以下同），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与汇率理论，中国对美外贸顺差应该相应减少，至少也应该降低一点，但遗憾的是，它没有给“信徒”们面子———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由2005年的1019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5亿美元，由2005年6月的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6月的145亿美元。
尽管如此，“信徒”们仍在辩称———贸易顺差没有降下来，那是人民币升值不够，升值6％不行，那就升值16％，甚至升值60％试一试。笔者倒是建议他们立即从书本回到现实，世界已经因“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变迁。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的经济贸易结构天翻地覆，已颠覆了传统贸易和汇率理论。此前，国与国的经贸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各国在本国生产商品和服务，通过进出口的方式提供给对方———在这种模式中，销售额和利润都附着在同一件商品上，属于同一家公司，同一国籍。但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设厂，跨国公司品牌的商品中，销售额和利润已经被分离，跨国公司通过OEM，不需要直接制造，却可以通过品牌授权等方式拿走更多的利润。在不需要标注“美国利润”的同时，销售额却变成了“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罪责”。
简单地说，当国际贸易中，商品的销售额和利润分离，分属不同国别的企业，原先建立在销售额与利润同一体上的传统贸易与汇率理论必然失效。
这种新的国际经贸生态是怎样形成的呢？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就像在长江上建了一个三峡大坝，上游的价格水位很高，下游的价格水位很低。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构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必然带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的上涨，随之而来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则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商品价格则出现下降趋势，以低价著称的沃尔玛的崛起正是把握了这一趋势。
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2）
目前，国际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基本结构，即随着美国制造能力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