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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加上渐进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冲突和矛盾自然是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得与失和观念的新与旧，不仅在部分人的头脑中融合成思想的迷雾，还在部分人的心头上暗结成情绪的冰雹。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悲剧最容易上演的时候，很多在体制的边沿上创新的改革实践者，一不小心就被送上“姓资姓社”的政治审判台。1987年发生在辽宁并轰动一时的所谓“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就是这种例子的典型。其实关广梅只不过是承包了几家公司，并取得了让部分人觉得不舒服的成功而已★。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掌握改革探索生杀大权的判官”——地方官员，他们意识观念的指向和实际行为的表现，在这历史骨节眼上就极为关键。中国的南与北、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不同地方后来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大致可以从这个阶段地方官员在表现上的分野看出。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虽然是中国各地政府官员头上“共同的雨伞”，大家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旋律和节拍，但是如果把体制内的官员都比喻成大象的话，浙江的地方官员显然是一群能够跳舞的大象。
而楼忠福所遇到的一批官员，郭懋阳、童德成、吕朝昀等更是“能够跳华尔兹的大象”。楼忠福个人的成长、成熟以及东阳三建发展中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他们的引导、鼓励、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新旧观念激烈碰撞、“姓资姓社”还相当有杀伤力的20世纪80年代。
郭懋阳可以说是楼忠福在体制内的启蒙者和领路人，是他发现了楼忠福这匹改革年代的“黑马”，也是他的赏识与支持把“黑马”送上改革的竞技场。楼忠福能够在精神意识上脱胎换骨、在体制文化中“洗脚上田”、在风高浪急时不沉入海底、在功成名就后不阴沟翻船，或多或少都得益于这位“导师”的调教。
郭懋阳是一个清醒的共产党干部，他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企业、一个改革实践者责备求全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那些乡镇企业和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郭懋阳是属于有点“脾气”的官员，而不是以追求“政治正确”为最高目标的干部。他坚定地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的地方官员，必须用开放的态度对待探索和实践，不能总以老一套观念和标准来衡量新事物，哪怕是顶着压力也必须这样。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可能不面对各种看法和言论。
作为金华市委书记，郭懋阳当然不可能直接过问楼忠福企业经营中的具体事务，他主要以提醒、督促、鼓励和必要的保护等方式来表达他的支持。他曾对别人说：“我对东阳三建，对楼忠福，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要说领导对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东阳县和吴宁镇的领导，他们真正是为东阳三建做了不少具体工作。”郭懋阳所说的领导就是东阳县（1988年撤县改市）县长童德成和吴宁镇书记吕朝昀。
1987年，宁波市一位负责发包工程的官员被查出贪污问题，宁波建委利用这次机会对外地工程队下令清退。因为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一名副队长牵涉到这宗贪污案，所以东阳三建也成了被“驱逐出境”的对象。这种“一刀切”的处理办法，是中国行政中常见的手法，而在地方上，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化心理。
面对被赶出宁波市场的命运，楼忠福作为公司负责人除了作出相关应对外，还必须寻求体制力量的支持，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效、最主流的对话还是体制渠道的对话。一个外地的乡镇企业与一个市政府之间的对话习惯还没有形成，所以作为东阳县长，童德成亲自出马到宁波找相关部门协调和求情。经过各方努力，后来东阳的农民子弟们总算避免了被逐回家的命运，而东阳三建也因此保住了宁波的滩头阵地。
宁波清退风波刚过，东阳三建在杭州又因一项工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遭遇整个公司“减少一半施工面积”的处罚。童德成再次出马，风尘仆仆地去找杭州建设管理局的官员解围。几千东阳建筑民工的就业问题和一个乡镇企业的发展，再次因为县长“能跳华尔兹”而逢凶化吉。东阳三建虽然属于集体企业，但一县之长为一个企业的具体问题出面求人、四处奔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其他省可能并不多见。但是在浙江，在金华和东阳，这样“能跳华尔兹的大象”却不在少数。
东阳县城所在地的吴宁镇镇委书记吕朝昀也是这样一头“大象”。不过作为直接面对中国最底层民众的最底层官员，作为东阳三建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吕朝昀不仅会“跳华尔兹”，有时候还得“跳迪士高”。
尽管东阳历史上有活跃的手工业传统、在民国期间也经历现代工商业的文明洗礼，但是毕竟工业化并没有在东阳实现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仍然像中国绝大多数的县一样，基本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观念以及农业文明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村民百姓的头脑中。这些在历史演变中积淀而成的传统性格，虽然有很多合理和优秀的东西，但是与市场化改革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也十分明显。比如大村欺负小村、大姓欺负小姓的旧俗，以及用武力械斗的方式处理矛盾和纠纷的风气依然根深蒂固，鼓励创新、包容差异的多元意识和超越血缘的契约精神仍然缺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合作秩序的扩展”就难免磕磕碰碰了。
浙江大象能跳舞（2）
有一次东阳三建让吴宁镇一个村庄的拖拉机队（属于集体所有的运输队）拉沙石，事前双方说好一台拖拉机拉一趟的运输费是10元钱。不过双方并没有签合约，合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尚不流行，因为双方都是本地人，不签合约本也不奇怪。但是这村庄的干部在拖拉机跑了几趟后提出要提高运费，从10元提到15元。
东阳三建施工队自然无法接受这个提价，所以让别的能够接受这个价钱的拖拉机队来干。可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却把路给堵上，把那些外村的拖拉机都包围起来，并扬言谁敢把沙石拉进来就打谁。因为工程所用的土地是从这个村庄征来的，进入工地必须经过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意气十足，摆明要强逼楼忠福接受自己的出价，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楼忠福承包东阳三建后赚了大钱。从小就敢于打架、习惯打架的楼忠福，这个时候显然没有成熟到把旧毛病都根治了的程度。他觉得这是明摆着欺负人，在知道情况后，立即火冒三丈。他跑过去把被包围的拖拉机发动起来，然后说：“没有人敢开，我来开。谁敢挡路就撞谁，大不了就赔钱。”然后就把拖拉机“哒、哒、哒、哒”地开了过去★。
如果大家都来硬的，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继续下去一场械斗就不可避免。所以楼忠福审时度势，采用软的办法，请村干部吃饭说理，可对方仍然咬着15元的价钱不放，并放出话来“要斗到底”。楼忠福把情况向镇政府汇报，镇委书记吕朝昀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出面做工作，但对方仍然不依不饶继续以阻挠施工来要挟。就这样拖了两个月，最后吕朝昀惟有动用派出所的力量来开道，并坚决表示“再无理取闹的，来一个抓一个”，事情才算了结。
除了在这一类带有基层特色的“磕磕碰碰”中维护秩序之外，吕朝昀对东阳三建和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维护一个“自主经营”的发展空间。做到这点虽然只要“无为”就可以了，可是对于习惯了“无所不为”的全能观念的“婆婆”来说，能够不去干预自己可以干预的集体企业，却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他以身作则的清醒，还需要众多的“婆婆”不去“上山摘桃”，否则“树”还未长成就搞得满地都是“残花败柳”了。
体制内力量的“正作用”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下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始终只是一个“必要”而非“充要”的条件。就像一片树林和一个林地看守者的关系一样，看守者的看护固然重要，但树林到底能够长多高多大，只能由树木的基因决定，看守者是无法“拔树助长”的。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个人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楼忠福本人的企业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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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绣花功也有劈柴力（1）
接受体制、融入体制所解决的只是外部障碍和阻力的问题，一个乡镇企业能不能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是外部力量能够解决的，不然在计划体制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就不会有人心涣散、效率低下的问题。
楼忠福1984年的上台并不十分名正言顺，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争议，而且文凭不高、资历不深，他凭什么去收服人心、凝聚士气，激发团队的战斗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得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中去寻找。
1985年，楼忠福到武汉检查在江北铸造厂的工地。听完施工队长的情况汇报后，楼忠福感觉很不错，工程进度、质量和收支情况都让人满意。他好好地表扬了一番那个施工队长，然后跟他到工地各处转转。
走着走着，突然楼忠福收住脚步，目光停在两个工人身上。那两个工人正从宿舍里抬着一块床板走出来。楼忠福觉得奇怪，就问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也说不知道。
这时候工人走到了他们跟前。当时是初夏，武汉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工人的衬衫没有扣上，一阵风过来，把衬衫吹开了，楼忠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过去接过床板，然后用力将床板往地上一顿。队长此时才发现了满地的木虱，个个都吃得饱饱的。
楼忠福撩开工人的衣服，指着满身的红斑对施工队长说：“队长，工程质量你够重视了，可是这些兄弟们的睡眠质量可一点都不关心啊！你看看，咬成这样，还能睡好觉吗？你可别忘记，工程质量出自他们手上，他们的睡眠质量有保证了，工程质量才有保证呀！” 楼忠福批评了队长后，下令放假一天，让工人清理宿舍卫生。同时告诫施工队长，从今以后不但要管好工程质量，还要管好工人的生活条件，两者都是责任，都不能失职。楼忠福回到东阳后，很快就在公司管理条例中加入了一条：凡施工队长不关心职工生活条件、漠视职工困难的，职工可以直接向经理楼忠福反映★。
这件事很小，但情却很重。楼忠福收服人心、凝聚士气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润物无声的“情节”开始的。但感情的付出，不仅需要细微处的关心，更需要有大肚能容的气量。
施工队长楼为民是个年轻的老建筑，业务水平很不错，脾气也好。楼忠福上任后很信任他，让他率领队伍承建江西的一项工程。可是工程竣工后，一结算才发现亏损了20万元。楼为民自知责任重大，请求楼忠福处罚。
但楼忠福并没有气急败坏地处罚他，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他拍拍楼为民的肩膀说：“人总有跌倒的时候，总结教训，继续前进吧。”接着他又把江西的另一项工程交给楼为民。
楼为民本想戴罪立功，回报楼忠福上次的宽大处理。可这次还是出问题，工程本来不亏，可工程有一处地方存在质量问题。对方虽然还没有提出返工的要求，但楼忠福知道后，立即下令返工，宁可损失经济利益也不能损失公司信誉。
这回楼为民受到了降职和罚款的处罚，心里难受，情绪也很低落。但楼忠福并没有对他失去希望，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并鼓励他重新爬起来。可是当楼忠福到他的工地检查时，发现他竟穿着拖鞋、抱着儿子在晃荡，一副在村头巷尾休闲的村夫模样。楼忠福很恼火。他想，虽然大家都是农民出身，有些村头巷尾的习性自然难免，可是施工队长毕竟是一个工地的头儿，如此闲散形象和随意的做派，如何管理得好一个工程？！
果然，这又是一个亏损项目。楼为民难过得掉下眼泪，楼忠福也很伤心。但楼忠福还是没有骂他，当然也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体现楼忠福待人接物重感情、有气量的例子还很多，不过现实难题的复杂程度，有时候并不是感情和气量这副“滋阴降火的中药”能够奏效的。就像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改革开放既然也是一场革命，很多事情就不可能是简单的是非对错了。此种局面，不仅考量一个人的情商，还得考量一个人的智商。
1985年中，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镇政府决定将另外一个乡镇企业——卢宅工程队并入东阳三建。这是那个年代一宗典型的“拉郎配”，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要让东阳的建筑业迅速做大做强。红头文件已经发下来了，可是两支队伍并成一家，并不像两碗水倒在一起那么简单。尽管两家企业都是“政府婆婆”管得着的“媳妇”，但毕竟大家素来是两个团队，各有各的五脏六腑。
因为这是一起拉郎配的“婚姻，所以在程序上是先“结婚”然后才“谈恋爱和柴米油盐”。楼忠福充分估计到这个局面的复杂和困难，所以“结婚”之始，就把三建公司第一副经理的交椅安排给原卢宅工程队的蒋经理。原卢宅工程队其他骨干人员也都得到相应的重用，原来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也被安排到三建管理委员会理事的位置上。
可是到边“谈恋爱”边“谈柴米油盐”的时候，蒋经理和原来卢宅的骨干们多少都有些不大适应，毕竟现在是“嫁入”东阳三建，很多事情都不再由自己做主了。两家公司清算家底和资产重组的计划公布后，蒋经理和原来的部下的不悦情绪更明显了。楼忠福看在眼里，但不放在心里，他依旧和颜悦色。
既有绣花功也有劈柴力（2）
他平心静气地跟蒋经理说：“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一副经理，公司的总体情况也应该尽快熟悉。公司正在开拓上海的市场，我想明天我们就一起去上海看看那里的工地进展情况，顺便考察考察上海的市场。你看怎样？”
蒋经理是个爽快人，楼忠福这么客气地安排差事，他也就满口答应了。两人出发去了上海后，公司的资产账目清理工作也随即开始了。但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觉得不妥——为什么公司两个头儿都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清理账目呢？所以等到三建公司的人员要过来接管账本的时候，孔科长自作主张地将卢宅建筑队的大门锁上了。
一边要清账，一边却大门紧锁，气氛立即紧张起来。楼忠福在上海接到电话后没有和蒋经理商量，就命令先贴一个公告出去，宣布撤了孔科长的职位。
大斧头劈柴，势如破竹，这下没有人再阻拦。大门打开了，账本也顺利移交了。
楼、蒋二人从上海回来后，这些“柴米油盐”的清理工作也结束了。蒋经理没有说什么，只为孔科长求情，楼忠福也顺水推舟，恢复了孔科长的职务。
“新婚”的磨合期总算过去，但楼忠福也跟蒋经理把话说明了：“你现在是第一副经理，有职有权，公司的事情说话也算数，但是公司的财务和工程合同还只能是我一支笔，当然我会跟大家商量的。”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后来问题又出来了。毕竟蒋经理原来身边那批“骨干旧部”都在三建内部了，大家朝夕相处难免会把眼下的“婚姻生活”跟过去的“独身日子”相比。人都是脆弱的，牢骚的话多了，不良情绪便要“开花结果”了。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的抑郁情绪，终于在蒋经理原本爽直单纯的内心发芽生根，然后又开花结果了。
楼忠福早觉察到了这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说。他很了解蒋经理的个性，知道他是一个专业型的人，不是一个善于在人际间周旋的人。他打算过了春节就让蒋经理去宁波，直接抓宁波工程处的工作。因为他对技术、施工等业务都很在行，波折颇多的宁波阵地当时也确实需要他这样能担大任的将才临危受命。楼忠福这样安排，也是想让他离开总部这块容易怀旧的旧地，远离那些爱唱“后庭花”的旧部。
当楼忠福正要跟他商量此事的时候，蒋经理却先找过来了。“忠福，我决定不干了。”楼忠福并没有接受他的请辞，也不拒绝。“兄弟，就要过年了，有什么打算过了年再说。”
过了大年，趁着正月新春的喜庆气氛，楼忠福从公司要了一辆车，并请了镇里的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四人一起，去给蒋经理拜年。这天正好下了大雪，蒋经理打开门一看，都是领导和上级，很受感动。
如此盛情厚礼，又值新春喜庆，爽直的蒋有多少不开心，也都一下烟消云散了。所以当楼忠福挽留他，并跟他商量要让他去宁波独当一面的时候，他也不好一口回绝了；加上几位领导也在一旁开解和劝说，蒋经理也就不好再“拧”了。
楼忠福看火候到了就举起酒杯说：“我相信兄弟你是个人才，三建公司需要你这样的将才。今天镇里领导都在这里，你既然给领导面子，也给我楼忠福面子，那大家就继续一起好好干。来，我们干了这杯！”
“叮”，楼、蒋二人的酒杯碰到了一起。
春节的假期过完后，蒋经理再次回到公司。相关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动身的日子也定下来了。可是快到出发的时候，他再次变卦，跟楼忠福说不去。楼忠福再次挽留，但他还是决定离开。
他去了另外一家建筑公司，仍然做第一副经理。可是这个公司却接连两年都亏损，实在撑不下去了。蒋经理只好离开，再次另谋出路。楼忠福知道了他的处境，也知道他有回头的意思，只是不好开这个口罢了。
这时候，楼忠福又主动来了。他向蒋发出邀请，说三建需要他，也欢迎他。蒋也总算放下了心理包袱，回来了。
“楼总，真不好意思。”
楼忠福一拳打在对方肩膀上。
“兄弟这么说就见外了，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过去的就过去